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于是又拿出明朝的《筹海图编》、清朝的《大清一统舆图》等地图，证明至少我们在地图上标注过钓鱼岛。但是地图这玩意不可能说是你把非洲画进去于是非洲也归你了，把火星画进去火星也归你了。在实际案例中，地图作为证据的效力随地图本身的性质不同而有质的差别。那些随条约粘附的地图（经双方共同认可的用来标示边界划分的地图）可以凌驾于条约本身的文字描述之上，军事地图往往也可以从侧面证明一国对某地的实际控制力。在其它场合，地图作为证据的说服力往往非常有限。例如帕尔马斯岛一案中，法院指出地图作为证据的最基本要求是地理上的精确性（geographical accuracy），此案中美国从世界各地搜罗了超过一千张地图，其中仅有三张是支持荷兰的，结果法院还是把帕尔马斯岛判给了荷兰。明代的《筹海图编》先不论其意义极为模糊，其地理精确性我建议各位自行考察，大概跟我小学时经实地勘测后画出来的最短上学路线图差不多。在危地马拉与洪都拉斯的边界纠纷中，法院指出当地图指向一个没有受到实际控制的地区时（no administrative control is exercised）其意义不大（slight significance），主法官更直接声称这玩意蛋用没有（no or little value）。在加拿大与纽芬兰的领土纠纷中，加拿大的地图开疆流最终也败于纽芬兰的实际控制流。在英法海峡群岛案中，法院指出对争议地区远古权利（ancient title）的考证（此处不单指地图，也包括古文献等）并不重要（unimportant），关键仍在于谁能在近期更有效的对其进行统治（关于地图的效力，可参考《Maps as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Boundary Disputes: A Reappraisal》，《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 57, No. 4 (Oct., 1963), pp. 78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