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看当时，这些“明智的人们”中最引人注目者并非新保守主义者，而是自由派人士，其中一些人现在是科茨的同事和支持者；他们支持战争，对酷刑持容忍态度，认为美国负有给世界上蒙昧无知的人民带去民主的任务。乔治·派克（George Packer）在他的《为民主的战斗》（The Fight Is for Democracy, 2003）一书中表示，“充满活力、头脑冷静的自由主义”能够利用美国军队来宣传其价值。《新共和》当时的主编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2006年出版的《正义之战》的副标题是：“为什么自由主义者且只有自由主义者能够赢得反恐战争并使美国再次辉煌”（The Good Fight: Why Liberals—and Only Liberals—Can Win the War on Terror）。 “现在是考虑使用酷刑的时候了”，《新闻周刊》在9·11事件发生的几周之后如此宣布道。《时代周刊》表示应该“使用残酷手段对待目标人物”。《名利场》赞扬拉姆斯菲尔德的“有些古怪然而让人舒心的冷酷无情”。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被科茨在新书中形容为“有声望”的《大西洋月刊》在封面故事中向读者展示了“轻度酷刑”的优势。《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柏林的传记作者、人权教授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的文章，他在文章里劝勉美国人接受他们的帝国命运，并提出对嫌犯施加“可以被容许的胁迫”的建议。即使是冷战期间丝毫不理睬华盛顿阴谋家的《纽约客》，也发表了《大西洋月刊》现任主编杰弗里·戈德堡（Jeffery Goldberg）的一篇报道，该报道详细介绍了基地组织和伊拉克之间存在的种种联系，后来这些联系被证明并不存在。
戈德堡的这篇文章后来被小布什和切尼所利用。一位《国家》杂志（The Nation）异常勇敢的作者认为，《纽约客》变成了“俯首帖耳以达国王天听的又一个臣子”。但是布什政府不需要这些书呆子用委婉的语言来表述先发制人的战争、酷刑、引渡以及将嫌犯无限期扣押在海外监狱等做法。小布什的那些大白话——“我们会查出他们的老底”，“无论是死是活，一定要抓到”，“我们很快就能把这些人的头皮割下来给大家看”——一再让人想起针对《独立宣言》所称“残忍的印第安野蛮人”发动的灭绝战争。小布什的首席反恐顾问科弗·布莱克（Cofer Black）向他的老板保证说，“等这一切结束以后，这些坏人的眼珠子上会爬满苍蝇。”这种情绪在负有消灭野蛮人职责的人员当中有很强的传染性。《大西洋月刊》的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高兴地写道，全球美国士兵经常把“欢迎来到野蛮的印第安国”（Welcome to Injun Country）挂在嘴上。虽然奥巴马将“反恐战争”郑重地重新命名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但是这场战争的嗜血性质依然没有变化。2011年击毙本·拉登（代号“Geronimo”行动）的海豹突击队携带的14英寸斧头由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刀具制造商提供，而此人是因其为1992年的电影《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制作刀具而闻名。奥巴马政府的官员主动将这场广受关注的行动细节告知给2012年的电影《刺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的制作团队，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几个深色皮肤的恶棍在酷刑之下透露了本·拉登的藏身之处，然而该情节并非属实。
从很多方面看，美国社会的进步和倒退趋势都可以在科茨的职业生涯中得到体现。他成长在警察暴行频发的巴尔的摩。20世纪90年代，科茨在霍华德大学的一个朋友被警方杀害。科茨没有完成大学学业，一直在为一些小杂志工作、撰稿。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期间，《大西洋月刊》请他为网络版撰写文章。在出版三本书，在网络上发了许多文章以及推文以后，科茨成了“当今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派克语）——非白人作家仅凭借这些在以前是无法取得这样的地位的。托尼·莫里森声称科茨填补了“自詹姆斯·鲍德温去世后便一直困扰着我的智识上的虚空”。科茨的书让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开始阅读美国种族主义的历史。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认为，“在弗格森、巴尔的摩、查尔斯顿和其他地方发生的警察针对黑人暴行之后，白人显然开始对美国国内黑人的处境有了认识”，他称赞科茨的发声能够让白人民众加深认识。甚至连《今日美国》都认为，“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声音就是一线光芒。”他的新书《我们曾掌权八年》（We Were Eight Years In Power）收入了他于2008年到2016年期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他在书里这样写道，“我的起点很失败，我没有获得任何学位或别的资历，却成为了今天这样的人”，科茨似乎对他的迅速成名感到非常尴尬。从科茨的写作中能清楚地看到，他在努力去应对“为什么白人喜欢我写的东西”这个问题。一些来自前殖民国家或者生活在西方世界、历史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的作家，在受到传统报刊的青睐之后，便被赋予了代表他们的人民或者国家、宗教、种族甚至整个大陆的任务（《纽约时报》这样称赞萨尔曼·拉什迪：“印度次大陆有了自己的声音”）。这些被钦定的作家“代表”与那些被白人守门者剥夺这种权利的作家之间的关系非常难处理。因为科茨没有任何背景，完全靠自己努力取得成功，他经常遭到攻击：他之所以受到白人自由派广泛欢迎，是因为科茨减轻了这些白人自由派对黑人遭到的种族主义不公待遇的负罪感。
自称自学成才的科茨主要想做的是与读者分享他最近的阅读和发现。他书中的一篇篇文章都是他的加速度自我教育历程中的里程碑，科茨一直不断地要求自己使用新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对那些读过美国奴隶制历史，并且了解有关新型种族隔离制度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在不断增加中）的读者来说，科茨的书中所涉及到的内容不会让他们感觉陌生。科茨2013年称自己“不是激进分子”，现在他称自己已经“激进化”了。作为一个生活在白人媒体占绝对多数的社会的黑人作家，科茨运用自己可贵的能力和技巧将种族歧视在美国社会中的种种表现展现在人们眼前。但是，虽然《我们曾掌权八年》里面收入的文章写作的时间都很晚近，而且当它们首次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之后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但是现在读来却已经像是行将就木的社会自由主义的历史文献。奥巴马在位时，要求对奴隶制的受害者进行赔偿可能是“反对白人至上不可或缺的手段”（见《我们曾掌权八年》第六章：The Case for Reparations，亦可见 The Atlantic, 2014年6月刊——译者注），要使用这个手段来反对特朗普则很困难。科茨的文章中记录的种种事实材料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他写的关于大规模监禁和住房歧视的文章。但是，他的书中却没有将黑人被排除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复杂过程与其造成的可怕后果——一个种族主义者和性骚扰惯犯被选为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揭示出来。我们也不能从他对自己激进化的叙述中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在他称之为“最不可思议的时代——一位黑人担任总统的时代”——在年轻一代美国人心里成了有意义的词。很显然，科茨的分析中存在缺漏，导致这个缺漏的原因乃是因为这个“最不可思议的时代”被高估了；这种高估在特朗普时代变得越发普遍，同时也是因为这个“最不可思议时代”和过去、现在之间的连续性被低估了。
奥巴马偶尔批几句华尔街的“阔佬们”，但华尔街为他的竞选活动提供了大量资金，他上任之后不久将自己的经济政策制定权交到了华尔街手上，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给多家银行和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救助。2008大选年参与投票的非裔美国人人数创下了纪录，人们用行动表达自己对这位同胞的热爱，但是奥巴马用行动确保了自己不会被攻击过分热爱黑人。面对房贷抵押物被拍卖给黑人家庭造成的痛苦，他不考虑种族因素在其中的影响，使用个人责任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语汇斥责非裔美国人，批评作为父亲、丈夫和国际市场竞争对手的他们在道德上的失败。他也不希望在移民问题上被视为手腕软弱，他驱逐了数百万移民——特朗普正在努力达到奥巴马2012年高峰期每月驱逐34,000人的记录。在他的回忆录《父辈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中，他用很雄辩的文字对被边缘化和无权者表达同情。然而，上台后的奥巴马似乎深受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东海岸权势集团中的其他人影响，而不太像是一个永远融入不了主流的外人。如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在《亲密的敌人》（The Intimate Enemy）中所判断的那样，奥巴马早年对弱者的恻隐之心被他“对男子气概和地位的无尽追求”所取代。这位预兆着希望和改变之人却挑选了一个外交政策上的鹰派和亲华尔街的人作为自己的继承者也就不奇怪了。他在卸任后的一系列举动：比如与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在一个私人岛屿上一起风筝冲浪，拿着巨额酬金在华尔街发表演说，与乔治·克鲁尼过从甚密……都已经证实了一点：人们对奥巴马的认识不准确。《桥：奥巴马的人生及其崛起》（The Bridge: The Life and Rise of Barack Obama）的作者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对奥巴马感到失望，他最近表示，“我不认为奥巴马不会受到新富阶层的诱惑。我认为他对硅谷、明星、娱乐业、运动以及其它事情都非常感兴趣。”
奥巴马华尔街演讲
奥巴马身上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最诱人的特质，使得小布什时代最后几年里美国精英在政治、商业和媒体方面受到很大打击的自我形象得以恢复。在美国例外主义的最新叙述中，一位黑人总统在向全世界指导有关经济和社会正义事务。记者反过来让这种幻想中的承诺以及有关整体情况改善的假定变得更为流行；有些人认为科茨本人就是希望和改变的象征。《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2015年的一篇文章描写了阿斯彭创意节上的科茨，同时在该创意节上出现的还有比尔·克里斯托（Bill Kristol）、杰弗里·戈登堡（Jeffrey Goldberg），各种各样的有钱人及他们的私人飞机，当时是“奥巴马时代后期”，“进步随处可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之后的“大问题”是：“半个世纪以来不断繁荣、人类自由的扩大究竟是一个反常现象，还是一种新的、恒久的状态？”和阿斯彭的达官显贵们在一起让科茨感到尴尬，但是他觉得他会很容易就说成自己在哈莱姆更开心。（哈莱姆是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一个社区，曾经长期是20世纪美国黑人文化与商业中心——译者注）“实话实说，”他坦言，“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里很棒。”这篇文章的作者还写道，“在科茨身边聚集了一群激进的时髦人群”，但他是“一个令建制激进化的作家”。
W.E.B.杜波伊斯（W.E.B. Du Bois）在其1935年出版的巨著《美国的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便提出，对少数民族的恐惧和厌恶对许多白人而言是一种“公共和心理上的福利”。比美国历届总统更肆无忌惮的特朗普把“白人工人阶级”的不幸与中国的骗子、墨西哥的强奸犯和奸诈的黑人联系起来。但是，杜波伊斯知道，种族主义不仅是一种丑陋或根深蒂固的偏见，会被投机的政治家周期性地利用来动员民众，可以被社会自由主义所化解；它是一种被普遍合法化的组织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式，皮肤的颜色被作为建立具有侮辱性的等级关系的依据。杜波伊斯认为不平等和歧视是现代世界形成的基础，他将黑人在美国被压迫的经历置于国际情境之中。
如果科茨对种族问题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漠不关心，那么他更可能让喜欢他的白人自由派感到宽慰，而非内疚。他们可能会认同，乃至欣然接受这样一种观点：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当选是因为美国中心地区那些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者。而如果说奥巴马这个民权运动的继承者让美国总统的职位获得了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死任何人的权力，继而维护了19世纪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秩序，他们则会断然否定；如果说在特朗普这个鲁莽的继任者上台之前，奥巴马在掌权八年中加深了白人优先的法律传统，他们会拒绝对此进行讨论。显而易见，美国政府体制中的强力在奥巴马时代顽固地延续了下来。科茨在《我们曾掌权八年》中写道：“如今，美国也在一个黑人的批准下犯下了罪行”。然而，这些文章本身最终揭示，即使作为一位激进化的黑人作者，科茨的写作依然在《大西洋月刊》所允许的安全范围之内，不会造成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的瓦解或者疏远《大西洋月刊》的读者。科茨的痛苦和激情让他走上了漫长的智识之旅。然而，从对美国黑人所遭遇的暴力行为之猖獗怒不可遏，到为白宫中“死亡名单”的制定者辩护，科茨显然走得还不够远。他也应该会走得更远。科茨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作为一名作家的未竟之业。他在《在世界与我之间》（Between the World and Me）里这样写给自己的儿子，“请记住，你和我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受害者的孩子。记住随着这样一种现实而来的广阔的意识。请记住，这种意识在终极意义上永远不会是种族的；它必定是宇宙意义上的。”科茨没有在他出版的著作中阐述这种宇宙意义上的意识应该包括什么。但是他在讲述奴隶贸易时，将黑人的经历置于现代世界的中心：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过程的初始，欧洲和美洲的少数人获得了对几乎整个人类进行分类和控制的强大力量。
本文讨论书籍 We Were Eight Years in Power: An American Tragedy by Ta-Nehisi Coates, Hamish Hamilton
潘卡伊·米什拉，1969年生于印度。常年为《纽约时报》、《纽约书评》、《伦敦书评》、《纽约客》、《卫报》等报刊撰写文学、政治评论。
代表作品为：《从帝国废墟中崛起：从梁启超到泰戈尔，唤醒亚洲与改变世界》（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Intellectuals Who Remade Asia, 2012）；《愤怒时代》（Age of Anger,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