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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杜娟：西方国家也删帖？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3-26-2019 01:35
标题: 杜娟：西方国家也删帖？
西方国家也删帖？ | 政见CNPolitics

原创：杜娟政见CNPolitics 2018-07-11

遭遇更多的暴力恐怖事件、产出更多的专利，都会使得政府向谷歌提交更多的删除信息请求。
杜娟/政见观察员

互联网给各国政府监管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如此，各国政府正以惊人的灵活性适应快速扩张的数字网络。西方国家和互联网公司也会发生密切的互动，一方面可能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在线内容提供商向政府公布用户数据，另一方面可能要求他们从网络中删除特定内容。

来自德州理工大学和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两位学者在最近发表的论文中，通过分析谷歌公司所公开的2010至2013年间的数据，以58个国家为样本，研究西方国家要求删帖的原因。

西方政府为何要求删帖？
作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会收到大量来自各国政府的关于移除信息的请求。自2009年下半年起，谷歌公司开始以半年为间隔，发布全球政府向其提交的移除网络信息和用户数据请求的数量。

研究者对这些数据分析后发现，版权或商标侵权之外的大部分请求集中于抑制言论的范畴，如诽谤、隐私和安全等。虽然这三类审查通常会被视为合法的治理方式，但政府可以此为理由进行过多的言论控制。

研究者指出，虽然言论控制、维护隐私、版权和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国家安全等原因都可能促使政府向谷歌发出移除数字内容的申请，但政治考量才是背后实质。研究者发现，政府要求删帖，主要受三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应对内部政治不稳定带来的挑战，保护知识产权的需要，以及代表少数群体利益的选举制度。

内部挑战
从内部政治不稳定来看，遭受更多暴力恐怖事件的国家会提出更多的移除请求。

具体而言，一个恐怖事件很少的国家每半年内提出的移除信息请求通常都低于5次，而受到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约有97％、76％、51％和32％的可能提交至少5、10、15和 20次移除请求。研究者预测，暴力恐怖事件增加将导致移除请求相应的上升。

研究者指出，当政府希望压制异议者时，很可能会以国家安全或诽谤等为由头。暴乱、抗议、恐怖主义以及其他反政权活动甚至为政府提供了合法控制言论的依据。

知识产权
从知识产权的角度看，高专利产出的国家政府会提交更多的网络移除请求。

在2012年上半年，人均专利数量最高的韩国提出了33次移除请求，而人均专利数量最低的波黑只提出了1次。研究者预测，如果韩国以波黑的速度生产专利，它只会发出4次左右的请求；而波黑的知识产业如果与韩国一样发达，它就会发出25次请求。

研究者指出：知识产权产出相对较高的国家拥有较高的保卫知识产权的激励。事实上，国家的知识产权规则会随着一国内部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今的“知识产权沙皇”美国，是全球知识产权的捍卫者。然而，历史上的美国曾是创意作品的净进口者，也是一个顽固的知识海盗国家。直到19世纪末，美国才承认国外版权。由此可见，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兴趣与国内创意产业同步发展。

选举制度
从选举制度来看，单一选区内席位较少的西方国家会发动更多的移除请求。

比如，选区内席位较多的以色列各时期内发出的请求均小于等于5次，若将其改为单一席位选区制度，在样本时期内的请求数将增至16到45次之间。对这一现象，研究者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首先，在席位较少的选区中，现任执政者的名声通常大于竞争对手，因而存在维护个人名誉的迫切需要，直接促使其通过网络审查减少反对者批评的声音。而在席位较多的选区中，现任者的名声相对较小，从个人利益出发要求移除信息的政治需求会下降。

第二种机制更为间接，即选举制度决定了政治家如何将狭隘的利益偏好转化为网络监管的政策。席位较少的选区中，政治家更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游说，于是更倾向于通过提交移除信息请求来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

土耳其的案例
由于各国的选区规模、专利生产在有限的观察期内相对稳定，前述定量分析仅仅为研究者的解释提供了一个横向检验。所幸在观察期内，有些国家的内部冲突水平有所变化。因而，研究者以土耳其为案例，进一步从纵向上验证了内部动荡与互联网审查之间的因果关系。

土耳其是一个平均选区规模很小，知识产权部门发展充分的国家。但是，自1984年以来，由于武装叛乱组织库尔德工人党（PKK）的活动，土耳其长期经历政治动乱。 2009年4月叛乱组织宣布停火，并持续到2010年5月，在此期间国内局势较为稳定。然而，2010年下半年起，库尔德工人党的袭击事件有所增加，到2011年6月全国大选前后，袭击和绑架事件数量飙升。大选后正义与发展党（AKP）巩固了对政府的控制，权力强大的土耳其政府马上加大审查力度，使用各种手段来监管网络信息。直到2013年叛乱组织宣布停火，国内冲突才有所减轻。

研究者利用2009到2013年间谷歌提供的数据定量追踪上述过程，并使用样本中其他国家的数据合成了一个与2011年大选前的土耳其各方面都尽可能相似的“虚拟土耳其”。

分析发现：大选后，土耳其政府提交的移除申请的数量显著增加，并在2013年达到高峰后迅速下降，而“虚拟土耳其”则并未呈现出类似的变化。

作者还为其他各个国家都合成了一个类似的虚拟国家，均未发现和土耳其相同程度的变化。可见，土耳其提交更多的信息删除请求，主要是出于打击国内敌对党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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