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片刻的慰藉很快被新生的忧患所吞噬：原先的常态秩序远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世界。至少从十多年前开始，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就一直处于颓势，遭受的怀疑与批评之声也连绵不绝。著名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称之为“神话”，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视其为“大幻觉”，还有戏称其“既不自由，也非国际，而且无序”的讥讽之辞也广为流传。
阅读过去一年发表的几十篇相关评论后会发现，只有极少数论者对此抱有相对积极的态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是其中之一。他在《外交事务》2020年7/8月号发表文章，主张重建“下一个自由秩序”。然而他的论证主要诉诸“必要性”的理由：世界各国处在复杂而深度的相互依赖之中，“现代性问题”造成的全球危机需要有全球合作的解决方案，自由国际秩序虽有缺陷，但很难找到更好的替代性选项。他建议从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遗产中获得启示，重塑一个以美国为核心、以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为基础的多边主义的自由秩序。
首先，远在特朗普执政之前，已经出现了扎卡里亚所说的“其余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趋势，表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仍然位居世界之首，但在全球的相对权重已经显著下降。这种衰落将减弱美国提供全球公共品和干预区域事务的能力。另外，虽然美国一直从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获益，但普通民众对此缺乏直接的切身感受，他们反而对于为阿富汗与伊拉克这两场持久战争付出的代价更加敏感。大多数美国民众反对在国际事务上“浪费资源”，赞成“美国优先”的转向。在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拜登“让美国重新引领世界”的雄心，将面对国内民众及议会代表的反弹阻力。
最后，重建自由国际秩序也会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拜登的对华政策尚未完全成型。他声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但同时表示“只要符合美国利益，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在2021年2月19日“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在线会议上，拜登呼吁盟友联合一致，做好“与中国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3月3日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在白宫发表长达二十八分钟的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新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其中将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列入八项优先任务之一。布林肯强调，美国面临着若干国家的挑战，但来自中国的挑战与众不同，这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因为“中国是唯一——以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的力量——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严峻挑战的国家”。他指出，美国与中国关系将会是三种类型并存：“竞争如果应该，合作如果可能，对抗如果必要”，而这三者的共同基础是“需要从强势地位与中国打交道”。为此，布林肯重申了与盟国和伙伴合作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权重是中国更难以忽视的”。
兰德公司在2021年1月发表其“国家安全研究部”（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的一份报告，题为“实施克制”（Implementing Restraint），副标题为“美国区域安全政策转向运用一种现实主义的克制大战略”。这份长达一百八十二页的报告全面介绍和评估了“克制大战略”的主张，这是与“主流外交政策界”不同的另类选项。
美国在冷战后的外交政策采用了靠近“总体支配”一级的“霸权大战略”（Hegemonic grand strategies），这需要更高程度的军事介入。但如果美国在国内外各种制约下无法延续这种战略，就需要向“孤立主义”一端移动，转变为“克制大战略”（Restrained grand strategies），相应地将减少或保持最低限度的军事介入。
作者否定了主流观点的默认前提——国家强大必定领导世界，其实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正如班级中“学霸”未必要当班长）。他的核心主张是，美国完全可以放弃领导世界的责任，同时仍然保持头号大国的地位。正如文章标题所示，这样的美国不再是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而是转变为一个“无赖超级大国”（Rogue Superpower）；这个世纪也不再是一个自由秩序的世纪，却仍然是“美国的世纪”，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美国世纪”（illiberal American Century）。
英国脱欧之后，法国成为欧盟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随着默克尔的任期即将结束，马克龙已被视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导人。他本人对此有明确的自觉意识。2020年11月16日《欧洲大陆》（Le Grand Continent）杂志刊登对马克龙的长篇访谈，同时以六种语言发表，题为《马克龙纲领》（The Macron Doctrine）。
在法国国内，这项法案也受到一些穆斯林群体和左翼议会代表的批评抗议。《经济学人》12月发表一篇文章，综合介绍了各种批评意见。许多人担心，这项法案实际上是在针对伊斯兰教。有些人怀疑，该法案将太多的权力移交给国家，并且侵犯了“世俗原则”（laïcité）本应保障的宗教实践权利。也有人批评政府误将保守的宗教性当作险恶的意图，而无视法国贫民窟背后的结构性种族主义，认为马克龙过于重视针对伊斯兰主义的斗争，但至今为止忽视了他反击种族歧视的承诺。还有人指责他不仅反对伊斯兰主义，而且反对宗教本身。但极右翼政治家勒庞（Marine Le Pen）却认为，马克龙动议的这项法案在这场“意识形态战争”中过于软弱无力，无济于事。
《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马克龙“对伊斯兰主义的强硬立场可能在海外遭到批评，但很可能受到国内的欢迎”。这项法案在法国享有广泛的支持，来自主流左翼和温和的右翼，也有穆斯林领导人表达了支持。穆萨维认为，这些措施的总体目标是“让法国的穆斯林安心”，因为极端分子是“非常边缘的少数人”。也有些支持者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法国伊斯兰基金会（一个寻求“进步伊斯兰”的世俗组织）负责人本谢赫（Ghaleb Bencheikh）博士在电话采访中表示，这项方案对于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是“不公却必要的”（unjust but necessary）。
在过去四个多月中，法国学者与知识分子的相关讨论也非常活跃。在帕蒂被害后的10月24日，有一篇四十九人联署的文章发布于《星期日报》（Le Journal du Dimanche）的论坛，要求政府翻过“与激进伊斯兰妥协”的岁月，恢复“完全彻底的世俗主义”。文章的联署人包括著名哲学家巴丹戴尔（Elisabeth Badinter）和郭舍（Marcel Gauchet），作家佛瑞斯特（Caroline Fourest）和《查理周刊》的律师玛尔卡（Richard Malka），以及“共和之春”运动的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