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英文原文 How America Lost Its Mind 原载于《大西洋月刊》2017年九月刊。
作者库尔特·安德森 （Kurt Anderson），美国小说家，也是公共电台国际公司和WNYC共同制作的、获“皮博迪奖” 的广播节目“360工作室”主持人。本文摘选自作者《Fantasyland：How America Went Haywire—A 500-Year History》一书。全书将于9月份由兰登书屋发行。
“你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无权发明自己的事实。”——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
“我们这个民族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波人，把幻象构建得如此栩栩如生，如此有诱惑力，如同真的可以生活在其中一样。” ——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图像：美国伪事件指南（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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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62年是六十年代真正展开的年份，那么1969年则是这种新教义及其重要性被成年人认可的年份。逻辑和理性到头了。反文化运动释放的气息把老一代卫道士们，包括那些虔诚的教徒，吓坏了。他们还没太意识到另一场“大觉醒”（Great Awakening）正在美国进行，一种新的宗教正在矗立起来，其信徒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沿着技术治国体制以外的道路朝觐圣城... 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这句话出自1969年夏天，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艺术节之后三个星期出版的书《反文化运动的发端：反思技术治国体制及其对年轻一代的压迫》（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Technocratic Society and Its Youthful Opposition）。作者是时年35岁的湾区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他在这本书里首创了“反文化运动”这个词。罗斯扎克用了270页的篇幅夸奖年轻一代“勇敢地”抛弃专业知识和“我们文化中所有作为‘理性’和‘现实’而被看重的东西”（请注意这些吓人的引号）。在他看来，那些所谓的专家，说到底，不过是被“国家和/或企业体系收买了”。在“客观意识的神话”这一章里，作者争辩说科学其实不过是一个国教。他写道，为了创造“一个以非智力来判断真和善的新文化”，“必须要颠覆科学世界观及其对自我中心和大脑意识的根深蒂固的依赖”。他欢迎“对科学技术价值的彻底抛弃”。
在1969-1970年之交，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位41岁的教授正在完成他的一本关于青年反文化运动的书。查尔斯·赖克（Charles Reich）曾经在最高法院担任过法官助理，并在美国超理性主义的大本营——耶鲁大学获得了终身教职。然而和年轻人交往后，他在中年顿悟而“叛教”。1966年，他开始给本科生教授一门“美国的个体”的研讨课，课上他布置了凯西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小说作为读物。他决定在伯克利度过下一个夏天，也就是“爱之夏”（the Summer of Love）。在返回纽黑文（New Haven）的途中，他经历了他的圣保罗式改宗，皈依了年青人的价值观。他在耶鲁的课程大受欢迎；最火热时有600人报名。1970年，《美国的青化》（The Greening of America）成了纽约时报最畅销书（还有70页节选登载于《纽约客》杂志上被广为阅读），并在畅销书榜上待了近一年。
我还记得荒诞式信仰是如何在七十年代变成完全主流的。我那位不信教的母亲买了一本《植物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Plants）来读。这部畅销书声称，植物是有感情的，可以是“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婚礼上的伴娘”；关于植物这些惊人的真相被食品药品管理局和农业企业压制了。我母亲并不相信这个阴谋论，但她开始和她的榕树对话，就好象和宠物对话一般。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纽约时报把这本书作为“荒诞之事摆脱卑微地位”的又一个典型例子。的确，主流出版商和媒体竞相把玄幻当作写实作品来推销出售。1975年出版的书包括一个能读心并且用意念弯勺的年轻人尤里·盖勒（Uri Geller）的自传，也包括哲学博士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的《生命之后的生命》（Life After Life），拿几十位濒死者的奇闻来证明来世的存在。这本书卖了几百万册，而此后不久国际濒死研究协会在耶鲁大学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这种理念渗透到各个学术领域。1965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美国出版了《疯狂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一书，和莱恩对精神疾病概念的怀疑相呼应。到了七十年代，他争辩说，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强制性的“真理权力结构”（regime of truth）——只不过是用别的方式施压而已。Foucault对理性的怀疑在美国学术界影响深广。
与此同时，在社会学领域，彼得·伯杰（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勒克曼（Thomas Luckmann）两位教授于1966年发表了《现实的社会构建》（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一书，这是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两位作者解释道，不仅神经正常不正常和科学真理都是精英们调配出来的浊酒，几乎所有别的理论都是如此。任何部落或社会的统治者不仅仅主宰习俗和法律，他们还主宰所有臣民的感知，真相由他们定义；为了创建这个所有人居住其间的无所不包的舞台布景，统治者最先使用的是粗糙的神话，然后是更缜密的宗教，最终是现代科学这“极端的一步”。“现实”？“知识”？伯杰和勒克曼写到，“如果要细究起来，我们每次提到这两个词的时候都应该加上引号。”“一个藏僧的‘真实’，对一个美国的商人来说未必‘真实’。”
学术界另一个更极端的凡真相皆平等理论的布道师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哲学教授保罗·费耶拉本德（Paul Feyerabend）。他最有名的书《反方法论：无政府主义的知识理论大纲》（Against Method：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出版于1975年。书中宣称，“理性主义是对上帝话语权力之信仰的世俗化形式”，科学是“一种特定的迷信”。
当越战升级动荡的时候，反理性主义也兴旺起来。诺曼·梅勒在他关于1967年秋季华盛顿特区著名抗议活动的书《黑夜的军队》（The Armies of the Night）中描述人们的口号（“魔鬼出去，出去——回到黑暗里，你这个撒旦的仆人！”），以及数百名示威者围成一圈，意图“形成一个驱魔环，足够强大到把五角大楼提升三百英尺”。他们希望大楼会“变成橙色，不断震荡，直到所有的邪恶都逃离这个悬浮的大楼。到那时越南的战争就会结束了。”
到六十年代末期，左翼的很多狂热份子都参与极端的魔幻型思维。他们在六十年代初却并非如此。1962年，民主社会学生协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采纳了由22岁的Tom Hayden撰写的奠基文件。这个宣言是天真，美好而理性的：谴责不平等，贫困，和“美国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它看到了工业自动化带来的潜在优缺点，宣布这个组织“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基本抵制”。
左翼人士并不是唯一失去理智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军队情报部门，以及城市警察局的官员们，认定了和平反战抗议者和校园左派一般都是危险的武装份子，于是扩大了那些用来监视、渗透和抹黑这些组织的秘密项目。这些反过来证实了在新左派里原本就存在的恐慌，加剧了其中那些狂人的革命妄想。在七十年代，中央情报局和陆军情报部建立了臭名昭著的星门计划（Project Star Gate），来实验是否可以使用超感知觉来进行间谍活动。
以这种怒气冲冲又煞费心思的多疑看待世间万物的思维方式是在1963年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之后开始蔓延到政治圈各党各派中的。在达拉斯发生的这个刺杀总统案怎么可能只是一个脑子有毛病、一无所成的人提着邮购步枪干的？ 肯定是共产党人，或是中央情报局，或是伯奇协会的那些家伙们（Birchers），或是黑社会，或是几股势力联合阴谋策划了这一切，对吧？ 这种阴谋论思潮的兴起并没有立即引起社会注意。理查德·霍夫施塔德（Richard Hofstadter）在（肯尼迪）总统遇刺两年后出版了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美国政治中的偏执》（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书中对这个思潮只用了两句话加一个脚注，说“对肯尼迪刺杀案的阴谋论解释” 在美国并不太“流行”。
煞费心思的偏执是极右伯奇派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毛病，而左派还需要些时间才能赶上他们。1964年，一位左翼美国作家出版了第一本关于JFK刺杀阴谋的书，声称德州的一名石油大亨是主谋。很快许多接蹱而来的新书就提出各种关于政府的官方调查如何忽视了暗藏阴谋的观点。其中一本书，左派律师马克·莱恩（Mark Lane）所著的《草率的判断》（Rush to Judgment），名列《纽约时报》最畅销书榜达六个月之久。之后，在1967年，新奥尔良地区检察官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指控一名本地商人参与同性恋右翼势力暗杀肯尼迪的阴谋，说这个阴谋是“一个纳粹主义行动，其赞助者包括德克萨斯州的一些石油富翁”，并且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都参与共谋了对此案真相的掩盖。在NBC新闻台播出了一台调查节目反驳并揭露这种阴谋论不可信之后，加里森说那个节目是“思想控制”，明显是受NBC的母公司RCA指示而作的，而RCA是“十大国防承包商之一”，所以他们会“慌了手脚，因为我们正在揭露他们的骗局”。
这种关于JFK被刺杀是一个巨大而可怕的阴谋的说法于是成了美国社会大众常识的一部分。其结果是，前所未有的大量美国人对于阴谋论的接受几乎成了条件反射。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讲的就是一个复杂的全球幻想故事，其中军国主义者、光明教会、还有大麻瘾君子都相互联系，而且偏执思维是正当的。该书获得美国1974年国家图书奖。阴谋成为高端好莱坞情节剧的前提，比如《唐人街》（Chinatown），《窃听大阴谋》（The Conversation），《暗杀十三招》（The Parallax View）和《秃鹰七十二小时》（Three Days of the Condor），这些电影都是在短短两年里相继问世的。当然，现实生活赋予了这些故事某种合理性。那时，关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组织对于左翼组织的渗透正在逐渐为人知晓，而水门事件及其事后掩盖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犯罪阴谋。之后的几十年里，从疯癫的少数右翼扩展到主流社会，很多人开始相信了世界上有一个邪恶的精英组成的网络，而这个网络旨在暗地建立一个恶势力世界政权。在左派中，妄想狂的阴谋论传播得不是那么广泛，那么深入，但左右两个阵营中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相信一个极端强大的阴谋集团——其中包括国际组织，智囊团，大企业和政治家们——在秘密地统治美国。
像这样一根筋的着迷通常会衍生出惊恐和希冀两种版本。人们对于外星来客的突然热衷也是如此。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时，关于外星来客的描述，包括在虚构的故事里，是轻松乐观的。比如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在《逍遥骑士》（Easy Rider）中扮演的角色在第一次嗑药飘飘欲仙时对于外星人的认真的描述，还有八年后《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中处于故事情节核心的那些外星人。在1969年佐治亚州南部的一个晚上，也就是《逍遥骑士》上映那年，一位名叫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竞选州长的失败者看到天空中有一个月亮大小的白光在移动，看起来“没有任何固体形态”，并且“越来越近”，停住，变成蓝色，然后变红，最后又变回到白色，一阵风一般飞走了。
这对夫妻无疑虔诚地相信此事。虔诚的轻信者是容易上当的傻瓜，而在六十年代末，一个被定罪的小偷和贪污犯艾利希·冯·丹尼肯（Erich von D?niken）出版了《诸神的战车》（Chariots of the Gods）一书，断定外星人帮助建造了埃及金字塔、巨石阵和复活岛上的巨石头像。此书及其众多续集卖出数千万册，在它基础上拍摄的纪录片在1970年攫取了巨大的票房收入。这时，与十年前，即六十年代的那些社会变动之前不同的是，美国人笃信冯·丹尼肯的瞎话的条件已经成熟。当然，十年前NBC也不会用黄金时段播放这个纪录片的一小时版。话说到这里，我可以相当肯定地断言，要不是经过了这样的六十年代和半个七十年代，我们也不会把总统位置给了那样一个家伙，尤其是一个重生基督徒，还说他最近看到一个巨大的变色发光UFO在他附近盘旋。
学术研究显示，宗教和超自然的思维方式使得人们相信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重大事件是意外的或者随机的。就如耶鲁大学的一些认知科学的研究中所说，个人明确的对宗教和超自然信仰”是“某个人是否赋予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以特殊的意义”的最佳预测，也就是一个人“从能动性、目的性和计划性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的倾向。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人一直相信这个国家是被全知全能的规划者和干预主义的管理者所激励和引导。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这种特别的信仰也助长了人们对阴谋论的迷信。在最近的一份根据多年民调研究写出的《阴谋论和大众观点的偏执风格》研究报告中，芝加哥大学的两名政治科学家J·埃里克·奥利弗（J. Eric Oliver）和托马斯·J·伍德（Thomas J. Wood）肯定了这种美国独有的两者之间的联系。他们发现，“倾向于将不明原因或是异乎寻常的事件归因于不可见而有目的性的力量”的人，以及容易相信“对于重要事件夸张的或者是耸人听闻的解释，特别是将历史事件与世间普遍存在的善恶争斗联系起来的人，也极其有可能支持阴谋论”。
撇开宗教不谈，对于某些阴谋论信仰的研究一次次地证明，在美国，右翼的狂热阴谋论者远远多于左翼。在过去的60年里，只有美国右翼拥有一个庞大且有组织的秉承偏执阴谋论主义的派别。作为其中的先驱，约翰·伯奇协会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它荒诞虚构的模式和好战的气质却在其他不同的组织旗下得以延续。当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1964年作为右翼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时，他不得不收敛起伯奇一派的狂热，但到了1979年，在他的回忆录《毫无歉意》（With No Apologies）中，他却肆无忌惮地宣扬一个全球主义阴谋的存在，这个阴谋一直在“追求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还有即将到来的“奴隶制时期”；他还写到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有一个“世界大一统”的秘密政治目标；还有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控制美国政权”的计划。右翼人士有三代人对这样的理论耳濡目染，这种原本是政治禁忌一波一波地渗透进保守主义的主流，渐为人所熟知，不再显得那么荒诞不经。你相信“一股具有全球主义政治目标的秘密精英力量正在谋划通过一个全球专制政府来最终统治世界”吗？根据公共政策民调，34%的共和党选民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共和党领袖们有一段时间曾经实际上是鼓励并利用了各种各样荒唐和极端，而且党派倾向很强的成员们的特点。比如说冷漠而犬儒的卡尔·罗夫，在帮助乔治·W·布什成功连任后，这位如《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中奥兹国巫师的邪恶双胞胎般的人物，曾经走出幕后，坦白讨论了为何“对可知的事实进行严谨的研究已经不是这个世界运行的方式了”。这些领袖很理性，他们明白很大一部分公民在投票时并不在乎做出理性选择，并且选民们讨厌对可知的事实的认真仔细的研究。让这些选民们愤怒和恐惧可以帮他们赢得选举。
这让我想起了H·L·门肯（H. L. Mencken）在1925年报道思科普斯案，也就是“猴子审判”时，发出的报道。他写到，“‘文明的’田纳西人这么多年来一直都知道山里的情况。他们知道那些赤脚牧师们在布什么道，把一堆低级的无稽之谈填塞进乡下人的脑壳里。但是这些田纳西人却不敢在骗局进行时站出来反对。”当代右翼所做的事情更加糟糕，因为如今的骗局是有意的全国性行为，而且会带来更深重的后果。
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
我关注唐纳德·特朗普很久了。我在1986年和别人一起创办并参与编辑到1993年的Spy杂志发表过三篇关于他的封面故事，还有几十页纸的内容都是在揭露和嘲笑他的谎言、野蛮和荒谬。现在所有人都了解了我们早就了解的事情。特朗普是一个被对建制派的不满驱使的骗徒。他不喜欢专家，因为他作为美国人笃信或者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的权利，受到了他们的干涉。他觉得看哪里哪里都充满了阴谋。他利用了白人种族受害论的谎言。他所患的（我命名的）“玩具店哭闹综合症”（Kids R Us syndrome）正在严重急性发作，就像是一个被惯坏的、冲动的、喜怒无常的71岁的小屁孩。
特朗普通过拥抱一种全新的阴谋论来开创了他的政治生涯，这个阴谋论缠绕在美国的两条深根上——对外国人和非白人的恐惧和厌恶。2011年，他成为大力宣传巴拉克·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的谣言的干将，把一个原本无足轻重的说法引入了主流。直到2016年秋天，他才勉强承认奥巴马总统确实出生在美国本土。然而与此同时，YouGov/Huffington Post 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共和党人仍然相信奥巴马可能或肯定出生在肯尼亚。阴谋，阴谋，还是阴谋。在 Fox & Friends 的节目上，特朗普就像摆事实一样，举出《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小报的传言，说特德·克鲁兹的父亲与JFK的暗杀有关：“他在肯尼迪被杀前，枪响前，在与李·哈维·奥斯瓦德做甚么？太可怕了。” 当时在场的福克斯新闻主播既没有质疑也没有追问。特朗普还重提了1993年克林顿的朋友文斯·福斯特（Vince Foster）去世的旧事，说福斯特的死“非常可疑”，因为福斯特“深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了解发生的一切，然后突然间自杀。。。我说有人会不断重提这事，因为他们认为这绝对是一个谋杀。”他还许诺“你将会知道是谁真的弄倒了世界贸易中心”。这些都非常有效，因为有如此之多的美国人渴望相信几乎任何阴谋论，不管多么有悖常理，只要那理论契合他们自己的意见和感受。
【作者】库尔特·安德森 （Kurt Anderson），美国小说家，也是公共电台国际公司和WNYC共同制作的、获“皮博迪奖” 的广播节目＂360工作室＂主持人。本文摘选自作者《Fantasyland：How America Went Haywire—A 500-Year History》一书。全书将于9月份由兰登书屋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