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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罗洁琪：逃不出的洪水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9-20-2016 16:28
标题: 罗洁琪：逃不出的洪水
逃不出的洪水

2016-08-25 罗洁琪洁琪的靡靡之音
“作为资深灾民，我对故乡的记忆，逃不出那一场又一场的洪水，惊险的逃生，腥臭的污泥，让人精疲力尽的灾后重建，还有无法释怀的生离死别。”这是一篇关于洪水和文革的个人史。

逃不出的洪水

文 | 罗洁琪

一

2012年4月，我带着三个月大的女儿，回广东的娘家休产假，能在家呆上几个月。我想趁机了结一个心愿，寻访爷爷被害的过程，收集小镇的文革故事。

那时候，我还在哺乳。每次喂完孩子，我只有两个小时的自由。我带着摄像机和三脚架，多次去中学的退休老副校长黎增燕先生的家里，想从背景开始，了解发生在家乡小镇的文化大革命。当他讲起“革命委员会，红旗派，武斗，地富反坏右”这些文革词汇，我理解起来非常吃力。那时候，才深深意识到，对于那段历史的真相，我几乎一无所知。自以为了解的，只是官方的结论和各种信息拼凑的模糊印象而已。

校长夫人说，文革的时候，有一天，她在贺江边的菜畦上走。看到一些人在江边的沙滩上围观，她凑过去看，是几个男的在挥动着大木棍，踢打一个人，旁边放着一张桌子。被打的人踉踉跄跄地掉进水里，呛了水，又挣扎着往岸上爬，躲到桌子底下，跪着求饶。求生的欲望就像在水里按不下的皮球。可是，每当那个黑脑袋爬上岸，那些男人就把他拽出来，继续用脚踢，直到江水慢慢地变得越来越红。她受到极度的惊吓，想喊又不敢喊，浑身发软。逃回家后，在床上躺着，失语了五天。

那个年代，尽管沿岸也长满了翠竹，可是，贺江水的颜色是红的。在我家旁边，是“船民社”的宿舍，里面住了很多当年的船夫。那时候，贺江没有筑水库，建发电站，水流遄急，是主要的航道。他们在江上日晒雨淋，打鱼运货，以船为家，吃江里的鱼，喝江里的水。清晨，江面弥漫着乳白色水雾，他们就用绳子捆绑一个小木桶，扔进水里，再提上来，刷牙洗脸。

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妇女说，文革的时候，清晨起来打水，水桶经常会碰到黑头发漂散在水面的脑袋，船舷旁边也漂浮着尸体。有时候，是一家人被粗麻绳捆在竹排上，里面有孕妇，有孩子，有男人。很多尸体，是从上游的广西漂下来的，那里的武斗比我们家乡厉害得多，江水红得发臭，以至于不敢再饮用。

那些年，她看到江上沉默的尸体，听到镇上求救的活人。镇上有个邮政局，门口有一个水泥筑成的高台，经常被用于公开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有一天，她在街上走，一个被批斗完的男人被捆绑在竹子上运走，他凄厉地呼喊：“很疼啊，很疼啊，我的手断了，谁来救救我！”满脸皱纹的老人低着头，反复地向我学着当年那个人的求救声。那个声音在她的心里存了几十年。她说，没人敢去救，也没人知道他被运到哪里。

我的外婆说，镇上有个妇女看见我爷爷被推下水，她是我爷爷的表亲，丈夫是当年镇上的小干部。她还活着，七十多岁了，就住在镇医院的马路对面。我找到她，说：“我是罗永坚的孙女，想知道我爷爷是怎么死的”。

我爷爷并不是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只是在祖屋里悄悄地当牙医。赶集的日子，农村的人会知道在那个屋子里，有人悄悄地做着这样的营生。爷爷给他们拔牙，治牙疼。其实，没人能确定，在“黑五类”中，爷爷算是哪一类。爷爷害怕，逃到广州。在文革的尾声时，镇上搞批斗的人托老乡去广州找到他，骗说，“文革已经结束了，镇上不死人了，回去吧。”爷爷听信了，也想家了，在农历六月二十七的夜晚，偷偷地回到久违的家，见到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他的妻子。我的爸爸是他的次子。

当他踏入家门不久，一群暴民就冲进屋子里，用粗麻绳将他五花大绑，押着去往贺江下游的龙湾潭。在小镇的尽头，有一个伸入贺江的小山丘，江水受阻，蜿蜒绕行，在小山的北侧形成一个深潭，就是龙湾潭。龙湾潭上面，是一棵古老的木棉花。木棉花茂密的枝叶下，掩盖着一座龙母庙。那些天，一直下大雨，贺江水涨，水流很急。那群人吆喝着，推赶我爷爷走上泥泞的坡路。那位表亲戚刚好经过，看到了。她走过去，质问那些人为什么要害她的亲戚。那些人把她推走，她看清了其中一个人的面孔。

龙湾潭边上，在漆黑的夜色里，我爷爷跪着，穿着白色的衣服，有粗绳五花大绑，被暴徒踢进滚滚的洪水。从小到大，我无数次想，我爷爷被踢，坠入冰冷黑暗的江水时候，内心是多么恐惧，他有没有大声喊救命？他的嘴巴被毛巾塞住了吗？他被绑住了，不能挣扎，只是坠落，坠落吗？会不会像电影里的情节，在水里解开绳子，去了遥远的地方隐姓埋名，现在还活着？

第二天清晨，家人雇请船夫，顺流而下，到处寻找尸体。爸爸说，大水淼淼，早就冲走了。就这样，我爷爷死不见尸。几年后，我的奶奶变得疯癫了，趁着家人不在，走到木棉花下，跳进了爷爷遇害的龙湾潭。

那个表亲戚说，当天晚上，她看到的那个人，现在住在她家旁边，以前是理发的，现在帮儿子卖电器。其实，我小时候就听说家人说过，是那个人害死我爷爷。镇很小，我常常见到那个秃顶的矮个子男人，穿着短裤，白色汗衫。在文革期间，他和几个扫垃圾的清洁工是最积极参与批斗的人。说到这里的时候，表亲戚的儿媳妇侧头白了一眼，责怪老太太的嗓门太大了，怕那个人听到。老太太故意提高了声调说，“是他害了人，我怕什么？”

离开她家后，我回到家里，很激动，忍不住向爸爸问更多的细节。那时候，我爸爸还健在，不过中风了一次，勉强能走路，说话不再清晰。我问他：“当时他们从家中带走爷爷，你们怎么不阻止？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找那个人报仇？国家不审判这些坏人，我们自己去找个说法。家里那么多兄弟，怕什么？哪怕去揍他一顿。”爸爸叹息说，“哎，那个年代！谁敢反抗？”他还来不及说完，妈妈在厨房听到，走出来，说，“别让你爸爸激动了，他病着呢。” 我不敢再问。

接下来的那几天，我的心情一直无法平复。有一天下午，我终于去了那个电器店。我很紧张，时过境迁，突然去质问几十年前的事情，好像荒谬可笑的人是我。文革期间，镇上死了那么多人，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要追究害人者的责任，哪怕只是让他道歉。我孤身一人走到电器店，那个人正好站在门口。我走近，怒视着他，心跳加速，激动愤怒得语无伦次，“我是罗永坚的孙女，你还记得他吧，罗永坚，是我爷爷。是你推他落江的吧？你害死我爷爷。”他有点愕然，很快就强装镇定，扭头斜视了一下我，拖长声音，很平静地说，“哪里是我害死你爷爷，那天晚上，我只是在旁边看热闹而已。”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不过，也没敢对着他扇一巴掌。

后来，我外婆陪着我，我抱着才几个月的女儿，去到那棵木棉花底下，找到我爷爷被踢下江的地方。我烧了香，跪下来，磕了头。

回到北京后，我去西四的广济寺给那个表亲戚买了一串佛珠寄回去。我说，谢谢她，好人会有好报。其实，我并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懦弱的借口，或者无奈的托辞，我始终认为，对于作恶，需要积极的反省和惩罚，不应该逃避和遗忘。恶人还活得好好的，而我爷爷则长眠于江水。

每次家乡发洪水，看到浊波翻滚，水流遄急的江面，我就想起那个漆黑的夜晚，我跪着的爷爷。

二

我从小在江边长大。那条江叫贺江，从广西的贺州蜿蜒而下，途径粤西，流入珠江。沿岸两侧是青山翠竹，稻田菜畦，村舍民居。在桂粤交界的一处河段，有开满紫荆花的河堤，那里就是我的家乡，广东省的南丰镇。江水从小镇的西侧绕行，我家就在码头边上，在15岁离家求学之前，我映着金灿灿的晚霞骑车放学，劈柴，做饭，收叠衣服。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江水并不满，在河堤和江水之间，还隔着一片几十米宽的沙洲，白色的沙子上面铺着灰色的鹅卵石。妇女们卷起裤腿，把脚泡在江水里，踩着鹅卵石，把衣服扬起，逆水一扔，衣服顺着水势再漂来。江面上的肥皂泡條忽消失，家事的闲谈也会随风飘散。被单在沙洲上晾晒，用鹅卵石一压，就不会被风吹走。夕阳西下，棉质的旧被单散发着阳光的味道，江对岸的竹林里炊烟袅袅。夏季的黄昏，我的爸爸率领着我们一群孩子们在江里游泳。红色的霞光随着水波荡漾，江水清澈，我们玩潜水找鹅卵石的游戏，天天重复，从不厌倦。偶有渔船开过，水波跌宕，我们像一群鱼儿逐波而去，高呼尖叫。

到了雨季，江水上涨，淹没沙洲。后来，贺江的上下游陆续建起更多的水库发电站，强行地将江水分段截流，水位常年保持在30米左右，江水被囤积到河堤码头。雨水密集的日子，镇上的人常常穿着短裤拖鞋，伏在我家门口的栏杆上看水位，双手抱胸，猜测议论“今年会不会发洪水”。如果上游的广西合面狮水力发电厂，蓄水超限，开闸泄洪，水位超过36米，江水就漫过河堤，从各家各户的地下管道，化便池，汩汩地冒进房屋。水淹全镇，每隔几年就会发生，河堤路的民宅，则是一两年就要被泡一次。作为资深灾民，我对故乡的记忆，逃不出那一场又一场的洪水，惊险的逃生，腥臭的污泥，让人精疲力尽的灾后重建，还有无法释怀的生离死别。

1994年，我们一家还住在爷爷留给我们的祖屋，在镇上的老街，靠近那个批斗的阵地——邮政局。小时候，我常和邻居的孩子们在那个高台上疯跑，玩游戏。天一黑，就会回家，不敢再在那里玩。镇上的人都说，邮政局闹鬼。

那年夏天，在我初中毕业的前夕，连日暴雨，上游的合面狮水力发电厂不断开闸放水，洪水来袭。那是我记忆最深的一场洪水。

那几年，我爸爸在顺德工作，妈妈一边当牙医，一边独自照顾着我哥哥，我和弟弟。洪水漫过河堤，在几个小时内之内，一直向东，侵入小镇的老街区。祖屋狭长，从前到后，按照氏族的辈分，住着四户人家。第一户，是我的伯父，第二户是次子，我的爸爸，后面两户是我爷爷的两个堂兄弟。大家的卧室都在木阁楼上，一楼是公共通道。小镇的房子紧密并排，有些人家甚至共用着一面墙。那时候，各家楼房差不多高度，房子类型几乎一模一样，楼顶都有晒台晾晒衣服，养鸡种花，互相可以攀爬穿越。在楼顶上，简直可以走完小镇的老街。

那一年，我家还没安装电话。爸爸打到邻居家，找我妈妈去听。我记得信号不好，电话两端的人都拼命吼，吼了几声，电话就断了，全镇就开始断电，断水。大雨像扯断了的白线，密密麻麻地落在晒台上。没人告诉我们，那场洪水会有多大。妈妈打完电话，就回到阁楼，找出皱巴巴的房契和存折，放在一个印着嫦娥奔月的铁月饼盒里，随身抱着。

大概过了一天还是半天，洪水已经淹入房子四米多高。在阁楼，地板是用钉子固定在一条条横梁上的旧木板，扛不住水的浮力，开始一块块松开。万一踩空，就会掉进洪水里。于是，我们四个人撤离阁楼，通过晒台，爬到隔壁邻居家的二楼。我们家里的米缸，是灰色的陶罐子，里面有米和鸡蛋。一个波浪打过来，罐子就随着洪水，摇摇晃晃地漂走。我趴在屋檐上，用一条长棍子，想把米缸勾回来，可是，不会使劲，眼睁睁看着它越漂越远。妈妈顾不上米缸了，紧紧抱着那个月饼盒。当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难道丢了房契，这个房子就不属于我们了吗？

傍晚时分，洪水继续上涨，已经淹到邻居的二楼。于是，我们继续逃生，逃到另一个邻居的三楼。所谓的三楼，其实只是晒台上一个灰瓦青砖的小房子，不足十平方米，是一个七十多岁老人的卧室，里面只有一张简陋的木板床。

要爬上那个三楼，要重新经过晒台。晒台已经被淹了，洪水里，漂着泡死的十几只白色的竹丝鸡。邻居家的二儿子在县城读高中，那年考大学。鸡本来要为高考献身的，因为洪水，没等到那一天。雨很大，晒台上的水也很深，漫过我家的房顶，和外面老街的汪洋大海连成一片。家人都胆怯，不知道如何过去。我是第一个勇敢的人，一只手抓着晒台上晾衣服的竹竿子，另一只手扶着旁边摇摇恍惚的竹栅栏，从已经被淹的半个围墙慢慢地走过去，脚底是漂浮的死鸡。我探路成功，再回去把家人和邻居的老人，一个个拉过来。陆陆续续地，有20多个人挤进了那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多数人的米缸都被冲走了，有些人带来仅剩的大米、木柴，用大铝锅接住雨水，熬成稀米粥。

入夜后，20多个人，横着躺在那个木板床上，床底下，再坐着或者横躺很多人。那位老人的房子，有着长期残留的尿骚味，人的体味和药味。我和哥哥无法忍受，走出房子，站在外面的晒台上。这个三楼，已经是我们可以爬得过去的，最高的地方。如果洪水继续上涨，我们无处可逃。那时候，没水没电，缺粮食，政府官员也不见踪影，电话尚未普及，更别提手机。暴雨不停，洪水浊波翻滚，水面上有一层水汽，冰冷袭人，哥哥让给我一件厚衣服。我们一起撑着一把雨伞，在风雨里站了一夜。洪水里，持续漂来动物的尸体，各种垃圾、树枝、还有游动的蛇，在急速的漩涡里。

两三天之后，洪水慢慢消退，水位仍在及腰处。我们回去家里，妈妈穿着内裤，泡在水里，顺着洪水的消退，洗刷墙上的脏泥，用木铲子把屋里沉积的淤泥推出去。邻居拆下家里的木门当船，带着我，划过洪水，去到镇的郊区。我摇动井口的铁杆，白花花，冰凉凉的井水喷出来。我撒了很多的洗衣粉，使劲地洗头发和身体。

等到洪水全部退出，有自来水了，屋里仍然剩下膝盖高的黑黄色淤泥，妈妈和哥哥一锹一锹地铲进铁桶，抬出大街上。各家各户的淤泥和垃圾都倒在街上，堆积如山，成了满目苍夷的废墟，在阳光下散发着极其腥臭的味道。

家人在外面干活，我在里面的厨房洗刷被洪水泡过的衣服。我坐在小板凳上，把衣服泡在一个硕大的红色塑料盆里，用水龙头冲洗。洪水消退，形成一股牵扯的力量，有些老房子开始倒塌。和我们并排的，隔一个屋子的老房子哗啦啦地倒塌，我没听见；妈妈在门口大声喊我逃命，我也没听见。祖屋里，就我一个人，在很认真地洗衣服。突然，妈妈飞快冲进来，拉着我就往外跑。幸好，邻居房屋倒塌的冲击波只是让我们家的墙凸了，倾斜着，没塌下来，就像一个宁死不屈的英雄身姿。我的伯母骂我妈妈，傻乎乎冲进去，如果真的塌了，死的就会是两个人。

有一天，镇上突然来了大卡车，送来很多穿迷彩服的军人。我第一次看到了“解放军叔叔”。看到宣传口号，才知道，原来我的家乡经历了百年一遇的大洪灾。解放军们很年轻，拿着铁铲，迎着烈日，身体被晒成铜皮铁骨的样子，满头大汗地清理淤泥。我对他们充满羞涩的好奇。镇上的居委会，也开始通知去领取赈灾物品。街上的淤泥堆积很高，无法穿雨靴。我穿着拖鞋，踩着淤泥，领了几瓶矿泉水和两袋饼干，沿路看着那些解放军。妈妈心肠好，在家里熬了解暑绿豆汤，让我给家附近干活的解放军送去。一开始，他们不愿意喝，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后来，有一个军官牙疼，来问我妈妈，我妈妈是牙医。于是，我有了借口接近他们。那年，我15岁，很害羞。军官一低头和我说话，我就像小鹿一样飞奔走开。躲在家门后面，远远地，悄悄地看着他们。那是一种很甜蜜的兴奋，只属于那个年龄。那时候，电视上宣传，解放军是民族的脊梁。作为灾区人民，我觉得他们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让废墟重新变成家园，他们在我眼里是真的威武和高大。从那以后，我就憧憬着，以后嫁一个铮铮铁骨的解放军。2001年，我来到北京读法律研究生，才慢慢地懂得，军队既是民族的脊梁，也是国家暴力机器的一部分。

对于那场洪水的记忆，是以我的一次昏迷划上句号的。街上堆放的垃圾，混杂着很多动物的尸体，经夏天的阳光暴晒，无论是淤泥，还是空气，都是散发着臭味，传播着疫病和细菌。泡在淤泥里，人们的皮肤会发红发痒，我左脚的中指开始腐烂。家里的床单，衣服，碗筷，沙发，一切细碎的家当，无论怎么洗刷，暴晒，都散发着洪水的腥臭味。阴暗、潮湿、肮脏，整个家像地窖一样。灾后重建，让人精疲力尽，我妈妈完全无暇顾及我。我自己能弄到的唯一的消毒药品是“紫药水”。我反复涂抹，左脚还是从脚面腐烂到脚底，中间流出黄白色的脓，后来，烂出一个小洞，能看到白色的脚趾骨。疼痛难忍，我一瘸一拐地走到附近一个简陋的小诊所。诊所里只有一张桌子，旁边有一张木沙发，很多病人在排队。医生说要给我打针。当时，我还饿着，洪水期间，缺乏粮食，有细菌感染，加上高强度的劳动，身体变得虚弱。

在一块白布帘的遮掩下，没穿制服的护士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一针。我觉得晕眩，呼吸不顺畅，艰难挪步，趴在那个木沙发上，昏了过去。后来的事情，我全忘记了。不过，左脚中指的白色疤痕至今仍在，成为那场百年一遇洪灾的永久证据。

三

94年洪灾之后，老祖屋的墙倾斜了，不能再住人了。若干年前，爸爸妈妈已经在河堤路上买了宅基地，搭建了简单的房子。然后，我逐渐远离了家乡，去县城读寄宿高中，广州读大学，后来在北京读研。每到雨季，我都会很紧张地给家里打电话，问江里的水位。洪水如常，我有幸躲过。

2002年，我在北京读研，暑假在学校准备司法考试。可是，有几天，心里很不安，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回家。长途跋涉，我拉着行李箱，终于走在了紫荆花盛开的河堤路上。那时候，又是一场特大洪灾的尾声，是我熟悉的淤泥和腥臭的垃圾。

回去后，家门紧锁，问了邻居，才知道原来我外公去世了，那天恰好是他的出殡。外公叫钱剑云，是教书匠，长年穿着白衬衫，骑着一辆28寸的黑色自行车，去乡村中学教语文，给家里换粮食。

2011年，我怀孕，把快80岁的外婆接到北京陪我。那半年，我们祖孙俩每天晚上都一起在院子里的操场散步，外婆一瘸一拐地走着，我慢慢地陪着她。她和我讲了很多细细碎碎的往事，关于她和外公，小镇的老街坊，从解放前到现在。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出生在镇上的一个地主家庭，是大房老婆的独子，长得清秀英俊。我外婆莫凤燕，是金楼村地主家庭的千金小姐。十几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安排了一个丫鬟陪着她，在镇上租房子上学。

那时候，外婆才十几岁，梳着两条乌黑的长辫子，样子俊俏。每天上学，她都要经过外公家所在的行仁里水巷。老人习惯在门口台阶上坐着搭讪，外公的妈妈看上了每天从门口经过的姑娘。这种心意很快就在水巷流传。后来，每当外婆经过，巷子里其他的男孩子就起哄，齐声喊，“钱剑云，钱剑云！”

外婆害羞，惊得飞跑，甩起两根乌黑的长辫子。外婆和我回忆起那些年的水巷，还会像少女一样掩着嘴笑。谁能预料，那些人和事，一别已是60多年。

有一年，外公的爷爷生病，我的太公去金楼村提亲，并且希望过门冲喜。1948年农历九月十一日，外公穿着民国的长衫，坐着八人抬的大桥，迎亲队伍扛着猪肉，一坛坛的米酒等，上门迎娶。恰逢南方晚稻成熟的季节，迎亲队伍踏过连绵的金色稻田，一路是稻香。16岁的外婆凤冠霞帔，穿着红色的龙凤褂，坐进了花轿。

结婚后不久，中国就解放了，土改运动开始了。外婆不再养优处尊，辞退了丫鬟，自己开始干粗重的农活。后来，外公去县城读师范学校，回到乡村教书，周末才回家。外婆心疼外公是个书生，从来不让他下田地。外公爱抽烟，外婆会把棕黄色的烟叶切成烟丝，整整齐齐地用纸裹好，压在床头。外婆去田里劳作，外公也会把衣服折叠好，用柴火把热水烧好，等她回来洗澡。

在那个年代，没有节育措施，外婆陆续生了8个孩子，养活了6个。我妈妈是他们的长女。后来，外婆生了一个儿子，还没出月子，镇上就发了一场洪水。外婆整个下身都浸泡在洪水里，洗刷墙壁，她总认为，那次洪水让她的骨头落下病灶。后来，那个孩子夭折了，外婆去问镇上算命的人。人家告诉她，那个孩子生来就是当神的命，不是当人的。当了神，这个儿子就能保佑家人。这句话让外婆从此安心。但是，外公心疼她多次生育，身体受损。

我妈妈说，在饥荒的年月，家里人都是吃糟糠做的糍粑，杂粮和野菜。可是，有时候，家里会有米饭和白糖蒸猪肥膘的香味从天井悄悄地飘进隔壁的窗户。隔壁的老太太就会对着我妈妈呶呶嘴，打着眼色，悄悄地说，“你爸爸又给你妈妈偷偷吃米饭了。”

退休后，外公的膝盖开始疼，医生说是骨质疏松。七八年后，他不愿意走路，躲在祖屋黑暗的厅堂，整天躺在竹椅子上。他拒绝用拐杖，也不坐轮椅，长期不活动，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儿女陆续成家，都搬出去住了，剩下外婆独自照顾外公。害怕久坐生疮，外婆经常要帮着外公翻身，换位置。那样的照料持续了十年。外婆越来越老，力气不够了，后来就要跪在地上，用肩膀把外公的腿抬高，换位置，让他舒服一点。

外公离不开外婆。他常喊外婆，外婆听不见，他就大声喊“阿聋！”家里的儿女曾经很反感，觉得外公自私。可是，只有外婆懂得，从不抱怨。

2002年，农历五月底，贺江水位上涨，洪水又来了。家人把外公抬起来，转移到一楼的木阁楼里，开始躲洪水。洪水带来冰凉的水汽和细菌，70多岁的外公感冒发烧了，可是，全镇都被泡在汪洋大海里，无处买药。

等到洪水消退了一点，外婆就让我12岁的表妹淌着浊黄的洪水上街找小诊所的医生。医生问，“你家在河堤路，那里的水还深吗？”表妹年少不懂事，很诚实地回答，“还有点深”。医生害怕，没来。

等洪水全退了之后，舅舅才能用摩托车把外公运到镇上的人民医院。只过了一夜，医生就悄悄地和我妈妈说，“如果要带回家，就尽早。晚了，你们就不能带出医院了”。于是，外公被救护车送回河堤路的祖屋。

在那个漏水的祖屋，他和外婆共同生活了53年。回去那个地方，他才断的气。那时候，镇上已经禁止土葬。外婆不愿意让外公火化，儿女们悄悄地买了一副薄棺材，偷偷抬上山。外婆很难过，“亲戚朋友不能来，连鞭炮都不敢响，棺材那么小，像个小箱子一样，你外公想装多点东西都不够”。

在北京的秋夜，院子里灯色昏黄，树影婆娑，外婆会说一些对仗押韵的古语。我当时很努力地想记下来，可是记忆力是那么不可靠，如今，只记住一句，“富贵如浮云，人命如灯烛”。

外公走后，外婆曾带着我一起去找镇上的神婆，那个老妇女自称可以通灵。在烧香之后，她穿上袍子，舞动长袖，浑身颤抖，口中念念有词。后来，她模仿外公的语气，召唤我的外婆，和她对话。外婆脸上泛起少女般的害羞，“就是他，就是他，只有他才叫我阿聋”。那个“外公”说，“你的腿不好，无论你去到哪里，我都会跟着的。” 神婆通灵一次，收费是15元。有好长一段时间，外婆依赖于这种长途电话。

前几天，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给外婆打电话，核实细节。她83岁了，耳朵更聋了，有时候，听不清楚我的问题，只是自言自语，“你外公去的不是时候，碰上那场大洪水。”后来，她先挂了电话，“不说了，说得寒心。”

1991年左右，62岁的外公钱剑云和58岁的外婆莫凤燕，摄于肇庆市的景区七星岩。

四

2002年之后，我很少在夏天汛期回家。毕业后，成了北漂，后来当了8年专门做法治报道的记者。

2012年，我回家乡休产假，同时寻访爷爷遇害的过程，了解小镇的文革故事。那个夏天，异常炎热，到了午后，就电闪雷鸣，乌天黑地，疾风骤雨。我们家家户户都是独栋的宅基地上的房屋，整齐并列，和河堤路上的一排紫荆树对望。妈妈担心门外的紫荆树被风吹倒，压坏房子，就请邻居帮忙把树冠砍了，剩下光秃秃的树干。上下游都有水力发电厂，江水长期被囤积至很高的水位。一到雨季，似乎上下游的水库缺乏统一的调度，没有合理的泄洪计划，贺江水轻易上涨。镇上的人又穿着拖鞋，抽烟抱胸，在河堤上盯着水位，“看样子，又要发洪水了”。

那个时候，我女儿才5个月大。我很担心要抱着她逃洪水，怕房子倒塌，怕有灾区病菌。我劝妈妈，带着中风的爸爸一起离开，等洪水过后再回来。但是，“在洪水消退时，顺着水势洗刷墙壁，用铲子推出淤泥”，已经成为我妈妈坚持了大半辈子的人生信条。所以，她坚持，在洪水期间，要守在家里，这样就能在第一时间洗刷洪水。洗刷洪水，重建家园，是她脑子里沉重的负担。我无法说服她，也不好意思抱着女儿离开，弃父母不顾。于是，我开始很神经质地准备自救措施。我囤积了食物和药品，四个很大的救生圈，几十米长的粗麻绳，还订了很多桶装水。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

在紧张焦虑中，我失眠着等待上游合面狮水力发电厂的开闸泄洪。6月21日左右，镇上贴出了发洪水的告示。

妈妈开始忙碌地把洗衣机和电视机等往楼上搬，用粗麻绳把沙发和桌子捆绑起来，以防被洪水冲走。在河堤路的居民，一楼客厅的茶几和电视桌，一般都是用水泥砌成的。几个小时之后，又黄又浊的江水就从河堤下的下水管道汩汩地冒进来。妈妈把沙包，压进马桶里，避免粪便冒上来。由于劳动力缺乏，楼下客厅的洪水齐腰，洗手间的燃气热水器还没拆掉。隔壁的男人光着膀子，游进屋里来，帮忙拆掉，并且关了电闸。慢慢地，洪水把家门封住了，每一户人家，都成了孤岛。

洪水的夜晚，漆黑、寂静，偶尔有手电筒的光略过。到了第二天，邻居家被寂寥憋坏的孩子们，开始从二楼的窗户跳进洪水里玩。平时，那里是两排屋子中间的小巷，有菜畦和垃圾堆。而且，洪水期间，家家户户的粪便都装在塑料袋里，随手扔出窗外的洪水里。可是，孩子们好像并不介意这些肮脏。后来，洪水里有了一条游来串去的小蛇，他们开始很兴奋地追着蛇打。

在我家楼上，终日是婴儿的啼哭声。由于洪水期间停电，冰箱用不了，就无法囤积肉类食品。我已经三天吃不到肉，不能正常分泌奶水了，可是，孩子又拒绝喝奶粉，所以逃洪水的时光是一片愁云惨淡。后来，弟弟从广州赶回来，他坐着一艘小船，摇摇晃晃地在洪水里穿街过巷地漂回来。然后，从二楼窗户爬进屋里。我让他在路上带了一只鸡回家，可是无法辨明鸡的来路，熬成汤，是发臭的鸡肉。

到了6月24日凌晨时分，洪水才慢慢消退。我要照顾女儿，妈妈要照顾中风的爸爸，弟弟又走了。费了很多努力，我雇请了四个人来家里帮忙洗刷。等到半夜，那些人约定，临时加价，否则罢工。他们态度蛮横凶恶，我只好妥协，而且一起通宵劳动。

天亮之后，是我非常熟悉的情景，淤泥堆积，到处是垃圾，家里的墙壁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裂痕。又是劫后余生，又是精疲力尽的灾后重建，一切都和我从小的记忆一样，甚至和我外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经历一样。灾难在一辈又一辈的人身上重复，地方当政者已是熟视无睹，也无人愿意有所作为。

洪水消退后，我哥哥回来了。十五岁时的那场洪灾，腐烂的脚趾，昏迷的经历，让我心有余悸，强烈的母亲本能让我决心保护女儿，避免伤害。

采访文革故事的计划被洪水打断了，我抱着女儿，头也不回地逃离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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