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客观性逐渐不被人们看重，甚至那种认为人们可以尽力去接近真相的想法也是如此。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表达过一个很有名的观点，“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没有权表达只属于他自己的事实”，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调这一点：两极分化已经变得非常严重，如今的美国选民甚至很难就哪些是事实、哪些不是事实达成一致。社交媒体更是极大地加快了分化：在社交媒体上，用户能够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联结到一起，社交网络上的新闻是根据个人喜好所定制，人们的先入之见因之被加强，随之生活在愈加狭窄的信息孤岛中。
从被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描述为“我时代”（“Me Decade”）的70年代到现在这个自拍年代，相对主义与处于上升之势的自恋和主观性水平实现了完美的同步。那种认为一切都取决于你的观点的观点（所谓“罗生门效应”）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也就毫不奇怪了，从劳伦·格罗夫（Lauren Groff）的《命运和暴怒》（Fates and Furies）等流行小说到《婚外情事》（The Affair）这样的电视剧，其创作基础无不是那种认为真相不止一种的观点。
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1991年的电影《刺杀肯尼迪》对历史作了重新构想。照片：Allstar / Cinetext / Warner Bros
近四十年来，我一直在阅读和撰写如下种种问题的文章：解构的兴起和大学校园里围绕着文学经典发生的论战；围绕着关于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的《刺杀肯尼迪》（JFK）和凯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的《猎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等电影中虚构历史的拍摄方式的辩论；为避免信息透明，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做了许多事情，把现实界定为他们想要的样子；特朗普对语言发动的战争，将不正常的东西变得正常；技术对我们如何处理、分享信息的影响。
硅谷企业家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在其2007年出版的《业余者的狂欢》（The Cult of the Amateur）一书中警告说，互联网不仅超乎想象地实现了信息的民主化，同时也让“群众智慧”取代了真正的知识，更危险的是，它还让事实与意见、有学识的观点和胡乱猜测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2017年，学者汤姆·尼科尔斯（Tom Nichols）在《专业知识之死》（The Deatn of Expertise）中写道，无论左右翼人士，都对确定性的知识产生了一种偏执的敌意，人们不竭余力地辩称，“任何人关于任何事物的任何意见都和其他人的意见一样有价值”。无知如今成了一种时尚。
那些否认气候变暖，反疫苗和其他在科学上不占理的群体随意使用着如“多方面”，“不同观点”，“不确定性“，“多种认识方式”等经常出现在讲授解构的大学课堂中的词语。拿俄米·奥莉丝（Naomi Oreskes）和埃里克·M·康威（Erik M Conway）在其2010年出版的《贩卖怀疑者》（Merchants of Doubt）一书中告诉我们，为了让人们对科学产生怀疑，右翼智库、化石燃料行业以及其他一些行业采用了所谓“烟草业策略”：通过传播一些虚假信息，让公众心中滋生疑窦，从而对吸烟会造成怎样的危害产生莫衷一是的意见。一位烟草业高管1969年在一份臭名昭著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怀疑是我们的产品，因为怀疑是与公众心目中存在的 ‘整体事实’竞争的最好方式。”
1989年，汤姆·沃尔夫写了一篇引起很多争议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对时代的种种新潮表示哀叹，他为老派的现实主义写作在美国小说中的消亡而哀伤不已；他敦促小说家“走进我们这个狂野、奇异、浮华、不可预测的国家，将其重新转变为文学上的养料”。他在自己的《虚荣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和《完美的人》（A Man in Full）等小说中便去进行了这种尝试，他在小说中借用自己作为记者的技巧，描写出那种巴尔扎克的作品里才有的丰富细节，各种亚文化在他的小说中变得血肉丰满。但是，尽管沃尔夫20世纪70年代曾是新新闻主义（强调记者的声音和视角）的有力倡导者，但他的这番新宣言没有在文学界得到响应。相反，包括路易丝·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唐·德里罗（Don DeLillo），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恰克·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吉莉安·弗林（Gillian Flynn）和格罗夫在内的作家，对诸如多种视角、不可靠的叙述者以及互相交织的故事线索等写作技巧（福克纳，伍尔夫，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和纳博科夫等作家最早使用这些技巧）乐此不疲，将这些技巧用来描述这个新的“罗生门式的现实”，而在这种“罗生门式的现实”中，主观性才是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另外，用比尔·克林顿的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来说，真相是什么“取决于 ‘is’这个词怎么解释”（克林顿的原话是：“It depends upon what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is' is. If the—if he—if 'is' means is and never has been, that is not—that is one thing. If it means there is none, that was a completely true statement. Now, if someone had asked me on that day, are you having any kind of sexual relations with Ms. Lewinsky, that is, asked me a question in the present tense, I would have said no. And it would have been completely true.” 译文：这取决于’is’这个词怎么解释。如果is 的意思是从来没有过，这是不对的，这是一回事。如果is是说现在没有，这是完全真实的。如果有人问我的那天，有没有和莱维斯基小姐发生关系，这是问我一个现在时态的问题，我会回答，没有。而这是完全真实的——译者注）
但对于许多作家而言，罗斯称之为“纯粹的关于自我的事实，被视为不可侵犯的，强大的，勇敢的自我，乃是一个不真实的环境中唯一真实的东西”，仍然是让他/她们更感舒适的领域。自2000年以来，这种倾向催生了回忆录写作的热潮，包括像玛丽·卡尔（Mary Karr）的《骗子俱乐部》（The Liars’ Club）和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的《怪才的荒诞与忧伤》（A 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这样的经典作品，这些创作者因而成为了他们这一代人之中最重要的声音。随着卡尔·奥韦·克瑙斯高 （Karl Ove Knausgaard）的六卷自传体小说《我的奋斗》（My Struggle）的问世，回忆录写作的热潮和博客写作的流行最终达到最高潮。《我的奋斗》里充满了种种细致入微的描写，而这些细节都取自克瑙斯高的日常生活。
特朗普的一些极右翼盟友也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现实。在电影《黑客帝国》的一个场景里，主人公尼奥需要从两个药丸选择一个服下，如果服下红色药丸，他将看到现实的残酷真相；蓝色药丸催人入眠，现实被幻觉所替代。“另类右翼”和一些愤愤不平的男权团体成员借用这个电影场景，声称要“让这些信奉主流思想的傻缺吃下红色药丸”（“red-pilling the normies”），意思是要说服人们支持他们的主张。换句话说，他们要人们接受这个颠倒黑白的另类现实：白人遭受迫害，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严重威胁，男人受到女性的压迫。
这种非主流内容会影响人们对疫苗、城市区段划分法令以及饮用水加氟等问题的思考，也会渗透进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的公共政策辩论之中。在蕾妮·迪雷斯塔看来，问题的一部分是由社交媒体上的“热情不对称”（“asymmetry of passion”）现象所导致：大多数人不会花时间在网上写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与此同时，充满热情的阴谋论者和极端分子却在网上制造出巨量信息， 目的是要‘唤醒愚民’”。
对特朗普来说，措辞精准与事实一样，没有什么意义，关于这一点，只消问曾经给他做过翻译的译员们。还是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曾经上过几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节目，主持人查克·陶德（Chuck Todd）观察到，每回录完节目，他都会靠在椅子上，要求控制室在监视器上不带声音地重放他的片段。陶德这样说道，“特朗普只想看拍得怎么样，全程静音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