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恶之人可以作恶吗？这是一个令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当时是1961年，她正在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报导法庭对阿道夫·艾希曼的战犯审判。后者正是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执行者，负责将千百万犹太人和别的一些受害者转移到各类集中营中。
阿伦特发现，艾希曼是个相当温和、官僚的普通人，用她的原话来说，就是“既非心理变态也非虐待狂魔”，反倒是“正常得令人害怕”。艾希曼成为刽子手的动机无非是想勤勉工作，好在纳粹官场上爬得快一些。阿伦特在她的研究报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平庸之恶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1963）中这样总结：艾希曼并不是一头毫无道德感的怪兽。他行恶，却没有作恶的主观意愿，这得归因于他的“思想缺失”，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恶行究竟有多么罪孽深重。艾希曼“对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从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他完全不能……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正是源于这种特定认知能力的缺失，再加上所处的环境几乎不可能让艾希曼思考或是认识到自己正在行恶，他才犯下了这些滔天大罪” 。
1961年，在防弹玻璃后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正在接受审判。图源：Photo courtesy Wikipedia
直到今天，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也没有停歇。哲学家阿兰·沃尔夫（Alan Wolfe）在《政治邪恶：何为政治邪恶及如何对抗》（Political Evil: What It Is and How to Combat It，2011）一书中，批评阿伦特把“什么是邪恶”的讨论范围限定在艾希曼单调乏味的人格特质上，认为这种“心理”层面上的探讨有避重就轻之嫌。沃尔夫认为，阿伦特把太多精力放在了研究艾希曼“其人”之上，而忽略了艾希曼“所作之事”。对那些阿伦特的批评者而言，这种把重点放在无关紧要的艾希曼个人平庸生活上的做法，似乎就是在“荒谬地扯闲篇”，为其罪行开脱。
近来别的一些批评者则证明了阿伦特犯下的一些历史错误，正是这些错误导致阿伦特没能发掘出艾希曼身上更深重的罪恶——就在艾希曼接受审判3年后，阿伦特在写给哲学家卡尔·贾斯珀斯（Karl Jaspers）的信中提出了艾希曼的恶行源于其“思想缺失”这一论断。大卫·艾文（David Irving，编者注：一位专门研究二战军事史的右翼英国作家，因在有关纳粹德国的著作中表达了对第三帝国和反犹主义的同情而广受争议）曾控告历史学家黛博拉·利普施塔特（Deborah Lipstadt）在著作《否认大屠杀》（Denying the Holocaust）中诽谤他否认大屠杀。（译者注，这起案件最后以艾文败诉告终，他在史学界的名声也从此走上了下坡路，现已被公认为犹太人大屠杀否认论者。）于是，利普施塔特决定在诉讼过程中引用以色列政府公布的文件内容。这份文件佐证了利普施塔特在《艾希曼的审判》（The Eichmann Trial，2011）一书中的观点——阿伦特描述艾希曼的“平庸”一词是站不住脚的：
在艾希曼接受审判之前的作品中，阿伦特认为，纳粹妄图扭曲人性的荒谬计划正是他们犯下毫无争议的累累恶行的原动力。借此，她呼应了像谢林（F. W. J. Schelling）和柏拉图（Plato）这样的哲人身上的精神——他们都毫不羞于讨论人性之恶中更深、更恶的那一面。然而，阿伦特在见到艾希曼之后就改变了观点。艾希曼身上官僚主义特有的空虚和无知让他看上去和那些恶魔行径没什么瓜葛，他似乎只关心自己的事业并且明显“思想缺失”。于是，阿伦特早年关于罪恶的深入思考没能再继续，“平庸之恶”的口号却就此诞生。无论如何，阿伦特于1975年逝世了：也许，如果她能更长寿一些的话，就能为我们拨开萦绕在“平庸之恶”论文周围的疑团——时至今日，这些疑问仍旧令批评家们大惑不解。但是，现实摆在眼前，我们永远也无法了解阿伦特的真实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