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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左与右：40年后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7-1-2014 10:18
标题: 左与右：40年后

左与右：40年后 (2014-06-24 14:39:57)转载▼
标签：罗斯巴德思想史自由主义政治理论
作者：罗德里克·龙

译者：程晔　周薇娜

【罗斯巴德纪念演讲，2006年奥地利学派会议】

我深感荣幸，能在罗斯巴德思想研究的世界中心-米塞斯研究院，发表罗斯巴德纪念演讲。第一次读穆瑞·罗斯巴德的《自由的伦理》和《为了一种新自由》，是在我的大学时代。那时，我和室友争论罗氏所有权转让理论优点（耶，我们是极客）。当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我能在这个场合向他致敬。

据我所知，在罗斯巴德纪念演讲者中，我是第一个从没见过罗斯巴德本人的人。想到这一点，我很震惊，也有点难过。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遗憾，而且也郁闷地提醒我们，自由主义运动中每一个人都认识穆瑞·罗斯巴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然而，“郁闷”似乎是一个与罗斯巴德毫无关系的词。我翻阅罗斯巴德档案，找到一份1936年，他四年级老师写的报告单。老师写道：“穆瑞看上去极其欢乐，有时很难在课堂上控制自己的举止。他必须学会在集体里控制自己的行为”。无论以什么标准看，他都从未改变。

今晚，我想讨论罗斯巴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正巧写于40年前，它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思想发展。1965年，罗斯巴德创办《左与右》杂志－《自由主义论坛》杂志的前身，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主题社论－《左与右：展望自由》。【注1】（顺便说一句，原版的《左与右》和《自由主义论坛》杂志可以在Mises.org下载）。【注2】罗斯巴德的文章写于越战初期，随着新左派崛起，自由主义者和保守党之间的旧联盟开始瓦解，他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自由主义运动，追踪过往，展望未来；他呼吁自由主义者更好地认识自我，并以此重新思考他们的政治归属和政治联盟。

首先，让我把罗斯巴德的《左与右》与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赫伯特·斯宾塞的《新托利主义》放在一起对话。【注3】斯宾塞的《新托利主义》早《左与右》80多年。乍看之下，两篇文章似乎针锋相对：斯宾塞告诫自由主义者提防左派，并打开与右派结盟的大门；而罗斯巴德警告自由主义者提防右派，并建议与左派结盟。更何况，罗斯巴德明确点斯宾塞的名，并认为斯宾塞对他自己抱怨的意识形态混乱负有责任。但从更广的意义看，我们可以把罗斯巴德《左与右》中的观点，看成是对斯宾塞《新托利主义》的逻辑发展。

1884年，斯宾塞写道，“现在，多数打自由党旗号的人，其实是新型的托利党”。为支持这一说法，他提醒我们注意“这两个政党的源头是什么”。

“起初，在两个政党得名之前，他们分别代表两个对立的社会组织类型，大致可分为军事和工业两个类型。两者的典型特征：一个由身份地位主宰...另一个由契约统治......两者可以分别定义为－强制合作的体系与自愿合作的体系。第一种体系，其典型代表是强制征募的军队。军队中，各军衔单位必须服从命令，如有违反则处以极刑。军中按人为指定的比例分配食品和衣物；第二种体系，则以生产商、经销商为代表。他们各自同意，按约定金额交换特定的服务。如果不满意，可以随自己的意愿辞职离开。”

也就是说，托利党的传统一直是主张等级和强制，而自由党则历来倡导自愿结社和自由交易。

在《左与右》中，罗斯巴德也是这样区分的：

“西欧发展出两大政治意识形态：一个是自由主义：希望之党，激进之党，自由之党，工业革命之党，进步之党，人性之党；另一个是保守主义：反动之党，渴望恢复旧秩序的等级制度、国家主义、神权政治、奴隶制、和阶级剥削的政党。政治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在意识形态谱系上，自由主义极‘左’，保守主义极‘右’。”

罗斯巴德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本来是左翼立场。他无疑是正确的。伟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巴斯夏坐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左侧，与无政府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同坐。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反军国主义，保护劳工与消费者反对大企业等等，许多我们现在当成典型的左派目标，原先都由激进自由市场主义者信奉和推崇。

那么，政治谱系发生了什么？斯宾塞和罗斯巴德各自以不同的历史观点，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斯宾塞的着眼点是：左派是怎样与国家主义结盟的？罗斯巴德也关心这个问题，但他把重点放在另一个角度上：自由市场－自由主义者是怎样与右派结盟的？

我们先说斯宾塞的结论：

“自由主义越进入权力，强制性立法就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 ...我们如何解释这种广泛的思想混乱？它导致自由主义抛弃他们早期增进公共利益的方法，背道而驰地去追求显然的公共利益？...我们可以理解自由主义迷失自我的困惑，以及那些误导它的政治措施的起源－－正如我们所见，就是以显著的外部特征，而非其内部本质，对政治措施进行归类。在大众，以及那些有公众影响力的人眼里，过去的自由主义者带来了哪些改变？正是解除了人民所遭的罪....这就是他们共同具有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质，....自由主义政治家及其选民，开始把增进大多数人福利视为自由主义的目的。混乱因此产生。早期自由主义措施共同的显著特征，是增进公共利益（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通过放松管制来实现的）。后来发生的是，自由主义者不再认为：公共利益的增进可以间接地通过放松管制来实现。他们想要直接达到目的。而为了直接达到目的，他们采取了与起初彻底相悖的手段。”

简而言之，斯宾塞的分析是，自由主义者简单地以其表面效果（大众利益），而不是其核心本质（自由放任）来定义自由主义，故而开始认为，任何以大众利益为目的的政策就一定是自由主义的，无论是通过自由主义的传统－自由放任，还是背道而驰的保守党传统－政府强制。总之，自由主义变成：用保守的手段去追求自由的目的。

罗斯巴德在《左与右》中，对国家社会主义做出类似分析：

“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惯于把社会主义看成与自己截然相反的信条。然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应为当今世界自由主义者严重的思想迷惑负责。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保守主义是自由的对立面；而比保守主义“左”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场混乱的中间道路运动。它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间道路，因为它试图用保守的手段去实现自由的目的....社会主义接受工业体系和自由党的目标－－自由、理性、社会流动性、进步、提高大众生活水平、终结神权政治和战争。在这些方面它与自由主义相近而与保守主义相违。但它试图用中央集权、中央计划、公有制等不相容的保守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

自由市场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与斯宾塞同时代的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念－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分歧，不在于目的而在于手段。莫利纳里在1848年的《致社会主义者》中写道：

“我们是对手，但我们彼此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经济学家【比如，古典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目标是什么？它难道不应是这样一个社会－应该生产尽可能丰富的各种物品去维持并点缀生活，并且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那些付出劳动的生产者？...不同的，只是我们沿着不同的道路去实现这个目标....你为何拒绝与我们并肩走自由之路呢？ ...你若能醒悟，认清那个折磨社会的恶魔的真正来源，以及拯救之道 ...你就会成为我们的一员。【注4】”

大家都为寻求自由的目的，而保守主义的手段却逐渐取代自由主义的手段，究竟是什么促成这种转变？难道仅仅是斯宾塞所认为的，“智力层面尚欠发达”的人类天生倾向于依照“外部特征”，而非“内在结构”来对现象进行分类？罗斯巴德认为有另一个因素：“放弃自然权利和‘高级法’理论，转而拥护功利主义”，罗斯巴德认为，只有谴责侵略本身是不正义的，而非仅仅不合宜的理论，才能“在现行体制之外打下激进的根基，以挑战现状”，并提供“自由主义斗争所必要的紧迫感”。对此我们补充一点，只有非功利主义的理论才能从原则上区分消极和积极权利，因为在功利主义者眼里，重要的只是最终结果，至于是用加强还是解除管制的手段则无关紧要。既然斯宾塞也可归入功利主义者，所以他没能指出这一点并不奇怪。

罗斯巴德补充道：自由主义阵营内更致命的一个倾向，是斯宾塞和其他志同道合的自由主义者转而接受演化渐进论学说，即“经过千百年无限渐进的演变”将最终走向“号称必然的个人主义阶段”，而此过程欲速则不达。这导致自由主义放弃“斗争、激进的信条”，转向“疲惫的后防行动，以对抗十九世纪后期日益增长的集体主义”。

因此，那些积极行动者们受其引导，抛弃旧式自由主义，投身于更积极主动的国家社会主义版本；而那些拒绝沦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自由主义者，则发现自己倒向那个悲观反动的传统保守主义世界观。一种新的政治谱系，或者说一种新的解读政治谱系的方式开始成型：国家社会主义在左，保守主义在右，曾经的自由主义者们分道扬镳，志向各异各奔东西。

在罗斯巴德看来，演化论自由主义者“短期内什么都没法改善”的渐进主义论调，跟保守主义者“一切都日况愈下”的悲观论调简直不拍而合；自由主义者采取“疲惫的后防行动”的部分动机，就是因为他们深信：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历史的趋势通向国家社会主义。但罗斯巴德认为，这种悲观主义是基于对经济学和历史的误解。国家社会主义注定会失败，因为

“无论何地，民众都已决定，要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要求自由的承诺，而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处处都无法满足这些目标....只有自由，只有自由市场，才能组织并维系一个工业体系。人口越膨胀、越爆炸，工业经济的运行越要不受限制。随着工业体系的发展，自由放任与自由市场的必要性越来越明显，逆其道而行将导致崩溃和经济危机。在一个全面推行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国家主义的危机格外显著尖锐。因此，国家主义不可避免的崩溃，首先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即共产党）国家醒目凸显。社会主义的内在矛盾冲突最一览无遗。它拼命试图履行其宣称的目标：工业增长、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并最终消亡国家，却越来越无法用集体主义的手段达到这些目的。因此，社会主义的崩溃无可避免...因此，越来越多共产党国家被迫从根本上去社会化，并将最终走向自由市场。”

是的，那是罗斯巴德在1965年，预测25年后共产主义的垮台。

斯宾塞不看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联盟的前景，并在《新托利主义》一文的结尾表达他的疑虑：

“不用等到旧的保守党消失，新型的保守党就有可能出现....自由党已经开始推行强制性立法，而保守党也仍未放弃。尽管如此，自由党的立法对公民施加如此之多的强迫和管制，以至于一些深受其害的保守党也渐渐开始出来抵抗，....这样，如果事态按照目前趋势发展，也许不久后，保守党就能真的成为自由的捍卫者；而自由党则为了追求他们自以为是的大众福利，将自由践踏在脚底。”

斯宾塞显然愿意给保守党一个机会，他加入放任自由主义者与传统保守主义者的同盟－自由与财产防卫联盟，并投身其活动中。这种保守主义与放任自由主义的政党联合，隐隐预示着“亲市场派”思想家在几乎整个二十世纪的自我定位。

但在罗斯巴德看来，“疲倦的‘右倾’战略很快让斯宾塞在理论上也变得右倾”。许多与斯宾塞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也同意这个结论。例如，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本杰明·塔克写道：

“赫伯特·斯宾塞的《新托利主义》系列文集毁誉参半....这些文章非常真实，非常重要，同时也非常误导....我开始怀疑。他似乎将自己早期著作中的教诲丢在脑后，并成为资产阶级的捍卫者。请注意，在他后期的文章里，他在大量阐述...立法之恶时，总是列举一些，至少表面上像是为了保护劳工，减轻苦难，或促进人民福利而立的法。他充分阐明了此种立法方向的悲惨失败。然而，他却从未曾关注那些从无数建立特权并维护垄断的法律中滋生的，更为致命，更根深蒂固的罪恶。他似乎是说，你千万不要保护弱者对抗强者，但完全可以提供强者需要的一切武器去压迫弱者。他对直接的劫富济贫税感到极为震惊，但间接的劫贫济富税却丝毫没有触动他那敏感的神经。穷人的法律加剧贫困，斯宾塞先生如是说。话是没错；但那些过去和现在，一直比穷人的法律制造更多贫困的富人法律，又该怎么说呢？【注5】”

也许，塔克对直到晚年都在反对重商立法的斯宾塞过于苛刻。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斯宾塞到了晚年，他的批判怒火更加集中在政府对穷人的补贴和保护上。与他的早期著作相比，他渐渐不再关心政府对富人的补贴和保护。在斯宾塞身上已然可见：自由主义者为对抗国家社会主义与保守派结盟，而这种联盟开始让他们的自我定位向保守主义方向扭曲；捍卫财产权与捍卫有产阶级的界限开始变模糊。

在罗斯巴德看来，斯宾塞采取的“疲倦的‘右倾’战略，很快让他在理论上也变得右倾”。

正如罗斯巴德所述，这种倾斜最终使自由主义者把自己当成“右派”保守主义运动的一份子，以共同反对所谓的“左派”福利国家支持者：

“于是，尤其是当自由主义者凭感觉在意识形态谱系中站位以后，他们与被迫口头上接纳自由主义（却不接受其实质内容）的老派保守党结合，共同反对罗斯福政府。对于老派保守党来说，罗斯福政府搞集体主义过份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自由主义者自认为是‘极右翼’...”

罗斯巴德担心的不仅仅是用语。他还认为，新的左－右谱系不断误导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家，让他们将政府监管视为“反大企业的”；如果我们的对手反对商业，那我们自由主义者不就必须“亲大企业”，捍卫安兰德在她“亲大企业”情绪发作时(她的确还有其它情绪)所称的“美国受迫害的少数人”？【注6】结果，政府代表大企业利益所做的干预往往不引人注目，或至少变得无关紧要，因为意识形态的一叶障目，让我们难以重视。谁会想要代表大企业的利益来约束自由市场？不是那些左派，因为他们是反企业的；也不是我们右派，因为我们是支持自由市场的。如果一个人的世界观内化，已经不把重商立法当成主要威胁，那么他即便眼睁睁看到，并承认这种立法的存在，也很难发现其重大危害。

罗斯巴德认为，真相大相径庭；监管成性的福利国家从未从根本上反企业：

“新政项目的每一个元素：中央计划、创建工农业强制卡塔尔网络、通货膨胀和信贷扩张、人为提高工资率并在整体垄断架构之下推广工会、政府监管和政府所有权，这一切早在前两个十年就已预见到并勾勒出。新政项目赋予大企业特权，将大企业的利益置于集体主义的塔尖，这绝不会让人联想起社会主义和左翼，里面闻不到一丝平等主义或无产阶级的味道。不，这个迅速成长的集体主义，其亲缘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或称右翼社会主义。二十年代，许多大商人公开表示，他们渴望用自己能控制的集体主义体制，来取代准自由放任体系....左右两派一直受一个观念误导，以为政府干预一定是左倾、反企业的。”

罗斯巴德认为，未能正确识别新政一类监管项目的实质，这给自由主义运动带来致命的后果。因为，如果你认定敌人是反企业的，那么多半会更容易接受重商的立法提案，然后在不经意间，为了对抗尚未实现的法西斯主义而倒退回另一种法西斯主义。结果，正如兰德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食物是毒药，解药也是毒药”。所以，一些自由主义者下意识里越来越倾向于为企业阶级辩护。

反之亦然，维多·尤拉斯就是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尤拉斯曾是斯宾塞式无政府主义者，他是塔克的同事，也是莱桑德·斯波纳思想的传播者。然而到了1930年代，他放弃自由市场无政府主义而转向社会民主主义，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开始确信，民主国家可以成为反抗经济特权的有用工具：

“无论国家的起源如何，若断言它永远都不可避免地成为特权和垄断的工具，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这无疑是荒谬的。证据可以轻松地驳斥这种观点。在农民，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改革者的压力下，民主政府已经在不断让步。

单从我们的财阀和反动派对新政的仇恨，就足以将‘国家仅仅是经济寡头的工具’这样的指控打消。过去，同样的利益集团曾经强烈抵抗伍德罗·威尔逊的改革方案，他们的抵抗是徒劳的。【注7】”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为什么修正主义历史研究如此重要。感谢科尔科、罗斯巴德、希格斯和其他人的研究【注8】，这些研究让我们知道，威尔逊和罗斯福政府所谓的反商业项目其实是彻头彻尾的法团主义、新重商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不了解真相的尤拉斯简直挑不到比这更糟的例证了。

那么，尤拉斯声称威尔逊和罗斯福的政策遭到了企业利益集团的抵抗，他错了吗？不，他并没有错。我们不妨将政府和大企业的联盟，类比成中世纪时期教会与国家之间的联盟。结盟当然对双方都有利－但即便如此，双方仍都想成为主导的一方。所以，翻开这段联盟史，里面往往充斥着冲突和排斥。这丝毫不奇怪，因为双方都在力争上风。然而，这种斗争必须放在双方共同为维护统治体系而合作的背景下解读。

如果按照从约翰 T.弗林到安兰德派自由主义者的说法，【注9】主流的自由左派国家主义更靠近法西斯主义，而非国家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对政治谱系的看法将受到什么影响？如果法西斯主义属于右翼，那与其对立的左翼是什么呢－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罗斯巴德之后，他的追随者卡尔·赫斯提出，“右翼政权的总体特征......体现为，权力集中于极少数掌权者手中”。这就是“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所认为的，右翼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要历史特征”。而左翼，则“合乎逻辑地代表相反的趋势”。

“无论在什么历史年代，向左走到最极端，都是无政府主义－即彻底反对任何制度化权力，一种完全基于自愿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下，人们自愿组成小团体，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与自己觉得合得来的人合作。

早期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把这最左的一极对于法律与秩序的态度总结成一句话：‘秩序是自由之女，而非自由之母’。‘给人们绝对的自由’，这位极左中的极左（左到常常被共产主义者抨击说太左；列宁称之为‘幼稚左’）如是说....

通过一连串遗憾但可以理解的政治术语扭曲，【当代的】自由左派立场开始被人当成左翼立场。事实上.... 自由左派相信集权－把权力集中在自由左派－那些号称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精英手中。他们信奉的是：权力应该尽可能高度、有效地集中。他们崇尚规模宏大的组织，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大政府，并对那些家庭和区域性企业嗤之以鼻。【注10】”

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将术语问题从更实质的问题中区分开来。罗斯巴德和赫斯认为，要想更好地理解“左”和“右”，最好沿用19世纪最早的意义。尽管他们的主张是否正确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重点并不在于某个思想家爱怎样使用那些容易错位的标签。如果你想把自由市场称为左翼思想，或者右翼思想，或者非左非右思想，或者37度左翼感、49度右翼感思想，怎么都行，尽管用－只要你阐明你的定义。我喜欢把自由市场称为左翼思想－其实，我喜欢把自由主义称为无产阶级革命－但术语并不是本质问题。至关重要的是，要研究这些标签是被贴在亲权威意义、反权威意义、还是混合意义上。而且不要让任何死板的“左”“右”观念先入为主，妨碍我们寻找天然盟友。

虽然我说过，我不想纠缠于术语问题，但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我还是忍不住想阐述一下。兰德曾经辨识某些“反概念”的术语和思想，即一类不仅无助于，反而刻意模糊我们的认识，阻挠我们领会其他正当概念的术语；反概念有一个很重要类型，兰德称之为“捆绑销售”：指在其含义中隐藏了某些与事实相悖的特定条件，并以其作为前提的一类术语。【注11】虽然兰德不会同意下面的例子，但我确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其实是捆绑销售类的反概念。

自由主义者时常争论，像“资本主义”这样的术语，其“真正的”，或者说“正统的”含义是: (一)自由市场；或(二)政府对大企业的偏袒；或(三)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介于前两者之间的中性定义。奥地利学派倾向于第一个解释；而接受塔克传统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后两个解释。【注12】但恐怕在日常使用中，它实际上混合了几种互不相容的意义。

假设我要发明一个新词，“Zaxlebax”，并将其定义为“像华盛顿纪念碑一样的金属球体”。就这样定义－“像华盛顿纪念碑一样的金属球体”。简而言之，我把这个不合适的例子嵌入定义。现在，有些语言群体开始使用“Zaxlebax”这个词，有人把它当成“金属球”来用，也有人把它当作“像华盛顿纪念碑一样的东西”。这都没问题。但我的定义同时包含两者，从而掩盖了“华盛顿纪念碑是一个金属球”这个错误的假设；而任何试图按照我的定义来使用“Zaxlebax”术语的人，都被带入到这个错误的假设中。这就是兰德所指的捆绑销售。

我认为，如果按照绝大多数人的用法，“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捆绑销售的术语。大多数人眼里的“资本主义”，既不意味着纯粹的自由市场，也不是流行的纯粹的新重商主义体制。相反，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资本主义”，是指目前西方世界普遍实行的自由市场制度。简而言之，通常使用的“资本主义”一词，隐藏着“现行体制就是自由市场”这一假设。而且，既然现行体制实际上是政府偏袒企业的一种制度，那么在这个词的日常使用中，连带假设了自由市场就是政府对企业的偏袒。

类似的分析也适用于“社会主义”一词。大多数人口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生产要素的国家所有制”这样严谨的定义；他们真正的用意更类似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那么，如果“资本主义”是捆绑销售术语，“社会主义”也同样如此－它既表达反对自由市场，也表达反对新重商主义，就好像这两者是一回事。

而我认为，这些术语的作用正在于此：模糊自由市场和新重商主义之间的区别。这种混乱的盛行，是因为它正中国家统治集团下怀：那些本想捍卫自由市场的人更容易受其蛊惑而为新重商主义辩护，而那些本想打击新重商主义的人也更容易受其引导而反对自由市场。无论怎样，国家丝毫未损。

我到不是说邪恶的国家主义者们刻意合谋，通过破坏我们的语言来到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这种情况也有，但并不绝对。相反，一个怪异的无形之手在运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术语的使用长盛不衰，正是因为其作用是维护国家主义体制，而其本身正是体制的一份子。就把它当成自发秽物吧。（抱歉）

如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如此混淆视听，那么对于“无政府主义”这个含义如此丰富的词语，我们是否应该更加谨慎呢？我到不这么认为。起初，人们也许觉得这个词很负面，但这种感觉很肤浅：比起谈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的自信满满，人们很快承认，他们对无政府主义所知甚少，搞不清无政府主义者真正的主张是什么。而且，无政府与其他观点格格不入，从而使得任何妥协或退步都难以掩藏。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一词听起来既激进又令人兴奋，这一优势让它独具魅力，尤其对年轻人而言。

继续说罗斯巴德的观点：如果自由主义者与保守右翼的联盟开始侵蚀自由主义的原则，如果主流的自由左派不过是新托利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左派又算什么呢？在罗斯巴德看来，社会主义左派包括两个截然不同的分支。一个是“右翼独裁派”，他们推崇“中央集权、等级制度和集体主义”；此分支被罗斯巴德斥为“保守主义设法接受并主导新兴工业文明的写照”。另一个分支是，起初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左翼，“对实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由目标更感兴趣...尤其是粉碎国家机器”，但他认为，社会主义左翼“受困于一个关键的自相矛盾上”：他们不仅批评国家权力，也批评私有财产制。然而，“怎样才能既不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庞大的国家，又能让‘集体’支配其财产呢”？罗斯巴德认为，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无法解决这一矛盾，

“大幅右转，完全抛弃旧的自由主义理想和目标－－革命和国家的消亡，他们变成安逸的保守主义者，永久接受国家和现状，以及新重商主义的全套架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保守主义也已改革重组，试图应对现代工业体系，并成为翻新的重商主义－－一种国家主义政体，其标志是直接或间接地向偏爱的资本家和准封建地主授予国家垄断特权。右翼社会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的纽带变得非常紧密，前者与后者的政策主张类似，不过披着煽动性的民粹主义伪装。”

在罗斯巴德看来，其结果是，古往今来，体制的胜利：“永久的战争经济，羽翼丰满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新重商主义，以及军事工业复合体”，在那里，“教育变成纯粹的大规模技术训练，只为将人塑造成庞大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然而，在罗斯巴德执笔时，再度出现的反权威左派让他看到了希望之光。《左与右：展望自由》出版后，他在下一期刊出《自由与新左》，将社会民主党旧左派与激进的学生新左派作为对比：

“社会民主党人将新政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抹上伪进步、伪理想主义的色彩，心安理得地坐拥重权，急不可耐地将冷战和美国现行的永久战争经济，贴上‘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标签。旧左派的一贯目标是攫取国家政权，操纵国家自上而下推行零碎的‘改革’; 而新左派对国家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嗤之以鼻，他们的目标是发动人民群众，创建在体制外挑战国家机器的‘平行机构’。【注13】”

罗斯巴德和反权威左派对改良主义持否定态度，故经常被人批评为乌托邦－拒绝通向自由的一切渐进和中间道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纯粹完美主义。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罗斯巴德主义者的态度是：走向自由的任何步伐，无论大小，都是值得欢迎的。当然，大的步伐会比小的更令人鼓舞，但大小都算进步；罗斯巴德主义者绝不会说，“如果你不能将政府100%削减，那就不要削减了”。

误解的源头在于，无法识别是在支持改变的方向，还是在支持沿途的路障。假如有一个连环杀手，他每年要谋杀一百个人。再假设我设法说服他把杀人数量减到五十（假设五十是他的幸运数字）。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值得欣慰的进步，而我甚至应该得到赞扬和感谢，因为我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了一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应该开始欢呼：这家伙每年杀五十人的新规矩是伟大的自由主义政策；也不意味着说，我就不该再寻找机会，将凶手绳之以法，从而让受害者变为零。而最重要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应该帮助凶手执行他一年谋杀五十个人的政策。同理，如果税收是偷窃，那么只要政府减少任何偷窃我们都应该欢迎，但我们却不能参与政府更为仁慈、温和、宽松的偷窃行为，那样只会让我们自己也变成窃贼。

我们也不应该为了赞美这些小改进，而转身批评更激进的进步；俗话说，“至善者，善之敌”（似乎人们只会在推荐一些不太光彩的事儿时才用上这句话），但让半吊子善去敌视至善显然更不可取。罗斯巴德喜欢引用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格言：“理论上的渐进主义，现实里就是永不改变”。

罗斯巴德被误读为乌托邦完美主义者的另一个根源在于，罗斯巴德主义者的确反对很多打着自由化旗号的渐进式改革，但它们遭到拒绝并不是因为其渐进，而是因为这些改革并非真正走向自由。

以教育券为例，我们罗斯巴德主义者认为教育券是有问题的。问题倒不在于它无法实现教育的自由市场化，而是它威胁到将当今政府微观管理式的控制扩展到民办学校－因此会让事情更糟。另一个例子是所谓的“私有化”，这个词的原意是指将政府提供的服务转给自由市场提供，而实际上流行的做法却是，政府向私人承包商授予特权和补贴－诸如补助，垄断经营权等等。在罗斯巴德主义者眼中，如此“私有化”非但不能削弱政府权力，却反而把私企转变成国家的武器。

国家主义的模式从偏向社会主义转为偏向法西斯主义，相比之下到底是进步还是后退？现在看来也许仅仅是个人口味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鼓励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将财阀权贵政治等同于自由市场。（同理，当被取消管制的企业是国家特权的受益者时，我们也同样批评这种“放松管制”。例如，里根政府放松对储贷机构的监管，却不取消联邦存款保险，这等于是让它们放心大胆地用纳税人的钱去冒险。）

罗斯巴德主义者拒绝参与改良主义政治，这看起来似乎妨碍他们取得政治成效。有人担心，如果不能参与日常政治程序，那么剩下的，不就只有两个注定让人不满意的选项：要么暴力革命，要么被动放弃承认失败？

然而，一旦正确认识到，罗斯巴德主义者的立场并不是“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否定”的完美主义，就不能认定罗斯巴德主义者不能参与投票、竞选公职等日常政治。这种行为也许会被视为对国家的认可，因而是无法容忍的，但如果你为了摧毁死星而潜入它，这真能算是堕入黑暗势力一方吗？诚然，去行使政治权力，就要承担被腐蚀的风险，但这种腐蚀真的无可避免吗？国会里若是有一大批荣·保罗的克隆人，不就完全可以既有效削减政府规模，又不违背自由主义原则？

而且，更重要的是，“传统政治之外，只能选择暴力革命或屈从”－这是一个仅仅适用于非自由主义政治项目的假定。如果你的方案必须操纵国家权力来推行，那么，除了在体制内运作以外，就只能靠武装夺取政权，或者彻底放弃你的政治目标。但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政治上的成功并非是将国家导向某种较好的结果，而是要阻止它进一步作恶。因此，虽说在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看来，不与国家权力苟合便可谓是失败，但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却并非如此。因此，让罗斯巴德兴奋的是，新左派的策略：教育、组建替代机构、“大规模公民不服从”，正中自己下怀。

要点并不在于草率把自由主义的修正案写进宪法，而是要让非自由主义的法律无法执行，要把公民社会打造得桀骜不驯。

罗斯巴德从新左派身上还发现了哪些价值？当然，他对新左派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科尔科和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的研究赞不绝口。他们两人揭露出：那些名为反商业，实为法团主义和卡特尔联盟的立法，主要是由有权有势的商界精英推动的。但也许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罗斯巴德看来，新左派“对目标和手段做出的关键贡献，是提出‘参与式民主’的概念”。罗斯巴德写道：

“从最广的意义上看，‘参与式民主’的思想是最透彻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它意味着每一个人，即使再贫穷、再卑微，都应当有权完全控制那些影响自己生活的决定。”

一旦当你领悟到：在罗斯巴德眼里，自由市场是参与式民主最彻底的实现形式。也许，你就不觉得他的观点很奇怪了。在这点上，他不过是师承了米塞斯的思想。米塞斯写道：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通过为大批消费者提供服务....而变得富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每一分钱代表一张选票的民主制度。成功商人的财富是消费者全民投票的结果。一旦致富，保持富裕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不断地满足消费者意愿，不停地再把钱挣回来。因此，从精确的词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就是经济民主制。归根结底，所有的决定都取决于人民作为消费者的意愿。【注14】”

当然，米塞斯把自由市场称为“经济民主制”是在开玩笑－这个术语是从社会主义左派那里借用的。但与其说米塞斯为原来的术语赋予了相反的意义，也许我们应该说，米塞斯为一个已有的理念道出了其真正的承诺。

大卫·弗里德曼也思索过市场比政治民主更加民主的观点。他写道：

“你可以比较1968年版的福特、克莱斯勒和大众汽车，但永远没人能将1968年的尼克松政府与同年落败的汉弗莱和华莱士进行比较。这就像从1920至1928年我们只有福特，1928至1936年只有克莱斯勒，然后得决定接下来的四年哪家公司会造出更好的车....想象一下像我们选举政府那样去买车。万人聚集在一起，约好投票，每人投给自己中意的车。无论什么车胜出，一万人里每个人都必须买下来。任何试图认真研究什么车最好的人都是徒劳，不管我如何决定，我的车都是其他人为我挑选的【注15】。”

对参与式民主的热衷者来说，哪一个更具有真正的参与性－我们在市场上投票的方式，还是在投票站投票的方式？

对罗斯巴德来说，参与式民主的政治魅力，正在于去中心化的要求，并且拒绝接受高于人民的政治“代表”层。而罗斯巴德也发现，这一理念在狭窄的政治领域之外同样具有吸引力。他写道：“参与式民主......是政治理论，同时也是组织理论，是参与政治事务和新左派组织（或与此有关的任何组织）运作应当采用的方式”。他还称赞其为“将工人转变为独立平等企业家的，了不起的实验”。那么，显然，对罗斯巴德而言，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例如工人对产业的控制，并非是不能接受的。

事实上，他后来指出，任何名义上的私人机构，若其超过50％的收入来自政府，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政府罪行，或两项兼有－就应视同为政府部门；既然政府所有权是不正当的，那么这些机构的正当所有者是“自耕农”，即那些一直以来使用机构设施，因而在机构里“付出劳动”的人。这就必然导致“学生和/或教师对大学的所有权”。对于“军事工业复合体的组成部分－无数间企业”，罗斯巴德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把所有权移交给在每一间工厂‘自耕’的工人”。【注16】他也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土地改革－这种改革被许多保守党人视为社会主义。他的理由是，现行的土地使用权代表了“土地的名义所有者对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的持续侵犯”。【注17】在这点上，罗斯巴德仍然追随那个怒目而视的左派分子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米塞斯写道：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大规模土地所有权的出现，都不是市场经济力量运作的结果。大规模土地所有权是军事和政治效应的产物。它以暴力建立，靠暴力维持，暴力是其唯一的支持。【注18】”

许多左派市场批评者，比如伊丽莎白·安德森，反对把左派的参与式民主，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的参与式民主概念联系起来的想法【注19】。安德森对市场的批评之一是，市场更强调退出权而非发声权－也就是说，市场给人们像消费者那样行动的自由，以及在不满意的情况下退出的自由，但却给不了人们像公民那样自由行动的空间，无法让人们通过共同讨论来塑造社会状况。但是，这种二分法是错误的；因为，退出权才正是发声权最强有力的保障。一个随时能撤回其生产力贡献的平等伙伴，他或她的不满和建议，定然要比那些被迫服从，无可选择，对任何结果都只能忍受的伙伴更受重视。将合作事业罩上铁幕并不会更利于合作。因此，比起政治民主，反权威左派所青睐的参与式民主与米塞斯主义的市场民主联系更紧密，更是天然同盟。

自从19世纪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分道扬镳以来，自由主义者致力于探讨政府形式的压迫和机制，以及竞争、营利性自发组织之优势；而左派则专门研究非政府形式的压迫和机制，以及合作、非营利性自发组织之优势。

我个人的看法是，双方可以取长补短；罗斯巴德的深刻见解－姓社的参与式民主与姓资的参与式民主相通，也许就是个不错的开始。

当然，罗斯巴德对左派的热情并没有持续。到1970年，他写下《安息吧，新左》和《向左告别》一类文章。【注20】在他看来，在满怀希望的崛起之后，反权威左派基本上分裂成政治投机者和文化非理性主义者两派。尽管它曾经是美国历史上“最激烈，最引人注目，蔓延最广的反战运动”，它“成功地推翻了一任美国总统”，在“让无数美国人变得激进”的同时“逼停对北越的轰炸”，并且“揭穿了企业帝国性质的美国体制”。现在，新左派剩下的，只是“尸体的最后反射性抽搐”。

他说对了吗？当然，他对了一部分。我们的确看过太多60年代的前激进主义者，要么争抢空缺政客的位子，要么支持糊涂的原始主观主义。而当罗斯巴德欣赏的左派团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垮台，让位给恐怖组织－地下风云时，这样的例子可不是新左派发展的好兆头。在另一方面，我不相信他举的所有例子：例如，应该说，罗斯巴德－以及许多男性左派，把女权运动视为新左派屈从文化非理性主义的一个例子，而我却认为它是19世纪正统自由主义传统的复兴，以及任何解放政治的必要补充。【注21】（前面讲到，自由主义者要理解非国家形式的统治，这就是说明其重要性的一个例子。）

而且这并不是说，罗斯巴德欣赏的左派成分永远消失了；组织架构倒塌，但志气仍在。1960年代激进主义的衰落，不仅沉重打击了自由市场－自由主义者，也让反权威左派备受打击。与其悲观地四处寻找组织化的反权威左派运动，也许我们早该试着让自己成为那场运动。

罗斯巴德的《左与右》已发表四十年。立足当前，我们应该从过去的四十年里汲取什么教训？我们目睹一场又一场“保守主义革命”：里根、撒切尔夫人、布什，我们看到，当保守党上台，最终有能力消减政府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像他们多年来一直告诉我们的，如果没有那些坏蛋自由左派的捣乱，他们会做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右派对自由主义成分的清洗，从冷战时期巴克利等人的清洗开始，在反恐战争期间达到顶峰。一目了然的是，用卢·罗克韦尔的话说，“保守主义一直是自封的救世主、军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嗜血狂魔、帝国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再分配主义者、刽子手国家的爱人”。【注22】

在我看来，罗斯巴德的《左与右》从未像当前的形势那样迫切相关。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与1960年代的罗斯巴德非常相似，都有意识形态盟友的变迁和越来越不受欢迎的战争。罗斯巴德写道：“当代自由主义者忘了或从未意识到，反战、反军国主义一直是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左翼’传统”，以至于当右翼显露出“‘全面战争鼓吹者的原形’，自由主义者措手不及，不明就里之下，紧紧跟随在‘盟友’保守党的身后”。虽然他指的是越战和冷战，但他的诊断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受到引诱误入歧途，开始支持布什当局军事政策的自由主义者。但该政策的设计者却失败了：一开始，9/11恐怖袭击似乎消灭了帝国主义精英抱怨很久的厌战情绪－即所谓的“越南综合症”；但笨手笨脚的布什及其亲信却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并重新唤醒大众对总统冠冕堂皇战争言论的怀疑。罗斯巴德曾说过，尼克松是反战运动的最佳组织者之一。这顶头衔布什也当之无愧。

反权威左派又开始活跃起来，甚至罗斯巴德欣赏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最近也已复兴，并且明确表示欢迎自由主义者加入。【注23】同样地，就在两天前，我在罗克韦尔博客上看到，领头的左翼去中心主义者柯克帕特里克萨尔写给卢罗克韦尔一封信，信里通知他参加即将召开的分离主义者大会。【注24】罗斯巴德的左派自由主义联盟复兴的潜力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这一次，我们有了一个罗斯巴德缺乏的强大工具：互联网。我们不再局限于某人地下室里印刷的短期宣传报：我们现在能够面向全世界的观众，能够更容易地发现志同道合者并互相协作，能够绕过统治集团控制的信息渠道。我不知道《左与右》1965年的发行量，但今天，它就像其它上千部重要的自由主义著作一样，仅仅在点击之间就可以传播给几百万人。而探讨自由市场和反权威左翼思想互补的网站每月都在成倍增长。【注25】

最后，让我用布拉德·斯潘格勒博客上的一段话作为结语：

“真正的自由主义是左翼。它是革命性的。自由主义者和右派联手对抗国家社会主义幽灵的长篇悲剧即将落幕。因为，在苏联垮台后，他们已无的放矢，而所谓的“保守党”随后便暴露出那注射了兴奋剂一般的真正大政府面孔....自从苏联解体以来，无论是激进还是温和左派，一直都在下意识寻找新的激进信条自我定位，以取代马克思主义....我相信,，激进自由主义者...只有当他们战胜自由主义观念中残留的一切右翼文化污染，并拥抱天生的激进主义（国内左翼）之时，才最能发挥用武之地。因为，当激进派迈步向前，温和派也会勉强跟上....是时候了，自由主义者应该停止与左派之争，迎接领导左派的挑战。【注26】”

【完】

罗德里克·龙是米塞斯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自由主义研究》期刊编辑。请在米塞斯媒体收看或收听这次演讲的归档版本。他是奥本大学的哲学教授，并管理莫利纳里研究所和莫利纳里协会。他的网站：Praxeology.net

注释

【注1】罗斯巴德《左与右：展望自由》，《左与右》第1期。（1965年春）

【注2】《左与右》：mises.org/journals/left-right.asp.自由主义论坛：mises.org/journals/libertarianforum.asp

【注3】赫伯特·斯宾塞《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中的《新托利主义》（伦敦：威廉姆斯和诺盖特出版社，1884年）。

【注4】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笔名“梦想家”】，《自由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来信》，《经济学家杂志》第82期（1848年6月15日），第328-332页；拙译。

【注5】本杰明·塔克《赫伯特·斯宾塞之罪》，《自由》杂志，1884年5月17日。

【注6】安·兰德《美国受迫害的少数人：大企业家》，《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念》（纽约：西格耐特出版社，1967年），第44-62页。兰德的“其他情绪”，参阅克里斯马修·斯奇巴赖的《理解全球危机：开拓兰德的激进传统》，以及罗德里克·龙《安·兰德的左翼自由主义遗产》。

【注7】维多·尤拉斯，《思想国探险：以及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学、神学、人文主义、语义学，不可知论和不朽领域的论文及相关研究》(堪萨斯州芝柏市: 霍尔德曼－尤利乌斯出版社，1947年)

【注8】例见，加布里埃尔·科尔科《铁路和法规1877–1916》及《保守主义的胜利：美国历史的重新解读1900-1916》；罗斯巴德《一战中的战争集体主义》，收录于罗纳德赖德西与罗斯巴德合编的《利维坦的新历史》；罗伯特·希格斯《危机与利维坦：美国政府扩权的紧要关头》；保罗·韦弗《自杀公司：大企业如何搞垮美国》；巴特勒·谢弗《限制贸易：大企业的反竞争宣传1918-1938年》；约翰·T·弗林《当我们军事化》（纽约：自由生活出版社，1973年）；罗伊·蔡尔兹《大企业和美国国家主义的兴起》；沃尔特·格林德和约翰·黑格尔《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最终决策和阶级结构》。约瑟夫·斯特龙伯格《自由左派的大企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美帝国的作用》；凯文·卡森《奥地利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资本理论：互助论者的综合》；和罗德里克·龙《走向自由主义的阶级理论》（收录在艾伦保罗·弗兰克尔等人著《市场自由主义的问题》）和《他们亲眼目睹：19世纪自由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

【注9】约翰·弗林《当我们军事化》，同前。安·兰德《法西斯的新前线》，《安·兰德专栏》第2版。（新米尔福德市，康涅狄格州：第二新生出版社，1998年），第95-111页；安·兰德《新法西斯主义：全体一致的统治》，《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念》，同前。第202-216页；安·兰德《穷途末路》，《安·兰德书信》，1972年7月3日。

【注10】卡尔·赫斯《亲爱的美国》（纽约：莫罗出版社，1975年）。

【注11】安·兰德《“极端主义”还是诽谤艺术》第176页，《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念》。同前173-182页。参见兰德，《盗版浪漫主义》第137页，《浪漫宣言：文学的哲学》修订版（纽约：徽记出版社，1975年），第129-141页。

【注12】参见查尔斯·约翰逊《无政府主义的起源和左派劳工自由主义漫谈》

【注13】罗斯巴德《自由和新左》，《左与右》第2期。（1965年秋季刊）

【注14】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危机的原因》，《关于货币和信用的操纵》第3章（纽约多布斯渡轮市：自由市场图书出版社，1978年版）。

【注15】大卫·弗里德曼《自由机器：通往激进资本主义》第二版第32章。

【注16】罗斯巴德《没收和自耕原则》，《自由主义论坛》。第6期（1969年6月15日）。

【注17】罗斯巴德《土地垄断，过去和现在》，《自由的伦理》第二版第11章。（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8年）

【注18】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分析》第25章（耶鲁大学出版社，1951年纽黑文市）

【注19】伊丽莎白·安德森《伦理学和经济学中的价值》（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

【注20】罗斯巴德《安息吧，新左》《自由主义论坛》第6期（1970年3月15日），《向左告别》《自由主义论坛》第9期（1970年5月1日）。背景参见约翰·佩恩《罗斯巴德的左派时光》，《自由主义研究期刊》第19期（2005年冬季刊）第7-24页。

【注21】参见罗德里克·龙和查尔斯·约翰逊《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联姻可以拯救吗？》

【注22】卢·罗克韦尔《新保消失了吗？》，参考杰弗里·塔克《保守主义的暴力》

【注23】布拉德·斯潘格勒《SDS又回来了！》

【注24】卢·罗克韦尔《分裂！》

【注25】参见，例如，自由主义左派的博客圈链接。

【注26】布拉德·斯潘格勒《激进者定位中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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