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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赵楚：中国没有准备好面对恐怖主义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5-22-2014 15:30
标题: 赵楚：中国没有准备好面对恐怖主义

中国没有准备好面对恐怖主义
(2014-05-22 20: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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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附识：这是昆明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我写的一篇小文字，谈到我对当前中国恐怖主义威胁的看法，以及中国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一些问题。自昆明以来发生的多起严重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对本文涉及的一些看法提供了新的验证。有兴趣的朋友们请批评。谢谢。】

云南植物繁茂，鲜花盛开，省府昆明花团簇锦，美景美食，素来为我国人民格外喜爱的旅游目的地，但突如其来的血腥恐怖袭击风暴却刹那改变了人们对春城的印象。3月1日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恐怖袭击事件杀死数十人，杀伤远超一百人，这一事件袭击者手法之残忍，行凶后果之惨烈都是前所未有的，堪比在纽约、莫斯科、孟买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同类攻击，质言之，本次袭击超越了传统的社会暴力范畴，是当代中国遭遇的一起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事件发生后，从新浪微博等主要社交媒体看，除关心和交流有关现场的情况之外，绝大部分人都表达了对恐怖暴力的谴责，对受难同胞的哀悼和关爱，更有朋友倡议保持冷静和克制，勿使袭击者挑动民族仇恨的意图得逞。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然而，更值得讨论和思考的是，从报道情况看，计划和执行本次卑劣袭击的人仅使用冷兵器，在城市最典型的公共场所行动，就造成如此严重的杀伤效果，并且行动后还能从容逃逸，这与此前我国各种官方媒体对城市处置突发事件的演练宣传是不符合的；而且，有最近搭乘航空和铁路工具旅行经验的朋友都知道，火车站与机场都是安全布控很严密的地方，也是历来警力较雄厚的地方，不可讳言，袭击者发生后到警方力量的就位和处置是并不算及时和得力的。这背后提出了严肃的问题：中国当代社会对类似昆明袭击这样的恐怖主义作为做好准备了吗？

长期以来，我国官方媒体虽有对恐怖主义行为的高调谴责，但对我国面临的具体恐怖主义威胁形势却鲜有清晰的报道和分析。本次袭击发生后，就在家家泣血，举国浩哭之际，国家最高公共新闻平台CCTV几乎马力全开追踪乌克兰局势，专题节目，专家评论，现场记者，等等，彷佛这家电视台不是中国的央视，而是乌克兰央视，而与此同时，关于昆明的震撼性恐怖袭击悲剧的消息和讨论却只能在微博等有限的地方进行。已有媒体人士证实，有关报道的禁令已经下达，规定只能使用所谓通稿！有媒体人悲观地预言，2日的国内媒体头版将不会有醒目报道。其实，稍有记忆的人应记得，历来关于恐怖袭击事件，在我国公众视野中都是云山雾罩的，只有绝不姑息、严厉打击和坚决彻底一类的空虚誓言，而就在这些誓言不绝于耳之际，这起全球瞩目的大袭击发生了可有关部门还是丝毫不会更改鸵鸟式的自欺欺人政策。

今天必须明确地说，一个面临如此严重恐怖主义威胁的社会，对攸关切身安全的重大威胁严重禁绝公共讨论和新闻追索，这本身就是一种十分恐怖的现象。恐怖主义不同于一般的严重暴力治安犯罪，甚至与大规模的犯罪浪潮也不是一回事。从俄罗斯到美国，到巴基斯坦和其他地方，今天人们不应再有任何顾忌和怀疑，恐怖主义威胁是一种针对社会全体的非传统国家安全威胁。更直白来说，恐怖主义袭击就是战争，当一个社会面临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这是对总体安全的威胁，不仅威胁到受残害者部分人群的局部威胁，而是一个针对社会、生活方式和总体国家状况的总威胁。在这样的威胁面前，官方控制的媒体靠宣扬自我赞美的警方威武形象，靠自欺欺人的空洞决心显示，更进一步，靠压制和取消公众与社会的共同关注、讨论和意见交换，是不可能真正应对这种威胁的。毋宁说，讳疾忌医和定于一尊的所谓宣传政策实际上正是恐怖组织所希望的和需要的，因为，这使恐怖威胁的严重性大大被社会忽略，从而也为他们更多的屠戮和行动赢得了空间。

“911”之后，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成为全球许多国家的内外安全中心课题，而各国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在我国媒体也多有报道。全球主要智库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成因、传播和行动特点进行了汗牛充栋的研究，但这些研究中，我国学者鲜有身影。在隐隐约约的我国恐怖袭击报道之后，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程度、国家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基本机制、力量、战略及运用，公众基本上一无所知。在这种对公众的保护性信息屏蔽过程中，社会有一种不自觉的侥幸心理，觉得那些触目惊心的他国恐怖袭击画面离自己甚远，中国在媒体盛世的每日颂歌声中是国际恐怖主义潮流的一个孤岛，一个例外。即使今天在昆明袭击的血痕里，这种麻木和错误的侥幸心理依然处处可见。人们不敢正视的严峻现实是：昆明火车站同胞的鲜血和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最清晰的信号：中国现有反恐政策、机制、力量部署与运用无力预防和应对类似大规模恐怖主义袭击。面对恐怖主义这种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新兴安全威胁，中国社会几乎是赤裸的羔羊。这是事后任何主旋律的弘扬都无法掩饰的血色现实。那种把丧事变成喜事的传统官僚套路实际上是对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的亵渎，也是对公众和同胞的严重误导。

20年来，大家熟知的一个事实是，各级政府在警力和维稳方面的投资实属天文数字，据称最高时年平均数值超过国防军事开支。而维护稳定则一直是指导和决定各种社会政策的核心观念。从全国和各地的历来报道看好，各种特种警力与装备耀人眼目，如此巨额和持续的资源投入应该能保证人民与社会的起码安全，问题是，昆明的袭击证明了这些投资的无效。如此大规模袭击威胁，反恐部门没有根据事先的情报搜集和分析予以消除。如此大规模袭击牵涉的计划、招募、训练、派遣和装备，这牵涉国内诸多地区和环节，牵涉境内外通讯、联系和任务下达等，但所有这些，都完全在人员庞大、部门繁多和资金雄厚的防反部门的视野之外。可见这些年来，那些耗资巨大的部门除了做一些为渊驱鱼、为虎作伥和扰民添堵似的假动作，并没有把恐怖威胁当作严肃的国家安全威胁对待，而现场恐怖分子逃脱的现实显示，即使在昆明这样的地区中心城市和火车站这样的重点保防目标区，恐怖分子也可以来去自如，现有反恐兵力和训练根本不具备适应性与针对性。

在本次袭击发生后，持有一般警用枪支和装备的当地派出所英勇出击，有多名警员在与袭击份子的战斗中无私无畏，体现了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牺牲精神，但必须看到，主要职责为日常治安维持的基层警方在应对大规模恐怖主义袭击时并不是适用的力量。而平时媒体上形象光鲜的各种宠儿式特种分队，与他们在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集会居民时的无敌效率相反，编制的分散和无针对性运输载具，以及对可能战术情况的不熟悉，在实战中并无期待中的有效表现。恐怖分子的目标在于无分别地最大限度攻击毫无防护能力的和平居民，显然具有相应的战术设计和进攻演练，而且本是抱着自杀式攻击的坚决决心，对付这样的攻击，其跨地区、乃至跨国的防卫必须要相应国际化的情报保障，以及具有同样统一和跨地区的力量部署、战术设计、指挥和通勤运载系统，以这样的统一系统运用分散驻防和备战的特种力量，再以这种防反力量体系为核心，融合当地日常的多级配备的兵力和警力。从本次袭击的初步情况看，我国虽然投入了天文数字的维安资源，但距建成和保有这种有效的情报、预防、打击和响应的一体化力量，尚相隔万里。

问题是，在我国这种安全决策极度封闭化的环境下，安全系统和力量本缺少有效的多元监督体制，如何有效调反恐战略，整合和配备有关力量，历来属于讳莫如深的禁脔，因此，此次袭击所体现的体制性无力能够引发多大的社会反思，到底能在有关情报、机制、编制体制和战术方面引起多大的变革？这一切都尚在无法乐观的未定之天。也许，观察有无这种深刻和迫切反思的唯一指标是，在那种泛泛的”敌对势力“文革式推口话之下，人们可以观看到底有多少，以及什么层级的官员会因而被问责，或引咎辞职。在中国现执政党的政治理念体系中，强力的社会压制是解决一切政策课题和应对时代挑战看家法宝，20年来各种加强专政机器的努力变本加厉，本次惨烈的恐怖袭击应该令社会明白，武装到牙齿的专政机器不能应对当代恐怖主义安全威胁，而缺少全面的社会动员和参与，缺少开放的信息环境和公共意见的严肃交换，当我们的社会因权力有意的作业而陷于组织上和意识上分裂的状态，我们是无法面对大规模恐怖主义战争的威胁，及其难以预料的严峻历史后果的。

最后，从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到昆明火车站，从历来零星的有关报道看，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恐怖主义威胁均有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东突分离主义背景，同时与涉及维吾尔民族的新疆局势有关。截止目前，虽然不时传来有关新疆局势的消息，但这些事关维护统一国家的千年大计，在各种公开媒体上都是言论的最严厉禁区。权力者的讳莫如深黑箱决策传统和自我赞美的声音持续高涨之下，人们听到的，或者是经济发展的一厢情愿片面声音，或者是敌对势力的不容分辩的严苛。人们听不到维族人在牵涉自身利益的问题上的声音，看不到预示危机和危险的社会信号，从来就没有哪怕是他人错误和少数的声音，也能够真诚倾听与面对的格局，甚至连公开宣示理性和对话的声音也要予以压制。维族人权和经济公平等话题内地主流媒体从无涉及，而公众对真实的新疆生活更是所知有限，包括维汉各族人民在内的新疆居民在利益的感知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能回避的。极端分析和处心积虑发动恐怖主义战争的一小撮人正是因此得到利用之机，从而可以不断激化对抗的路线，得到源源不断的后备人员，并假借宗教和民族利益名义进行罪恶的勾当。

无可讳言，超高压的专政态势与恐怖主义威胁的兴起是具有相当正相关关系的。当代中国要对正在到来的恐怖主义威胁进行釜底抽薪式的迎击，单纯的经济和专政交互为用政策必须停止，而代之以民权和法治优先的观念，最终，在宪政的国家认同基础上建构和巩固统一国家认知，而这些都意味着必须把恐怖主义袭击威胁当作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总体威胁来看待，从而思考和启动全局性的体制与制度转型。与新疆等所谓民族自治地方有关的中国当代恐怖主义威胁是过去民族和地区政策的一个恶果，而那些可以追溯到斯大林苏联和中国帝制时代的有关政策是过去总体制度的逻辑衍生物。无论昆明的鲜血，还是高加索山区与前南地区的鲜血，都已经表明，不改弦更张，其现实和历史的后果是任何希求共同明天的社会所不能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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