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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赵树凯：纪登奎对毛泽东的感情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5-12-2016 22:49
标题: 赵树凯：纪登奎对毛泽东的感情
作者：赵树凯 (进入专栏)

　　
　　晚年闲话中，纪登奎谈论最多的是毛泽东。可以说，谈论毛泽东，是纪登奎一种情难自已的永恒话题。茶余饭后，或街头散步，他常常自然而然地就把话题转到了毛泽东身上。他讲与毛泽东的交往过程，也谈对毛泽东的认识看法。从这些闲谈中，能够看到他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也能显露他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从我的领悟来说，纪登奎对于毛泽东，感恩之情是深深植根于灵魂深处的。但是，他对毛泽东的看法是复杂的，有感激敬佩，也有不理解，甚至还有难以言表的不满和恐惧。
　　 1987年初夏，我随纪登奎到贵州调研。刚到贵阳的时候，纪登奎让我找地方志来看。我通过省委接待处找来了《贵州省情》、《贵州风物志》等资料。他翻开书，看见插图第一页是周恩来视察贵州的照片，随口对我说道：“为什么没有毛主席？看来，贵州对毛主席的认识早就比较深刻了。”语气中流露着不满和怅然，似乎毛泽东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可见，纪登奎对于毛泽东有很深感情。我对他说：“也许毛泽东就从来没有来过贵州”。当然，这是一种解释，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建国以后毛泽东是否去过贵州。
　　纪登奎与毛泽东的关系，在当代中国高层政治历史上，堪称传奇一页。纪登奎自己经常自豪地说，从1950年冬天在火车上第一次见面汇报之后，到1969年夏天纪登奎调任中央之前，十几年间几乎毛泽东每次南下路过河南，都要单独约谈他。期间这种见面汇报有十三次之多。毛泽东与纪登奎的这种面谈，并非礼节性接见，而是深谈，一般情况下都谈一两个小时，有时候甚至一次交谈四五个小时。毛泽东曾数次专门把纪登奎叫到北京汇报，或者亲自指定他参加某种会议。
　　从建国初期到1969进入中央领导层，期间纪登奎的工作多次变动，他先后担任过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担任过一个大型企业的厂长，并于1963年春担任河南省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按照纪登奎的说法，其中两次变动，即从地委书记到厂长，从厂长再到地委书记，是毛泽东事前直接给过他打过招呼的，可以说是毛泽东直接介入了他的工作安排，另外两次工作变动，纪登奎并不知道是否有毛泽东的直接影响。如第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宣传工作经验后，受到毛泽东称赞，随后从地委副书记提拔为地委书记，他不清楚是否是毛泽东对省委领导有交待。
　　纪登奎进入中央领导层以后，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当时，因为众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党中央领导核心已经变形，领导机关不能正常运转，毛泽东成立了统管组织人事和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组织宣传组，深得毛泽东倚重的康生作为组长。纪登奎作为副组长，协助康生分管组织；张春桥作为副组长，协助康生分管宣传。1970年秋天起，康生以身体原因不再分管中央组织部，也不再常规性参加政治局会议，纪登奎正式分管中央组织部。毛泽东还让纪登奎具体负责林彪专案的处理、中共“十大”筹备、四届“人大”筹备等工作；在经济方面，纪登奎作为国务院副总理，被安排长期主管农业，曾分管国务院值班室（即国务院办公厅）；军队工作方面，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安排纪登奎成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即中央军委委员）、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毛泽东安排没有军队经历的纪登奎担任重要军职，在会议上直接说明，是为了给军队的领导层“掺沙子”。1975年，毛泽东还让纪登奎分管政法工作，担任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一段时间里，纪登奎负责的工作横跨党政军，可谓位高权重。
　　纪登奎对于毛泽东感情之深厚，可以让每一个与他相处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他每每提到毛泽东，从来不直呼其名，总是称为“主席”，偶尔也称为“毛主席”。从我当时的接触来看，一些老干部往往对毛泽东直呼其名，而且也有的称为“老毛”。纪登奎在日常闲谈中，不论说到国家大事，还是生活小事，往往情不自禁地联系到毛泽东，如毛泽东会怎样说，或者毛泽东会怎么处理。
　　纪登奎谈论自己对于毛泽东的感情，有一些经常使用的经典性话语。他常常说的话是：“毛主席那么伟大，也犯了错误，我怎么可能不跟着犯错误”；“毛主席犯过的错误，我必定也犯；毛主席没犯的错误，我也可能犯”；“我是毛主席的遗少，已经落在了时代后面”，等等。谈论到林彪事件，他也忘不了为毛泽东辩解：“林彪这个人确实是主席用错了，这是主席的问题，但是，不要忘了，林彪的问题也是主席自己识破并解决的”。
　　纪登奎经常说，林彪系统、“四人帮”系统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所作所为背后都有毛泽东的影子。“毛泽东所以既起用林彪，也起用“四人帮”，是为了利用他们干掉那些他认为有威胁的人”。
　　即使说到毛泽东地晚年错误，纪登奎在话语间也从并无贬损之意，而是依然用不失恭敬的语气。闲聊中，我们时常说到社会上对于毛泽东的批评。纪登奎在承认毛泽东犯过错误的同时，常常要为毛泽东辩解几句。他说：“当然，我承认毛主席犯了错误，尤其是晚年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但是，在我看来，毛主席在处理国家主权完整、领土问题上，他一笔账都不欠。在对外关系上，美国也好，苏联也好，毛主席从来不买账，绝不受这些强国的气。毛主席曾经当面奚落基辛格，嘲笑尼克松，而且使他们心服口服”。
　　但是，纪登奎对于毛泽东的感情是复杂的，或者说，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显然不是一种宗教性质的感情，因为宗教感情不带有任何分析批评或者质疑，是一种比较纯粹的顶礼膜拜。纪登奎谈论毛泽东时，常常直接历陈毛泽东的错误，甚至表露出对于毛泽东的不满或怀疑。他说：“我认为，主席的主要错误，是一个又一个地搞政治运动，特别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搞的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伤害了很多人，也耽误了很多正经事。主席文章写得好，话也说得好，但他自己往往出尔反尔，违背了自己的思想。特别是林彪事件以后，更是几乎谁也不相信了。在林彪事件之后，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一日不如一日。最大的缺点是疑心极重，总是疑神疑鬼。他让毛远新当联络员，我们见他也不那么容易。我见他时，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说话也很紧张，只怕哪句话错了。在主席晚年，我见他的时候，那种感觉，与五六十年代见他，真是太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的党内政治生活太不正常”。
　　纪登奎经常感慨，从建国初期直到文革开始的十几年间，他作为地方领导人十几次单独向毛泽东汇报，总的感受是，是能讲真话的，有时候这种谈话还相当畅快。但是，进入政治局以后，纪登奎本人也成了中央领导人，反而不敢向毛泽东讲真话了。特别是到了“文革”后期，林彪事件以后，再见毛泽东的时候，就不是能不能讲真话的问题了，甚至基本上连话都不能讲了，只能唯唯诺诺听命。谈到这种情况时，纪登奎感叹：“这是我们党的悲剧，也是毛主席个人的悲剧。”
　　在闲谈中，纪登奎经常说到林彪本人和林彪事件。他说，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问题，大家都只按照毛泽东定的调子说话，从来没有人说出自己对于林彪事件的看法。在政治局委员之间，包括在直接负责林彪专案的他本人和周恩来之间，会议之外，个人之间从来不议论林彪问题，更不交流个人关于林彪问题的看法。所以，他始终不知道周恩来自己对于林彪事件的个人看法是什么。如果说，纪登奎在五六十年代作为一个地方干部，还可以汇报真实情况和想法，说明党内下层和高层的关系还基本上是正常的，那么，在纪登奎被吸纳进政治高层以后，这种关系就发生了严重异化。在党中央领导集团内部，连起码的意见表达都没有，更何谈党内民主。
　　纪登奎对于毛泽东的感情复杂莫名。一般情况下，他说到毛泽东的时候，常常大讲毛泽东对于他本人的知遇提携之恩，感激与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但是，有时候，在说到一些具体事情的时候，对于毛泽东又有质疑和不满。在“整党”会议的“对照检查”中，纪登奎说到，在批林批孔运动和“批邓”运动中，他两度遭到江青等人的严厉指责，是毛泽东出面保了他，江青等人才算罢手，所以，他对于毛泽东非常感恩。但是在后来的闲谈中，他说起这些事情时，又流露出内心的狐疑，认为江青等人指责他，背景不会那么简单。他觉得，当时有可能的情况是，毛泽东既支持了江青等人对于他的指责，随后又出面保了他过关。纪登奎知道，毛泽东对他已经有一些不满意。江青等人在批周恩来、批邓小平的时候，也捎带上指责纪登奎，有可能也是毛泽东在敲打他，让他注意自己的立场。这些隐秘的东西，似乎永远无法证实。但这种推断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不论批周恩来也好，还是后来批邓小平也好，根本上都是毛泽东发动和主导的，江青等人主要是执行。既然毛泽东能主导评判周、邓二人，自然，把一些时间里与周邓二人过从比较密切的纪登奎敲打一番，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毛泽东既通过江青等人斥责纪登奎，又亲自出面保了纪登奎，大概有自己的用意，就是让纪登奎发挥一种特殊的作用，既作为制衡“四人帮”的力量，也作为制衡邓小平的力量。对纪登奎本人来说，处理得好，两边都得到善待，处理得不好，则两边都交恶。从后来的结局看，显然于他而言是一种不理想的情况。
　　纪登奎对毛泽东的复杂感情中，还有一种深刻的恐惧。现在看来，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纪登奎这种内心深处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二十七八年以前，我在一次散步时听到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对当时只有二十几岁的我来说，内心深处是一种巨大震惊。纪登奎说：“有时候，半夜里游泳池（毛泽东住处）来电话，我马上就要往那里赶。这时候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不知道去了还能不能回来。我的夫人在家里，也紧张地睡不着觉，直到我回到家里，才算踏实下来”。纪登奎闲谈中说到这种巨大的不安全感，是最让我难以理解的，或者最让我不可思议。听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插话：“您想得太多了吧，毛主席那么信任您，您还有什么担心的，难道还会突然把您关起来？”他看我一眼，并不回应我，继续说话。对于这种身在高层的不安全感，纪登奎只是一语带过，说话时的状态很像自言自语，从来没有做任何进一步阐发，全然不理会我的疑虑和惊讶，更不给我的疑问以直接回应。
　　以我现在的理解，纪登奎在毛泽东身边的不安全感或者内心的恐惧，其来源可能产生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权力结构因素，即当时的高层权力系统，已经演变为在一个人的极权统治，在这种政治情景之下，几乎人人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这其实已经是高层政治生活的恐怖状态。其次是纪登奎的个人因素，即恐惧产生于纪登奎与毛泽东的特殊个人关系。到“文革”后期，纪登奎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高层斗争，躲过了一个又一个政治漩涡之后，已经意识到他的有些作为已经引起毛泽东不满，开始对来自毛泽东的信任缺乏自信。在这种情况下，他有理由连自己的人身安全也有所担忧。这种人人自危的状态，使人联想到欧阳修所说古代帝王宫廷，所谓：“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帏闼”。已有研究似乎还不能解释，一个以公共福祉为基本使命、以民主自由为制度目标的政党，是怎样形成这种极端个人集权状态的。这种情况说明，在意识形态承诺和体制运行现实之间，差距往往是巨大的，更有甚者，不仅是差距问题，而是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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