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说明确已抓住了“民主”和“科学”的本质，但可惜对“评判”的涵义没有作深入的发挥。我认为卡尔·波普尔（KarlR．Popper，1902-1994）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书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民主”和“科学”在“五四”运动中的纲领作用。最简单地说，波普尔所谓“开放社会”指的是一种向理性批评全面而永远开放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不允许有绝对不可动摇的最高权威的存在，包括制度和思想上的最高权威，那便是中国传统社会所谓“定于一尊”。为了保证开放社会可以持续下去，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因为民主也同样遵循“开放”的原则，对一切因理性批评而引出的反对意见，只有尊重而绝不镇压。只有这样，社会和政治才能不断地改革和修正。最后波普尔则特别强调“科学”的无比重要性。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开放社会和民主政治的顺利发展则必须依赖科学的引导。为什么呢？科学是知识的来源，而对社会和政治的理性批评则往往以新知识为基本根据。因此科学所不断提供的新知识正是社会和政治得以改进的原动力。不但如此，科学也和民主一样，是不能“定于一尊”的；科学家不但不盲从任何权威，而且还永不止息地向现有的权威挑战。波普尔的分析一方面澄清了“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发挥了上引康德关于“启蒙”的界说：“公开运用理性于一切事物的自由。”
我把自己的研究领域规定为学术思想史，其中也包括可称为“哲学”的东西，因而和哲学史研究者也有部分交涉。但“哲学”在我而言，是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过去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研究都从先秦诸子开始。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过我认为应该再向前追溯，追到诸子之前，那时还没有“哲学”或系统性的思想流派。这一方面的试探我在1970年代便已开始，不过未作系统性、全面性的展开，只是断断续续地论及。1990年代末，我才花了一两年时间草成了一部英文论稿；正文已写完，只是无时间补写注脚，而注脚却相当重要。因此只自印了几十套分送相关友人阅读，征求大家的意见和批评。不料就在这个时候，我因为《朱子文集》新版本写序论，一发不可收拾，写了一部《朱熹的历史世界》，英文书就搁下了，只发表过一篇提要，和其中论礼乐起源的一章，是香港《二十一世纪》刊物请人翻译为中文的。我的英文书名定位Between the Heavenly and the Human，是从中文“天人之际”译过来的（《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2014年1月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根据我的研究结果，“天”指超越世界，“人”指现实世界，但“天”的意义在上古时代和诸子出现以后变化很大。以前的“天”是天上的“帝”或“神”，可以降福、降祸于人世。地上的人王便是从天上的“帝”或“神”那里得到“天命”，以统治地上王国和万民。所以人王必须时时向“帝”、“神”祈祷祭祀才能长保“天命”不失，这是上古“超越世界”的性质。为了和天上神祇沟通，人王必须用“巫”为中介，因为“巫”有一套特殊的技能可以打通神的世界，并可请神下降人世。这个“巫”的信仰相当普遍，人王、诸侯、贵族，甚至庶民都相信“巫”有“降神”的法力。这就是王逸注《九歌》中讲的“古者巫以降神……神降而托于巫”。“托于巫”即指从天上降下来的“神”寄托在“巫”的身上。所以“巫”必须沐浴、敷香气，并穿华服以接待“神”。但是在诸子的系统思想建立以后，“天”的涵义变了，儒、道两大派都不再相信“天”是“人格神”了。在孔、老、孟、庄各家文本中，我们看到“天”已变成一种超越的精神力量，弥漫在宇宙之间，当时普遍称之为“道”。这是诸子兴起以后的“天”，是一个全新的“超越世界”。正如后来董仲舒所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照当时一般的理解，“人”如果想和“天”，也可说是“道”相通，完全不需要“巫”作为中介，而必须修炼自己的“心”，也就是说，“心”取代了“巫”的地位，成为“天”与“人”之间的媒介。一旦“心”修得十分“虚”、“静”、“清澈”，“道”便会驻进其中，所以有“心静气理，道乃可止”之说，而且还出现“心”为“道舍”的观念。很显然地，“道”以“心”为“舍”的想象是从旧“天人”关系中“降神”的信仰蜕变出来。“心”打点得虚、静、清澈便等于“巫”必须沐浴、敷香气以待“神”降于“巫”之身一样。如此一来，超越的“道”源于“天”，却进入经过修炼的“心”。人追求新的超越世界——“天”或“道”，不是外向天上的“帝”或“神”，而是内向的“心”，通过“心”才能接通“天”。这便是为什么我称中国的超越为“内向超越”，与西方的“外向超越”适成对照。中国为什么没有“神学”而有一种特殊的“心学”，也必须于此获得认识。我最初误用“内在超越”一词，后来由于进一步理解到这是西方神学中的观念，所以改“内在”为“内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里无法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