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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黄章晋：在隔壁的中国那些孩子已经长大了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3-20-2019 22:38
标题: 黄章晋：在隔壁的中国那些孩子已经长大了
以前在《凤凰周刊》时，什么内容好卖，不是一句能说清，但什么东西不好卖，大家却有一致共识，只要封面和农村题材沾边的，不管具体讲什么，销量都会大幅下降。

我觉得，这显然意见是因为与读者相关性不足的原因，但我业务最好的搭档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这不仅是相关性的问题，更是因为体制内的人——正好是当时我们的典型读者——通常会非常不喜欢看到中国社会不光明的东西。

这是她与不同身份的同学、熟人交流得来的结论。她的强烈印象是，大家都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中国社会让人痛苦的一面，但非常拒绝谈起这些东西，因为一个人一旦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世界，和他观念中的世界不一样，就会因认知错位带来痛楚。

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他更愿意不假思索地接受后者，不是因为智力的懒惰，而是与他的身份更匹配，所以他们通常会本能地拒绝那个与他们的观念不符的世界的一切信息，这样他们的幸福和平静才会是心安理得的。所以，大家普遍的心态是，你说的我知道，为什么非要给我们讲这个？讲点不负面的不行吗？

与农村相关的一切，天然就是会引发痛苦的「我不想知道」的那一部分，它是一种会破坏个人幸福感、安宁感的信息，那是隔壁的中国，另一个世界，我知道它，但我不希望你提醒它的存在，只要我不被它打扰到就行了。

今天看，我觉得搭档六年前的总结，唯一需要补充的就是，这种心态并不只是体制内的人的心态，而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普遍心态。

所以，下面这个观点很正常甚至相当具有代表性：

上海砍人案发生后，不少人建议用校车接送以增加安全系数。

人们真是忘记几年前校车是个多么容易引起情绪对立的关键词，因为频发的校车事故，以至于校车被称为「学生杀手」。当时网上有两种观点特别突出，一种认为政府应当积极有所为，一种则认为政府应当有所不为，加强监管只会添乱。

那段时间，呼吁重视校车完全的建议数不胜数，但很少有人认真分析为什么校车事故突然增多，即使有，通常也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声音则是努力提醒大家，虽然出了这么多惨痛的校车事故，死了这么多孩子，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凡事都有它积极的一面。

下面这种声音，媒体上几乎看不到（请注意红框内的文字）

他最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我来解释一下。2001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农村地区学校布局调整」的改革计划，通俗的话讲，就是撤销村里的幼儿园、小学，将之合并到大的乡镇，有些地方，则是撤销乡镇教学点，集中到县城，这就是所谓的「撤点并校」。

它的目的，是为了快速解决农村基础教育长期薄弱的问题，优化农村教育资源，实现城乡公平教育。「撤点并校」改革提出后，各地启动时间不一，到了2007年，各地教学点的数量都减少了一半以上。

为实现教育资源优化，「撤点并校」还设置了小学规模必须达到300名学生、一个班40个孩子等科学、合理的标准和规范，农村学校可以像城里的学校看齐。于是，你就在《新闻联播》里看到了这种理想成果。

但是，裁撤大批幼儿园小学后，出现了一个棘手的新问题：上学路程过于遥远，中西部6个省区的农村平均距离是4.8公里，山区或少数民族地区距离就更远，云南东川区舍块乡的茂麓小学，孩子每天路上要花6个小时。

随着加速裁撤，在基础设施较好，当地农民收入还算凑合的地方，各式各样的校车很快出现了。

大多数天使们就是在这样的校车里去幼儿园和小学的（2010年2月26日，江苏如皋发生一起因为装载儿童数量过多，一名幼儿进入面包车内4分钟后窒息死亡的惨剧）：

密集出现校车事故，而且死伤主要以偏远地区农村幼儿园和小学生为主的现象，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每次重大校车伤亡事故，都会有人做事故回顾梳理。但往往会把少数城市学生校车事故、高中生（含职高技校）甚至大学生集体活动的校车事故、被老师遗忘校车内窒息而死，以及其他意外事故一并例如、入。

下表是我去掉上述类型后做的整理，它是目前最全面且准确的，但肯定会有相当遗漏（大概因为我是湖南人的缘故，表中湖南事故最多）。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研究者对一刀切的「撤点并校」带来的问题，反应最集中的是造成大量辍学，因为很多地方没有那种罐头式的校车。它造成的失学比例很难评估，因为无人做过抽样调查，而有些小范围的调查数据则高得骇人听闻。

我想，多数人都会高估统一指令计划最终产生的积极效能，而完全意识不到，它带来的问题往往比它试图解决的问题更多，当然，很可能是接触不到或不愿看到这样的信息。

再举个关于教育的例子。

汶川地震中最让人痛心的地方，就是大批学生因为校舍倒塌而死亡。钢筋混凝土里没有钢筋只有铁丝甚至是竹片，这种害死学生的豆腐渣工程，令媒体集中火力猛批过一阵腐败官员腐败和黑心老板。

我们同事邓飞采访时有个颠覆认知的意外发现，造成2万余学生伤亡的质量低劣校舍，几乎都是1990年代「普九」验收期间突击建造。「普九」即1986年颁布的教育法提出20世纪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它有一套从校舍到图书室在内的验收标准。

当时国家财力不济，任务全部压在最基层的乡镇一级：资金自行筹募，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验收。为满足必须一次验收通过、无楼不成校等硬性任务，各地普遍采取采取一次建校、逐年集资的办法应付建筑商。

「普九」的成果是几年内长出一批外观尚可但质量低劣的新教学楼，而地方乡镇则因为历次财政和税费改革，都导致其财力削弱，到2007年为普九欠债500亿元，四川40亿元，很多学校长年被拿不到钱的「黑心老板」堵门催债，直到2007年12月中央政府承诺偿还这笔债务。

可惜我们文章不上网，邓飞写的报道几乎就默默无闻。

让我们继续谈「撤点并校」。你应该注意到2012年达到高峰后，造成重大伤亡的校车事故开始迅速减少，最近几年在公众记忆中甚至都被淡忘了。

为什么校车事故大幅减少了？

因为频繁的惨重校车事故，很多地方出台一刀切的硬性规定，把校车（绝大多数不合格）几乎全数消灭。

再一个，就是新一轮教育布局调整，「高中、初中阶段学校向县城集中，小学向中心乡镇集中，学前教育向中心村集中，新增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创建寄宿制中小学取得巨大进展。

也就是说，校车事故大幅减少，很大程度是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学校寄宿而不是乘坐校车。

相比震撼性的校车事故，寄宿制会对孩子有何影响，除了研究者，天然难于引发大众关注和讨论，毕竟是隔壁的中国非常不重要的事，既没发生值得我共情的重大惨剧，又没有进入我的世界打扰我。

所以，长期致力于农村教育的梁晓燕女士虽然不断呼吁，似乎从未引起过公众注意。虽然从长远看，它可能是最值得忧心的问题，不但影响着孩子们的将来，也影响着社会的将来。

我第一次知道小学生寄宿制，是2008年发小痛骂小学生搞寄宿制时才无意中得知，当时我只道是新疆地方土政策，后来听梁晓燕演讲才知道，这居然是全国普遍现象，而且正在大力推进中。

「留守儿童」是个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惨痛现象，如果我们相信心理学研究中关于父母对孩子成长和塑造的影响，他们最值得担心的，就是心理问题和成年后的社会适应性问题。

虽然部分留守儿童在双亲不在身边时，表现出极强的独立、乐观和坚强精神，但这个群体更典型的是特征是学习困难、注意力缺陷，任性、自私，人格发展不健全，挫折的耐受力极差，喜欢迁怒于人。

一个原有的社会关系秩序被打破后会怎样？90年代南非两个国家公园迁入一批亚成年象，很快保护区内频繁发生犀牛被奸杀现象，原来是亚成年象发情攻击强奸犀牛致死。研究者后来引入成年象后，亚成年雄象的暴力现象被迅速遏制。原因正是成年雄象的到来，重建立了秩序，抑制了年轻雄象的冲动。

青少年成长期，如果环境中缺少成年男性，相当于少年们在攻击性最强最易冲动时，缺少权威抑制，处于权威和秩序的真空，很容易把暴力性的一面释放出来。另外，有研究证据表明，家庭中如果父亲缺位，女儿更容易性早熟，会倾向于用恋爱关系寻求安全。

「留守儿童」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很难找到一致的。如果一定要找一个与之相近而我们又更熟悉的例子，大概只能是美国大城市的黑人社区吧。

无论寄宿制是否是留守儿童的一个子集，小学幼儿园寄宿的孩子遇到的问题，怕是又要比一般的留守儿童更严峻一些。寄宿就意味着孩子们日常与家庭的情感交流被切断，哪怕是只与祖父母在一起。这使孩子心灵和精神上最后的信任纽带都不复存在。

这个时候，如果是遭到校园霸凌甚至性侵等伤害，孩子几乎都不太可能会向家长求教。

最关键的是，如果一个孩子7岁时进入寄宿学校，而班里有几个比他大半岁的孩子，结成团伙喜欢平时欺负人。这就意味着，只要他还在这个学校，那往后的日子，就永远无法摆脱孩子王的控制和摆布，上贡、凌辱、受罚将伴随着整个寄宿学校生涯。

如果不是寄宿，他即使回家没有跟父母说起被凌辱的事，但在父母膝下每天可撒娇邀宠，足以修复校园的创伤，白天是学校被欺辱的倒霉蛋，晚上还是家里的掌上明珠。但是，寄宿就完全不同了。对那些天性喜欢争强斗狠，习惯支配凌虐他人的人，寄宿制虽然带来了骨肉分离，但却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10多年开始演练如何当一个黑道大哥的机会。

研究者认为，一刀切的「撤点并校」，带来了四个社会问题：

一、校车安全

二、寄宿问题

三、家长陪读

四、贫困辍学

如果农村只是我们不想知道的隔壁的中国，而农村孩子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其实就是隔壁的中国在家里打孩子，我不想管闲事，因为与我无关。但是，比起校车安全、家长陪读、贫困辍学，寄宿制问题会带来的潜在危险是不言而喻的。

2008年4月，REAP（农村教育行动计划）调查后发现，陕西寄宿学校抽象调查的2000多名小学生，9.3%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2.7%较为严重。

从自私的角度看，接近10%的小学生存在心理问题，就意味着它与我们已经非常有关系了。是的，十年过去，那些被调查的小学生中最大的，已经开始成年。也就是说，在隔壁的中国，那些孩子已经开始长大了。

昨天看一篇关于反社会行为的论文，提到近年来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反社会案件，凶手年龄大都在30-45岁之间，比一般暴力刑事案的凶手年纪偏大，也就是说，这些人大都是走投无路的社会边缘人。

下图，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危害公共安全故意伤害刑事案由」的结果数量。

这个图标似乎是在说明，不需要出现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等外部因素，目前反社会行为在这个统计口径下，处于快速上升的通道中。说这已经接近大面积高发似乎不算过分。

只是，我当时的语境，更想强调和突出的，是如果出现经济形势恶化，激化社会矛盾会发生什么。

近年来，欧洲主要国家发生过多起重大城市骚乱和冲突，冷静而清醒的中国观察者大都深为欧洲陷入白左制造的危机而痛心，庆幸中国政府英明，使中国这艘航向星辰大海的巨轮得免于欧洲的祸患。

我想说的是，如果出现经济下滑就业困难，欧洲的城市骚乱同样会在中国上演，事实上，这样的事，城市内战在中国已经预演过一次，可惜我们并没有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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