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的宣传面临一个由它自己制造，因此也就格外难以消除的悖论困境：它想要得到的，并没有得到；而它得到的，却又未必是它想要得到的。尽管党在宣传中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但实际的宣传效果却收效甚微，也就是说，国家并未能成功地把正统思想灌输给国民，并以此将他们“社会化”为它所要的那种“新人”。宣传得到的只是人们的表面顺从，这种顺从包括了“行动”的两个方面：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和命令，顺从地有所行动或避免行动。泰德·史密斯（T. J. Smith）指出，宣传的目的主要不是影响群众的想法，因为想法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想法是否真的受到宣传影响，是无法有效测定的。宣传的主要目的是影响群众的公开行为，如果能够做到让群众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不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不做什么，宣传就算收到了成效。但是，成效不等于成功。成功是指形成或改变人的想法，然后再有相应的行动。宣传的悖论是，它一开始就以行为而不是思想为影响的目标，那它注定只能是不成功的。它所改造成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新人”，他们那种没有思想来源的行为只是一种动物性的条件反射。
绝对正确的宣传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独立的想法，而代之以由宣传武断规定的“正确思想”。宣传还必须按照最高统治者的意愿，变来变去。这实际上是在为它自己制造一个逆水行舟式的困境。试想，宣传想要改变的思想是“自发”的，而它自己却是需要“灌输”的。以不自然对抗自然，这是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成功的一件事。这就是老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所说的那种“园丁困境”。赫胥黎在1894年出版的《进化和伦理》一书的序言中描述了一个意欲干预自然的园丁，园丁要以他的武断设计来重新规划自然。园丁可以成功于一时，但只要他停止经营他的花园，自然就会立即恢复原貌。17党宣传不断试图以“先进思想”去教育群众，以革命运动去动员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然而，一旦停止了这种政治运动式的干预，群众立即开始恢复到先前的“落后”状态，甚至比以前的落后更加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