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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十年一觉打工梦 [打印本页]

作者: jprp 时间: 2-19-2011 21:40
标题: 十年一觉打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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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觉打工梦
2011-02-19 00:15:06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广州)　跟贴 984 条手机看新闻
打工至少能解决温饱，可它就像一块鸡肋，消耗了他们的所有青春，让他们变得越来越
胆小，没有希望，也不敢绝望。
原地踏步的群体

东莞南城步行街坐落于新城区中心。冬日，这里行人稀少，各路品牌服饰安静地陈列在
敞亮的商店。巨幅广告里，女人裸露出曲线，男人西装革履，卖弄着欲望与格调。步行
街的对面，硕大烟囱兀然耸立，滚滚浓烟扶摇直上。错乱的时空感。

偶尔，36岁的吕莲娟会来这里走走，看着模特身上的时髦服装，有时也幻想自己穿上的
模样。但也仅是幻想而已。身上的外套，是花32块钱在地摊上淘来的，已伴随她度过3个
寒冬。

她来东莞10年了。2010年以前，她在东莞南城一家电子厂的无尘室里，日复一日地擦拭
电子零件，悄然消耗着青春岁月。

吕莲娟是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过去二十余年，他们潮水般从各地农村
涌向城市，涌向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他们聚集在城镇，提供着最低价的服务；他们建
造起城市的一砖一瓦；他们进入工厂，推动工业化工程，实现着中国的崛起梦。

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大力实行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
。各国资本纷纷涌进中国，出口工业企业从珠三角开始发展起来。

这些出口工业的工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他们吃苦耐劳，夜以继日出卖着最廉价的劳动
，生产各式产品：从玩具、服装、运动鞋到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甚至波音飞机、空中客
车的零部件。“中国制造”走出国门，充斥全球市场每一个角落。

2009年，中国农民工达2.3亿人，他们之中37.9%从事制造业。这一年，他们登上《时代
》周刊年度人物榜。《时代》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
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
韧的普通工人。2010年，中国产业工人再次作为一个群体，登上美国知名杂志《财智》
“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被称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1992至2008年，中国货物出口额增长率高达19.6%，制造业创造了中国GDP总量的1/3。正
是中国农民工支撑起中国的经济奇迹。

过去10年，“中国模式”开始被讨论、被总结、被欢呼、被沾沾自喜。2008年，中国举
办豪华的奥运会，向世人展现其高大的身躯。2009年，《福布斯》文章称，廉价产品为
中国积累了2万亿美元，中国开始了大规模全球收购行为，令世界惊呼：“中国太有钱了
！”

然而，“中国模式”背后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命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2008年，中
国人均GDP 已达3267美元，但最低工资标准的全国平均水平只有687元，约一半农民工的
正常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9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
为1417元，但这以超长加班时间为代价——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农
民工占89.8%。6成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多数人没有社会保障及福利，他们的权利
被人为压低，他们议价的空间被压缩到最小，他们原子般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

过去10年，这个群体始终伴随着耸人听闻的故事：切指断臂、跳楼讨薪……不断刷新人
们对生活的想象，被关注、被同情；被窥视，被消费。

“东莞在剧变，但我们没有变，”对于吕莲娟来说，10年来，工资的增长如逆水行舟，
物价的飞涨却像脱缰野马，而她摇身变成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负担日益加重。10年前
，她和丈夫从广西桂林的乡村出发，来到这个世界工厂，埋进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推动
这个国家迈向现代化。10年间，世界一日千里，吕莲娟及所属的群体，极少数人幸运而
艰难地跃进另一个阶层；另一些人，却透支了体力和脑力，带着一身伤残，被抛回了农
村。而她则如同沉默的大多数，在原点徘徊，接受命运，节衣缩食经营每一个日夜。

被收容的流民

2000年，孩子才满两岁，吕莲娟随丈夫来东莞打工。当时南城步行街还只是一条臭水沟
，要3年以后才建设起来。她在臭水沟旁边的下潡村住了下来，下敦村的楼房当时还毫无
踪迹，她望着一片矮小丑陋的瓦房，心想，家里的村庄真是比这里美多了，只是那里太
穷了。

在广西灌阳县江口村，吕莲娟一家3口人种着6分田，“根本没法养活自己”，她说。大
多数内陆农村遭遇着江口村同样的贫穷。中国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田，实行家
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大量过剩。1997年之后几年，农产品市场
疲软，销售困难，农业生产收入连年下降，还得上交各种沉重的税费。青壮年农民无所
事事，过着贫困的日子。

1998年以后，幸免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带，承接起产业的转移。200
1年，中国加入WTO，制造基地大量向中国转移。这一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白皮书，将中
国称为“世界工厂”。世界工厂敞开了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召唤着贫困的失地农民。200
0年，像吕莲娟一样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有1.2亿人。

在堂妹的介绍下，吕莲娟进入东莞新科电子厂，400块钱包吃包住。丈夫则在家具厂的流
水线上，做油漆工人。两人拿着不到1000元的月工资，花去120块钱，在村里租下了一间
小房子。下敦村遍地是打工者，夏天夜晚，卖西瓜的小摊贩把西瓜切成小片，一晚能卖
上两千片。出租屋挤不下太多人，少年都睡到门口、街上。夫妇俩的小房间只能放下一
张小床，劳累了一天之后，他们偶尔躺在床上，畅想着未来。那时，他们还有梦想。

生活的艰辛在于，满是未知和惊险。那时，每个农民工都要办理暂住证、就业许可证、
外出打工许可证，每年办理各种卡证要花上三五百元。若是被查出没有证件，就要被抓
到收容所改造劳动。不仅要补办证件，还要罚款两百元以上。每一天，治安队都要到村
里来查证，治安员随意闯进他们的屋里，搜查、抓人。一些孩子躲在窗帘后，他们连同
窗帘一起扯下来。

吕莲娟夫妇老老实实办证交费，提心吊胆，总算平安度过那几年。可她的老乡则没那么
幸运——保君三度被抓进收容所，谭大哥掏出暂住证，治安员接过后就将之撕成两半。
孙大叔因为操着和打架者同样的口音，也莫名其妙被抓进收容所，不仅罚款两百，还要
被惩罚扫地、洗被子。

尽管早在2001年，有关部委便联合发出通知，规定2002年3月1日，取消暂住费等不合理
收费，然而，撼动限制着农民工流动自由的制度沉疴，则要等到两年之后，一名大学生
的悲惨死亡。

2003年3月17日晚，这名大学生走在广州街头，他因没有暂住证，被广州市黄村警方抓走
。在收容所，他被脚踢拳打、肘击棍捅，3天后，死于救治站。

事件经《南方都市报》曝光后，民众愤怒声讨，3名博士、5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
，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
以改变或撤销。6月，实行了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国务院废
除。

大学生的墓志铭写着：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艰难涨薪

2004年春节刚过不久，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由于农副产
品价格上涨，一些农民工选择在家务农，不愿回到工厂，不愿继续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
。

这一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表《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称，珠三角地区12年
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块钱，外来工月薪在600左右，长三角地区略高。工资不仅超低，需
要以加班来获取，还常被拖欠。政府工程是拖欠工人工资的最大祸首，仅2001年各级政
府拖欠的工程款就高达660.75亿元。中华全国总工会数据显示，到2003年，全国各行业
共拖欠农民工工资1000亿元。

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及福利，直至“民工荒”的那年春天，农民工成为劳动力市
场上的“紧俏商品”之后，政府才敦促企业为农民工支付法定的社会保险。

次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发布报告称，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2004年，因为缺工，吕莲娟成了新科电子厂的正式员工。她有了工资卡。9月，她的底薪
为440块，加班114小时，再扣除16块钱绿化费，最终能拿到1179块钱。两个月后，她开
始有了养老保险。这突然的改善让她开心了好一阵子。

每一天，她6点钟起床，在6：50之前赶到无尘室的流水线上，开始清理磁头，到了下班
，通常已是晚上七八点，天已经完全黑了——她难以见到厂外的太阳。每一天都累得腰
酸胃痛，可她心甘情愿地忍受这一切，赚钱的唯一办法是，加班、再加班。

此后几年，工资缓慢提升着，直到2008年，新劳动法出台，底薪才被提到815块钱。这一
年施行的《就业促进法》规定，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
。农民工的平等就业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同年，国务院加设新的办事机构——农民
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专责处理农民工事务。

好景不长。9月，金融危机暴发了。押宝于出口导向的沿海中小企业纷纷倒闭，2500万农
民工失去工作。他们大多数没有得到任何补偿，默默返乡，或是往其他地方迁徙。

吕莲娟所在工厂也遭到金融风暴的袭击。2009年开始，工厂不再让她加班。赚不到更多
钱，她也“跟着感觉走”，跟着其他工人消极怠工，在正常上班时间，故意放慢速度，
或者干脆站着不干活。

当不满情绪向生活蔓延之时，新的生命悄然降临。2009年6月，肚子里的小女孩已经4个
月大了，吕莲娟忐忑不安地辞掉了工作。她想起那个挺着大肚子上班的工友，竟然生下
一个浑身乌黑的婴孩，那孩子不久之后就死去了。4年前的一个早晨，她刚去上班，因为
吸入过量消毒水，晕倒了。之后住院四十多天，除了医疗费，吕莲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她经常头痛，她想那也许是工作落下的后遗症。

吕莲娟孤独地面对农民工群体共同的问题。他们不仅经常面临工伤的危险，还占据着90%
职业病患者份额。有害的工作环境正在夺走这些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源，患上职
业病似乎是家常便饭，维权却是举步维艰。

2009年，患肺尘病的河南工人张海超在维权无门后，只能跑到医院，“开胸验肺”，才
最终引起关注，获得赔偿。职业病顽固的维权之门，因为一个农民工的悲怆之举，才艰
难地得以开启。

无力消费

吕莲娟一家四口挤在下敦村一个小单间里，儿子睡一张床，她和丈夫、小女儿挤一张。
小女孩总是哭闹，鼻涕滴答。没有衣柜，衣服都挂在儿子的床尾。房租一直涨，她在村
里辗转换了几个住处。这个几平米的小单间，一个月要花去300块钱。

阳台用铁皮遮顶，铁皮挖出一个洞，让阳光透进这个潮湿的小房间。阳台一端用来做饭
，一端是卫生间。下雨时，她就把小煤气炉拖进房子，在地上做饭。

儿子王大顺是去年接过来的。过去10年间，他都随着外婆留在老家。为了省去春运的费
用，夫妇俩也从未回家过年——来回的车费要700块钱，是平常的两三倍，过一次春节
，要花去一两个月的工资。如今儿子长大了，外婆渐渐管不住他。吕莲娟害怕他像村里
其他留守儿童，去网吧上网，沉迷于游戏，或是像那个14岁的孩子，吸毒过量而死于非
命。

因为户籍制度，农村户口的王大顺没法享有城市的义务教育。到了东莞，他只能在附近
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一年的学费将近5000块，她退回来的社保金，只够支撑他读两
年书。

辞去工作后，一家四口都要靠丈夫一个人养。他在工厂打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
任何保险及福利。扣掉300块的伙食费和32个小时休息费，每月只能拿到1400块。

比起10年前，生活变得更糟糕。她的工资从未超过两千块，底薪最高的一个月，加班10
0小时，最终也只能拿到1949块。物价却一路飞涨：2000年，100元能买到100斤好大米；
2010年，100元只能买到四十多斤普通大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10年间，物价总
上涨为25.37%。

猪肉涨价后，吕莲娟便极少吃。前几天生日，才买了5块钱猪肉煮白萝卜庆祝一番。但她
坚持每天煮一个鸡蛋给女儿吃，孩子是她通往未来的入场券。她想着，即便没有储蓄，
没有保险，有了孩子，她就不至于老无所依。

家里几乎没有电器，那台小小的电视，起初吕莲娟因为怕浪费电而不愿意买，还是在丈
夫的坚持下，花上60块钱在废品站买来的。

10年来，最大的消费是去年为儿子学英语买的影碟机，花了将近500块钱。可儿子并不喜
欢学英语，影碟机被废弃在一边。他想回家了。他怀念在家乡的河里恣意游泳，怀念在
田野间和小伙伴戏耍。他开始在学校里结识老乡、组成阵营，对抗那些欺负人的孩子。
他个头矮小，每天都挨人打，可他总是全力反击。“打不过也要打”，这是12岁的王大
顺最新领悟的道理。

吕莲娟想，这个城市永远不属于自己。她也想着回去，可是，老家没有房，结婚时用的
屋子还是借来的，再说，生了第二胎回去还要被罚款。

最近一年，中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民工荒。她就想，现在工厂
都缺工人，也许还会有机会呢？

在去与留的彷徨之间，在随时准备迁徙的不确定之中，在展望未来一片茫然之时，吕莲
娟唯一确定的，就是尽可能节省，最大限度地减少消费。

人，变成机器人

和老乡吕莲娟一样，30岁的保君在东莞打工10年，也从未在春节返乡与家人团聚。他是
家里的支柱，每月挣到手的一千多块钱，除了支付自己的房租、伙食，还要养活老婆及
女儿。

“工资越来越少，物价越来越高。城市越来越繁华，可那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
他10年来最大的感受。3000多个日夜里，他有一半的时间，面对同样的流水线，重复着
同一个动作。有时他抬头望望周围，千人一面、整齐划一，再望望那些轰隆隆的大机器
，他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机器人。

许多次，他想逃出工厂，去创业，可最终总是以平息冲动、镇压欲望收场。要是失去了
几年来的省吃俭用拼命加班才有的小积蓄，一家便沦为赤贫。

最近几年，这种欲望越来越淡，有时刚泛起一点小涟漪便消失在一潭死水之中，再后来
就几乎不再出现了。

“打工至少能解决温饱，可它就像一块鸡肋，消耗了我所有的青春，让我变得越来越胆
小，没有希望，也不敢绝望”。

10年来，如同所有的工厂工人，他要日夜轮班。夜晚工作是他最难受最孤寂的时候，他
想象女儿的模样，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女儿是他惟一的希望，他想把她健康养大，不再
让她出来打工，重复自己的命运。

保君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打工10年，东莞仍是陌生。自己不属于东莞，
他觉得把养老金存在这里，心里特别不踏实。“以后要办理转移，又得一笔路费”，再
说，“政府一个字把你卡死了，以前连办个暂住证都很困难，他们三番两次把我抓去收
容所，然后罚钱。”

“中国的社保像是在抢劫”，保君的不信任感源自日积月累的制度剥夺。2002年以前，
广东地区的外来工如果中断缴纳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在这之
后，广东开始办理外来工退保业务。如果终止劳动合同，他们能拿回个人缴纳的那一部
分。学者刘开明推算，2002年到2008年间，广东从退保外来工收取的养老保险金至少有3
00亿以上。直到2010年，他们才能转移社会保险关系，而不能退个人所缴金额。

休息的时候，保君偶尔也去南城步行街走走，自己永远消费不起，只是看着别人消费，
幻想自己身着千元西装，“也有个人样”。可他不敢往商店多看几眼，他害怕遇到服务
员盯着他的眼神。

闲暇时光，他大多在老乡范大叔家里打牌，或是看看电视。可是电视越来越不顺眼，他
觉得“新闻联播完全不可信，都是假新闻”。

近几年来，保君开始上网了，他看到国外的工会为工人争取利益，羡慕不已，“自己工
厂的工会，最多组织大家去看电影。”

“外国工人最苦最累的活，他能买房开车，在中国，打一年工，打10年工，打60年工，
还是那个命。”

他指了指身边 80岁的范大爷。范大爷耳背，没有任何的保障，靠着57岁的儿子赡养。儿
子范大叔进东莞10年来，每天都在城中村穿街走巷，靠拾荒收废品为生。范大爷呆坐在
小凳子上，烤着炭炉度过漫长的冬天。保君觉得他们就是自己在这个城市的未来。“东
莞只是一个站台”，他想回去了。

“炒掉东莞，炒掉老板”，他说。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快意。

回不去的故乡

如果说，广西老家的山水，仍为保君留一条退路；那么，对于22岁的孙平来说，广西老
家的山水，只能永远驻足在童年。

他的父母在东莞打工10年，每隔几年，就回家盖一点房子，陆陆续续盖起一层楼。作为
留守儿童，他也每隔几年就来东莞和父母相聚。18岁那年，他从高中辍学来莞打工。

几年下来，他辗转了几家工厂，“一个地方呆久了，没机会学东西，就不想呆下去”，
相比起金钱，他更看重技能积累。

今年，他回家了一趟，竟觉得“看哪里都不顺眼”。连续几天，他都感到单调无聊，无
所适从，“没地方可去，一眼望到尽头”。

在工厂，仍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孙平并不觉得累。他蜗居在城中村，热爱城市的繁
华。他最大的消费是买衣服，一件几百块钱，全是运动品牌。他觉得，唯有穿上时尚品
牌，才显得“整洁”，显得与这个城市相匹配。

对孙平这一代人来说，很早接触网络，打开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视野，接触的是世界最主
流的叙述：城市化以及消费主义。他们成长的中国，是一个时空混乱的转型中国，他们
从前现代的村野走出来，迈进现代化进程中的血汗积累，消费于后现代的狂欢之中。

18岁的张柱，在一家皮带厂的流水线。每个月，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买衣服，然后和朋
友到大型舞厅摇头晃脑地蹦迪。那是他摆脱机械感的一种方式。他讨厌被称为“农民工
”，他说，非得带“工”字的话，请将他归类为“员工”。

他在小卖部里和母亲吵了起来。过去10年，他的父亲在工厂做保安，母亲是清洁工，辛
苦攒了3万块，回家打个地基就没了。她希望儿子安心打工，完成全家建房子的心愿。“
谁想回去住！”张柱厌烦母亲的牢骚，他希望母亲把钱拿出来，支持他创业。

“他们这一代人，赚一分钱就想把它埋到房子里面去，我想的是，如何把一分变成两分
。”张柱看人的眼神坚定，毫不闪躲。

张柱利用网络学习劳动法，看看老板的行为哪些地方不符合规范，同时还向母亲普及法
律常识——这也是一个大趋势。在过去几年，网络成为新一代农民工了解自身权利、维
护自身权益、表达自我的发声渠道。

2010年5月，广东南海。一群本田工厂的年轻工人行动起来了，因为不满过低的工资待遇
，罢工抗议，要求与资方谈判。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改革薪酬机制、改革管理制度。

此后，工人有条件复工，推举出一位代表，并组成谈判代表团。代表团在网络发出公开
信，要求资方同意召开员工大会，要求由一线员工选举产生工会等，并声明若得不到满
意答复，将在3天后再次罢工。他们写道：“我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1800个员
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我们希望立下工人维权的良好例子。”

他们以积极的方式，反抗中国劳资双方的不平等。他们打破了群体的沉默、无力与沉沦
。

同年，在富士康，13条年轻的生命从高楼坠下，以死亡表达人生之绝望。他们的悲剧唤
起了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命运的思考和关怀。而他们，在过去的10年，已经成为中国农
民工的主体。

“那些跳楼的人脑子都是浆糊，”孙平谴责自杀的同龄人。然而，和他们一样，孙平觉
得打工几年，最大的收获是：现实是残忍的，金钱是惟一的逻辑。没有钱，就没法在这
城市立足。

他觉得自己不会一辈子打工，他觉得他能改变命运，虽然暂时还不知道改变的方法。但
他确定，他不愿再回到农村去了，因为他们和这个飞速发展的国家一样——“童年的感
觉已经消逝了，农村是老一辈的事。”

(感谢刘开明先生、林涛先生、曾飞洋先生提供的大力帮助，部分资料参考刘开明的《出
口型增长与工资不平等》，文中未成年人王大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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