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到最后关头,上去拼命的都是市民,倒是学生井然有序的撤退了。市民的愤怒才是真实的,学生表现得“勇敢”只不过是因为把对手想得太软弱而已,当他们发现原来情况比自己预料得要严峻得多之后,这些人马上就退缩了。这种因低估了现实困难而变得充满伟大情操的人,在我看来甚至都不该算是理想主义青年,而是幻想主义青年,而社会的改变需要的是那些敢于承担风险的人,不是那些低估风险甚至乱捅篓子的人。中国那些信奉民主思想的青年往往把长辈一些善意的劝诫错当成是麻木不仁、犬儒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他们自己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长辈也许对民主理论的理解没有他们深刻,但在某些方面的判断却比他们高明得多。
理想主义青年如果想不明白这个体制到底有什么能耐,就很难明白为什么我对暴力消灭体制内人员根本就持无所谓的态度——这个政府在二十多年前做出的选择,已经决定了非以暴力无法沟通,so be it。哪怕还有一丝的可能性,我都不想往这个方向考虑问题,但现实归现实,愿望归愿望。所以我开篇就说了,现在看来,跟黄律争这些问题也没意思,这不是道德准则问题,而是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理解偏差。而黄律也是整天吵吵嚷嚷着要回去报效祖国、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的,上周我跟他一番长聊,黄律居然对我说:你信不信,中国政府现在照样不敢杀政治犯(大意)。我只能在内心高呼一声“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