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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6-12-2015 11:25
标题: 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阅读：30232011-01-13 11:41
标签：杂谈

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作者: 得瑟
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2010年6月17— 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等6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
祖波夫1952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著名历史学家，现任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宗教研究室主任。据祖波夫介绍，参与《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写作的40余名专家都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的地方。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
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提倡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为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索尔仁尼琴在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阿斯特（ACT）出版社将其印行。书名为《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一，列宁是否利用了德国资助
虽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是以“政变”一词出现（顺便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在革命期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认为“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只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顺利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127页）。
潘佐夫教授解释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r?契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列宁不过是想利用德国援助达到在俄国掌权的目的。
关于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书的描述是：列宁于1917年3月6日从苏黎世向彼得格勒发电报：“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一丝一毫也不支持……不得谋求与其他政党的任何接近”。他提出：“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同上，405页）
同月，列宁在瑞士提出旨在进行社会主义政变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坚决支持”。3月22（公历4月4）日，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向柏林发电称，社会民主党的书记，以俄国社会主义者及其领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提出要求，请尽快允许他们从德国过境。此公使的电报最后说：“应予照准放行，使其尽快回到俄国……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盼急复”。威廉颁旨称，如果瑞士拒绝他们过境，就让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穿过火线过境（同上，405页）。
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书中详细描述这些钱如何分批交到俄国革命者手中（同上，405~406页）。4月8日，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同上，406页）。1917年夏季就有英、法、俄反间谍机构探明这个情况，临时政府掌握了这个动态，但是没有能力立即予以处理。4月16日列宁一回到俄国便宣布了其著名的《四月提纲》，其□□布俄国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告结束，现在的任务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好准备。
二，关于十月革命
如何估价这场“革命”？它“开辟”的新时代“新”在何处？对于俄国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它起了什么作用？《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对这场“革命”的评价：
1.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
2.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3.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4.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
5.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
6. 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同上，478页）。
三，关于罗曼诺夫皇族的命运
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同上，129页）。
书中说，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实行的是斩尽杀绝的做法。因世界史上有过法国大革命20年后波旁王朝复辟的先例。尼古拉二世等被杀的经过如下：
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理罗曼诺夫家族特别是尼古拉二世的问题，没有找到什么“叛国”的证据，便宣布其无罪。1917年8月决定把他们送到叶卡特琳堡州的托波尔斯克市的原伊帕季耶夫的别墅软禁。在那里一行人遇上了十月革命。1918年7月7日，鉴于这些人的命运“关涉极其重大事物”，列宁安排乌拉尔苏维埃主席与之保持直线联系。作者们引用1918年5月1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说“关于尼古拉二世皇族人等今后的命运，交由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办理”（同上，532页），到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妇，其4个女儿（17—22岁），皇子（14岁），医生和仆人等4 名，计11人，另有3条狗，在关押地被枪杀。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
原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于1919年1月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们的尸体投到附近的动物园。
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子女等人的遗骨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1998年7月18日，也就是逊帝及其他10人被杀的7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决定按照宗教仪式将其安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安葬仪式上说：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出真相，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遭到无辜枪杀的人，是为了替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页）。
四，关于“红色恐怖”
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遇到抵抗，只能依靠讨伐队维护其政权，因此“红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同上，544页）。早在1917年12月2日，即十月革命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托洛斯基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什么不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你们说我们手软……告诉你们吧，过不了一个月这种恐怖就将采取极其严厉的形式，像伟大的法国革命者一样。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同上，544页）。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契卡”，是这两个俄文词的第一个字母），它是对付“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消极怠工”者的。其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1918年6月18日列宁写道：“要鼓励人们的干劲和大恐怖”（同上，545页）
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在莫斯科卢比扬广场矗立了许多年，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将其掀倒，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这是后话。
1918 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上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的。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开始了”。然而，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并没有什么界定，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看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于是遍地设立公堂，就地 “正法”。契卡们奉有的指示是“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同上，546页）。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这是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必不可少的保证（同上，561页）。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同上，549页）。
书中还介绍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令人惊愕的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同上，555页）。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但是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一些部门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552页）。
五，“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就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他们还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五万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政府没有了财源。托洛斯基向列宁建言：“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但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去做，而要集体进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不实行军事化，这样的社会化是做不到的……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的做法定能为社会监督创造必须的条件”。作者们认为恰恰是这样的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错误。“国内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同上，496~498页）。在作者笔下，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从1917年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仅有23名。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 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同上，498页）。
六，“全盘农业集体化”
书中把20— 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同上，883页），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同上，884页）。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共产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 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页）。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抢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同上，890页）。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同上，889页）。农业集体化后1932年—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了1921—— 1922年列宁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国家安全总局，红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 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的反抗最力”（同上，900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千分之十。但斯大林仍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年）死亡人数是930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同上，901页）。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年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 “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同上896页）。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七，苏联的文化革命，造神气氛中的高尔基
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遭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諳国是而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页）。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开始被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等，帕米尔有一个高 7495米的山峰改名为斯大林峰，另一处高7134米的山峰被称为列宁峰，马克思峰高为6726米。
对于历史研究，斯大林强调学者们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一致，时刻牢记“要有正确的方针”，史料并不重要，那是“没用的官僚们才去做的事”（同上，933页）。
于是人人自危，对于党的正确方针，只能举手“赞成”，今天开会决定批判或枪毙某人，你不举手，晚上就可能进班房，命运未卜。
至于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苏联著名的哲学家、造诣很深的洛谢夫出版了一本《神话的辩证法》。在苏共高压政策下这是一件大奇事，令斯大林十分反感，于是忠于“斯大林同志”的高尔基便撰写批判洛谢夫的文章，称其“大字不识几个”（同上，933页），还要著书立说。
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范，并举出了几个例证。1932年4月苏联取缔了所有文学艺术联合会，官办的“苏联作家协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而文学艺术创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拥护和无限忠诚。
此后苏联各地便根据作家协会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协会，如作曲家协会、艺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其领导人一概由苏共指定。在这种高压和限制中，到30年代出现了严重扭曲历史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作者引用高尔基参观索洛维茨（即古拉格）集中营的表现，说明他对他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忠诚。一个男孩子据高尔基过去的作品把他当做“受压迫者的庇护神”，向他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遭受到的非人待遇，高尔基眼睛里闪着泪花听了孩子的讲述。但是并没有“庇护”他，男孩子很快就被处决了。
苏联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劳力修建了白海——波罗地海运河，并以斯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仪式上高尔基发表讲话，歌颂奴役般的劳动，高度赞扬斯大林的功绩。
高尔基“不仅参加了兴师问罪的大合唱，他还为这个大合唱谱曲”，一位姓瓦尼的瑞士作家这样描述高尔基的作用。为建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高尔基不遗余力。
八，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法代表团于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苏联商讨如何对付希特勒。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 20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发生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党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新世界》杂志，1994年第 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9页）
2009年8月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采访。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壁厢英法代表团同波兰商洽，那壁厢是斯大林利用这段时间同德国人商洽。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一是通过战争可以占领一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斯大林需要同希特勒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潘佐夫认为，这部书中关于苏德条约的论述足以确切说明“就其本质来说，作为两个社会思潮，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祖波夫说：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一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一样适用（可参见：www.radiorus.ru）。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才摒弃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
这本书的作者们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罗斯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 “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盼着俄罗斯的复兴，期盼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祖波夫的《二十世纪俄国史》
Levis Levis 2012-12-18 01:14:56
秋按：

《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发表了李玉贞的《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此文流传甚广，爱问即可找到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6229759.html)，文中以极具煽动性的语言，描绘了一部极具突破性（“非苏联趣味”）又不乏权威性（文中宣称写作计划是由“普金提倡的”），同时又是中立客观（“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的历史著作。这部作品，在李文的造势下，迅速吸引了大量关注，我也不例外。根据李文提供的线索，我随即在网上对该书的进一步信息进行搜索（检索同时发现很多人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该著作的进一步信息），由于书稿当时尚未出版，仅可查到俄文资料，我不懂俄语，只好作罢。

后来在阅读俄国史的过程中，我发现李文中强力渲染的许多突破（因为对此书的兴趣，对李文的印象也极为深刻，在阅读中无形地有所对照），在西方史学界并无新意（如列宁曾接受德国资助）。而且从行文态度来看，李文对这些与“官史”出入的事实的渲染方式，似乎比西方学者更富有敌意，反倒是西方学者，尤其是专业于这一领域的学者，对苏联、苏共都有相当的理解的同情。无奈除李文外，祖波夫的著作没有任何资料可循。于是这种种疑问，最后也还是放下了。

终于，2011年5月，《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刊发了针对祖波夫著作情况的查证《译介国外作品要准确——祖波夫主编《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相关情况查证》，作者钟实在多方查询后，指出了李文的许多失实之处。在澄清事实的同时，对祖波夫本人背景、这本书的写作计划、撰稿人情况也有所介绍。

今天我偶然看到钟文，又勾回了以前的兴趣。重新上网搜索，果然发现数篇书评，现选出其中较为详细的一篇，译出来供大家参考。据此评论和钟文的考证，李文的高评价高定位基本都被推翻了：祖波夫这本《俄国史》在权威性、客观性上都是相当成问题的。

评《俄国史：二十世纪》

[美]安东·费得雅辛著

王立秋译

[俄]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Andrei Borisovich Zubov)编：《俄国史：二十世纪》(Istoriia Rossii: XX vek,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20th Century)，卷一：1894-1939,1023pp. ISBN-13 978-5170593620. 卷二: 1939–2007. 847 pp. Moscow: AST, 2009. ISBN-13 978-5170593637.

《俄国史》是一部受欢迎的，对关于俄国动荡的二十世纪的讨论的增补——虽然只是因为这种新的阐释提供了如此之多的令人不能苟同的论点。这两大卷书是一些相关的和新近的重大事件的延续，如争议性的教师手册《俄国当代史，1945-2008》(Noveishaia istoriia Rossii, 1945-2008, Russia’s Contemporary History, 1945-2008)和相应的教科书《俄罗斯史，1945-2008》(Istoriia Rossii, 1945-2008, A History of Russia, 1945-2008)；2009年五月总统委员会抵抗各种假造历史的努力的产物（译注：2009年5月梅德韦杰夫下令成立由总统办公厅主任领导的国家历史委员会，“反击篡改历史、维护俄罗斯利益”，这里说的产物就是该委员会相应的出版物）；关于卡廷惨案的解密档案；以及俄国使否定“二战结果”非法的立法。一个真正的战场正围绕着公共记忆的建构，和历史教育在政治的社会化中扮演的角色，在后-苏世界展开。最后，这场争论将接受学者的检视，而确实，一些学术期刊已经对它进行细致的考察了。[1]

在两年半的工作后，四十三名撰稿人（大部分是学者）把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所谓的“一种与先前的俄国史形成对照的更新”凑到了一起。[2]确实，对他的著作的征引遮蔽了所有其他的西方作者，尽管人们不会预期他（派普斯）认可这一计划公然的东正教倾向。除一位外国作家的例外外，所有这些撰稿人都是有俄国背景，在俄国城市或外国大学任教或研究的人。[3]这个计划的组织者和主编，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莫斯科国家国际关系研究中心（the 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GIMO, 俄国的精英外交学院）历史学教授和莫斯科灵学院(the Moscow Spiritual Academy)宗教史教授——承认这一计划是由“不愿意被提到名字的人资助的”[4]。这部“第一部非-苏的（俄国）史”初版印了五千份，从出版商的广告词来看，（出版社）现已着手印刷该书的第二版，印数为一万册。[5]

争议性的新阐释和高产品质量——彩色地图、姓名索引和可靠的编辑——充分地带来了阅读这些著作所需的投入（的回报）。叙事的事实的密度使这套书成为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而不是泛读的材料。（章节方面，除大章外，）各章还划分为节和小节，总数加起来将近三百七十。祖波夫计划的巨大优势在于，它从大量一手文献引用资料并在几乎每个章节后都开出了一份推荐阅读的书——大部分是最新的俄国史学著作，但也有许多西方的著作，尽管大多数（列出的）外国文本是在1950年到1980年间出版的。

《俄国史》（如非专门说明，《俄国史》指的都是作者评论的，祖波夫的《俄国史》）号称超越了纯粹的政治史——它专注于被卷入二十世纪的漩涡的族群、宗教的少数和个体。与著名领袖的肖像相反，普通人民的照片成了这两卷书的封面，这强调了它们的核心论证，即应该根据它对普通公民——特别地，对他们的“精神的和物质的构成”——的影响来评判一个政权。[6]相反，祖波夫本人有意让《俄国史》成为一部“由错误组成的历史，一部由”促进历史的“救赎”的“政治思索组成的历史”。[7]因此，《俄国史》打破了西方关于当前俄国政府单一地推行把它的史观的陈词滥调，同时也挑战了苏联许多关于二十世纪的神话。

尽管《俄国史》一开始是（准备）按教科书（的体例）来编写的，但其规模很快就一发而不可收拾。祖波夫本人就避免使用（教科书）这个术语，相反，他认为《俄国史》应该是教科书作者可以从中搜集洞见的一部“深入的探究（之作）”和一部“诚实的二十世纪史”。[8]然而，共识的形成并不是这里的目标；而确实，祖波夫也公开地论证过，力求某种单一的史观（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苏联式思维的残余”，历史探究应该收入“自由的知识分子的观点”。[9]在这部历史中，读者不会发现太多“可资利用的过去”，因为它并不试图去把什么好的东西从苏联的遗产中拯救出来。但《俄国史》当然会鼓励（人们）进行反思。书中开篇的这句话就为全书奠定了基调：“二十世纪，我们国家发生了一场灾难”(1:7)。

在前言中，祖波夫辨识了这场灾难根源处的两组分裂——一是俄国本地人和俄国流亡者之间的分裂，而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分裂。他用一个绝对伦理的标尺来衡量俄国的过去，坚持“最高的价值不在于土地或国家而在于人，在于（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lichnost’)”(1:5)。然而，在这些高贵的命题后，开头的几个段落，却堕落为一组关于前二十世纪（二十世纪之前的）俄国史的陈词滥调和概括。斯拉夫部族是“野蛮人和小偷”(1:8)他们的境况没有为“瓦兰吉人的外族统治(Varangian Yoke)”所改善(1:14)，后者所做的，不过是建立一种“掠夺”的经济而已(1:13)。古俄罗斯(Kievan Rus’，基辅罗斯)的受洗（即宗教上的皈依）——在这些作者看来，这是一个“非政治的决定”(1:18)——成为该时期唯一积极的发展。受洗不仅“改变了”大公弗拉基米尔，也迫使瓦兰吉精英最终“承认本地人是和他们自己相似（近）的人民”——这一论断，从事实的角度（这些作者们发现如此反-基督教的奴役贸易，事实上一直持续到了中世纪）来看，是高度可质疑的(1:18)。这些作者在帝国扩张的成功，和社会安乐的程度之间假定了一种反比关系，坚持只有保卫个体的权利，才能确保社会团结(1:56-57)。这些情感固然高尚，但对理解中世纪甚或早期现代的欧洲社会来说，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用的指导。

导论的其余部分沿着类似的思路展开并演化为一种伴随着畸形的过度简化的宗教式的经注(exegesis)。前六十页本质上把俄国史描述为一部无止境的，俄国社会之灾难的编年史——一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式的论证，认为“人民”的境况变得越来越糟糕，而贵族则绊倒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上，直到1917年10月。然而，在这个螺旋陷入灾难的过程中，在帝国晚期，公民社会却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了，尽管作者们也论证说，这一时期碰巧是最不宗教的时期。因此，深陷迷信而非本真信仰的俄国人，轻而易举地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猎物。[10]尽管作者们暗示，公民社会和宗教信仰是相互强化和密不可分的，但是，在开头的这几个章节中，他们却没有对这一关联展开分析。随着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描述把反宗教斗争与个体权利因此也就是公民社会的毁灭关联起来，读者才开始意识到这种共生（关系）的意义之所在。因此，作者们归给从大改革到大战这段期间的，培养公民社会的功劳来得颇为勉强，尽管这一时期确实也见证了巨大的增益。

考虑到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参与了这一叙事背后驱动这一叙事的概念的表述，这种对帝国的过去的潜在的轻蔑多少令人感到惊奇——尽管他（索尔仁尼琴）在2008年去世之前还是脱离了这一计划（使自己远离最终成果）。[11]然而，完全宗教的宗旨，解释了为什么圣彼得灵学院把这个文本作为它的二十世纪史的教科书。[12]对派普斯批判沙皇俄国的著作的大量引用进一步凸显了这种一方面，对俄国扩张的深刻怀疑，另一方面，潜在于索尔仁尼琴那里的，对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及东正教的潜力的正面评价，的奇异结合。这一矛盾在文本行进到1917年前都没有得到解决——至此，反共的主题中和了所有的差异。

二十世纪从尼古拉二世，那个王座上的“迷信的人”(1:66)——他主持着一个为逐渐成长起来的年轻而杰出的一代人所领导的“文化的超级大国”(1:265)——开始。和欧洲殖民大国不一样，俄罗斯帝国偏重其边陲而非中心的发展，因为（此时）俄罗斯人民“变成一个”生活水平低下的“没有特权的少数民族”(1:131)。这些境况需要一个催化剂，才能带来帝国的解体和社会的混乱，而大战，则提供了这种催化剂。二月革命展示了，俄罗斯人民从来没有把大战当作民族的圣战来接受，这导致了一种侵蚀政府和罗曼王朝的去道德化(demoralization)。而且，作为一个不合法的举动，退位本身又鼓励了对守法的蔑视，这最终方便了布尔什维克的政变(1:385)。文本明确地把“贪求权力”的布尔什维克和“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拿破仑和后来的——希特勒”(1:476)等同。尽管作者们只对尼古拉和亚历山大持温和的批判态度，但他们却严厉谴责处决最后的沙皇并完全支持把这位沙皇追封为圣人。

1918-22年的经济破落和饥荒被描述为以破坏社会对布尔什维克权力的反对为目的的蓄意的政策（选择）。关于内战的讨论涉及白方的部分远比涉及红方的要多。文本反复暗示勤劳爱国的俄国人站在白军那边，而红军则诉诸冷漠的、没有生产性的、社会上无能的人。尽管白军代表了全部俄国社会中最好的人，但布尔什维克则培养了“死去的绝对主义的俄国”(1:731)的最糟糕的残余。由于祖波夫公开承认“反共是”这一写作计划的“共同基础”，故而，作者们没有试图去理解对俄国群众来说，共产主义所具有的吸引力，（在他们的笔下）布尔什维克就像恶魔一样从虚无中突然出现，而他们的追随者看起来都是被愚弄的人。[13]

这个文本的优势之一，在于它把俄国流亡者的故事，织入了早期苏联史的画布，因此而对读者展露了苏俄国内外景象壮观的，一系列的反革命组织。在内战后的十年里，白军的残余势力参加了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西班牙、满洲里、摩洛哥、叙利亚、黎巴嫩、印度支那、埃塞尔比亚和巴拉圭的许多战役(1:829-30)。作者们充满同情地提醒他们的读者：这也是俄国史的一部分。然而，作者们并没有深入这些俄国流亡者为之而奋斗的那些政治意识形态。

约瑟夫·斯大林得到的关注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它留给读者的，关于其他布尔什维克人（包括甚至是列宁）的印象极为模糊——他们看起来像是有名无实的人物。潜在的假设是，斯大林的统治，是列宁观念的自然延续——苏共不能“离开扩张”和“进攻性的趋势”而存在(1:798)。而且，作者们还把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表象直接与布尔什维克绑在一起：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从共产主义那里借来革命的概念，把它当作打破道德禁忌的权利（来使用）”且这三个“政权只在细节上有所差异”(1:855)。但尽管作者们把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描述为一个特别的实例，当时，希特勒的政权把矛头转向了“真正的雅利安人”，在俄国“长刀之夜（血的清洗）一直持续到1953年这位暴君的去世”(1:867)。

处理集体化的那个章节的题名取自布尔什维克党的首字母缩写——VKP(b)——“Vtoroe krepostnoe pravo (bol’ shevikov)”(1:883)。[14]作者们把对集体化的抵抗称作“第二次内战”(1:889)但在提到乌克兰的时候却避开了“种族灭绝”这个术语，尽管他们在描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对哥萨克人的政策时使用了这个术语(1:743)。作者们论证说，在1937年统计表明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依然信仰某种神圣的存在的时候，斯大林决定贯彻一个“宗教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这和纳粹试图对犹太人做的事情很像，而这，触发了（苏联历史上的）大清洗和一场“宗教的宗族灭绝”(1:964)。文本实际上回避了“苏联[sovetskow]人民”这个术语而相反使用“苏联人统治下的人民”(podsovetskow)这个术语来强调这方面的服从的非意愿的本质。作者们明确谴责了卡廷惨案、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即臭名昭著的苏德协定），和冬战。

关于二战的章节是解构苏联神话的壮举，从“1941-45年的苏联-纳粹战争与俄国”这个标题开始。在以《俄国史》的出版为主题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中，祖波夫说，战争是“由两个极权主义政权挑起和发动的……为的是消灭德国和俄国的人民。”[15]德国国防军起初的胜利，作者们认为，是因为德军士兵是与“由被他们惨淡的生活压迫和折磨的消极集体化的农民组成的，没有脸孔的红军士兵的人群”对抗的，“积极主动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充满活力”的“农场-农民和市民”(2:39)。作者们认为截止1942年底扭转战争潮流的功劳归功于在斯大林格勒、阿拉曼和中途岛取得的胜利的合力(2:88)。《俄国史》声称，苏联历史学家赞美的爱国运动实际上展现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政权的非人”并且“对德国的行动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影响”而相反“使占领变得更加残忍和不人道”(2:95-96)。吞没苏联战俘(POWs)的悲剧的规模可以和“大屠杀与乌克兰大饥荒(Golodomor)”(2:103)相提并论。可预测地，（在这些作者笔下）陆军中将安德烈·安德列维奇·弗拉索夫(Andrei Andreevich Vlasoy，此人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德国勾结)看起来是一个“悲剧人物”，而不是一个“自私的叛徒”(2:169)。而且，祖波夫个人也对红军不曾出现像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译注：即试图发动反希特勒政变那位）那样的人物表示遗憾。[16]文本曝光了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Georgy Konstantinovich Zhukov)所有的缺陷的罪行：对下级的身体暴力，自杀性的正面进攻，以及他对苏联战俘的态度，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些。作者们揭穿了关于斯大林的政策是为确保对纳粹取得胜利而必要的牺牲这个核心性的苏联神话(2:186-87)。尽管如此，《俄国史》还是对普通苏联士兵和公民的英雄主义与无私致以敬意，这，最终悲剧性地拯救了斯大林的政权；因此对纳粹德国的胜利对苏联人民来说也就成了一次悲剧性的失败。

总体上说，作者们声称，在1918年到1956年期间，苏联政权“绝对至少”带来了五千两百万人的伤亡，没有这些损失，到1990年苏联本应由大约三亿八千万人口(2:186)。后苏联的俄国至今依然不得不面对这个“人造灾难的瀑布”的全面影响(2:706)。与聚焦于“经济的重建”相反，另一个同样从苏联的传统出发的，处理战后时期的那个章节，采用了“俄国与斯大林为不曾发生的第三次大战所做的准备，1946-53”。作者们认为，斯大林的扩张主义触发了冷战，因为他（斯大林）模仿希特勒，试图欺瞒西方领导人并追求一种“最后通牒与武力的政策”(2:231)——只有丘吉尔，在他1946年的富尔顿讲话中，足够明智地看到看穿了这种政策。

在这部历史著作的倒数第二部分，“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衰落期间的俄国（1953-91）”中，作者们把结束恐怖的功劳归功于赫鲁晓夫，这允许人民反思，并且“在反思之后，理解；在理解之后，感到羞耻；在感到羞耻之后，改变”(2:383)。然而，作者们坚持，（政治上的）解冻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现象，而是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下意识地从它（这一代人）的父亲们在1917年和内战期间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中解放出来”的结果(2:383)。考虑到处理那些事件（即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夺权和后来内战）的章节认为布尔什维克通过结合暴力与宣传夺权，这里作者们说的“选择”是什么是不清楚的。然而，说到底，赫鲁晓夫的统治并没有见证苏维埃国家的演变，而仅仅（见证了）社会为从共产主义的独裁取回它的权利而进行的一次更成功的努力。

勃列日涅夫的领导“是以一个由在贫困和缺乏权利的境况中存在的那些人为创造出来的特权组成的等级制为基础的”(2:400)。在这个背景下，二十世纪中期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的改革提议看起来就相当进步了，作者们认为把诸如“市场、利润和有效的资本投资”(2:399)此类的概念重新引入苏联用语是他的功劳。然而，在总结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时候，作者们又重新强调了他们的观点，即，它进一步展现了“扩张的无意义以及整个列宁主义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计划——整个计划使俄国和世界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的疯狂”(2:505)。

在一个简洁地命名为“老人统治(Gerontocracy)L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政权的死亡终点”中，《俄国史》用寥寥几笔带过了苏联晚期的那几年。最后的三百页，探索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其后果，它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根据这些作者，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唯一一件事情——和他任命“实用主义的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Amvrosievich Shevardnadze)”为外交部长的选择给予绝对的肯定(2:516)。冷战“既没有失败者，也没有赢家”——真正的失败者是苏维埃政权，它在无敌国外患的情况下倒台了。新思维最终使社会的关注——相对于地缘政治和军事的利益——再次成为政治的焦点们就像在1905年和1917年时那样。然而，在这点上，作者们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即，苏联共产党(CPSU)和苏联都不可能在改革之后幸存下来，尽管戈尔巴乔夫有这样的意图。他管理不当而不可避免地毫无结果的，试图抢救这个垂死体制的努力“把俄国从一个无神的、反人类的政权的血腥的、长达七十年的暴政中解放出来”(2:578)。

看到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被描述为一个“[同时也是一个]异见人士的总书记”，而他对党的特权的讨伐被描述为“有圣雄甘地之风（原文是配得上甘地）”(2:536)多少令人感到惊奇。作者们批评叶利钦没有更加全面地根除苏联的遗产而是相反建构一个“垂直的权力[体系]”——这个术语是在普金的总统任期期间出现的，但作者们把它用到了他的前任身上(2:582)。然而，作者们还是支持1993年10月叶利钦对最高苏维埃摊牌的决定，祖波夫认为，最高苏维埃既不代表一个直接而民主地选举出来的议会（因为它的许多成员是通过苏联共产党的提名进来的）也不像议会议员行动（因为它的成员拒绝承认权力的分离）。叶利钦因此而有充分的理由通过那个唯一可能的手段——不合法的和暴力的行动——与苏联的传统决裂。尽管对私有化的结果持批判态度，《俄国史》还是把私有化带来的不平等看作计划外的产物。作为支持叶戈尔·铁木罗维奇·盖达尔改革的进一步论证，作者们引用了乌克兰的社会经济灾难的例子，这些灾难是叶利钦的反对派拥护的那种“不决绝的”和“延迟的改革”带来的结果(2:693)。然而，因为俄国通过“现代化（西化）的浪潮”——而不是一场“民族自由的革命”——向市场经济转变，人民不公正地把转轨的缺陷归咎于“西化的改革者”，而不是一夜之间变成虚假的民主分子和改革者的红色官员和以前的党的精英(2:609)。

尽管作者们把（对）苏联的象征意义的复兴看作是不可欲的，但他们还是对普金的政府给予很高的评价——因为它鼓励对中小规模的企业借贷，控制军售，降低通货膨胀，并使税法合理化。《俄国史》既认为车臣战争是悲剧又认为这些战争是为建立秩序和稳定而进行的有正当理由的努力，尽管战争双方都犯下了不可宽恕的暴行。《俄国史》甚至欢迎正义俄罗斯党(Just Russia Party)的创建，把它当做通往稳定两党制的第一步，但也表达了关于当前缺乏真正的竞争党的（现状的）担忧。除去这些保留态度不说，把俄国引进对“维持和平和确保人类的稳定发展”(2:741)负有特别责任的著名国家联合——可以推测是G-8/G-20——被认为是普金的功劳。《俄国史》在呈现普金政府的政策背后的理论依据，继而提供反论上相当公正。这种积极地评价，可能是这一强调的结果，即作者们对普金政权鼓励的，信仰的重生的强调——为“后基督教的西方的冷漠”所害的“当代世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2:708)。作者们欢迎俄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以及对西方的整合，他们相信，在复兴的东正教的指导下，可以避免文化的西化并确保俄国作为一个平等但独特的世界大国（它在1917年以前就是这样的大国）的认同。结尾的章节谨慎地混合了国家主义-东正教的自信，和在大规模谴责苏联时期的代价上的乐观主义。作者们暗示，俄国不再是苏联，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寻求对二十世纪的相对持中的记述的读者多少会对《俄国史》感到失望。然而，在关于二十世纪的更广泛的争论的语境中，祖波夫的计划表述了一种不仅与苏联的遗产对位，也与普金政府的对自由主义的痛斥对位的观点。[17]这套书对苏联的过去的总体态度与其说是探究，不如说是宗教的谴责。文本提供了陈述和判断却令人惊奇地，很少提出问题。而且，如果读者全盘接受书中露骨的反共信息的话，他们将不得不接受作者们相信的这点，即俄国史上的这整整七十年，没有给当下增添任何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书违背了它的本意，因为与天主教的激情结合的反共热情，对俄国人与二十世纪的残酷的历史，以及复杂的当代世界达成协议来说没有多大帮助。那些寻找“苏联的人民史”（这套书的封面设计看起来暗示的就是这样的历史）的人也会感到失望，因为文本除以编年方式列出长长的一串国家犯下的，其臣民经受的罪行外几乎什么也没有提供。祖波夫这套书暗示，苏联经验不过就是一个庞大的、悲剧性的历史错误。但（其中）就没有俄罗斯的民族性格（通过其个体）发现有诱惑力甚至从中汲取养分的东西么？共产主义的经验难道不是更广泛的，西方应对现代性的尝试的一部分么？这些问题在《俄国史》的书页上甚至都没有出现，尽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许比一本一千九百也的二十世纪罪行编年史更难消化。唉，这段历史，还有待持中之论，对此，《俄国史》可能是必要的，但事实证明又是不够的，一步。

Anton Fedyashin
Associate Director, Initiative for Russian Culture
Dept. of History
American University
Battelle-Tompkins 127
4400 Massachusetts Ave., NW
Washington, DC 20016-8038 USA
fedyashi@american.edu
trans. Liqiu Wang

[注]译自Anton Fedyashin, ‘Book Review’, in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Volume 13, Number 1, Winter 2012, pp. 233-242. Trans Liqiu Wang.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请标明译者出处。

[1] 关于对Danilov–Filippov 著作的评估, 参见Kritika: “Ex Tempore: Toward a New Orthodoxy?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in Russia Today,” Kritika 10, 4 (2009): 825–68.亦见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3, 2 (2010): 125–78上考察后苏联历史叙事及课程大纲之建构的那组文章。

[2] Richard Pipes, “A New Russian History That’s Sensational For The Right Reasons,”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5 December 2009 (www.rferl.org/content/A_New_Russ ... easons/1895990.html, accessed 14 May 2010).

[3] 作者由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及外省和外国大学的极为多样的群体构成。一些作者在国家研究中心和智库工作。关于详细的撰稿人名单及其渊源，参见http:/russia-xx.livejournal.com/1101.html.

[4] Sophia Kishkovsky, “A History of 20th-Century Russia, Warts and All,” New York Times, 24 November 2009 (www.nytimes.com/2009/11/25/arts/25iht-russia.html, accessed 14 May 2010).

[5]“Anons izdatelia” (www.krotov.info/libr_min/08_z/ub/ov_istros.html, accessed 28 June 2010).

[6]“ ‘Istoriia Rossii. XX vek.’ M.: AST, 2009. V dvukh tomakh,” Nashagazeta.ch, 15 June 2010 (www.nashagazeta.ch/node/9711, accessed 17 June 2010).

[7] Zubov on “Dym otechestva: Spor slavian vokryg istorii,” Ekho Moskvy, 13 September 2009. See full text and downloadable audio file at http://echo.msk.ru/programs/smoke/618076-echo/.

[8] Zubov on “Roditel′skoe sobranie: Bor′ba s fal′sifikatsiiami istorii na urokakh istorii,” Ekho Moskvy, 30 August 2009. See full text and downloadable audio file at http://echo.msk.ru/programs/assembly/615709-echo.

[9] Zubov on “Razvorot utrennii: Nuzhno li ustanavlivat′ edinuiu istoricheskuiu pravdu,” Ekho Moskvy, 22 October 2009. See full text and downloadable audio file at http://echo.msk.ru/programs/razvorot-morning/628802-echo.

[10]“ ‘Istoriia Rossii. XX vek,’ ” Ivan Tolstoi interview with Andrei Zubov, Radio Svoboda, 3 January 2010 (www.svobodanews.ru/articleprintview/1921084.html, accessed 15 June 2010).

[11] 关于为什么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在Lennart Samuelson对《俄国史》的评论中没有出现的解释参见《巴尔干世界》(Baltic Worlds) (http://balticworlds.com/reflecti ... -a-reactionary-era/).

[12]“ ‘BLAGOVEST-INFO’: Novyi trud po istorii Rossii XX veka kak posobie po pokaianiiu. Professor A. Zubov i o. Georgii Mitrofanov predstavili pervuiu ‘nesovetskuiu’ istoriiu Rossii XX veka,” Credo.ru, 18 November 2009 (www.portal-credo.ru/site/?act=monitor&id=14467, accessed 15 June 2010).

[13] Ibid.

[14] “（布尔什维克的）第二次农奴化”，取代了原来的“全联盟共产党”。这种对首字母缩写的新解读是在斯大林政府1933年为阻遏集体化后产生的大量移民而在乡村地区执行臭名昭著的护照系统后出现的。

[15] ‘Istoriia Rossii. XX vek.’ ” Nashagazeta.ch.

[16]“ ‘Istoriia Rossii. XX vek,’ ” Ivan Tolstoi interview.

[17] 参见Lilia Shevtsova，Lonely Power: Why Russia Has Failed to Become the West and the West Is Weary of Russia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0)；以及Boris Nemtsov and Vladimir Milov, Putin, itogi, 10 let: Nezavisimyi ekspertnyi doklad (Moscow: Solidarnos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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