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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从保守主义到保守权力主义——共和党的三次变异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3-22-2021 01:20
标题: 从保守主义到保守权力主义——共和党的三次变异
深评 | 共和党是如何葬送保守主义的（万字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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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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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守主义到保守权力主义
——共和党的三次变异

文 | Adagio

今天美国政治的一个诡异现象是，2020年败选后为保权位炮制“民主党偷了大选”的谎言、并煽动元月六日国会山暴乱的川普，虽因政变失败下野，但仍牢牢控制着共和党，正如上个月的全美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PAC（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中所展示的那样。反川的共和党人遭受打击并被边缘化，而传统共和党的执政理念也因川普完全扭转，成为反移民、反贸易、甚至反民主的民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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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普的注视下，乔什·霍利（Josh Hawley）、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和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在全美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

共和党对治国也不再有兴趣，2020年夏天，川普接受提名的共和党大会上连政策纲领都没有，只有对领袖的效忠。今天共和党主导的保守主义也与反智主义和极端主义高度重合，成为失去活力和道德想象力的僵硬意识形态，和美国历史上的保守主义毫无相似之处。

著名的保守派比尔·克里斯托（Bill Kristol）警告说，今天共和党中这支“危险的、反民主的”权力在手的一派已“不再忠于事实、法治或是我们宪政民主的基石”。对美国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今天美国政治乱象的一个中心症结是川普，但川普只是病症不是病根。是什么使共和党、保守主义以至美国民主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叙述，在澄清一些问题的同时也希望能提供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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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次变异：
少数人的统治

“到1968年尼克松竞选期间确立了与南方种族主义结盟的“南方战略”，当年南方白人有产阶级的后代Dixie民主党纷纷入盟，这是共和党的第一次变异，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从此两党的种族政策逐渐定型，压制黑人投票权、维护少数人统治的就是被称为林肯党（Lincoln’s Party）的共和党了。”

共和主义是美国传统保守主义一个重要的思想源泉。什么是共和？1787年制宪会议上，亚当斯将之定义为“一个能让所有的人，不管贫富、主仆、贵族或臣民、官员或平民、第一个公民或最后一个，在法律面前均平等的政府”，即权利平等的制度。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里论及民主与共和的区别，说后者是由选举产生的少数人组成的政府，但随着人口增长和国家扩展，公民选举的范围和规模也得相应扩大。这里他指出共和和绝对民主制不同，是代议制政府。的确，美国的立宪者为杜绝多数暴政刻意避免人民直接控制的政府，建立的是宪政民主制。

为保障“少数”的权利，立宪者设计了不少分权与制衡机制。一个突出例子是，众议员根据选区人口由人民直接选出，而在1913年“第17修正案”通过之前，参议员一直是只能由各州的立法机构选出的精英人才。各州不管人口多少，都有两名参议员。这是对人口小州的保护。众议员的任期只有两年，而参议员有六年，这让参议院享有更多的连续性和独立性，与众议院相互制衡，意图减少立法的短视与冲动。另一个例子是选举人团制度，意在避免无知民众受蛊惑选出不称职的总统（但在政党出现后这个制度却因人口少数州获得更多权重，逐渐演变为总统大选中摇摆州少数人成为决胜负关键的弊端）。

因此，共和主义主要表现为政治力量的平衡与制衡，目的是保证每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和三权分立、联邦制一样，这也是美国民主的特色。今天有保守派比如犹他州参议员Mike Lee声称美国立宪者只是要建立共和国而不是民主制度，这是对立宪者的曲解。

麦迪逊预见到，当人口增长以及更多具有不同背景的移民来到美国，人口构成更为多样，势必造成政治力量的分散和多样化，“多数”控制将难以实现。因此他说一个大的共和国相对小的更有优势。但民主的扩展是必然的 –这是他说代议制政府和选举应当拓展的真正含义。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立宪伊始，只有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有投票权；十九世纪早期，所有的州都允许无财产的白人男性投票；1870年“第15修正案”赋予了所有男性投票权，包括解放了的黑奴；1920年“第19修正案”赋予妇女投票权；而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 简称VRA，民权法案中最重要的内容）禁止州法阻扰黑人投票，美国历史上大面积的黑人投票才首次成为可能。因此，今天常有人说美国民主真正全面实现是在1965年，距今只有55年历史。

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是共和先行，民主后来居上的。民主是目的，共和是为保证个人自由和权利而实行权力制衡的手段。合法的政府必然是民选的，而选举权推广到人民中的每一份子。这是自治的实质——人民选举自己的政府，使之为自己的福祉服务，推行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法规。这是林肯所言“民有、民治、民享”的精义。如果美国不是民主制度，这一切如何做到？

我读联邦党人文集，常惊叹“公共之善”、“共同之善”（”public good”, “common good”）在文集中出现之频繁，几乎每一篇都有这样的字眼。如果国父们只在乎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维护少数人统治，为何不厌其烦提到公善？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健康有活力、少数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多数人的福祉得以提升的社会。

少数人的权利得到保护和少数人统治完全是两个概念。实际上，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8篇中就表达了对控制权力的少数人会损害公共利益的忧虑。制度要为多数人服务，选举权就是公民最重要的权利。失去了这个权利，就意味着失去了自己在公民政治中的声音，其他权利受到保护也成为空谈。

民主党总统约翰逊（LBJ）在1965年签署VRA时说“投票权是最基本的权利，没有了这个权利，其他一切权利皆没有意义。投票权让人民，由每个个体组成的人民，得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LBJ同时也深知此举的政治风险，传闻当天晚上他在白宫大哭，说从此将失去他深爱的南方对民主党的支持。

后来保守派津津乐道的产权与州权概念开始流行都是在前内战时代（antebellum, 1812年战争后到1861年内战爆发前这半个世纪）。由麦迪逊总统任命进入高院的斯托里大法官（Joseph Story，1779–1845）致力于法律对产权的保护，认为这应当是共和主义的一个重要成分。这个努力一方面为后来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奠定了法律基础，另一方面也让南方种植园奴隶主为维护奴隶制经济找到了法理依据。

南卡莱罗纳参议员，大种植园奴隶主卡尔胡恩（John Calhoun，1782–1850）更进了一步，致力于强化州权概念。当时英国已废除奴隶贸易，而在美国北方，废奴主义也正兴起，卡尔胡恩敏感地觉察到在新情势下，必须从南方有产者的权利角度反击，才能在与废奴主义的斗争中不落于道德劣势。他不但坚持奴隶也属于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还坚持宪法的权威并不来自联邦，而是来自各州的主权。保护产权和州权由此成为南方为奴隶制辩护的利器。

当时南方种植园经济繁荣，联邦中最富有的州都在南方（地理上所谓Mason-Dixon线以南），其中又以南卡为最。连今天的穷州密西西比当时都比纽约州富裕多了，那时最富有的美国人都是南方大种植园奴隶主，这些人维护奴隶制经济和奴隶贸易的热忱最高，对保护产权和州权当然也叫嚷得最厉害。卡尔胡恩是他们中最显著的一位。被二十世纪著名历史学家 Richard Hofstadter称为“奴隶主阶级的马克思”的卡尔胡恩以其斗争性的理论和策略著称。他推动南方各州立法，以保护州权和产权为名抵制联邦政府的征税和干预，目的是维持现有的奴隶主和奴隶的等级关系，维持少数人统治。

内战前夕，南方对联邦的抵制和北方的废奴主义运动都达到了高峰，同时南方为加持奴隶制，又把蓄奴和奴隶贸易带到西进后新辟的疆土，触犯了林肯和共和党为遏制奴隶制蔓延而设的底线，南北冲突终于无法避免。1861年在林肯宣誓就职总统一个月后南方叛离联邦，内战爆发。林肯当时说：“我们必须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民选政府制度中少数派是否有权选择随时脱离？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就是证明人民没有能力实行自治。”

内战结束后不久林肯不幸被刺，这个问题只解决了一半。黑奴虽然得到解放，但在战后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1865-1877），宪法赋予他们的公民权利一直得不到兑现。南方白人有产阶级的强烈抵抗和林肯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1865-1869在任）总统对他们的支持都是重建失败的重要原因。

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将军任总统的两任期间（1869-1877），虽然通过了赋予黑人男性投票权的“第15修正案”，但南方白人统治者（三K党就在这时兴起）针对黑人社区的屠杀和大规模骚乱时有发生，黑人投票很难实现。1877年格兰特总统的继任者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与南方统治者达成妥协，联邦从南方撤军并不再过问地方政府对黑人的压制和迫害，以换取和平以及南方对其竞选总统的支持。

这个妥协正式宣告了战后重建的失败，而南方的少数人统治持续到19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黑人投票难不仅是因为三K党的骚扰，更有制度上的原因。比如州政府征收数额不菲的人头税（poll tax），绝大多数黑人都很贫困，交不起税就无权注册投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共和党从1964年戈德华特竞选总统期间开始，到1968年尼克松竞选期间确立了与南方种族主义结盟的“南方战略”，当年南方白人有产阶级的后代Dixie民主党纷纷入盟，这是共和党的第一次变异，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从此两党的种族政策逐渐定型，压制黑人投票权、维护少数人统治的就是被称为林肯党（Lincoln’s Party）的共和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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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共和党的少数人统治更扩大了运作手段，这包括根据党派利益重新划分选区的策略（gerrymandering），以获得优势。最近一个尤其让人忧虑的趋势是，川普败选后制造的大选作弊谎言让共和党以整顿选举制度为名，在锈带关键州威斯康星、密西根和宾州（州议会全部由共和党控制），还有在逐渐变蓝的南方州和西部州比如佐治亚和亚利桑那（州议会也全部由共和党控制），集中推出一批限制投票权的法案，这都将深刻影响未来的民主选举。

本来选举人团制度和参院制度在权力分配上就已经向共和党控制的人口少数州倾斜，选区重新划分的党派操作也一边倒地让共和党受益更多，2013年最高法院的裁决（Shelby County v. Holder）又废除了VRA中保证黑人投票权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规则，这个规则要求凡历史上出现过阻止黑人投票的州在通过涉及投票权的新法规前必须获得司法部的审核和首肯。因此过去几年来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纷纷出台限制投票权的新法规，美国民主正面临进一步萎缩。

最近消息传来：43个州的共和党州议员推出了253个法案以压制（针对城市和民主党选区尤其黑人社区的）投票权，或增加投票的难度。这相对2010年中期选举后41个州推出180个类似法案在数量上增加了40%，意味着共和党在州一级政府的势力十年来大涨。

目前参院50名共和党参议员比50名民主党代表的选民人数少了四千两百万，从1990到2020年的16次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在参院代表人数上除了1996年获得了微弱多数（50.3%）一直都是少数，就是说按人头算民主党基本每回都赢了多数票，但16次选举结果却是共和党9次控制参院。（见链接的图表：https://www.dailykos.com/stories ... ats-two-decades-ago）

众院方面，少数人统治的趋势也在强化，2010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在全国范围赢得52%多数票，获得众院242个席位，而2020年大选民主党在众院选举中也赢得52%多数票，但只获得222个席位。州级议会方面，共和党掌握全美55%的州议会席位，但选举赢得的票数只占45%。这是选区划分和州法严重向共和党倾斜的结果。在司法系统方面，共和党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也已掌握大部分联邦法官和高院大法官的终生职位。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迅速加快的城市化让以乡村/小城镇白人为主的共和党选民成为了少数，共和党深知通过公平选举很难继续掌握权力、维持少数人统治，有效途径只能是通过压制多数人的投票权。如果我们不警惕并抵抗这个趋势，我们这一代就有可能看到美国民主的消亡，少数人统治将成为永久性的制度结构。这是我们目前面对的事实，并不是危言耸听。

国会众院刚刚通过的“HR1法案”意图改变这个状况，改革选举制度中的各种弊病，如禁止以党派利益为目的的选区划分（将选区划分的权力授予无党派的中立机构）、竞选献金的公开和透明化，同时也有不少增进投票参与和方便的措施，如简化选民注册程序、恢复被高院砍掉的VRA中保证黑人投票权能切实实行的规则、增加早期投票、允许邮寄投票和设立投票箱等等。

另外，这个新法案也要求总统公布税表，要求最高法院建立监督腐败的机制。但因为参院少数派的拖延特权（filibuster），这个法案被参院通过的机率不高。而拜登政府的各项政策要通过立法当然也都会面临这个filibuster障碍（刚刚通过的“COVID救援法”得以绕过这个障碍，是经由特殊的budget reconciliation 程序，因其与预算有关）。

少数人统治让立法陷于瘫痪，让国家治理越来越困难，甚至让民主本身也陷于困境。因为选区划分和州级立法优势，共和党赢得2022中期选举夺回国会两院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今后对投票权的限制将更为广泛和坚固，美国民主的前景实在让人担忧。

第2次变异：
经济自由至上

“八十年代后，右翼以经济自由为主导价值，实际上，使之成为超越一切价值之上的最高价值，体现了自由至上主义对保守主义的强有力的渗透。这是共和党和保守主义的第二次变异，是继种族主义对保守主义污染之后合乎逻辑途径的跟进。”

保守主义中著名的低税和小政府理念并不像共和思想那样有着可以追溯到立宪时代的历史渊源。实际上，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从没有宣扬过小政府，相反，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开篇就说一个强健有力的联邦政府是自由的保障。之后他又屡次强调政府对促进公共之善的重要性，说税收是保证政府有效工作的必要手段。在联邦党人文集第30篇中，他说有能力的政府能为公共利益提供资源、促进人民的幸福，又用大写着重强调：“一个国家在它生存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所必要的需求都取决于它的财政资源。” 他对联邦税收的重视是因为他认为只有联邦政府才有能力为公民的自由和公共之善提供保证。

抵制税收和反（联邦）政府最早出现在前内战（antebellum）时代。和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步发展的北方完全不一样，南方种植园基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劳动力依赖黑奴世代提供，对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教育都缺乏兴趣，因此对税收的态度也比较负面。南方的无产者穷白人给种植园主打工谋生，他们中有少数人当时也参与了北方的废奴运动，动机就是注意到北方的公共设施（比如公共图书馆）比南方多得多好得多，普通人在北方的生活质量更高。而南方除了种植园主，一般人都很贫困。这些穷白人希望在废除奴隶制经济后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从南方白人有产阶级的角度，当然看法就完全相反了。就像卡尔胡恩一样，他们对联邦政府和征税普遍怀有敌意，鼓吹的是州权和低税。

但小政府理念的广泛流行是在一百多年后的保守主义运动时期。二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兴起，一个直接原因是对罗斯福新政和由之而来的“自由共识”（liberal consensus）的反动。今天我们都知道，“新政”是基于凯恩斯经济学思想的一个非常成功的试验，但在当时完全是勇于吃螃蟹的创举，连罗斯福本人在执政伊始也是相当踌躇的，主要是对政府以赤字举债没有信心。

1933年底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在纽约时报发表致罗斯福的公开信（https://economistsview.typepad.c ... eynes-open-let.html），指出罗斯福政府在执政的头6个月出师不利是因为没能大胆发行债券给经济注血。在公开信的结尾凯恩斯说，如果联邦政府能持续保持信贷宽松政策，经济复苏一定能实现，而后果不仅是美国的繁荣，也会让人们恢复对政府的信心。此时距《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发表还有三年，但凯恩斯的思想基本已经成熟了。在他之前，没有人认识到政府对于市场经济周期的调节作用，凯恩斯的天才在于他能跳出市场之外思考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把政府看作一个在经济紧缩期能提供需求以刺激市场恢复的要素来考虑全局。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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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

凯恩斯对政府的期许与肯定是超越经济学层面的。一战的残酷让凯恩斯深受刺激，俄国革命成功后席卷欧洲的社会主义风暴更让他思考资本主义的前景。同时，他苦口婆心劝告自己在剑桥的学生不要被马克思主义迷惑，一个公正社会不一定非得以暴力革命实现，在现有制度下政府可以有很大的作为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

凯恩斯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病，他有句挖苦不受遏制的资本主义的名言：

“资本主义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信念，认为最龌龊的人，出于最龌龊的原因，竟然会神奇地为所有人谋取利益。”（“Capitalism is the extraordinary belief that the nastiest of men, for the nastiest of reasons, will somehow work for the benefit of us all.”）

这句话说明了他对不受遏制的资本主义的不信任。对他来说，有作为的政府不仅是经济健康运行的需要，也是社会公正的需要。的确，使千万人失业并陷于贫困的“大萧条”是1920年代不受遏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后果。凯恩斯是一位开启新时代的经济学家，可惜早逝。他死后20多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才设立，当然他与诺奖无缘。但他对世界的影响之深远恐怕远胜于大多数得过诺奖的经济学家，不禁让我联想到他《通论》中的一句评论：很难能有什么思想能像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那样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世界（大意）。

新政的巨大成功不仅表现在大萧条时代的高失业率，从1933年近25%降到了1941年低于10%，也体现在联邦政府在三个方面的建树：各种监管法规的出台（比如1933年的“证券法”和著名的改革银行系统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成立，实行对华尔街的监管），社会安全网建设（建立社会安全保险基金和失业救济保险），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同时，1935年的“劳工关系法”（Wagner Act）也保障了工人加入工会联合议价的权利。这些政策都为美国中产阶级的壮大和二战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到1950年代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两党在推行这些政策上都相当一致，称为“自由共识”。

必须指出的是，新政时期让中下层人民受惠的很多政策是将黑人排除在外的，比如联邦房屋管理局（FHA）和退伍军人管理局（VA）对房屋贷款进行担保时受“redlining”指示，即黑人居住区的贷款申请一律不予受理，这是历史上黑人拥房率低的主要原因。房屋增值是普通人家庭财富积累的最常见途径，美国二战后的繁荣并没有惠及黑人群体，黑人的普遍穷困更多是制度造成的。今天，黑人平均收入水平是白人的60%，但财富水平只有白人平均的5%。

新政后美国经济繁荣，（白人）中产阶级壮大，但以向富人征高税为代价，导致有产者和富人反弹。同时，强烈反对政府干预和凯恩斯主义的奥地利学派（以哈耶克、米塞斯为代表）在冷战开始后影响美国经济学界。这些都是主张小政府的保守主义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但这个运动席卷全美是在南方加入之后。
1954年，高院判决“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意图终止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遭到南方白人的强烈反弹。从此南北联盟的保守主义运动融入种族主义成分，州权和产权又一次成为反击联邦政府干预、反对征税的利器。从此，冷战时期的运动型保守派把自己反对的“自由共识”一方全部贴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标签，不管是主张福利社会的“新政”民主党，还是反对种族隔离的传统共和党。他们说：政府是恶，因为政府征税不是为了谋求社会平等，而是掠夺勤劳白人来救济懒惰的黑人。

共和党“南方战略”的转型成功让尼克松在1968年赢得大选。1971年，在接受尼克松提名进入高院的前夕，未来大法官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 Jr.）以自己在烟草业大公司做法律顾问的多年经验，给商业部送发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列举了一系列推翻新政以来的监管法规和保护大资本利益的战略要点，被称为保守派经济政策的蓝图。这是联邦政府政策全面右转、以主张市场主宰一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导的起点。到里根执政后，小政府更是联邦政府的主要理念，除了政府军工合同膨胀，政府的职能受到全面削弱，大幅减税和私有化也是这时候开始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入公共政策甚至宪政秩序却是出于一位不太为人所知的经济学家的毕生努力。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1919-2013）生长在“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时期的南方，早年反对高院“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判决，一生支持州权，反对联邦政府干预，经济学思想上主张不受任何制约的市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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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坎南

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后，因为当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在经济学研究中对数学模型相当倚重，让布坎南不以为然，因而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深受哈耶克影响，后者也和他常有学术往来。奥地利学派不喜欢数理分析，更因为奥派反对一切政府干预，都让布坎南倾心。1962年布坎南与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合著的《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出版，试图用市场效用分析建立一种契约论，证明多数人决策（民主）的不合理性。

布坎南认为，从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立场来看，任何政府强制推行的集体决策都有收益和成本两面（成本是反对某个不利自己的决策付出的努力，或者支持某个利于自己的决策的努力）。只有当个人认为对自己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他才能同意这项决策。因此，对社会而言，只有全体一致同意的决策才是合理的。由此推之，集体决策（多数人的选票决定）对富人征收累进税来支援穷人的财富再分配不合理，因为这会遭到富人的反对。工会的联合议价（collective bargaining）也不合理，因为会受到公司股东的反对。进一步推论，政府的监管法规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会受到被监管企业的反对。布坎南的社会契约实际上是把一致同意作为政治制度合法性标准的模型，带有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完全由市场做主的预设目的。因为将市场分析引入公共政策研究的开创性努力，后来被扩展为“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领域有广泛影响，1986年布坎南获得经济学诺奖。

政治经济学界对《同意的计算》的主要批评是，布坎南的分析只考虑集体行动中个人的成本，没考虑到集体不作为对于社会的成本（从大萧条时代多少人受到伤害就能看出来）。布坎南的分析框架的设置将集体行动中个人成本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完全忽视集体不作为的成本，是他对市场自由偏爱的结果。这种偏见很可能是无意识的。不管如何，当我读《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和《同意的计算》，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两位作者思维方式的截然不同。凯恩斯是开放式的，是看到未来可能性的双赢（政府借钱向经济输血同时刺激需求，经济增长后创造就业，进一步增加需求，经济增长亦使税收增加帮助政府平衡预算），布坎南是封闭的、零和的思维模式（你的收益一定意味着我的损失）。

其实，新政后的美国不仅中产阶级成长迅速，劳动生产率也提升很快，这和社会稳定、人心满足、创造力得到激发不无关系。今天建设公共之善就是为明天提供创造力资源。两党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焦点其实也体现于此：民主党更着眼于未来的经济增长，重视对公共设施、公民医疗健康和公共教育的投入，而共和党更在乎眼前的利益分配，把旨在建设公共之善的财富再分配看作不正当，贴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标签。

1980年代初布坎南受到坚定的自由至上主义者、石化业大富翁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的重视，布坎南在华盛顿近郊的乔治梅森大学建立的公共选择研究学院获得科赫的慷慨资助。科赫对被保守主义运动推上台的里根很失望，认为里根的政策右得不够彻底。实际上，1980年他让弟弟大卫·科赫（David Koch）以第三党（Libertarian Party）竞选总统，失败后就准备做长远战略打算，决意要以自己的理念改造共和党从而改变美国政治。

布坎南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让查尔斯·科赫有知音之感，认为找到了理想的理论根据。布坎南获得诺奖后，科赫的小圈子更是兴奋，觉得他们的事业大有前途。政治上科赫擅长黑钱的黑箱作业，喜欢设立各种基金会，以慈善捐赠绕过政治献金法律的约束大力支持秉守他们信条的右翼政客。他的两大基金会，“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为自己的事业培养人才（时常通过布坎南的研究中心接受培训），“理性基金会”（Reason Foundation）则侧重私有化的宣传和立法准备工作。除了要求对社会安全网（Social Security, Medicare, Medicaid）的私有化，极右分子鼓吹的私有化涵盖面更广，包括公立学校的私有化，比如以助学券（school voucher）制度替代公共教育。对这些人而言，公共之善根本就不应当存在。

著名的自由至上主义者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1926-1995）是受科赫资助的另一位右翼经济学家，他以自己对当年俄共培养忠诚干部的了解，建议科赫采用列宁的办法，对右翼青年灌输坚定的信念（这里就是视政府为敌、视公善为仇的私有化信念），并要求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绝不妥协。一代人后，共和党中尤其是深受自由至上主义熏陶的少壮派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后来科赫对罗斯巴德坚持主义和理念的纯度测试（purity test）颇为反感，认为过于迂腐，不够务实，有碍自己政治意图的实现，遂与罗斯巴德逐渐疏远，对布坎南更加倚重。

值得一提的是，罗斯巴德对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卡尔胡恩特别欣赏，认为后者对联邦税收和干预的抵制，保护了受到民主制度威胁的个人经济自由。卡尔胡恩当年就认为麦迪逊的宪政设计没能约束多数人的集体行为（民主），以至会伤害少数人（奴隶主）的经济自由。布坎南其实也是这个看法，但他为人低调，言行谨慎，不会像罗斯巴德这样明确说出来。

确实，维护有产者的经济自由是自由至上主义者恪守的正统思想，对他们而言，民主和政治权利都是其次。产权优先于人权，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在各项价值的次序和取舍上，今天的自由至上保守派和历史上的南方种植园奴隶主高度一致。八十年代后，右翼以经济自由为主导价值，实际上，使之成为超越一切价值之上的最高价值，体现了自由至上主义对保守主义的强有力的渗透。这是共和党和保守主义的第二次变异，是继种族主义对保守主义污染之后合乎逻辑途径的跟进。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布坎南在七十年代和很多右翼经济学家一样，积极参与了帮助智利皮诺切军政府的经济咨询。带着对美国宪法以民主约束经济自由的遗憾，宪政经济学学者布坎南为智利制订了一份维护少数人统治的宪法，以经济自由为最高目的，修宪条件极为苛刻。我对保护绝对市场自由的独裁政府的经济表现感到好奇，上网查询数据，在世界银行数据库找到从1970年到1990年（皮诺切政府在1987年倒台）南美主要国家的GDP增长和失业率数据，结果失望地发现，和其他国家比，智利经济增长平庸，失业率居首。（图表如下）事实上，皮诺切统治时期，智利经济几次面临崩溃，更有甚者，这20年间智利贫富差距剧增，贫困人口暴涨，社会人心不稳，积怨深重。没有政治自由的经济自由必然走向寡头政治（oligarchy），即便实行不受制约的资本主义。这种制度下的自由只能是有钱有权者的自由，少数人的自由必以牺牲多数人的权利为代价。可见一个社会是否健康，最关键的因素不是搞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是有无健全的民主制度能够保障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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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凯恩斯和布坎南的根本不同不在于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认同上，或者只是经济政策的分歧，而是他们对政府的态度有根本区别，这个区别决定了他们对于财政/货币政策对市场的调节、监管法规的推行、财富再分配这三个涉及政府行为的领域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在《通论》中，凯恩斯承认正常的贫富不平等有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合理性，但像大萧条时代那样的不平等就不能容忍了，因为社会无法持续。他赞赏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能力，又说驱使人们赚钱的动力能用去不少社会中躁动不安的能量，有利和平和安定。

据杨小凯的学生回忆说，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对其多年来推崇备至的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有所反思，知识背景之一就是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1932-1998）逝后出版的《权利与繁荣》（Power and Prosperity）一书的核心思想：“强化市场能力的政府”（market augmenting government）是维持市场的最佳手段。

在书中奥尔森指出，市场要为一个社会带来经济繁荣必须得有两个条件：第一，政府使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得到保障，如此社会中每一个个体，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都能从尊重产权并遵守契约的制度中获益，经济增长和繁荣将随之而来。第二，政府必须使社会中的腐败和掠夺行为得到抑制。奥尔森说社会失序下的弱肉强食和专制政府的掠夺行为在第一个条件下都会得到控制，不必再次强调。他要人们注意个人权利和产权受到充分保护的社会中，利益集团通过改变立法和政府规则而获得巨大利益和特权。他特别提到游说团和大财团的价格控制（这些也是行业和企业的集体行为）。

奥尔森说如果集体行为能为大多数人带来福利，它则是可取的，但如果收入层次中的少数人（暗示大资本精英）的集体行为（游说、价格控制、或影响立法和监管规则）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但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就必须制止。因为这种行为会抑制创新，最终使经济失去活力。

这里我们看到奥尔森与布坎南对待集体行为的不同看法。奥尔森对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集体行为是肯定的，反对的是少数人以损害公共利益而获得特权。布坎南正相反，他反对让多数人受益的集体行为，维护的还是少数人统治。

杨小凯对奥尔森非凡的洞察力相当佩服。他屡次提过的“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e comer）也是奥尔森最先提出来的。奥尔森生前得诺奖的呼声很高，可惜早逝。顺便说，布坎南晚年非常欣赏杨小凯的贡献，就是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融入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后建立起来的严密分析框架。奥尔森认为这是对经济学了不起的贡献，两次提名杨为诺奖候选人。可惜，天才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早逝，与诺奖无缘。

第3次变异：
运动和斗争

“与现实脱节，理性消失，仇恨和恐惧主导行为。这是共和党的第三次变异，至此，运动型保守派成功地葬送了保守主义。这次变异发生在十多年前，受奥巴马当选第一任黑人总统的刺激而生的茶党其实就是今天阴谋论QAnon党的前身。”

让我们回到保守主义。我始终认为，要避开今天的噪音真正理解传统的保守主义，还是要回到柯克（Russell Kirk，1918-1994）。他在《美国秩序的根基》最后的论述中，以“布朗森与公正社会”为题着重叙述了保守主义涉及政治生活的几个重要原则：重视自由与秩序的平衡，关注社会公正，强调共同之善，反对“政府是恶”说，肯定公正、有效、有作为的政府，在坚守法治、传统和规则的同时，也肯定民主与进步。他欣赏伯克的“永恒之约”说，强调以维护社会共同利益为责任的道德习惯。他引用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1803-1876）反击过分进取的个人主义，说它部分是美国的产物，部分是时代氛围所致，这种个人主义常常为立即获取财富和个人好处而牺牲公共事务中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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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布坎南将市场经济的自利原则引入公共政策领域，假设投身政治的人都是以私利为目的，公众服务只是托辞。这种理论对美国政治的“公众服务”传统伤害很大，对后来美国政坛的腐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泛滥（尤其在右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政治腐败的后果是公众对政治和政客不再信任，参政热情降低。这个现象在近年因为川普带来的刺激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果不关注政治和公共利益，自己的权益会逐渐失去。

真正的保守主义强调限度与平衡，在现有制度下各种政治力量妥协与合作，为公众利益服务，同时稳步地逐渐地改进制度，使之更为合理和完善。这其实也是共和主义的要求。极端和打破建制都是保守主义和共和主义认为不可思议的。但五十年代开始的保守主义运动，常常以极端和打破建制为策略在政治斗争中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种“运动型”保守派是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不能理解也无法认同的。运动型保守派是保守主义真正的敌人。

打破建制的“保守派运动”来自民粹和资本精英两方面。我们谈运动，常联想到民间自发的大规模政治活动，比如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但保守派运动与之不同的是，第一，它不是在现有制度下维护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维权运动，而是打破建制、以自己的理念改造政治权力秩序的夺权运动；第二，它以上层资本精英的幕后推动为主，后来吸收了民间的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成分（比如基督教保守派，尤其基要派力量）而形成的更强大的政治势力；第三，它自南方战略后就逐渐以共和党为旧瓶注入了自己极端理念的新酒，使共和党在理念和行为上极端化，在党争中攻击性强、绝不妥协、越战越勇，从而彻底改变了美国的两党政治。今天美国的立法瘫痪就是这种极端党争的结果。这种情形下，再好的制度也无法发挥作用，民主政治亦陷于困局。

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1942-2008）是运动型保守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早年参与支持戈德华特1964年的总统竞选活动，1973年帮助建立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比1938年成立的保守智库，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斗争性强得多），还帮助成立了“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ALEC），ALEC受到“传统基金会”指示，多年来提出推进大资本利益的议案，影响众多州议会的立法，在私有化和打击工会，尤其公立学校的教师工会，方面也成效卓著。韦里奇也是第一个提出“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的人，自诩以基督教保守价值观代表多数人，并与老法威尔牧师（Jerry Falwell Sr.）一起建立了称为“道德多数”的基督教保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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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里奇

1970年代后期，保守阵营中资本精英和基督教文化保守派形成联盟，称为“新右”运动，策略上以文化战争的热点问题（堕胎、同性恋）挑起白人保守选民的愤怒和不满，将大批运动型保守派选进国会，推动由幕后资本精英策划的联邦和州级政府的立法活动。科赫是资本精英中重视改变规则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建立并资助的“州级政策网络”（State Policy Network）与ALEC（也有科赫的重金支持）联手影响了大批州级立法，采取的手段往往是通过州内初选宣传造势，操控州议员的连任机会，迫使州议会通过ALEC提出的议案。

科赫在影响选民的宣传方面颇有天才，一个突出例子是，在茶党兴起前，2007年有71%的美国人相信气候变暖是人为造成的，到了2011年降到了44%。不过，由于近年气候反常小概率事件频繁发生，气候变暖越来越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大批科普出台，相信人为气候变暖的美国人又在2019年上升到美国人口的71%。

右翼也积极渗透司法系统，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1971年大法官刘易斯·鲍威尔给商业部的秘密备忘录就指出，今后保护资本利益的一个重点应该放在司法系统。科赫建立并资助的“司法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就意图要全面恢复新政前的宪法。“司法研究所”与“加图研究所”合作，将铁杆保守派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推进高院。另一位铁杆保守派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得入高院也有这些右翼组织的推动。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十年来右翼在联邦司法体系塞进了大量的以保护资本精英利益为己任的法官，到参院大佬麦康奈尔时期形成高峰。最近十几年间右翼改变规则的几个大手笔高院判决，例如：支持拥枪权的“哥伦比亚特区诉Heller案”（DC v Heller，2008）, 以言论自由为法理依据保证公司和财团介入选举献金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C，2010）, 限制选举权的“谢尔比县诉Holder案”（Shelby County v Holder，2013），以及2019年认为以促进党派利益重新划分选区合宪的判决，还有今年极有可能对共和党限制选举权有利的判决，等等。资本以改变规则来长久掌握权力是典型的金钱政治，这种制度下的财富获得更有可能是通过影响权力结构而不是勤劳致富。这种财富积累往往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正是奥尔森说的掠夺和腐败。

斗争性的政治是新右运动刻意选择的形式，韦里奇在1978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上公开说：“我们和以往的保守派都不同，我们就是极端分子，就是要推翻现有的权力结构。”对韦里奇而言，政治中的妥协和合作是软弱的表现，是绝不可取的。他的得意门生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后来完美地继承了他的风格。金里奇在2005年一次访谈时说，“我们当时做的一切都是和传统政党的那些做法反着来的。”

七十年代共和党在走向极端化的时候，民主党反而控制住了自己阵营中的极端分子。1968年芝加哥的民主党总统提名大会上的混乱失序，以及警察暴力镇压冲击大会的示威者事件，都让民主党上层震惊、反思，组织委员会（McGovern-Fraser Commission）对本党治理整顿，通过了一系列规则以改革初选制度，确定了各州的大会代表不能再由党内大佬秘密指定，代表产生的程序必须公开透明，而且必须按比例代表各州人口中黑人、女性和年轻选民这些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这些制度改革在建立稳定和透明的规则同时，也使边缘选民为实现自己权利的抗争获得了常规途径。民权运动中的极端声音得到了控制。改革后的民主党获得了新的活力，也保持了传统政党的风格。后来民主党在党争中屡屡落败，也是因为仍然秉守传统的合作与妥协原则，不再是极端化之后的共和党对手。

在煽动选民的愤怒和怨气上，“新右”保守派也是高手，韦里奇说，只选拿一个选民最关心的话题（single issue, 比如堕胎）来“死缠到底，挑动情绪，让选民发狂”，就不愁选民不投你要他们投的候选人的票！在1980年的一次ALEC会议上，竞选国会议员的共和党候选人得到的指示是：“说服地区的宗教领袖们替你动员选民，把宣传的矛头对准对方的裤裆痛击。”用这种方式，新右获得了保守派天主教徒和南方福音派选民的忠诚支持，今天仍然如此。

右翼热衷文化战争的一个目的也是要激怒左派，让他们在堕胎、同性恋（后来又加上变性人）等问题上与右翼争战不休，而忽视对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的关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民主党却没能及时出台应对的政策（除了被大力削弱后才得以通过的奥巴马医保），这是2016年大选民主党失去大批白人蓝领选民支持的重要原因。

文化战争也包括打种族牌。共和党选民中的白人至上成分有不短的历史。著名的种族主义者，Dixie民主党的阿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虽然失败，但获得了一千万张选票，当时是全国选民的1/5 到1/3，不可小看。这部分人基本特征是“不年轻、不穷、不黑”，后来都加入了新右的“道德多数”联盟。民权运动后民主党走向种族包容，实行了一些对黑人补偿性的政策（比如让右翼咬牙切齿的平权法案AA），黑人贫困人口比例大，因此也多是福利的救助对象。新右对白人右翼选民的煽动说辞就变成：左派搞社会主义，掠夺勤劳的白人补助懒惰的黑人，让黑人受到优待，就意味着白人的地位下降，这是反过来的对白人的歧视。

1996年和2000年极右民粹分子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两次以第三党竞选总统，他的选民组成也类似当年的华莱士支持者，主要成分是右翼天主教徒和所谓“新邦联”（neo-Confederate）的南方白人至上主义者。基督教右翼和白人至上分子也是今天川粉的骨干，国会山暴乱的主要力量。这些人虽然是美国人口的少数（约占1/4），但因其极端性和危险性，今天是一股不可轻视的政治力量。

资本精英对这些民粹分子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希望利用他们获得权力并巩固权力，另一方面也担心局面失控，这些社会的边缘力量直接走上政治舞台，走入权力中心。冷战时期，面对苏联这个强大的共同敌人，右翼中的精英和民粹成分得以暂且同床异梦，冷战结束后，矛盾和分歧浮上水面。过去20年间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迅速重新塑造美国的政治经济图景，社会分化让右翼中民粹成分的不满加剧，认为现有制度不再为他们服务，而人口结构变化、新移民中有色人种成为主体都加深了他们对白人即将成为少数的焦虑。

他们不仅反民主党建制，也反共和党建制。2016年总统大选，川普以反建制的黑马姿态赢得初选，又以同情锈带蓝领的面目赢得大选，共和党中历史上处于边缘的民粹成分也因为对川普百分之百的忠诚和支持进入到政治视野的中心。这些人对建制、法治和民主制度都没有忠诚，只有对领袖的忠诚。这是目前共和党选民基本盘中精力和能量最旺盛的成分，因为他们的忠诚，川普才得以继续控制共和党。

但阴谋论的盛行和与现实完全脱离并不始于川普时代。1987年“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废除了“公平主义”规则后，右翼广播迅速蔓延，以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言辞夹杂大量造谣和阴谋论煽动怨恨，对共和党选民的人心制造了极大混乱和焦虑。这些主持人中的佼佼者是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他的风格极像当年的韦里奇：“突出一个话题，死缠到底，挑动情绪，让选民发狂”，还有“对准政治对手的要害处痛击”。

福克斯新闻电视台在1996年成立，旨在壮大右翼的宣传力量。运动型保守派是个很小的圈子，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在八十年代就试图影响美国政治，是罗杰·斯通（Roger Stone）和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搞的游说咨询公司的首批顾客之一。福克斯新闻的宣传手段把右翼媒体的极端和疯狂推向了新高峰，视自由派为仇敌，把掌控自由派（“own the libs”）当作事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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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斯电视台的主持人一个比一个更愤怒，对自由派的厉声呵斥颇有北朝鲜电视台主持人的风采。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说：“保守派的错误就是不够心狠手辣”，在和自由派的斗争上他们必须更极端。这种斗争方式已完全不是民主政治下的公众辩论了，离保守主义的节制和审慎更差了十万八千里。斗争性政治进入到共和党的血液，阴谋论和谎言占据了大脑，共和党作为一个政党已经停止了思考。愤怒的声音在回音壁里越来越响，右翼选民的现实被完全解构，脑中的恐怖“妄想”替代了现实：自由派是魔鬼撒旦，如果他们胜了就是世界末日。

与现实脱节，理性消失，仇恨和恐惧主导行为。这是共和党的第三次变异，至此，运动型保守派成功地葬送了保守主义。这次变异发生在十多年前，受奥巴马当选第一任黑人总统的刺激而生的茶党其实就是今天阴谋论QAnon党的前身。几年后共和党被川普绑架，成为反法治、反民主、反科学的民粹党，甚至开了美国历史上败选的一方抗拒权力和平更替的先河。一帮共和党政客为保权位牺牲原则，惟领袖为大，在国会山暴乱的事件后还对川普纷纷表达效忠，又有什么奇怪呢？

保守主义运动终结了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效反对党的消失将意味着健康的政党政治的终结。如果共和党不能起死复生，重新成为一个健康又有包容性的政党，美国民主将难以为继，前景堪忧。

参考书目：
1.Federalist Papers, No. 1, 10, 30, 46, 57, 58, 68, 85, by Alexander Hamilton and James Madison, 1787 – 1788
2.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by John Maynard Keynes, 1936
3.The Calculus of Consent, by James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1962
4.Power and Prosperity, by Mancur Olson, 2000
5.Democracy in Chains, by Nancy MacLean, 2017
6.Social Contract, by Michael Lessnoff, 1986
7.美国秩序的根基，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 by Russell Kirk, 1974 (张大军译)
8.The Long New Right and the World It Made, by Daniel Schlozman and Sam Rosenfel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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