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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李严筠：发展的路径依赖──来自墨西哥革命的证据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6-9-2019 22:47
标题: 李严筠：发展的路径依赖──来自墨西哥革命的证据
种种经验证据表明，重大历史事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比如数世纪前的殖民或被殖民经历、大西洋奴隶贸易等等。这些重大事件能从根本上撼动社会组织或制度，从而对当今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同时一些看似微小的且无关紧要的事件可能由于其发生的时间点较为关键，也能对国家或地区产生持久的影响。如果这些微小的突发事件能使该地区的制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且不能轻易摆脱。这就是诺斯建立的关于制度变迁的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理论。
哈佛大学的Melissa Dell在她的工作论文中使用了实证研究方法对这一理论加以佐证，探究了20世纪初墨西哥的干旱如何影响墨西哥革命期间的地方叛乱，并至今仍持续地影响着各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发展。

   墨西哥革命是一场始于1910年的多方内战，旨在于推翻长期独裁者迪亚斯的统治。在1910年的大选后，因迪亚斯操纵选举而落选并入狱的马德罗发出了一封来自监狱的信件，呼吁民众反抗，提出新政权会实施土地改革。这一模糊的承诺得到了广大农民们的支持，他们向迪亚斯及其联邦军队发起多次叛乱，并于1911年击败原政府。然而马德罗对农民的承诺并未实现，之后又发生了数次政权更迭和武装革命，最终革命由一个支持国家集权的“革命制度党”赢得。这整个过程被统称为“墨西哥革命”，其战斗口号是“土地与自由”，体现了墨西哥农民关于土地分配以及政治权力集中程度的核心诉求。
   在革命快要结束的1918年，尽管武装斗争已减弱，土地上的猖獗冲突仍未解决，中央政府在首都以外的权力也有限。面对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宪政主义元首卡兰萨召开了制宪会议并批准了一项新宪法条例（第27条）。该条例规定一切土地属于国家：由国家收回迪亚斯统治时期卖给天主教教会的土地，把地产分配给村镇，转让给中小农户使用和经营。
   在革命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政府通过建立“合作农场(ejidos)”贯彻实施了宪法第27条，即由国家分配给无地农民组成的集体农庄组织耕种。“合作农场”成员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和种植收益权。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即便是集体组织“合作农场”也没有权利出售、出租土地或将其转为非农业用途。直到1992年墨西哥修改了宪法第27条，授予“合作农场”法人资格，允许其对土地进行市场经营，并授予农民一定土地权。由于至今“合作农场”土地仍占墨西哥国土面积的54%，成员数目约占农村人口的一半，第27条的影响必定是深远而重大的。

正是基于如上的背景，Dell实证探究了短暂的降水冲击是如何加剧地区的革命叛乱，进而影响了革命后土地改革的强度，并造成当今各市镇政治和经济结果的不同。
文中使用了工具变量方法，在第一阶段的回归中首先量化了1906-1910年降雨冲击与革命叛乱之间的关系。1906-1910年降雨的数据来源于墨西哥217个市镇政府发布的地热降水数据集，而地方叛乱的数据来源于多个历史文献源以及市镇百科全书里的时间简表，包含了所有由市民发起的针对地方政府和军队的暴力袭击。
图一绘制了各市镇1906-1910年的降水量与长期平均降水（正常降水量）之比。图二则汇报了1910-1918年各市镇有无发生叛乱，深色表示有叛乱，浅色代表没有叛乱。两图进行比对后，可以看到1906-1910年该市镇的干旱越严重，就越有可能在1910-1918年发生叛乱。

图一：1906-1910年降水与长期平均降水之比

图二：1910-1918年的地区叛乱
两图的高度相关性也预测了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结果。利用外生的降雨变化，作者识别了干旱对武装叛乱的导火索作用。所有估计都控制了州的固定效应和不随时间变化的地理条件，包括长期气温、长期降水、高度、坡度等等。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第一阶段结果表明：干旱程度与地方叛乱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当降水量从长期平均降水量的一半（严重干旱）增加到正常降水水平时，叛乱发生的可能性会降低约38个百分点。

革命时期反政府冲突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可能会增加土地改革和联邦机构扩张的强度，因为政府当局更有可能会回应当地农民的诉求。土改的数据来源于1916年至今以“合作农场”为单位的农业历史数据集。作者将数据集记载的31000个“合作农场”按地理位置分配到它们所在的市镇，作为各市镇土地改革强度的代理变量。工具变量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发生叛乱的政府当局的确通过土地改革比未发生叛乱的市镇多分配了22个百分点的土地。但意外的是，在发生叛乱的地区并没有发现较多的公共品供给，也就是说叛乱对于联邦机构的规模扩张影响不大。
接着作者使用1900、1910、1930、1940、1960、2000以及2010年的墨西哥人口普查数据来探究武装叛乱持续至今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发现，发生叛乱的城市比未发生叛乱的城市要贫穷30个百分点；工业化程度较低，表现在从事农业的人相对多，而从事工业生产的人相对少；政治竞争程度低，表现在地方选举的政党更替次数少。

作者认为革命时期的叛乱对这些政治、经济和人口的持续性影响主要是通过土改产生的。从长期来看，土地改革减缓了工业生产的脚步，把更多的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本质上墨西哥的土地改革牺牲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来换取政治权威的巩固，导致了经济发展的无效率。作者发现1900年的人口普查中原本相似的市镇，仅仅因为在关键时期干旱程度不一，随后的发展轨迹竟完全改变且难以摆脱，这就是本文所强调的发展的路径依赖。

文献来源: Dell, M. “Path Dependence in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the Mexican Revolution,”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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