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沉默的是谁呢?仅仅是报纸、书籍、教科书、官方历史书?还是整个社会都参与了这一沉默?美国政治学家密尔(J. S.
Mill)曾说过:人们“获得国家历史,并因此结成记忆的族群,其实都是与过去的一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获得”的“国家历史”是那些记录下来,或者说被权力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而那些没有被记录或不被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就此被武断地从国家历史中剔除,也从族群记忆中排斥出去了。因此,对历史真实保持沉默,虽然是从改写历史开始,但最终却表现为族群的集体忘却。每个沉默的个人,每个在族群中按权力意志来记忆或忘却的人,都参与在以沉默代替真实,以沉默维持谎言的共谋之中。
希特勒不可能消除党内争论,他只能命令争论不外泄。与纳粹相比,苏联式极权专制的高层内斗更隐秘,对“全体一致”的外观门面维护得更严实。1980年,契尔年科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去年(1979年)中央全会是在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召开的。”佩尔则(Arvīds
Pel e)补充道:“决议也是完全一致通过的。”当契尔年科说中央秘书处51次会议召开,通过1327项规定时,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一起说:“就像政治局会议一样,秘书处也是完全一致通过的。”“一致通过”也是东德政治局开会的常态,至少是对外的一致口径,1989年10月政治局罢免总书记昂纳克,昂纳克自己投的也是赞成票。
德国政治学家诺埃勒尼曼( Elisabeth Noelle Neamann)以研究群众的“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理论著称,她观察群众的“公众舆论”形成,发现有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沉默升级效应”,而这种“沉默升级效应”在青年团和共产党这样的组织环境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群体中,尤其在组织化的团体中,人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能本能地知道哪些看法可以安全地说出来,哪些不可以。那些不便说的也就是“危险”的看法,因为人们躲避它,以后还会就此消失,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