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赴美，为了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进行一次对话，我在临行前还是做了一些功课。在目前国内的阅读环境中，黎安友教授的许多重要著作尚未被引介到中国，这对于全面理解他的相关思想和设计这次对话的主题，显然还是构成了一定的障碍。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一直是中国国内学术的重要参考，也是中国政府了解美国朝野对中国态度和看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窗口，中美学者在相关领域和层次的对话实际上持续存在，而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则是对话的基本前提。在赴美前，“共识网”刚好转载了一篇对黎安友教授的采访录，提到了他的一个看法：“中国的制度还有韧性”。正是这个看法，为我设计这次对话的主题找到一个切入口。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合理性、可调性、灵活性，和中国制度的合法性、正当性，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一直是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许多“中国模式”论者是从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出发来论证中国制度的合法性，而对此持反对看法的学者，则往往是从中国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中拒绝承认中国制度的有效性。我由此感到好奇的是，黎安友教授关于中国“韧性权威”的说法，会从哪个角度展开他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和评价？
1、关于中国领导人的评价问题。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很在乎美国人的评价，这是斯诺采访毛后奠定的传统，正是斯诺的采访让毛在西方世界获得巨大声望，这个声望是他后来构筑权力合法性的一个基础。文革时期，维克特女士来中国要求写江青传记，江青全力配合，她是想学毛，让维克特扮演斯诺角色，只是效果不理想，江自取其辱。改革以来，美国人又写了两本传记，一本是库恩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是江的传记，另一本是傅高义写的《邓小平传》。前书我看了，书写的水平高下不论，可以看出江的心态，想通过美国人的笔进入史册，成为历史性人物。傅高义的书我还没有看到，看到了一些评论，我感觉不会有很新的见解。现在轮到胡了。这个人上台时，据说美国一家媒体撰文，题目是“WHO IS HU?”现在看来还可以问这个问题。这个人做了十年总书记，至今真实的政治面目依然不清，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不知该如何解释。请问教授，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就你的观察，他究竟算哪种类型的共产党人？他显然不是金正日式的人物，深居简出，他每年都在西方世界跑，西方人究竟怎么看他，如何评价他？教授，你是否有计划也为他写一本传记呢？我还感兴趣的是，你如何比较他和邓、江的相同处和不同处？在中国三十年改革里，他们大致分别领导了十年，都有自己的理论，如何比较分属于他们的十年，我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是不是？
2、关于中国制度的认识和评价问题。我在中国的共识网上看到了您的一篇文章，中文题目是“中国制度的韧性”，不知道英文是如何表达的。我注意到，你和其他许多国外学者一样，对于中国的现有制度还是有积极的评价，说“中国制度依然有可观的希望”。现在中国的左派已经完全放弃了早先具有的一些批判性思维，把中国的制度视为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原因。张五常写的那本《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是应科斯教授之约而写，为的是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成功经验，他主要提出了两点，一个当然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另一个是他概括的县际竞争优势。我的说法是，中国制度的总特征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有两个轮子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一个是国家这个轮子，一个是市场的轮子，张五常提到的县际竞争概念，或者说，地方竞争概念，是属于国家这个轮子的。中国有两个轮子推动，西方只有一个轮子推动，所以，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西方赶不上中国。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在世界史上可谓独一无二，你是不是这么看？问题是，这种制度安排在现在面临着极大的困境，这个我不需要过多解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个制度还能像以前那样运行吗？还能继续创造如此之高的效率吗？从理论上看，对中国制度的认识，是不是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概念：合法性（Legality），正当性（Legitimacy or right），合理性（Rationality），有效性（Effectiveness）。按照这几个概念，中国制度的主要问题是合法性危机，也就是说，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是存在的，也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毫无合法性。你对此如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