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西洋月刊翻译组 译家YJ 3月20日
The Atlantic April 2018 cover story: “The Last Temptation” by Michael Gerson (原文链接:http://theatln.tc/2pmv9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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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迈克尔·格尔森 (Michael Gerson) 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他每周两次的专栏文章在全国范围内被同步转载。
【翻译】 张拓木,张海云,杨刁刁,华思睿
【校对】 李雅坤,Xujun Eberlein
(Artist: Javier Jaén)
特朗普的背景和信条与传统基督信仰的生活做派及引领格格不入。特朗普以往的政治立场(他曾经支持孕晚期堕胎权),他的品性(他曾吹嘘自己如何性侵女性),甚至他的言语(他把“逼”/“pussy”和“粪坑”/“shithole”这类词语带入了总统语录)按常理应该让宗教保守派对他群起攻之,而非同流合污。此人还无耻地宣扬自己的不忠,就自己的长女说出令人恶心的性评论,并在大选辩论时吹嘘自己生殖器的大小。据报道,他的律师向一名艳星支付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阻止她谈论她所称特朗普与她的外遇。就这样,曾经因稍有少儿不宜的内容就面色煞白的宗教保守派们现在却对现实生活中成人电影般的剧情毫不在意。我们距离《美德书》(The Book of Virtues)中的标准越来越远了。
在这个阶段,福音主义和主流新教基本相同。福音派教徒之间在宗派的信仰上有广泛差异,但他们都一致同意通过信仰基督来接受上帝的恩典是一种个人决定。曾在1851年到1866年间任奥伯林学院校长的查尔斯·G·芬尼(Charles G. Finney)曾这样描述他的皈依经历:“我有那种感觉,就如一股电流,穿过我的身体。实际上,它如同一波又一波流动的爱一般涌向我。”
也许更重要的是,内战之前,福音派信徒多是千禧年后论者,也就是说他们相信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千年将是世界和平、基督教会扩张的年代,并以基督再临的高潮结尾。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乐观的人,相信人类努力可以加快这一喜乐时代的到来,这样的信仰鼓励了他们开展更多的社会行动和全球传教活动。“福音派普遍认为任何形式的进步都是这个基督王国终将降临的证据。”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在《原教旨主义和美国文化》(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中这样写道。
随着这种组织层面上自信心的壮大,福音派或许期待过能在文化规范和标准上发挥更大的决定作用。但是他们的愿望正撞上了性革命,以及其它的快速社会变化。“道德多数派”(The Moral Majority,80年代基督教右翼组织)出现的时候,实际生活中大多数人对离婚和婚外同居越來越习以为常。当从大学到法庭到好莱坞的精英社会力量都决然地抛弃了传统理想时,福音派却经历着成员增长、感受着强健的亚文化组织所带来的力量。
福音派内已经崭露头角的领袖人物们在语气行为上明显各异。比利·格雷厄姆是个迎合权要的祭司。(他巴结逢迎的倾向被记录在那些尼克松录音带上,他的一些话引出了尼克松的反犹言论。)“爱家协会”(Focus on the Family)组织的创始人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则是个带刺的先知,长年地威胁如果社会保守主义的纯洁性得不到维持,他就要脱离共和党联盟。老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 Sr.)和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1988年曾竞选总统)试图成为政治弄权者。水门事件里声名狼藉的查克·科尔森(Chuck Colson),在戏剧性的改宗之后创建了“更生团契”,试图复活某种过去的废奴主义精神来倡导监狱改革。不过,这些区分在公众看来都很模糊,“宗教右翼”(religious right)成为公众对他们的统称。
此外,福音派政治议程的一大局限在于它更多在作出被动反应,而非自主选择自己的议程;福音派一次又一次地被拉进一个又一个被旁人点燃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辩论中。为什么愚蠢地揪着缺乏精神价值的公立学校祷告不放?是因为大法官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1962年判其违宪。为什么绞尽脑汁把精力浪费在通过一个(毫无希望的)宪法修正案禁止堕胎?因为在1973年,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大法官从宪法原文的隐义中引申出了堕胎权。为什么当前强调宗教自由?因为2015年的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Obergefell v. Hodges)一案的判决合法化了同性婚姻,让许多人担心被要求强制接受不同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