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法国，男女不平等问题依旧严重：85%的企业管理者为男性；女性的平均工资只有男性的四分之三，所做的家务却比男性多三分之二；而每隔三天，就有一名女性死于家暴。至于“我也是”运动所关注的性骚扰问题，根据2015年的调查，五分之一的法国女性曾在工作场合遭遇性骚扰；七分之一的女性在生活中承受过某一种形式的性暴力；每年，约60万名女性受到不同程度的骚然与侵犯（男性约为20万），约6万名女性遭受强奸（男性约为3000人）[1]。可怕的遭遇后，可不是所有人都能点着烟，用巴黎腔来一句“ 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的。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性，公开信的支持者们采用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观点，她们把性简化为一种“野蛮的、冒犯性”的“冲动”，这使得所有的求爱行为都带上了暴力的色彩。然而，正如女权运动家Caroline de Haas所说，她们混淆了“基于尊重与欢愉之上的诱惑关系”与“暴力”：“求欢与骚扰之间的差异，并非在于程度，而是本质，暴力不是加强版的诱惑”[4]。
于是乎，法国文化传统中的“殷勤”被捧到了极高的位置。殷勤，指的是十二世纪开始在宫廷兴起的爱的艺术，是一系列对待异性的优雅行为模式、一整套取悦异性的艺术，并在后世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模式。法国的知识分子们将其与美国紧张的两性关系作对比，透过这种对比，他们建立起一种基于性别观念之上的文化身份认同。性别领域的“法国例外论”便诞生了，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于1995年发表的《女性的话语：论法国的独特性》（Les Mots des femmes. Essais sur la singularité fran?aise）。她强调男女之间在旧制度下生长的混合性（mixité），这种混合性在启蒙运动的沙龙里兴旺开来，它意味着两性彼此之间存在一种“甜蜜的交际”（doux commerce），即一种和平共处的联系。随后，她把这种她称之为“共和主义式”的法式女权主义与美国清教传统下的女权主义相对：“美式女权主义可以毫无障碍地说道，人类的普世主义附着在男人之下；但法式的女权主义不会这么说，因为它本身已经是普世的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