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页中的论述大都建立在亨廷顿所谓的“文明身份”和“七或八个主要文明之间相互作用”的模糊概念之上，而在这些主要文明之中，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伊斯兰教与西方之间的冲突上面。他的这种强调斗争的思想严重依赖一位叫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的老牌东方主义者写于1990年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穆斯林愤怒的根源”（“The Roots of Muslim Rage”），刘易斯本人的意识形态色彩从文章标题就可以看出来。在两篇文章中，如此多的国家、族群被划分成“西方”和“伊斯兰”这样两个阵营中去，两位作者都肆无忌惮地使用这两个词语，仿佛身份和文化等极其复杂的问题存在于一个卡通式的世界中：一个是大力水手，一个是布鲁托，二者进行着无情的相互殴打，那个品德更高的拳击手总能够战胜他的对手。当然亨廷顿和刘易斯都没有花费多少精力去处理存在于每个文明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中的多元性；没有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各种现代文化最重要的论战题目之一便是怎么去定义或者解释各自的文化；也没有考虑，在那种为整个宗教或文明代言的行为里，可能掺杂着怎样严重的煽动行为以及彻头彻尾的无知。不，他们对这些问题都置之不顾，认为西方是西方，伊斯兰是伊斯兰。
这种认知持续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和美国的穆斯林人数在增加。看到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英国、美国，甚至瑞典今天的人口，必须承认的是，伊斯兰教不再处于西方的边缘地位，而是在其中心。但是为何人们会认为这些国家的穆斯林人口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始于公元七世纪的阿拉伯征服（the Arab conquests）的历史记忆一直被埋藏在欧洲国家的文化中；如著名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伦（Henri Pirenne）在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穆罕默德和查理曼》（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1939）中所写的那样，阿拉伯征服一举摧毁了地中海地区长久以来的统一，破坏了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结合（Christian-Roman synthesis），催生了一种由欧洲北部诸国（德国和加洛林法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文明，亨利·皮伦似乎认为，这种新的文明负有捍卫“西方”不受其历史上的文化敌对者侵害的使命。很遗憾的是，亨利·皮伦没有写到，在创造这一新的防线的过程中，西方借鉴了伊斯兰人文主义，以及伊斯兰世界的科学、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从古典世界到查理曼大帝的世界，它们一直都在发挥着影响。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存在于西方世界的内部，乃至于视先知默罕默德为大敌的但丁也不得不将他置于《神曲·炼狱篇》的中心位置。
但是我们都游在这些水域之中，无论西方人、穆斯林还是其他人。而且由于这些水域乃是历史这个大洋的一部分，试图用屏障将其分割开来是徒劳的。我们如今处在一个紧张时期，但是我们最好是去考虑哪些群体拥有权势、哪些处于无权的地位，去讨论有关理性和无知的世俗政治问题，去运用正义和不公正的普世原则思考问题，而不是偏离正轨，寻找那些可能给我们短暂满足，但是无法让我们有自知之明或者形成基于事实之上的分析的抽象大词。“文明冲突论”像是“世界之战”（The War of the Worlds）这样的噱头，它能更深地强化人们那种对他人怀有戒心的民族自豪，而无助于批判性地理解这个时代令人困惑的相互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