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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访问周濂(下):于欢案反映出中国法治的困境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1-23-2018 22:25
标题: 访问周濂(下):于欢案反映出中国法治的困境
访问周濂(下):于欢案反映出中国法治的困境 |微思客大家访谈

Original 2017-09-04 周濂、微思客 微思客WeThinker
2017年3月,周濂老师在美国波士顿接受了微思客的采访。在“上篇”里,周濂老师谈到了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参与到公共讨论当中,也谈到了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同时,周濂老师也分享了他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的感受。

在“中篇”里,周濂老师谈到川普当选与政治正确的问题,也探讨了哲学如何指导我们的生活,更深入探讨一系列政治哲学的话题。(回复关键字“周濂”查看上篇与中篇的采访稿)

在下篇里,周濂老师谈到了之前的于欢案件,也谈到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区别,以及对于中国实现正义的可能。

最后,周濂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他和女儿布谷之间的一段“哲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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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于欢案前情回顾
2016年4月14日    于欢案发生,杜志浩被捅死亡;
2017年2月17日    聊城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原告人杜洪章等和被告人于欢不服,分别提出上诉;
2017年3月24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组成合议庭;
2017年5月27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2017年6月23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以故意伤害罪改判于欢有期徒刑5年,维持原判附带民事部分。
问:
老师,您刚才谈到人神共愤的事件,最近还真有一件“人神共愤”的事件,就是那个于欢辱母杀人案。当然我说的“人神共愤”的意思是引起了很大的社会争议。您是怎么看这个案件的呢?
周濂:说实话这个案件是它在被热炒了两三天以后我才开始关注的。因为坦白说,过去这些年每隔两三天就会有一两起类似的案件,引起社会的普遍讨论。有时候追这种热点新闻会非常累,而且你会慢慢觉得自己该说的话已经说尽了。不断地像祥林嫂那样重复自己的观点,好像也很无趣。所以能再度让你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案子越来越少,去年肯定是雷洋案,今年就是于欢案。

这两个案子都蛮有意思的。如果说雷洋案的症结在于警方的过度作为,那于欢案就是警方的不作为。这两件事情其实都反映出中国法治的困境。
问:
近年来越来越多像雷洋、于欢这样的案件曝光。类似这样的案件在媒体上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这种强大的社会舆论给法院、警方施加了很多压力,进而推动了这些案件的发展和解决,但是这些永远都是个案,我会有一种感觉说,我们今天关注于欢案了,但是明天又出了个王欢,没有人关注了,那怎么办?
周濂:当年的孙志刚案导致了收容遣送条例的取消。但是你看雷洋案,它最后是以什么方式解决的?最后是不予起诉。于欢案也没有导致任何实质性的法治进步。在维稳逻辑下面,民愤越大的案子,它越不可能得到解决。以前我们的说法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因为杀了那个祸害,民愤就下去了。但是现在的情形似乎是,官方担心一旦迎合民愤,民愤不仅不会平息下去,反而会得寸进尺,会得陇望蜀,会愈加高涨,所以官方的逻辑现在可能是反过来的。

问:
另一个人神共愤的案子是抵制乐天, 这个是比于欢案还要早一点的热点。 老师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区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两者之间有区别吗?如果有的话,区别在哪里?
周濂:我认为有很大的区别。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最原初的意思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是中国很显然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是多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存在张力。

岳飞是一个民族英雄还是爱国英雄?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还是爱国英雄? 关键是看你怎样来定义中国以及怎样定义中华民族。 我个人认为, 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个体很难依凭自身去立足于这个天地之间的。一定是多多少少要投身于一个共同体当中, 这个共同体有可能是家族、宗教,也有可能是更大的民族或者种族的概念,这些概念其实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关键的问题在于,人的自我认同是多元化、多面向的。


比如说你既是博士生,也是个女性,你爱长江黄河,也爱唐诗宋词,没准你还爱五星红旗。 这些不同的身份认同,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应该如何解决? 我觉得今天的关键问题在于,政治认同是压倒一切乃至于吞没一切的认同,这可能是造成我们今天很多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包括边疆问题最主要的原因。

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在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下面,政治身份的认同的确就是最重要的认同。而且政治领域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它对于经济、文化、社会具有很强的反制能力,甚至是主宰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认同的话,的确就是政治认同就是首要的,是压倒一切的认同。
问:
像现在中国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在言论、新闻、司法方面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实现正义的可能性吗?
周濂:我还是抱有希望的。比如说,雷洋案发生的时候,许多人主张,雷洋是否真的嫖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警察执法过程中是否违背了程序正义。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观念进步。过去这些年,公共舆论努力在法律与道德分开。观念的启蒙是可以看到效果的。另外,在于欢的辱母案中,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会专业地使用“正当防卫”这样的法律术语来谈论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诉诸道德义愤。当然,道德义愤是产生正义感的重要动力,但是,在公共论说的时候,大家越来越多地学会用更专业的语言去探讨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进步。

此外,虽然我们经历了许多次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过程,但是,当人们遇到“人神共愤”的事件的时刻,依旧能够激发起巨大的舆论能量。这些都是很积极的因素,它们让我们依然具有前行的动力。

我始终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很奇特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撞车的事故现场。当然,这个事故现场,给人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有时候也不乏精彩之处,但总得来说,我自己不知道它会以何种方式继续下去。
问:
您不用微博很多年了,您会有重开微博的打算吗?
周濂:没有,我甚至想把微信都停了。



问:
因为您很久没有用微博了,有读者会好奇,你因此避开了很多戾气的网络舆论气氛,但会不会因此减弱了你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入认识,从而影响到你的思考?
周濂:不会啊。风声雨声吵架声,声声入耳。不上微博也能听到各种噪杂的声音。网络时代的声音太喧哗了,会影响你深入的思考。你会不由自主地去追各种热点问题,但其实每一个都浅尝辄止,堆积的只是信息,形不成系统的思考和知识。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你应该努力成为某一个问题的专家,而不是成为一个“知道分子”。我觉得网络时代让所有人都成为了“知道分子”,大家都是可以对所有的热点问题都能说上三言两语,但是也仅此而已,无法进行更深入的学理分析和探讨。这其实是让你的知识碎片化,让你的观念浅薄化。所以,我甚至想把微信也关了。而且我觉得即便关了微信,也不会妨碍我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问:
您当初又是为什么从分析哲学转向了政治哲学的研究?
周濂:这个说来话长。我在本科期间上《纯粹理性批判》的课程时,对其中一个关键问题特别放不下,就是康德第一版先验演绎中的先验想象力问题,及其与海德格尔《康德书》之间的关系。
我去香港的时候最初是想做这个题目的。除此之外,我当时还非常关心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当时的合法性叙述基本就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建设,我在直觉上不能接受这个解释。

到了香港以后,我就面临选择。到底是做康德的先验想象力还是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正好第一个学期石元康先生在开哈贝马斯的课程,他是汉语学界最早做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家,然后,身边的朋友,像周保松、邓伟生又正在组织《正义论》的读书班,加上香港、台湾政治氛围的耳喧目染,让我最终决定做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从此走上政治哲学这条“不归路”。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当时选择做分析哲学或者康德哲学,我今天的焦虑没准会小很多。

问:
但这样我们就少很多来自老师您的启发了。最后一个问题,是来自龚克老师的。他问您会不会专门给布谷写一本哲学入门书,《布谷的世界》?
周濂:龚克是我的老朋友,他竟然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哈哈。我觉得小孩好像都是天生的哲学家。布谷在美国这一年就问了我好多哲学问题。比如我家附近就是哈佛神学院,有一次我带她路过,告诉她这是神学院,然后她问,什么是神?我就巴拉巴拉跟她解释了一番,然后她问我,那么神是一个,还是好多个呢?我正准备回答她的时候,她就自言自语道,应该只有一个,否则的话,人们怎么会知道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呢?

前两天,她还问我,我们怎么能回到昨天?她意识到这个时间的流逝是不可逆的。类似这样的故事让我意识到,跟小孩谈哲学会是一个特别有挑战性的事情,我目前没有这方面的写作计划。眼看着她就要长大了,好像留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看看吧。也许未来的一两年内,兴之所至写出一本小册子也不一定。

(采访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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