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曾提出过一个观点，认为东西方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发展了区别于西方社会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抛开魏特夫立论的水利观，传统中国社会确实表现出迥异于西方社会的所谓“超稳定”结构。两千多年来若干次的王朝更迭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从心理学角度，其中有一个微妙的因素就是传统中国让底层民众有跻身上层的梦想。科举制就是实践这一梦想的制度保障。西方的非契约社会以世袭为基础，社会阶层通过血统固定了下来；而中国社会却从来没有通过血统来固定的社会阶层。即使贵为皇帝，在中国文化里，也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像明朝张居正做首辅时，整个家族鸡犬升天；而张居正一旦倾覆，则又株连九族。科举制让社会底层的每一个精英都有机会脱颖而出，跻身上层。正是因为底层民众都有机会买彩票中奖，所以他们从内心底都不会去反对既存的制度。周作人曾经说过：“当灾难来临时，只有跪下来顺服的没有站起来抗争的；当灾难过去后，只有站起来控诉的没有跪下来忏悔的。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特点吧。”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每个受压迫的个体都希冀能通过转运而跻身为压迫阶层。
国际政治学界有个概念叫“石油的诅咒”（the curse of oil），它也能解释为什么那些富得冒油的石油国家无法发展出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来。从表面看起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途径，类似于蹈入了“石油的诅咒”陷阱。不过，虽然中国社会最富裕阶层的骄奢淫逸不输于中东产油国的富豪，但仅仅靠这个阶层显然无法维系“中国模式”的稳定和发展。维持“中国模式”的人群基础是那些广泛的既得利益阶层，包括公务员、央企员工、教师、医生、媒体人等体制内人群，以及体制外的企业主、管理层、外企员工、自由高薪职业，等等。比如，某大学教授曾经向教育部写信抵制政治教育，接着他外出讲座的收益没有缴税就被查了出来。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你受邀外出讲座，或者写稿，你并不清楚对方是否为支付你的讲座费或稿酬而代扣税（按法律规定应该是这样），即使代扣了你也拿不到应税凭证。只要把这部分人群稳定住了，社会大体上就稳定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