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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蒋方舟师妹你也情怀的太早了。。。。 [打印本页]

作者: jprp 时间: 4-5-2011 19:39
标题: 蒋方舟师妹你也情怀的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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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的beep写的，断桥也认识这个人吧？

蒋方舟师妹你也情怀的太早了。。。。杂谈 2011-04-02 13:58:10 阅读1149 评论1 字号：大中小订阅 .

本文背景资料阅读：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228/20/23620_96962005.shtml 情怀党让子弹飞，工业党让四代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89803f01017e1v.html 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

beep的话：前几日给老佛推荐王小东这篇文章，两人共同又读了一遍，老佛心潮澎湃。

这篇文章区分的“情怀党”和“工业党”，实际上和我以前所区分的“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是一致的。让政治的归政治，技术的归技术。拿国计学版来说，有些ID是政治控，眼中除了政治别无他物，完全不觉得“技术问题”也有探讨的必要。碰巧国计学版本身应该就是讨论经济治理的技术问题的，所以这事儿就很拧巴。

根据我的观察，讨论“技术问题”的话题，从来炒不热，哪怕在国计学这样的版上也是如此。而涉及到政治好恶和政治斗争的话题，则容易引发大水。想起来也是很无奈的事情。但这也更体现出“情怀党”的廉价和“工业党”的宝贵。根据王小东的描述，“情怀党”，不分左右，都是叉着腰骂街的发牢骚的，而“工业党”，则是埋头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干活的。

我校校友蒋方舟同学最近大作一篇，号称献给母校百年华诞，其实却可以看作是“情怀党”对“工业党”的最淋漓尽致的鄙视：。原来在蒋师妹的眼里，清华众生之“主流价值观”，一切都纠结着“学术圈”或“官僚体系”里面的污垢。

这叫人咋说呢，只能说，蒋师妹，你真悲催啊，整天跟情怀党一块儿混，给带坏了。你当初不应该进新闻系啊，你要是学EE就好了。。。

（kidding。王小东说了，工业党和情怀党之区别，往往不在职业。的确，我见过无数IT民工都是铁杆情怀党呢。。。）

BTW，吐这个槽，不是贬低“政治问题”的价值。俺也总苦口婆心的和老佛说，分配问题的根子是政治问题。。。。。只是，如今网络，尽是情怀党天下，工业党只能龟缩于个别专业小论坛，由此感慨而已。

转载全文 both：

蒋方舟：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

清华，你好！

和你的故事要从头说起，虽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开头可言。2008年，我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被清华降分录取。夏天自己拎着大包小包来学校，报道的地点已经有媒体围追堵截，要求我畅想校园生活，我那时说“记录生活的日子结束，生活开始了。”——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有“时间开始了”的自我感动劲儿。

如今我已大三，却还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现在在学校还常常迷路，同学讨论的成绩与保研，我也大都一头雾水。嘟嘟囔囔对学校的不满却说了很多，拿人不手软，吃人不嘴短。时值百年校庆，我想说给学校的，也不是感恩与颂圣，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怨言。

因为身在学校，所以不能仅抱怨些片儿汤的话。白衣飘飘的年代没了，就别再紧紧拽住时间的裙角嗫嚅呻吟；学术之不知礼之不存，也已经没有再捶胸顿足的必要；大师离去，微斯人吾谁与归。大势如此，学院当然不能幸免，所以也别再长歌当哭了罢。

然而，除去以上这些，我对大学仍有抱怨，仍有不满，仍有震恐，仍有大惊小怪，仍有不情之请。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喜欢拽着人聊政治。当然，大部分情况是我支离破碎地复述着我在网上看到、饭局上听到的只言片语，骇人听闻。我的同学们总是左顾右盼坐立难安，一副盼着人把他们解救走的样子，实在被逼急才敷衍笑道：“中国就是这样的。”

我那时还觉得奇怪，二十出头正是对政治敏感的时期，即使是纯生理上也应有些喷张和兴奋，可他们是如此漠然或畏葸。那时，常常涌到我嘴边的话是：“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现在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漠然，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

陈冠中的小说《盛世》里有个叫做韦国的青年人，理想是进入中宣部，因为“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是学法律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

韦国加入读书会，组织同学有系统的驳斥网上反动言论，举报反动网站，举报“危险”教授。是年青一代的美丽领袖。

韦国说：“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轻人，越是高等的院校，就越多的如斯荒谬。这也不难理解，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糊涂与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们就在那里。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百年校庆快到了，学校里大兴土木黄沙飞扬，新的大楼和建筑一天天显现规模，学术成果在日夜赶工，我刚路过操场，看到四千人规模的团体操在训练彩排。

百年建筑清华学堂去年年底在修缮过程中被烧，现在仍罩着绿色的大罩子，依稀只能看见脚手架。忽然想到，文革时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损毁的建筑，也早就被修复痊愈了吧。记忆失，而永远不会复得。回顾既往岁月，将会把历史理直、理顺，甚至磨灭，下一个百年，又不知后人会怎样回忆起现世。

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往小了说，“母校就是你每天骂八百遍，但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说，“为何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么，就此搁笔，是动情是矫情，就听收信人的吧。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蒋方舟

2010年3月20日

来源: 《看历史》2010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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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prp 时间: 4-5-2011 19:39
标题: Re: 蒋方舟师妹你也情怀的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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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君马者道旁儿——为什么说蒋方舟师妹情怀的太早了杂谈 2011-04-04 05:03:37 阅读520 评论7 字号：大中小订阅 .

本来那篇blog“蒋方舟师妹你也情怀的太早了”是随手写的（阅读全文），也没用心把话说清楚，结果不知咋的被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好像给整成一个工业党鄙视情怀党的文章了。然后好几个私人朋友发信给我，批判我意识形态上太堕落了，太五毛了。我晕。好吧，我说说清楚，就算可以不理那些不认识的谩骂的人，好歹也要给自己的朋友们解释一下嘛。

主要要解释两点。第一，什么是“工业党”和“情怀党”，俺自己是否鄙视情怀党。第二，为什么说蒋师妹情怀的“太早了”。核心要说明的是，俺不是说“情怀党”不好——俺目前的学术方向就属于情怀党的一支——而是说“过早情怀党”不好。

什么是“工业党”和“情怀党”？

其实王小东那文章里定义的很清楚了，但是他自己是个极端工业党，所以行文极有偏向性，恐怕情怀党们没兴趣看完整。“情怀党”，就是搞“政治”的，或者说，就是主张中国的问题需要通过人群之间的政治权力的重新调整才能解决。这里面分两个极端派别，左派情怀党和右派情怀党。

左派就是主张资本主义坏，资本家坏，被资本家所俘虏的政府坏，甚至有些极端的，会认为改革开放统统都是错误（俗称毛派、旧左派），所以，或者主张重新无产阶级革命，或者主张通过各种方式使政府摆脱资本家的控制而真正为人民服务，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右派情怀党就是通常说的“田目”派（btw别冤枉网易，网易没censor这个词，我自己开玩笑用的好伐。。），说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是浮云，不relevant，真正重要的是要大众选举权，要开放各种政治禁，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左派情怀党说你们右派太幼稚，民主选举的结果只能是金钱政治，资本家更加控制政府，肆无忌惮的剥削压迫穷人。右派情怀党说你们左派太邪恶，你们所主张的集权是通向奴役之路哇哇。。。

但是这两派其实有共同点，就是着眼于政治改造，着眼于人和人之间的利益斗争和利益分配。

当然中间还有很多和稀泥的中间派情怀党。你随便拿任何一个媒体上当红的政治经济评论家来分析，总可以在这个连续的谱系中找到他的位置。

工业党则不管这些，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家发展生产，把饼做大。工业党的一个信仰是，饼做大了，无论你们左派右派中派谁来搞，搞好的余地都大些。所以，你们管吵架发牢骚，我们管干实际的活儿。

这也就是我原文所说“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的区别。

我原文举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极端的情怀党立场，蒋师妹鄙视又红又专木讷迟钝毫无政治觉悟的清华技术民工们，觉得这些人干的事情远远没有吐槽政治给力。另一篇是极端的工业党立场，王小东用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豪迈劲儿宣称，只要工业搞好了，劳什子情怀根本不是问题，都是浮云。

我原文最后一句话说的很明白，本人不是极端工业党，本人说分配的问题根子是政治问题，这是典型的情怀党观点。本人目前自我评估，是中篇左一点点的情怀党+工业党。本人自从叛逃工程职业前途，转行做政治经济学，就说明要以情怀党为职业了。。。所以，不可能鄙视情怀党。文中“老佛”大约属于工业党，所以我才要“苦口婆心的劝他”。（没读出这层意思来的，打回去重新做原文阅读理解。）

我全文要表达的意思，不是情怀党是狗屁，工业党是神仙，而是现在各种论坛上，情怀党太多了，工业党太少了。本来两个东西是要平衡的，一个管分配，一个管生产，比例恰当，才可以相互正向促进。但是网络上不平衡了，多的那个东西就贱了，少的那个东西就贵了——这是右派情怀党的经济学入门教材教我的，供求规律嘛。尤其恼火的是，本来讨论技术问题的网络场地，也被过剩的情怀党政治问题所充斥，成了左右情怀党吵架的战场。情何以堪。

为什么“过早情怀党”不好？

其实不是说“过早情怀党”不好，是说成为“过早成名的情怀党”不好。也就是说，在年龄还小的时候就成为某派的政治旗手，容易把自己给玩进去。我个人认为，高中到大学本科这个阶段的心智程度和社会经验水平，比较适合做计青或者文青（我本人此期间就交替成为技术青年和文艺青年）。计青和文青也可以爆得大名，但是来去自由，对你本人没什么限制。20岁以后，才适合考虑点政治，尤其是认真考虑政治。（我本人硕士期间受王小波米兰昆德拉哈耶克之类的影响，变成极右情怀党，又过了两年多，拜社会学训练所赐，渐渐往中间偏左转，成为中左情怀党。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意见，可以不同意。）

为啥过早介入政治不好呢？政治这个东西，尤其是成名的政治旗手这个东西，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这个圈子里的标签会黏着你，黏你一辈子。（举个例子，右派情怀党可以想想左派情怀党的先驱陈独秀君。）如果你这时候太年轻，自我不够强大，容易自我被标签所吞噬，身不由己，成为政治派别斗争的工具和玩偶，欲罢不能。

韩寒和蒋方舟，我觉得就都栽在这上面。依靠文青成名太早，这也许是好事。可是，之后，可能受阅读或者长辈文艺圈子风气的影响，在年纪轻轻、缺乏对做“政治旗手”的后果认识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被一些长辈们和围观人员们炒作成了自由派情怀党的旗手。你其实自己是自由派不要紧，这个年龄绝大多数中国年轻人都会有点愤的，不愤不正常。但是年轻轻的就成了旗手，所谓骑虎难下，众人追捧微观之下，观察视角固定了，丧失了进一步开放思考变化的空间。围观你的粉丝和捧红你的“长辈”们，会在政治上越来越挤压你，你从此只能屈从于自己的演说满足感的需求，只能华山一条道走到黑啦。

政治旗手这东西，哪是那么好当的，好当为啥长辈们自己不去当，不去自己出这个名，而要捧你这个新苗子呢？一个有政治纲领的小圈子，抬谁出来做“头牌”，谁在背后提供弹药，这都是有安排的——无论左右情怀党，均是如此。健康的情况下，你要出来做头牌，做旗手，就要想清楚风险、代价、要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明确了自己要以政治为业，排除万难不怕牺牲。而以18、9岁的孩子的心智和阅历，哪能谈什么对社会的深刻观察理解以至于信仰？

所以，我吐槽一句，右派情怀党们，你们竟然下作到拿孩子来做头牌旗手，太不厚道了。

此所谓，杀君马者，道旁儿也。俺这不是吐槽蒋师妹，而是慈悲心肠嗳！！

【在 jprp 的大作中提到: 】
: 水木的beep写的，断桥也认识这个人吧？
: 蒋方舟师妹你也情怀的太早了。。。。杂谈 2011-04-02 13:58:10 阅读1149 评论1 字号：大中小订阅 .
: 本文背景资料阅读：
: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228/20/23620_96962005.shtml 情怀党让子弹飞，工业党让四代飞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89803f01017e1v.ht
: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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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ridged 时间: 4-6-2011 19:18
标题: Re: 蒋方舟师妹你也情怀的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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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但不认识。

【在 jprp (极品人品) 的大作中提到: 】
: 水木的beep写的，断桥也认识这个人吧？
: 蒋方舟师妹你也情怀的太早了。。。。杂谈 2011-04-02 13:58:10 阅读1149 评论1 字号：大中小订阅 .
: 本文背景资料阅读：
: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228/20/23620_96962005.shtml 情怀党让子弹飞，工业党让四代飞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89803f01017e1v.html 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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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prp 时间: 4-6-2011 19:51
标题: Re: 蒋方舟师妹你也情怀的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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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清华的，在国计学版比较活跃

现在是berkeley geography的phd

【在 bridged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知道，但不认识。
: 【在 jprp (极品人品) 的大作中提到: 】
: : 水木的beep写的，断桥也认识这个人吧？
: : 蒋方舟师妹你也情怀的太早了。。。。杂谈 2011-04-02 13:58:10 阅读1149 评论1 字号：大中小订阅 .
: : 本文背景资料阅读：
: :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228/20/23620_9
: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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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ridged 时间: 4-6-2011 20:26
标题: Re: 蒋方舟师妹你也情怀的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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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我正在问他为什么去王小东这个科盲那里找资源。

【在 jprp (极品人品) 的大作中提到: 】
: 这个人清华的，在国计学版比较活跃
: 现在是berkeley geography的phd
: 【在 bridged 的大作中提到: 】
: : 我知道，但不认识。
: :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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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prp 时间: 4-6-2011 21:08
标题: Re: 蒋方舟师妹你也情怀的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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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找资源的，作为工业党的代表和情怀党小蒋对比

王小东哪里是个正经工业党，不许右派情怀党抒情，就已经是左派情怀党一员了。

【在 bridged (断桥：咬牙做事) 的大作中提到: 】
: oh，我正在问他为什么去王小东这个科盲那里找资源。
: 【在 jprp (极品人品) 的大作中提到: 】
: : 这个人清华的，在国计学版比较活跃
: : 现在是berkeley geography的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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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prp 时间: 4-9-2011 19:49
标题: Re: 蒋方舟师妹你也情怀的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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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blog翻出beep的这篇文章，感叹一下，学经济学的和学社会学的果然很难谈到一起。

社会理论vs社会经验，以及其他杂乱观点备份社会 2010-06-13 18:56:56 阅读53 评论23 字号：大中小订阅 .

最近这些天不知怎么着，醉钢琴刘瑜这个人成了一个热门的争议话题。先简单介绍一下此人：刘瑜，网名醉钢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剑桥大学讲师。国内知名专栏作家。著有《民主的细节》多多部杂文集和小说。

据说，很久远的年代里，醉钢琴同学曾任教于清华，期间在水木清华bbs和mit bbs的文学版写小说，才情逼人。后来，去了美国留学，因一篇《飞越流水线》（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73848e0100073f.html）名震天下，因其对美国学术界的反思，几乎成为我等留美社科学生的偶像。再后来，开始在国内著名的南方派杂志上写民主自由启蒙文章，人气超过当年写美国三部曲的林达夫妇。

可是最近却接连发生关于她的争议话题。第一个争议话题是，她发表了一篇名叫《资本主义新人鲁滨逊》的短文（http://www.drunkpiano-liuyu.net/?p=572），里面有一句超级强悍的话：“《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本质上是为已经被马克思搞得臭大街的“资本主义”四个字正名。”这句话直接雷倒了在brown读社会学的mujun同学，mujun同学撰文批判之：

http://mujun.ycool.com/post.3502292.html

http://mujun.ycool.com/post.3510008.html

http://mujun.ycool.com/post.3524475.html

http://book.douban.com/review/2026895/

基本观点是，刘瑜同学顶着职业学术研究者的名头，但是自己做的文章极度的不扎实，连weber这本最基础的书都没读明白，还强词夺理，违背了“智性的诚实”。

第二个争议话题就落到文本的标题了。前不久刘瑜同学在《南方周末》又写了篇文章《刘瑜的秘密书架：从经典到经验》（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910906/），因为文中主张不必读那么多理论书籍，多看看经验书籍就挺好的，因此也引起了一番口水战。mujun、xinnil等人都表达了坚决的反对。

不过我发现自己对她这个“经验重于理论”的大道理倒是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当然，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理论底子很差的人，不能和mujun xinnil这种社会学科班出身的比）。在google buzz的讨论上，我和xinnil rongbin chang等人有这样一段讨论：

Beep Lin - 道理讲的很好，可惜最后那段书目推荐。。。。。私货太多了。。。嘿嘿

xinnil su - 道理讲得也很烂。本来逻辑和实证就应该是相互印证的过程。一个好的理论或作品，既要有实证材料的支持，更要有逻辑的支持。前实证时代的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有建立在智识基础上的逻辑性和深刻洞见。后实证时代的大量作品很多都是在为前者提供实证支持或反思，但实证的方法做过的人都清楚它的缺陷有多大。赵鼎新早就写过一篇关于理论辩驳的文章，我也早推荐跟你过。哪有贬一个扬另一个的？本来我还很喜欢很欣赏她，看到这篇彻底被恶心到了。如果她对读书都还是这么理解的话，我真的很失望。

Rongbin Han - 我看到你两对话挺好玩，哈哈。我猜一下为啥Beep觉得道理对，嘿嘿，因为这是一种对国内学术界目前的一些现象的反动，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很多学者，尤其是我们称为功底扎实的学者言必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然后多从哲学的角度来搞社会科学，这条路现在来说根本是行不通的。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科学毕竟大家希望能够有应用，搞实证好歹能理清关系，现在搞到最后是一帮眼高手低的，怎天跟你讲这不对，那不对，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是怎么做到对他又讲不出来。另外一个方面，Xinnil你说的固然很对，但是问题是有多少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除掉做实证的那些）能够做到用逻辑和实证相互印证的？大部分的人说实话其实是没逻辑的，就是翻故纸堆，炒冷饭，没什么值得记住的学术成就，还不如踏踏实实做一点点经验研究。

xinnil su - 中国有社会科学吗？除了社会学名正言顺旗帜鲜明打着社会科学的旗帜，政治学有些做着政治社会学的实证之外，没见其他啥学科是社会科学的。当然社会学做的也很烂。要说到中国的情况，不光实证很少，逻辑思辨也很弱。能称得出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人还真能算的上学者，你会看到大量的作品都是政论策论，一不怎么着就站在道德或历史或政策制高点上盖棺定论指点江山，把这个和哲学混在一起我是忍不了的。
我之所以失望是因为刘的呼吁只会让这种混乱更加不堪。中国的经验研究底子太弱，我自己学过做过糊弄过，深知这套东西糊弄起来更可怕。这不一典型的饮鸩止渴么。

chang liu - 她这文章看了有种悲哀的快活。。。你知道这么搞学问也许就错了。。但也明白这tm就是现实。。
我觉得当我们从经典流落到经验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也就放弃了探讨先哲们一直提醒我们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只是实用主义地拿来所用。。就像她上次说韦伯似的，就好像从韦伯的问题域和逻辑链里面退出来了，把韦伯弄得很平了。。
如果永远经验在前。。我怕会越来越丧失掉问题意识和反思意识。。

Beep Lin - 好吧，我来说说我的意见。

我觉得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这是我个人的倾向。而我个人的好奇心也是集中在“如何解决问题”上的。

人文社科理论谱系浩大，我不希望我扎进去被前人的各种流派牵着鼻子走。我希望我自己有一个从现实问题到理论参考、再从理论参考映照回现实问题的这样一个循环，其中重点还是现实问题。

我同意原文的一个观点，就是经典读物里面很多其实是前人对他们当时面对的问题的回答，所以他们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概念、定义、思路，是适合当时的历史状况的。而我自己有自己的问题，不一定和他们一样。所以我在读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理论争论之后，觉得白费的力气很大，因为争论到最后，很多口水都浪费在“这个概念是否适合中国”这种无聊的问题上。

我老板说，现在大势是中国研究理论化，但是我们要致力于理论研究中国化。她甚至说过很夸张的话：为什么读phd就一定要读马克思韦伯和福柯？没必要嘛！

我原来不理解这话，觉得太夸张了。最近在慢慢琢磨出来，如果一个人在还没有在经验层面有坚实的体验和问题意识的时候就过多接触了浩繁的理论的话，很有可能他就给理论带跑了，理论影响了他的问题意识，他对问题的敏感性就变化了，他就学会了顺着理论的暗示方向去提问题，而不是切切实实的从现实出发去提问题。

这样的好处是，这样的学生会在学术界的口水战里面活的很舒服，因为他完全融入到学术界的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里面。

坏处是，他也只有在学术界看来有那么点用处了。

比如说，我不觉得一个从小看civil society和democracy相关理论而缺乏对现实关照的人，会真正的提出能够超越civil society、democracy的更新鲜和更实际的新观点来。

嗯，所以，我本质上还是工科生。呵呵。

xinnil su - @beep，我很认可你的看法，一个是刘畅上面提到的问题意识，一个是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之道。记得前些年老孙饱受非议，说他的东西没有规范没有实证，就是拍拍脑袋的评论。可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关于中国转型社会研究的第一牛逼，因为他拥有最敏锐的洞见。
关于经典如何阅读，我是这么想的：第一，有些问题是人类面对的普遍问题，而很多经典就是在这方面经典；第二，有些问题的确是当时而非当下，关于这部分书更多的是理解当时的背景和作者的思路，和现在的问题形成对照；第三，我越来越感觉到，读书或者引用的资料，其实发现到最后都是为自己所用，没有人为原作者摇旗呐喊，而都是借用经典或他者之名为自己的立场和思想所用。所以civil socioty也好，democracy也罢，都是在中国环境的斗争中被工具性使用的。再纠结它的本义和本质，真的没太多意义。

Rongbin Han - 非常赞beep的最后5小段话，我不认为因为你是工科生的原因。我说得再夸张一点，很多人追捧所谓的大师和经典完全是懒惰的原因，读几本所谓经典之后从里面拾人牙慧、卖弄概念要比踏实做研究容易多了，所以造成这样的氛围。然后你仔细去看这样的东西，经典里面严密的逻辑和其他更为重要的元素呢，一个也找不到，有的甚至就是概念堆砌，忽悠外行，我特别特别讨厌这个。

不是说经典不重要，我是觉得现在是矫枉过正的时候，现在也是把经典用错了的时候。

还有，我非常赞同beep的原因在于，我们看经典的产生是因为纠结于经典还是因为对问题的关注？我觉得是后者。关于终结问题的追索很重要，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与古代大大不同，社会的复杂程度远非过去可比，从根本上学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了，我们总要变的。

chang liu - 渠老师说的一直挺对的。。。当面对那些西方经典的时候，正确的态度应该是1、重回西方文本，弄清楚它说什么，为什么这么说，以及面对的时代和问题是什么。2、回到中国的理论传统，看中国学者从民国时期甚至更早所面对的理论问题和中国现实是什么。3、然后，再看我们从西方能共享到什么，如何面对中国的现实情境。
咱们都没矛盾。。对吧。。

这是发生在昨晚的一个buzz讨论。期间我是很想举一些例子出来说明我对西方理论体系的反思的，不过当时脑子不转了，根本想不出来。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其实我从前在mujun blog上零零星星写过的一点评论，可能倒是和这些问题有关。恩，应该把mujun那个旧blog搜一遍，把一些我的旧有评论找出来，贴出来备份一下，也算是以防ycool.com倒掉之后找不到这些文本吧。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我在本blog开篇宣言里面提到过的将来的“社会理论系列”的思考起点。不过，太散乱了，不适合阅读，读者到此绕开就好了。。。

【关于《大转型》, 商品化，三分法】

Polanyi的state/market/society 三分法，double movement，commodification，是我们这边很多人用的一个理论框架，尤其是在解释中国80-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的得失的时候，用起来非常方便。但是我并不觉得他的理论真的站得住脚。我个人觉得，我们这些所谓的左派喜欢他的东西，不是因为他的论证和论据过硬，只是因为他的结论很符合我们的胃口：你看，自由放任的市场会导致世界系统崩溃和世界大战！多可怕！——可是，反过来想想，反对自我调节的市场，就一定要用polanyi的这种夸张的方法么？

在论证上，polanyi最大的问题在于商品化，“伪商品”的概念，土地，劳动，钱，他都定义为伪商品，没有任何根据。仅有的一点点类似于根据的理由，就是从前这些东西不是用来交换的——问题是，这仅仅在西欧历史上成立。至少中国的feudal system很早很早就崩溃了，土地和劳动的商品交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常态。有些持“土地兼并导致王朝崩溃”论的学者说，是啊，所以这种商品化是王朝崩溃的根源啊，这不就证明了polanyi是对的么？那么。。。春秋战国之前，难道就没有王朝崩溃？1600年之前的西欧难道就没有战争？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土地和劳动的自由交换在这些“不和谐”的历史进程里面起了多么特殊的作用。。。。

btw不得不说那段关于speenhamland的内容太绕了。。。我到米国读书时看的第一本大部头英文书，看的我死去活来。。。：）

我不觉得“伪商品化”是个有意义的概念。你说那些东西是伪商品，是因为他们不是“自然而然”成为商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人为的系统在推动。可是，以此要求的话，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真商品”呢？有什么东西是脱离人为的系统而“自然而然”成为商品的么？劳动分工，divison of labor, 难道本身不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人为的系统么？粮食成为商品，这件事情的背后充满了注入“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剩余增加”“国家赋税的金属货币化”等等人为因素，不管是“技术”的还是“政治”的。丝绸香料成为跨国贸易大宗商品，也同样离不开长途通商渠道的建立，而通商渠道的建立和国家间的战和关系密切相关。

我的意思是，所有的商品，都不可能是“自然而然”的商品，因此“伪商品”这个概念打空了。实际上，polanyi是看到了近代以来有一些从西欧历史角度看来“全新”的“人为制度因素”使得“人为商品化”的范围和程度大大加深了，而这个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对今后的历史发展动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猜他是不喜欢这种变化的，因此才极端的动用了“伪商品”这样的词，意在指明这样的历史进程是“反自然”的，是“不对”的。

我只是想说，以他的标准来看，那人类历史从头就都是“反自然"的，没有什么历史进程是充满和谐而不产生新问题的。

我非常喜欢他在”伪商品“的概念化之后那长长的对商品化之后带来的历史动态纠结的描述，我觉得那才是他真正出彩的地方。套用一句滥俗的话，他充分的展现出了国家社会市场互动中的复杂性。

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实在不认为国家社会市场三分法对我们的研究有什么益处。double movements是建立在国家社会与市场相互对立的基础上的一个描述，因此其理论魅力也就打了折扣。你说的很对，embededness这种词烂大街了，没什么意义。我同意，实际上这只是社会学家从以往的一个过度简化向常态回归的一个表现，从前简化出三个东西，现在说这三个东西是相互嵌入分不开的。。。。那么，分这三个东西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认为，这三个东西不是三个不同的领域，而是三种不同的处事方式。state表征的是暴力压迫为后盾的处事方式，market表征的是金钱利益诱惑为核心的处事方式，society表征的是以情感和爱好等为原则的处事方式。这三种方式是同时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人们根据不同的情境和角色来使用不同的方式而已。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处理情景大致就是”state-state" "state-market" "state-society" “market-market" "market-society" "society-society"这六种。polanyi强调了”state-market" "society-market"这两种对抗，这个框架被拿来解释中国当今的社会动态。但是我觉得，具体到中国，state-state，market-market society-society这些内部的斗争的烈度和对中国整体动态的影响，很可能要比polanyi那两种还要来的大。所以，研究double movement，还是远远不够的。

病休一年了，思路发散了，笔头生疏了，写的很凌乱，不知道说清楚没。。。只是自己的一点乱七八糟的小想法而已》：）

btw，我同意现在很多人喜欢polanyi是因为polanyi有力的破除了自由市场可以脱离政府干预的“迷信”，这是他的理论被频繁的用在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阵线的最重要的原因。不过对于我个人来说，因为我从来没有被新自由主义困扰过，所以读到这一点的时候并没有激动万分茅塞顿开的感觉。

而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想“中毒”很深的人来说，他们也并没有十足的必要去正视polanyi的这套逻辑。他们完全可以说，self-regulated market的建立也许的确需要state，可是就像上帝的第一推动一样，建立完以后state就可以撤了嘛。或者，更加“中正”一点的，可以说，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当然要继续扮演规则维护者的角色阿，但是你只是维护而已，制定规则和修改规则这样的高级技巧，你政府就不要勉为其难的参与了。。。

所以我读polanyi三年，回头看世界，发现他依然是一个小众到不行的理论，信他的人们（往往是你描述的那种信歪了的某些左派）在小圈子里面自己high，批判的起劲，而不信他的人们（死硬原教旨主义右派们）照样不理他。

……

首先，你可能误解了我“反自然”的意思。我前面说“反自然”不是"anti-nature" "anti-evironment",而是“unnatural",或者”abnormal"的意思。我是说，polanyi似乎认为这个大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挺突兀挺特别挺不符合正常发展逻辑的事情，所以才用了“伪商品”这种强烈的字眼去强调其“不自然”“不正常”的感觉。所以我推断他心目中，食品和丝绸作为商品是“自然”的，而“劳动”“土地”“货币”作为商品是“不自然的”。他所研究的历史时代的确恨很多的令人不舒服的地方，很多产生焦虑的地方，而他所研究的英国又恰好是在这一时代大规模的发生了他所谓这些伪商品的商品化。所以他在里面建造了一个因果联系，认为很大程度上是伪商品化带来了这大转型中的种种令人焦虑的东西。

我坚持认为这个因果关系没有那么强烈。因为我们现在的观察要比polanyi多一个对照组，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的polanyi式伪商品化比英国要早好多好多年，土地买卖，矿山买卖，劳动雇佣，这在中国漫长的后贵族化中央集权时代已是普遍现象──但是正如大家常说的，中国迟迟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焦虑并不是资本主义式的。所以我们至少观察到一个样本，这个样本里，伪商品化和资本主义式不安焦虑被decouple了。

（我读韦伯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受。科层，理性化，去魅，这些东西在中国实现的都很早，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早早的迈入了西方视野中的“现代”模式，可是中国的经济形态却并没有比它的封建制时代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又是一个对经典因果的decoupling）

作为一个25岁以后才半路出家读社科的中国人，我接受中国历史比接受西方社会学理论要早，所以可能先入为主吧，我并不觉得中国历史是理论视野中的例外。相反，如果说例外，我毋宁说西欧历史是我心目中的普遍理论的一个例外。：）

我觉得你这句话很重要：“伪商品化是用来叙述大转型的一个概念工具”。我觉得我们的分歧可能就在这里。我理解polanyi是把伪商品化作为一个“解释”工具，而不是“叙述”工具。“叙述”工具是不要求因果解释力的，A发生了，伴随着，B也发生了，这就够了。“解释”工具却是要求因果联系的。如果拿因果联系来要求，伪商品化这个概念，对资本主义兴起及其破坏性的解读，我觉得就没有马克思和韦伯的概念那么强大。这就是我对他不太满意的地方。
我并不是在贬低“描述”的价值，认为只有“解释”才是有意义的。事实上我自己最想做的就是描述的工作。我体会polanyi写这本书的本意也不是向世人宣称自己发现了一个多么强大普适的解释框架──他更有可能是把这本书当作一本历史书写的，他并没有想到某些后人会把他的那几个名词理论化到那么一个高度。是的，我觉得他更多是作为EP Tompson的同道受到我的敬仰，而不是作为马克思的同道：）

我一直很赞同你的一点是，作为今天的社会学研究者，我们首要的任务也许是发现和承认复杂性，而不是树立和验证什么简洁的理论解释框架。你有关中国都市运动细节动态的无数描述都反反复复的申明了这一点，我非常非常喜欢：）

【关于增长机器理论在中国的应用】

growth machine这样的理论,就是非常典型的基于一时一地经验总结出来的中层理论,中层理论在我的理解里就是不着天不着地,这并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你这篇文章是说如果把这个理论移植到当代中国,应该在growth machine前面追加一个问题:growth machine是怎么来的?.

而我的意见是,除非出于混学术界炒概念的需要,否则我们并不需要growth machine这么一个根植于美国60-70年代urban renewal的理论来解释当代中国.它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理论上的指导意义(正如state society market三分法一样,当你强调state和society内部的复杂性超过强调他们之间的区别的时候,还有必要分出state和society来么?),只会把事情搞的更复杂.

当然,在美国有时候就得用美国人熟悉的语言和框架来写东西,但是这不意味这我们一定要用他们的语言和框架来思考.

【关于structure-agency】

没有看过你的论文，不过对你说的"agency太多structure不够”的想法说点自己草率的看法。

我觉得要是用structure-agency角度分析的话，无非就是要把故事讲成两个部分，首先，介绍structure并描绘structure下人们产生怎样的agency，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agency；其次，反过来，介绍agency怎样回过头去渗入和改变了原有的structure，形成了新的structure。

后面这点其实在真正写作的时候挺难写好的，因为我们的观察是有时间和深度的限制的，观察人们的agency容易，观察structure的缓慢变迁不容易。所以这个模式其实在历史学的著作里更加普遍和完美些。对于大部分社会学的研究，历时没那么长，而且写作者又不注意留意，写作时也没有给出足够的重视，所以很容易变成前一点很强，后一点很弱，就是你说的“agency太多，对structure（的变化逻辑）关注不够”。毕竟，我们作为学生，课题研究的只是一个时空的片段。

换句话说，理想的研究应该是：

structure(时刻0) -> agency（时刻1）->structure(时刻2)-> agency（时刻3）->structure（时刻5）-> 。。。。。

而我们往往只能做到：

structure (时刻0)-> agency（时刻1）

……

en，我也是最初接触bourdieu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唧唧歪歪什么都没说，万金油。后来自己慢慢在理论和实践上进步了，尤其是在田野中慢慢成长了，才发现，实际生活中的人其实本身就是那么唧唧歪歪的万金油状，bourdieu其实正是说对了。不知道是美国人理解不了，还是说这种万金油状态只适合法国人和中国人的斗争状态，美国人本身就不万金油。

我觉得，在面对具体社会过程的动态的时候，structure和agency这一对概念都是重要的。structure给定一个变化的起始形态，agency实施具体的变化。研究structure是从马克思以来社会学发展出来的长处。研究agency，实际上更多是社会心理学的领域，甚至每个人的认知和行动力是怎样从他的成长环境中慢慢养成的，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智商情商，为什么同样是面临拆迁有人激动的点瓶子自焚有人却冷静的收集情报寻找对方漏洞以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这些东西很大成分真的不是stucture引起的，你要是基于structure去分析的话，只能把这些视为随机扰动。可是agency的确是存在并且直接引导着社会变化的。

不仅仅是社会方面。经济分析的核心，其实也是在分析行动者的决策过程，也就是agency。

【关于社会的动力学系统】】

X变量决定Y变量？还是Y变量决定X变量？怎么处理双向因果关系的情况？这个问题在定性和定量眼酒中都存在，不过还是它经典理论中的表现最为令人抓狂，具体表现就是你说的这两段：

“Parsons笔下的Weber固然是为了跟马克思对着干而存在的。但是你仔细读Weber就发现也不全是这么一回事。说什么“引起XX的原因是XX”纯粹为了方便写教科书，方便学生背诵考试。谈Weber就不能说driving force，几乎一说就错。在他那种几乎所有东西都能影响所有东西的理论模型里，你很难找到一个可以称之为导火索的玩意儿。他似乎也并不执着于找到事情发生背后的最初动因。他只是想告诉我们，呐，一件事情放在那里了——资本主义放在那里了，然后在欧洲那是怎么一回事，在印度是怎么一回事，在中国又是怎么一回事。他哪里在说什么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看看他写的关于中国文人和印度种姓制度的那两篇才能理解得更为全面。资本主义精神在这个两个地方并不是没有，只是它们没有成为一个leading strata的信念罢了。这哪里是什么“社会心理学”的分析，他分明讲的是一个观念的产生和社会结构互动的情况。你要问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他也不说，大概他觉得这种问题争论起来没意义。马克思的理论里面还能找到一个“起点”，劳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Weber的理论框架里面没起点！”

“我现在理解好多时候Weber根本就不是在反对马克思的观点，恰恰相反很多观点他可能还是能够认同的，他想做的仅仅是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马克思说X决定了Y，Weber就会说X有的时候能决定Y，有的时候不能决定Y，Y有的时候还能决定X，还有的时候X也不能决定Y，Y也不能决定X，对Y有影响的不只有X，还有ABCDEFG……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该用啥词语来形容这种搞在一起的关系了。决定？有可能决定？因果关系？我发现Weber几乎不可说，一说就错。最后我写thought paper的时候，只能用一个Weberian tone来形容这种……东西。”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在我在接触统计学（呵呵，只能处理变量间单一相关方向的学科，变量一相互耦合就抓狂的学科）之前，作为一个工科生，还学过微积分和一堆大学物理，知道有微分方程描述的动力系统这个东西，甚至有基于这个动力系统的混沌体系，也知道从物理学的角度看，世界上没有单向的因果关系（甚至没有因果关系），只有变量间相互作用演化的动态系统。所以，我对这种没有driving force的weberian系统，感情上就不陌生不焦虑（当然，我依然不知道如何去具体的处理这样的社会系统）。

【关于“研究政治经济学就一定得先研究懂经济学”】

“网上都在骂政府救美国，逻辑是就政府和西方资本主义勾结起来用老百姓的血汗钱去填补贪得无厌的银行家们捅出来的大窟窿。我总觉得网上这群愤青极其不靠谱，可是我也弄不明白这当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也弄不明白这当中到底是怎么回事”。换句话说，我们研究sociology，sociology虽然和political economy有渊源但是已经慢慢疏远了political economy，而political economy的前提又是要理解economy！问题就在于，我们这些人，一点都不懂得eonomy，一点都不懂得market的逻辑，却号称要批判market批判neoliberalism，我们预设的位置就是在批判一个我们不懂的东西。

马克思是一个理解他那个年代的economy很深刻的人。如果考虑到他未完成的第四卷，那就更加深刻了。今天，对复杂的全球economy的理解权，解读权，都被经济学家拿走了，我们没有自己的理解，所以就没有了正面作战的武器。

所以，重要的是，要从头学习economy。不是学习economics，而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现代economy。

【关于公共社会学】

burawoy把社会学分成四种，是因为美国的公共社会学成分太少了，这是美国的特殊情况嘛。拉美来的社会学家，他们那里全都是公共社会学，当然会觉得burawoy的分法毫无意义：）

burawoy的意思是，美国是专业社会学太多太多，冲淡了公共社会学。而如果用他的分法来看中国，则是政策社会学太多，冲淡了公共社会学。所以他这个分法，对于中国还是有些意义的。

当然，即使不这么分，自然也会有别人用别的提法来在中国提倡社会学家运用自己的知识来“启蒙”和“组织”民众。所以burawoy不是必要的。burawoy只是生产了一个好用的提法，一个具有号召力的提法。

三十年代的中国文艺界有场争论，到底是“艺术为艺术”还是“艺术为人生”。目前对于“公共社会学”的争论，其实也是一样的，“社会学为学术”还是“社会学为人生”？研究是为了“知识积累”还是为了“让世界更美好”？

我觉得都挺好的，没必要相互鄙视，每个人各自擅长的不同，人尽其用就好了。

说到那个burawoy的two by two表格。。my god，我觉得好像在berkeley的人看来这简直成了社会学的必备法宝啦，哈哈。当然，的确是挺好的写作思路。我总是幻想有一天自己能弄个three by two，或者three by three，但是最后还是发现，你写六种情况，比起写4种情况，复杂度增加了远远不止50%。
这也就是为什么四分法的人格分析那么流行，而九分法的只是小圈子模型。人民需要简单的东西。：）

【关于社会风险】

我觉得你对韩寒这样的人的要求有点太低了吧。。。或者并没有仔细看过他的文章逻辑。。。

韩寒基本上是每写出5篇靠谱文章来，然后就会出一篇非常不靠谱的文章，而因为他文笔的美妙生动，那些不靠谱的逻辑漏洞是不会被轻易看出来的。
贴一个批评贴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d349a30100i3jb.html

我不知道这些漏洞是因为韩寒本身的理性程度就不够所以自己就想错了，还是因为他在审慎的故意写错以迎合大众。

我不能说这样的人多些对社会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动态太复杂了我分析不了。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这样的人是我所不喜欢的。要么不够理性只有小聪明，要么投机心理太盛，都不是我的风格。

……

我们搞研究需要规矩点，是为了让研究的结果及其造成的影响可预期，可控。

韩寒这样的，用我的话，不够理性，太多小聪明，或者用你的话嬉笑怒骂，而且又具有了如此大的传播影响力，那么他的嬉笑怒骂所带来的影响，基本就是不可控的，不可预期的。

我本身其实是喜欢嬉笑怒骂的人的，我自己以前也是那样的人。但是既然选择政治、社会这样的课题作为人生的主业，那就必须要压制这种不规矩的冲动，呵呵。否则，就像韩寒这样，就是不负责任的。他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负责任，就好比一个小孩拿了一把手枪一样，在巨大的社会风险之下玩的自得其乐。。。

……

你为什么一定把“危险”理解为有人上街呢？我觉得相反，要是人们上了街，反而不危险了，呵呵。

我说的“社会风险”，是指一种不负责任不理性的mind set在社会中国的普遍化。换句话说，“愤青病”是可以传染的。我以前天真的以为愤青病是可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自然治愈的，这是基于我自己的成长经验。可是后来我见到了越来越的的愤中、愤老，他们已经陷入了由愤走向更愤的循环，毫无走出来的希望，这使得我对人类的先天的普遍理性和思维的开放、宽容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所以一个结论就是，人民还是需要“教育”和“引导”的。这种“教育”不是中!!宣！！部的那种结果灌输，而是一种开放和宽容和理性的思维方法，遇事要怀疑不要轻信、不说没有把握的话、换位思考……这些思维的美德，在我们的教育中很少见，我们中国人本来就缺这东西，结果还有韩寒、刘瑜这样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在乐此不疲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结果就是全民的平均思维能力越来越烂，思维美德越来越少。正如你说的，这是个多数人都胸大无志的时代。胸大无志其实不可怕，胸大无脑才可怕。

你可以关注一下最近频现的所谓“五毛党钓鱼”系列事件，看看人们的无脑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宣传部之罪，韩寒之最，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过。

……

回到“社会风险”的话题。我其实不觉得我们最大的社会风险是社会制度不良啊、不民主啊、社会不稳定啊什么的。这些只是表象。真正的风险在于，当一个社会的人民的平均智慧和宽容越来越少，不理性的成分越来越多，那么，这个社会无论是走向民主、还是走向“健康”的开明专制，它可预见的前途都会越来越窄。

社会的进步一方面来源于适当的制度设计，但是更本质的是来源于其全民的勤奋、智慧、宽容和礼让。我相信，当一个社会的全民都丝毫不节制的放纵自己的懒惰、愚蠢、狭隘和自私的时候，无论怎样先进的制度都无法拯救之。

我们的义务教育中的大部分人文教育，以及韩寒这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就是直接导致我们的社会渐渐丧失宽容和智慧而走向自私和愚蠢的直接原因。

【关于“理论是为了求知还是为了动员？“】

理论有两种，一种是用来动员的，一种是用来致知的。后者为了更好的建模现实，肯定是越来越复杂，最后变得和现实一样复杂，模糊了和经验之间的艰险，于是没人爱听也没人有力气听了。前者天生就不能搞复杂，简洁明快独断煽动，这是用来动员的理论的基本要求。

以认认真真讨论格物致知的方法论的人们，比如lakatos，因为要求真，所以整的太复杂，远远没有那些煽动家如popper的理论来的流行。

实际上，我觉得，不见得那些提出简洁动员理论的理论家们就没体会到那些复杂性。我不觉得marx对权力复杂性的洞察不如韦伯啊gramsci啊bourdieu啊他们深刻，也不相信popper就笨到看不见自己理论的荒谬之处。这些人，心里是首先有一个social project的，他们写理论不是为了论理，而是为了唤起行动，为了实现具体的工程。理论，只是他们的宏大project的一个环节，一个discourse塑造进而影响社会走向的工具。marx的project是反资本主义，popper的project是反marx。呵呵。

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不需要对理论有那么多期望，或者苛求。尤其是社会理论。

如果我们抛弃“学术圈混饭吃”这个条件，那么，书里写不写bourdieu，写多少bourdieu，有多大差别呢？经验故事写的到位，你不说bourdieu别人也看得出bourdieu。写的不到位，你一页写十个bourdieu照样还是生拉硬扯。

一个好故事，一个很适合bourdieu的故事，里面为啥就非要扯bourdieu呢？bourdieu讲的那些，实际上，其实就是弥散在社会每一个成员大脑里的生存智慧的一部分啊，并不是人学了bourdieu才会玩弄复杂的平衡手腕。这和人不学电路原理就不会设计电路有着本质不同。理工科的理论是生产性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截至目前，除了用于动员的discourse化的理论，其他基本都是非生产性的。每一个我们这样“专业”的社会学研究者在田野中被研究对象问起“你们专门搞这个的来给我们提点建议把”的时候都会深刻的感受到这种令人窘迫的非生产性。

对于非生产性的理论，两种看法。一种是，既然没用，何必在意，就把它当作一种混学术界的行话门槛就好了，当真不得。另一种是，今天的理论是非生产性的，不见得将来更加发展了以后就不会有生产性的功能出现。所以理论的积累对后世还是有用的，值得我们追求。

当然，也有第三种，就是单纯的对理论感兴趣，不因为它有用而看重它，也不因为它没用而忽视它，就是当个爱好了。

……

这段话极好：“那个时候的社会学家是有征服人们关于日常生活的信念的欲望的，而他们确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而现在的很多作品，虽然理论上方法上显然是更加精致了，却缺少了这种直指人心的力量。”

我前几天有个评论也说到了类似的意思，理论有两种，一种“求真”却无趣的，一种“用来动员”却过分简化的。你这个文章里面体现出你自己是偏好那种“直指人心”的“动员”性理论的。可是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的看。关键还是要看你的目的是“动员”大家去做什么，怎么做。我自己是不太愿意把理论只看做大家为了动员而争夺话语权的游戏的。现实也许本来就无趣，新自由主义也许本来就是“无心之作”，世界上也许并没有那么多的“阴谋”“阳谋”。所以，更多时候，并不是制造一个敌人（不管是“美帝国主义”还是“专制政府”还是“犹太银行家”）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解决阴谋之外的问题，需要的是洞察细节的能力和操控复杂的技术，而不是制造敌人动员斗争的能力。

【在 jprp 的大作中提到: 】
: 不是找资源的，作为工业党的代表和情怀党小蒋对比
: 王小东哪里是个正经工业党，不许右派情怀党抒情，就已经是左派情怀党一员了。
: 【在 bridged (断桥：咬牙做事) 的大作中提到: 】
: : oh，我正在问他为什么去王小东这个科盲那里找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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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prp 时间: 4-9-2011 20:09
标题: Re: 蒋方舟师妹你也情怀的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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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从beep的blog上翻到关于潘维的师承，能解释为什么潘甘当五毛了。

为80年代农村改革翻案：潘维及其师承杂谈 2007-11-25 05:17:39 阅读6 评论2 字号：大中小订阅 .
其实是两篇转载文，第一篇是吕德文给潘维写的一个书评，第二个是潘维自己写的回忆先师的文章。
出处分别为：
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country/200609/4390.html
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1316/page-1.html

其中这一段很有趣：

翰老讲中国经济史，特别是农村经济史。他讲的英美烟草公司（BAT）历史特别有趣。公司被中国本地官僚介绍给农民，先给中国农民发放优惠的小额贷款，让他们从粮食作物改种烟草。而收获的时候却以垄断性的低价收购烟叶。种过烟草的地不适合种庄稼了，农民命运只能由外国资本家左右。当烟草市场崩盘，农民还得向地主照交地租。由此，他在三十年代初就得出结论：中国农民不仅受地主的盘剥，还受外国资本的压榨，也受本地官僚买办的压榨。除了造反，没有出路。这个项目是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做的情报研究。依赖贫苦农民闹革命，推翻"三座大山"，是这样被翰老提出，在学界传播开来，而且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翰老是现代中国农村调查的创始人，在农村研究上的成绩闻名海内外。提到陈翰笙的中国农村研究，我在美国的博士导师也钦羡不已。这位今天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当初也热情支持我继承陈翰笙的衣钵，继续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这便是我那本《农民与市场》的来源。陈翰笙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的上半期，说明资本主义让中国小农破产和造反；我做20世纪的下半期，说明因为有25年的社会主义集体传统，所以市场经济没能让中国的小农破产和造反。

但是我觉得潘维拿苏南模式（村集体办集体企业）和四川的原子化农民对比，但是没有提到所谓的温州模式，这是个缺憾。

吕德文：反思农民与市场

潘维是对改革较早反思的人之一，至少在《农民与市场》的写作甚至是出版前，学界和社会对改革还没有较为深入的反思，在刚经历改革反思年后的二○○六年读这本书，竟然发现这种反思早就为今天埋下了伏笔。

潘维至少出了三记重拳。

第一拳：主流学者认为，广大农民在实行家庭承包后得到巨大的实惠，乡镇企业的兴起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反叛。但是，潘维通过翔实的证据论证，广大农民在家庭承包后作为个体进入市场，首先受到伤害的便是他们自己；乡镇企业的兴起恰恰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继承。

家庭承包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民公社制度下至少有两个途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进行基本农田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构成了改革后农业发展的基础；二是发展社队企业，这便是后来乡镇企业的前身。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基本上把前一种办法堵死了，于是，希望只能寄托在第二种方法上。问题在于，在剩余劳动力极多的情况下，发展乡村工业的关键因素是资本；在家庭承包的过程中，很多地方的集体积累也被分了，就不太可能发展起乡镇企业。这一点在潘维关于进入市场的农民的"赢家"和"输家"的分析比较中有令人信服的论证。

市场经济的输家是家庭承包实行得最为彻底的四川平原上的农民，而赢家则是"顽固"坚持社会主义，抵制家庭承包的苏南地区的农民。市场竞争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实力，而非个体的积极性；小农再怎么有高涨的积极性，也无法抵御残酷的市场竞争。四川的大部分乡村因为将所有的集体时代的积累都分光了，难以得到工业发展的"第一桶金"由此带来小农破产；一些乡镇依靠卖地获得一时风光，但很快地卖完后，就陷入了困境；四川有足够多足够大的富豪，但并没有带来大部分人的富裕。相反，苏南地区的私有化程度不彻底，集体仍然有足够的积累来进入市场竞争，而且就如人民公社时期一样，基层政权介入企业的运作，为其发展保驾护航。市场竞争的成功一方面使得农民成为市场的赢家，另一方面也使基层政权有足够的政治运作空间，从而使得四川平原上的政府"白条"、农民群体事件在苏南不易出现。

潘维说得很实在：家庭承包从某种程度上说意味着中国农民重回小农时代，脆弱的小农得独自面对市场的残酷竞争，小农的破产也不可避免，由此必然带来社会问题；但是，乡镇企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问题的激化，乡镇企业的成功不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反叛，恰恰是对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

第二拳：主流学者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陷入了"困境"，并且开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药方"产权明晰化"——私有化。潘维却指出，判断乡镇企业陷入困境本身就存在问题，实际上，比起那些私有企业，乡镇企业的效益要好得多。而且，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凭什么不允许一些乡镇企业有困境？在部分乡镇企业垮台的同时有更多的与之竞争的乡镇企业发展，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现象吗？乡镇企业在一夜间突然消失，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而是这些主流学者为了论证其理念的正确性而实施的一刀切的"转制"政策的结果。

乡镇企业曾经被认为是农村改革的意外收获，也是最大收获，以致中国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做出了巨大贡献，显示出中国农民的巨大创造力。潘维揭示出一个基本事实，乡镇企业的消失不是市场竞争状况下的自然死亡，而是在意识形态干预下的他杀而亡。

第三拳：主流学者认为，基层政权是农村问题的始作俑者，是麻烦制造者，因而必须弱化基层政权，最好是把乡镇政府给撤了。潘维却在论证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同时论证说，正是因为有基层政权的推动，使得乡镇企业有了发展；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又同时为基层政权的政治运作提供空间，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九十年代的农村问题，根本上说不是乡镇政权"恶"的结果，而是在中央政府加上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造成的：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基层政权完成税收任务，另一方面，市场使小农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些任务，基层政权实际上是处于双面夹击的境地。何况，基层政权还担负着发展地方经济的责任。

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基层政权已经被学界和社会看成是所有农村问题的罪魁祸首，却少有人认真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再加上主流学者的"国退民进"的意识形态宣传，使得基层政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潘维在市场化框架内对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的研究，客观地揭示出现代化背景下的基层政权在农民与市场、农民与国家关系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

潘维的这一观点已经为近年来的农村问题所证实。税改和免税所造成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多，农村基层政权已经弱化，没有政治运作的空间，从而使得中央在农村的政策没有载体；更为严重的是，"国退"之后，在"民进"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农民进一步离散化，黑恶势力有跟进的可能。

潘维一再重申自己对私有化没有偏见，也不反对私有化，但是，潘维的确是在事实上破了私有化的神话。潘维的研究当然是有立场的：改良主义者不会从"普世"的价值观出发，而是从现实出发，寻求现实的解决方案。

潘维：跨越世纪的精神薪火——忆先师陈翰笙

　85岁的人当老师，还是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同事？

　　1982年春末，我21岁，考上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硕士生。管教务的老师通知我：派给你的导师是本系外聘的教授陈翰笙。

　　"谁是陈翰笙？是写戏的阳翰笙吧？"那老师说肯定不是，可也说不清陈翰笙是干什么的。只告我，听说陈翰笙曾与李大钊和蔡元培共过事，85岁了，脾气倔，要学生去他家面试，面试后才决定收不收。天哪，85岁的人当老师，还是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同事？

　　我第一次见到陈翰笙是在他东华门附近的家。他问我为什么要跟他念书？我说那是系里分配的，不过我很乐意来，因为他是蔡元培和李大钊的同事。我们北大77级和78级学生已经捐了款，给这两位在校园立铜像。他问我为什么要念国际政治的研究生？我说，我忒想上研究生，本科学的就是这个，所以只能考这个。随即我就狡猾地转守为攻，"面试"他，"审查"这个无锡老头的"个人历史"。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为面试的"成功"纳闷。他喜我"勤学好问"？换了我，大概会立即撵走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后来经历丰富了，我才知道，那是"缘分"，缘起不灭。

　　开学了，正式去陈翰笙家上课，他已迁居复兴门外24号楼——那时俗称"部长楼"，今天称为"高层板楼"。那"部长楼"并排有两栋，像堵大灰墙立在长安街边，却是80年代起始时京城著名的所在，今天称为"高尚社区"的那种。他要我每次来之前打电话预约，电话号码是"邀尔乐临"（1260）。我记数字的本领在那时就臭名昭著，今天更成为学生们的笑话。亏翰老想出这种怪词，这号码我至今还牢牢记得。从此，陈翰笙成为我的启蒙恩师。两年里，我每周去他"106室"的家中上一次课。每次两小时，单兵教练。

　　自1984年夏毕业，至恩师过世，时间飞过了20年。不过20年，却天翻地覆，世事全非。当年追随恩师习学国际政治，中国的死敌是苏联。苏联诞生前，恩师就去美国留学。苏联没了，恩师还活着。他的生命跨越了三个世纪！

　　"106室"的主人于2004年3月13日仙逝，享高寿107岁有余。去他家吊唁，我所熟悉的"106室"全然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从未"装修"过，一件新家具没有，均为旧物，连书桌摆放的位置都没变。当年，他坐桌这边，我坐桌那边，学英文，谈历史，一杯清茶，漫议国事，打赌开心。正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106室低声迴荡着先师喜欢的丝竹曲。先师去也，师情犹浓，遗像如生，教诲不敢忘。睹旧物，思故人，满心的惆怅，更有满怀的感动。

　　其他国家的语言你不懂，只好研究菲律宾了

　　每周去"部长楼"上课，常有意外的惊喜，能见到原只在电影里见过的"高干"名人。因为是固定时间，便能在地铁站见到文革时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他那时好像固定每周半天，乘地铁去四季青公社上班，而且还戴着那顶标志性的草帽，不过不再有政治含义，只为避免让公众认出来。还能见到的其他名人也不少，比如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先师无子女，夫人在"文革"时去世，起居由其九妹照看。先师父母生9子，仅存首末2子，长子先师，另一即九妹。先生的小妹慈眉善目，迄今健在，高寿91岁了。每次去上课，到家落座，她便端来一杯清茶。谈历史时，她有时取椅坐于先生身旁，偶尔取笑先生眼疾，拍着他的手，说他瞎眼不辨人。她给师生关系带来一份轻松，带来了家一般的气氛和爱意。到了80年代中，她年事已高，自己都需人照顾了，返沪养老。她女儿童大夫一家照看先生，直至为先生送终。

　　与现时不同，陈翰笙对指导研究生是非常认真的。师生就是师生，每周必定要上课的，但"课堂气氛"轻松愉快。而今许多文科研究生隔周上课，还忙着为导师写书，学生写书给学生念。陈翰笙上课按部就班，1小时教授英文（中译英），1小时谈历史、社会、时政、和硕士论文。先生有高朋来访，亦不得逃课，命我移座去听他们的高论。

　　先生指导论文非常有办法，是紧逼盯人式。

　　第二次去他家，就把我的论文方向定下来了。他问，你研究外国政治研究哪里？我说研究第三世界。他说，研究拉美你不懂西班牙文。研究非洲你不懂祖鲁语或者斯瓦西里语，也不懂法文。研究中东你不懂阿拉伯文。所以你只能研究亚洲。研究亚洲的南亚，取得资料太难，研究的人也不少了。研究东北亚你不懂朝鲜文，不懂蒙古文，所以只剩下东南亚了。新加坡最反共，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没有资料。其他国家的语言你也不懂，只好研究当时与中国关系不错的菲律宾了，菲律宾的官话是英文。我只好说，菲律宾就菲律宾吧。他说，下个礼拜，你把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所有关于菲律宾的资料拉个清单，拿来给我看。原来，研究方向是这样定的！后来我把此法略加改进，用于自己带的研究生，屡试不爽。

　　上课"自由来去"，是老北大的自由传统之重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疯狂地往返于北大和北海（当时国家图书馆还在北海旁边）之间。翰老极为重视"资料"，重视到近乎痴迷的地步。他80多岁了还在主编《华工史料》，以及《外国历史小丛书》。他还是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图书馆的创始人，那是世界上几个顶尖的专业图书馆之一，至今使用陈翰笙独创的编目法。好在当时国内有关菲律宾的资料稀少，自麦哲伦登陆后的数百年也没多少中文著述，进口外文书就更少，抄录图书馆卡片就够了。到第三次见面，我拿着手抄的清单去见老师。翰老很满意，很高兴。后来开始教书，就懂得他为什么满意我了：我并不因他近乎失明而偷懒，比今天的多数研究生勤奋、听话。他问，资料大多是关于什么的？我说是关于历史的。他说那就对了，要我认真读菲律宾的历史，找个细点的研究领域，下周来告诉他。

　　我又废寝忘食地读了一个星期，摸清了菲律宾历史的大线索。菲律宾史大体是民族主义发展史，是民族形成史。到第四次见面，论文题目就定下来了，研究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这篇论文说明，帝国主义导致殖民地，殖民地导致民族形成，民族形成导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导致独立，宗主国让殖民地独立时留下民主制，民主制在新帝国主义的面前的脆弱导致民族主义的专制，专制的堕落导致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浪潮。我完成这篇幼稚的论文只用了两年，是当时北大文科惟一提前一年毕业的研究生，还是经"校务委员会"讨论同意的。当时的理工科有否此例，我不知道。为了追求做硕士论文的效率，我"逃"了不少北大的课。回想起来，逃课很"值"。后来在北大执教，我从不点名，学生爱来不来，可迟到，亦可早退。翰老曾告诉我，上课"自由来去"，是老北大的自由传统之重。

　　翰老居然为研究生写论文收集资料。从第三次见面起，翰老就开始剪报，让家人和秘书给他读报后把有关菲律宾的报道全剪下来，每周都会给我一些豆腐块剪报，两年下来，竟是一大堆。如此，我有了认真读报的习惯，读每条消息，就会想想这条消息说明了什么，能支持什么样的论点。对照今天，老师让研究生为自己写书，方知翰老为学生收集资料之不同。老师的心血，当时看似平常。自己做了老师后，方知那是极为不易的。自己做了父母，才知父母对子女的一片心。

　　比起本科时代，硕士论文让我的学术本领"上了一个台阶"，成为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我把那篇论文译成英文，寄给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系，改变了他们因没有GRE成绩而不录取我的决定，挣来了当那个系博士生的资格。菲律宾是亚洲惟一的"拉美国家"，与拉美情况非常相似。这项研究使我后来很容易理解拉美学者发明的"依附论"，决定了我以"比较政治学"为生，也奠定了我在右派时代对左派的同情。有时我甚至自嘲：如果那时知道科学在于精致地证明出色的因果关系，"依附论"的发明权可能就归我们爷儿俩了。

　　什么是structure，我不懂英文！

　　翰老还教我写文章。要点大多忘记了，但有一条是一辈子不会忘的，就是通俗易懂，写短句，不用生涩的词。他告诉我：没学问的人，才用怪词。凡使用老百姓不懂的词，要么是想吓唬读者，要么就是没读懂外文原文。因为他当时没讲出什么道理来，我一直不服气。有一次，我提到"社会结构"，他马上严厉地质问，什么叫"社会结构"？我当时并不知"系统论"的道理，只是人云亦云而已，一下子把我问倒了。就说，结构就是structure。他更恶狠狠地问，什么是structure，我不懂英文！我解释不出来，憋了半天，才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我指的是"阶级力量对比"。他嘲笑我，那你就直说"阶级力量对比"就好了，干吗要用什么"社会结构"啊？还structure呢！我还是不服气，认为他强词夺理，但这件"强词夺理"的事给我印象太深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写博士论文，导师认为我的英文句子太长，让我去读韩丁写的《翻身》，说那是最好的英文。老师解释说，社会科学作品与自然科学不同，是要给大众读的。大众读得懂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大众读着明白顺畅的文章，是最好的文章。老师告诉我：博士论文，应当让你没念过政治学的老妈也能流利地阅读。我这才恍然大悟，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没有一个长句，没用一个"大词"，所以是文笔最好的书。该书的中文版是学生翻译的，学生没能领会其语言的通俗，自以为是地翻译成很"学术"很"洋气"的味道。社科论文的"学术气"，其实就是"学生气"。翰老早就对我讲了这话，是学生愚钝，迟迟未能领会。

　　踢着顾维钧的椅子，警告他不许卖国

　　看上去，先师是无所不通的杂家，却是学历史出身。他要我认真读历史，什么历史都读，古今中外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非常幸运，老师的传奇经历本身就是部丰富的历史书。他的历史感如此之强，经历如此有趣，那时的我虽无法理解，却留下深刻印象。

　　翰老讲他当年在美国做学生，当过激进学生的代表。顾维钧去美国谈判，陈翰笙代表学生闯入会议室闹事，踢着顾维钧坐的椅子，警告他不许卖国。先师告我，顾虽西学出身，老婆却一大堆。我那时在读《顾维钧回忆录》，津津有味，正在做外交家的梦。翰老三言两语，把我对顾的向往和对外交的神秘感一扫而空。

　　先师写过关于巴黎和会的博士论文，我与他谈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经济史，他不讲，却讲了去德国的缘由。从芝加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先师去哈佛读博士，一年多以后就没钱继续了，于是带着仅余的一点钱同夫人顾淑行去了德国。战后的德国经济已经彻底崩溃，那点美国钱值了许多，够坐火车的豪华包厢，还够雇个德国佣人。我在美国也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史，学到什么，全然忘记了。若干年后，苏联垮台，中国人那点可怜的工资却能在俄国过上神仙日子。这就让我想起了翰老去德国的故事，对什么是"经济崩溃"理解得非常鲜活。当国内的"民主派"们说，不管怎么样，俄国到底是民主了。每到此，我就会想起翰老讲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是怎么垮台的，蒋介石的统治是怎么垮台的。经济崩溃，不是民主的福音，是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

　　当时北大有一美国来的华裔访问学生，请我帮忙查她爷爷的历史。说她父母从不谈论其在法国得到博士学位的爷爷。可她爷爷好像很出色，做过中国的大官。我查不到，就去问陈翰笙。翰老不仅知道，还与那人有过交往。那人做过司法部长，不过是汪伪政权的司法部长，病死于监狱，先是国民党的监狱，后是共产党的监狱。我当时在学日文，翰老提示我去查日本出的中国名人录。我果然在那里查到了该汉奸的生平。华裔女孩得知我的"研究结果"后，一脸的落寞，让我很不忍心。

　　查那本名人录时，我顺便也查了"陈翰笙"，记载居然更详细。让我震惊的是，书里写到：根据日本的情报，1944年蒋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陈翰笙，昆明突然飞来一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去了。我就这件事问过翰老，他只告诉我，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与学术生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陈翰笙是中国第一人。在日本被处死的世纪著名间谍左尔格，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却是翰老介绍去日本的。翰老在印度的研究工作卓有成效。他那时写的英文书，今天还在美国不少大学南亚课程的必读书单上。不仅如此，陈翰笙还是我们国家追随共产党闹革命的第一个洋博士。

　　提出推翻"三座大山"，成了共产党的纲领

　　翰老讲中国经济史，特别是农村经济史。他讲的英美烟草公司（BAT）历史特别有趣。公司被中国本地官僚介绍给农民，先给中国农民发放优惠的小额贷款，让他们从粮食作物改种烟草。而收获的时候却以垄断性的低价收购烟叶。种过烟草的地不适合种庄稼了，农民命运只能由外国资本家左右。当烟草市场崩盘，农民还得向地主照交地租。由此，他在三十年代初就得出结论：中国农民不仅受地主的盘剥，还受外国资本的压榨，也受本地官僚买办的压榨。除了造反，没有出路。这个项目是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做的情报研究。依赖贫苦农民闹革命，推翻"三座大山"，是这样被翰老提出，在学界传播开来，而且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翰老是现代中国农村调查的创始人，在农村研究上的成绩闻名海内外。提到陈翰笙的中国农村研究，我在美国的博士导师也钦羡不已。这位今天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当初也热情支持我继承陈翰笙的衣钵，继续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这便是我那本《农民与市场》的来源。陈翰笙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的上半期，说明资本主义让中国小农破产和造反；我做20世纪的下半期，说明因为有25年的社会主义集体传统，所以市场经济没能让中国的小农破产和造反。在做陈翰笙的学生时，我就有个心愿，要做一点农村研究，要"青出于蓝"。"青出于蓝"的后半句，当然是由不得自己说的。

　　毕业数年后，我要去美国读博士，翰老为我写推荐信。到了那里才知道，他在美国的名气比在中国大，他的推荐信是关键性的。又过了好多年，我才懂得，有这样一位出色的学者领着入学术之门，是多么幸运。可惜当时年幼无知，修课时偶得的先生遗墨，均已荡然无存。

　　拒绝做外交部副部长，也不当北大副校长

　　如所有其他人，我称老师为"翰老"。今人可能会觉得学生这样称呼老师有点怪，却颇有道理。1996年，翰老99岁，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为他庆百岁华诞，国内社科界左中右派的名人几乎到齐了。其间，季羡林先生自述成为"翰老学生"的经历，让我暗中吃惊。在北大教书，对季先生高山仰止，既为翰老门徒，岂非季先生"师弟"？解放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有一声名显赫的"无锡帮"，均是得翰老师惠的弟子。各代弟子都尊称"翰老"，就不会有辈份上的尴尬。先师"文革"中赋闲在家，义务教授英文，业余弟子在美国能编一个营。

　　"翰老"是我们大家的，因为他学问好，正直率真。

　　先师是学问家，也是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他一辈子讲原则，对自己心中的原则不妥协。因为他在莫斯科工作的经历，不愿与苏联人共事。归国后他拒绝做外交部副部长，也拒绝当北大副校长，号称"不会用刀叉，只会使筷子"。他疾恶如仇、直言直语，建国后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自然也是仕途从不长进。我去读书时，常为他对时政的严厉评论所震惊。我曾说，你这么讲话，不怕进监狱？他说，为什么怕进监狱？我说，那你若准备进共产党的监狱，当初还入共产党干什么？他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为了打倒军阀啊，打倒旧军阀、新军阀。"

　　先师是大学问家，却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在他家读书，丝毫不感到压力。惟一有压力的是，课业结束离去时，他必定起身送至电梯口，作揖而别，让我觉得不敢消受。后来方知道，他是无论老幼亲疏、地位高低，尽皆如此。

　　老师平易，学生也就张狂。今日想来，依然趣味昂然。有一天，谈到苏联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那个时候的大课题，他预测5年里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理由是，苏美两国疯狂地生产和储存了那么多武器，不打仗，两国的军工联合体有什么道理生存？我和他起劲儿地争论，也说不服他。心生一计，就要求打赌，他居然同意了，问我赌什么？我说，5年后的这一天，如果世界大战没打起来，他那个月的工资归我，打起来了，我那个月的工资归他。他想了想，说他太亏了，不平等。那时候他的工资将近400元，我是40元，工作5年大概也就70－80元。他自己提了个赌注：输了就把手边那件大衣给我。不到半分钟，他又变了，声称那大衣是与斯诺穿错了的，不能给我。历史博物馆要，他不给，怕给弄丢了。我对此解释一声不吭，最后他自己不好意思了，改了说法：若5年后的这一天，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他要拿根杆子把这件旧衣服杵出窗外，就当作挂了投降旗。他不提我输了怎么办，就是认输，承认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与北大同龄，与北大同在

　　1997年，北大百年校庆。笔者带着学生去看他。时有电视台记者在场，请他说几句祝福北大的话。当时先师已过百岁，两眼完全看不见了，精力也很不济，谈话很难持续两分钟以上。但在那天，他好像头脑异常清楚，掰着手指头说，"我给北大老师讲三句话：第一，要好好帮助年轻学生；第二，不要当官；第三，要多写书"。电视台记者坚持要他给北大说句祝福的话。老先生居然出口成章，"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狠幽了北大一默。记者和家人都不干了，就教他说：你说"祝北大今后越办越好"。老先生连说三遍，次次都与原先说的一样，不肯照别人吩咐的说。他认定北大今不如昔，绝不改口。他自己眼镜都要旁人帮他戴，脑子也不走了，可这些话，他一直放在心里，直到生命的尽头。这就是陈翰笙！"老兵不死，只会逐渐凋零"。

　　先师与北大同龄，北大百岁，先师亦百岁。陈翰笙20多岁回国之际，蔡元培校长聘他为北大正教授，是当年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而先生过世时，已是北大最年长的教授。生命跨越三个世纪，真神人也。

　　先师活了107岁有余。1940年代与宋庆龄办"工合"，过手的钱千千万万，大部暗中偷运延安，自己却一生廉洁简朴。他从无额外收入，存款多用于补贴出书。离去时，竟仅余不到6万元存款。大概是举丧之资不累旁人吧，先师书面遗嘱：身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并随其早逝之爱妻，骨灰撒入富春江。正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北京大学图书馆专辟一室，建"陈翰笙纪念研究中心"，由北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吴志攀亲任主任。先师工作之厅堂已原样搬入这里。翰老的亲友学生们，可在此重温那些温馨的往日。

　　先师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事业奋斗了漫长的一生，其辉煌业绩并非其晚年一弟子所能记录。但我深知，陈翰笙属于学生，他热爱学生，百岁之后甚至还"哀求"北大校方送学生给他。在他那已凝固的大脑里，最后的一缕余光是青年，是学生。我们在北大图书馆219室开设"陈翰笙纪念研究中心"，那里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学生经过。希望他们在中心门前的铜牌前停一停脚，像我当年那样，问一声，"谁是陈翰笙？" 进来在他的书桌前坐一坐吧，那里有翰老的铜像和遗墨与北大学子们同在。

　　（原载《凤凰周刊》总第208期，2006年1月25日）

【在 jprp 的大作中提到: 】
: 翻blog翻出beep的这篇文章，感叹一下，学经济学的和学社会学的果然很难谈到一起。
: 社会理论vs社会经验，以及其他杂乱观点备份社会 2010-06-13 18:56:56 阅读53 评论23 字号：大中小订阅 .
: 最近这些天不知怎么着，醉钢琴刘瑜这个人成了一个热门的争议话题。先简单介绍一下此人：刘瑜，网名醉钢琴，
: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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