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国际学术界著名的华人社会学家，是北京大学“千人计划”讲座教授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和国际研究Bert G. Kerstetter '66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分层、统计方法、人口学、科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主要著作有《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回归分析》《科学界的女性》《美国的科学在衰退吗？》《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婚姻与同居》等。
议题本土化即研究对象之时空范畴的本土化，这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起点，也是几乎所有社会学学者的共识。社会学是研究具体社会情境下的社会过程和现象的一门学科，任何脱离了社会情境的研究都没有太大意义（谢宇，2012；Xie，2011）。中国社会学应该优先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而不应该盲目地移植美国的议题，因为美国社会学的议题自有其根源。19世纪末美国快速的工业化发展和南北战争之后涌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如城市化、贫困、犯罪、国内和国际移民、教育及劳工问题等，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美国社会学应运而生。其中的先驱，如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华德（Lester F.Ward）、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罗斯（Edward A. Ross）、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斯莫尔（Albion Small）等在他们的研究中都以理解这些社会问题和改善美国下层民众的处境为己任。而今美国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如种族关系、社会不平等、教育、贫困、犯罪、家庭、国际移民和健康等也同样来源于公众舆论和公共利益的焦点议题。其实，中国社会学也具有这种实用取向的、政策与公共社会学的起源（Wu，2009）。中国社会学就是要理解、讨论和解决中国突出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否则这一学科的设置和存在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
其次，如果认同中国社会学仍是以社会科学为学科范式的，那么学术研究就要基于证据，而不能因为是中国人、对中国有更多的感同身受，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比外国人更了解中国，或提出的观点和理论不需要证据的支持和检验。虽然具体采用的研究方法可以选择和改进，但研究证据应是严谨的，并通过可靠的方法获得。这些标准是普适的，没有文化之分。同样，虽然理论的适用情境不是一成不变的，但理论的价值在于它的逻辑性。如果逻辑成立，换一个场合该理论也应同样适用。所以，讲证据、讲逻辑的研究规范同样适用于中国。定量取向的实证研究经常成为范式本土化提倡者攻击的对象——一些批评者认为定量研究既然已在美国成为主流，那么它在中国就必定是不合适的。其实，社会学中的反实证倾向存在已久，并非中国社会学中主张本土化者之首创。笔者曾经写道：“反实证主义的情绪蔓延很广，从对数字资料和统计方法的不信任，一直到对当代定量社会学的一无所知。”（谢宇，2012：5）。在了解甚少的基础上的批判是浅薄且有误导性的，定量方法的不完善并不能成为反对定量方法的理由。实际上，即便作为定量研究者，我也并不认为定量研究能解决所有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研究问题和研究资料。定量与定性只有风格上的区别，而选择哪种方法取决于被研究的对象或问题，也取决于研究资料（King et al.，1994）。在描述总体分布和研究原因的结果（effects of causes）时，定量研究能够做得更好；在提供对现象所有可能的解释（结果的原因，即causes of effects）及理解机制的发生过程时，定性研究能够提供更丰富的洞见；如果针对研究对象或核心概念没有很好的定量操作化方案和可靠的定量数据时，采用定性研究也许能更好地了解真实的情况；而当有较成熟的定量操作化方案时，定量研究能更好地检验理论假设。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发展中国的社会学呢？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培养未来的社会学家，让他们能够做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取得与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相比肩的学术成就。这一点并非遥不可及。事实上，中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走在了世界前沿。单从发表量上看，中国的科技产出仅次于美国，甚至在个别领域中已经超越了美国，而且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Xie et al.，2014）。中国的社会学学者也拥有类似的契机：中国急剧的社会变迁已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现象（Xie，2011）。如果中国学者能够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在思维上有所创新并客观地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必定势不可挡。如果说还有什么会限制中国社会学发展，那只可能是部分学者自身学术上的目光短浅与画地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