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7年初开始，《华盛顿邮报》决定每天提醒读者“民主死于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将这句话作为铭文印在报头之下。2019年（笔者曾在当年述评中介绍）就有学者预言，美国社会的对立正在演变为“政体分裂”，选举争议会导致“暴动”并引发宪政危机。2020年10月1日Politico杂志发表戴蒙德（Larry Diamond）等五名政治学家的联署文章，警告大选导致暴力冲突的危险正在急剧上升，并呼吁采取紧急措施，成立跨党派的专门委员会应对可能的暴力事件。而11月2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对选举引发暴力的问题表示关切。甚至有评论认为，当前的美国处于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分裂，“第二次内战”并非不可想象。
1月29日马萨诸塞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茨（Alasdair S. Roberts）在《对话》网站发表文章，题为“那些哀悼美国民主脆弱性的人们弄错了什么？”。文章指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华盛顿特区部署军队来维持秩序的情况已经出现过四次，而针对总统和政要的暗杀事件也发生过多次。作者试图在历史的视野中，对美国的真实现状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许多人看来，攻击国会山事件显示，美国民主已经变得脆弱，而这种脆弱性是新近的危险趋势。但作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夸大其词之嫌，并不是因为它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而是它忽视了一个历史事实：“美国民主一直是脆弱的。”更准确地说，美国真正的困难在于它是一个“脆弱的联盟”，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局部冲突，其中许多深层的裂痕并未真正弥合。“美国”（The United States）这个词（在字面上）是复数名词，直到南北战争之后，才在美国官方演讲中被确立为单数名词。
早在1975年，一份题为“民主的危机”的报告提交给了“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作者是克罗齐（Michel Crozier）、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与绵贯让治（Joji Watanuki）。他们针对当时西欧、北美和日本等国家对于民主的悲观论调，对民主政体面临的外部与内部的挑战做出分析，认为导致民主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政府要求的增长与政府执政能力的不足。在1980年代，著名政治学家达尔（Robert A. Dahl）发表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1983）和《民主及其批评者》（1989）等论著，对民主政体的局限与弊端展开多方面的检讨评估并提出改良的构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对于民主的忧患意识贯穿于整个冷战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历史终结论”等对民主的乐观论述才成为显学。
早在2016年底，《时代》周刊选择特朗普作为年度人物，当期封面上称之为“美利坚‘分众国’总统”（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到了2020年初，《经济学人》引用调查数据认为，美国政治极化的严重性已经可以被称为“非文明社会”（uncivil society）。
这并不是一个新鲜问题。在过去几年间，有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评论文章以及纪实作品相继问世，探讨特朗普支持者的身份、处境与成因。从2013年《下沉年代》（The Unwinding），到2016年《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白人垃圾》（White Trash）和《故土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再到2020年PBS制作的纪录片《美国大分裂》（America’s Great Divide），所谓“被忽视的人群”不再是一个被忽视的盲点，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公众熟知的热点议题。
在文化解释方面，近年有多部研究论述“基督教民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的著作问世，其中2020年3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为上帝夺回美国》（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获得许多好评。作者怀特海（Andrew L. Whitehead）和佩里（Samuel L. Perry）是两位社会学家，在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基督教民族主义主要不是一种宗教愿景，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基于对美国建国原则的神圣化理解，主张“将美国的公民生活与特定类型的基督教身份和文化相融合”。这种意识形态体现出一种维护种族与民族“边界”的强烈愿望，将白人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传统视为美国民族精神的正统，倾向于将归属其他种族和宗教的移民视为“他者”，构成对美国文化传统的威胁。在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中，有更高比例的人反对跨种族婚姻和跨种族收养，质疑警察执法中存在种族不平等的事实。这部著作的研究论证，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将特朗普视为他们受到威胁的权力与价值的捍卫者”，他们支持特朗普是为了以上帝的名义“夺回美国”，并维护自身正在失去的特权。
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多年前就表达了类似的洞见。她深入到路易斯安那州“茶党”（Tea Party）的腹地，经过五年的考察访谈写下了《故土的陌生人》，试图理解“美国右派一边的愤怒与哀伤”。她在茶党基层成员那里发现了一个悖论：他们会支持有损于自身利益的议员和政策（比如深受环境污染之苦的人，却支持撤销联邦政府环保署的动议），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她探索他们“看待世界的主观棱镜”，发掘了他们的“深层故事”（deep story）——这并不是他们处境的事实，而是他们对自身处境的“仿佛感觉”（feels-as-if）所构成的故事。
对特朗普的崇拜现象已经受到许多评论家的关注，在CNN、PBS、NPR、Vox和《外交政策》等多家知名媒体中也出现了相关问题的讨论。《名利场》杂志2021年1月21日发表了对哈桑（Steven Hassan）的访谈，他在去年出版的著作《特朗普崇拜》（The Cult of Trump）近来引人注目。哈桑认为，对崇拜（或邪教）的判定在许多时候是困难的，因为名人常常会让人产生近似崇拜的献身倾向，而特朗普是“一个极为出色的营销者、品牌家和社会名流”，这与著名运动队或流行明星有非常相似的一面。名人确实会吸引崇拜者，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是否被欺骗和被控制？
《今日心理学》在2020年11月发表舍罗（Hogan M. Sherrow）博士的文章，试图更为严谨地探讨“崇拜”现象。舍罗指出，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一些明星政治家，从华盛顿开始，有西奥多·罗斯福、肯尼迪和里根，一直到奥巴马，他们都被视为具有人格魅力的领导人。那么，给追随特朗普贴上“邪教”的标签是否公平呢？舍罗认为，特朗普的许多追随者“符合社会学、宗教和心理学界通常用来认定邪教的标准”：邪教是“一种极端主义或虚假的宗教或教派，受到一个专断的、魅力型领袖的指引，其成员对他表现出不变的，甚至是宗教性的崇敬”。在美国选民中，特朗普最忠实的追随者只占较小的比例。他们倾向于信奉一种非常特殊的爱国主义理念，其中包括孤立主义和仇外心理。他们渴望让一个所谓“上帝之选”的人物来引领他们。
《纽约客》的资深作者格拉瑟（Susan B. Glasser）曾撰写每周更新的专栏“生活在特朗普的华盛顿”，在2020年底专栏即将结束的时候，她在结语中写到：“直到并且除非我们对围绕特朗普发生的事情做出完整的解释，否则2020年就没有过去，也永远不会过去。我仍然不愿去想起，但我知道忘却不是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