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49年至朝鲜战争爆发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也许是中美关系史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同时又充满巨大分歧的领域。大多数美国学者认为，以杜鲁门和艾奇逊为首的美国行政当局试图贯彻的正是阻止中苏结盟的楔子战略，特别是国务卿艾奇逊等人渴望与新中国建立正常的关系以防止中共完全倒向苏联，但国会内部的亲蒋势力、美国反对承认的公众舆论和中共蓄意激怒西方国家的行为使杜鲁门政府无法这样做。华裔学者邹谠、沃伦·科恩(Warren I. Cohen)和南希·塔克(Nancy Tucker)都持这样的看法。科恩和塔克甚至认为，为了在中国和苏联之间打进楔子和鼓励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艾奇逊准备停止对蒋的一切援助和听任台湾的“陷落”，华盛顿还计划与北京政府开展贸易、给予外交承认和支持北京获得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总之，艾奇逊的政策是现实主义的和灵活的。这一观点被称为塔克－科恩命题（Tucker-Cohen theme）。 但另外一些美国学者,如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沃尔多·海因里希斯（Waldo H. Heinrichs）等人认为科恩－塔克命题忽略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双重性，没有看到尽管艾奇逊愿意听任台湾的陷落，国防部却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认为台湾对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并认为共产化的中国注定是苏联的卫星和苏联在亚洲扩张的工具。这两种政策取向共存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中，因此仅仅描述艾奇逊现实主义的一面是不够的。多数中国学者除否认中共的政策构成美国拒绝承认的原因外，大体赞同美国学者的第一种观点，即认为艾奇逊等人的政策是比较灵活的，杜鲁门政府未能实现同新中国的和解是由于美国国会和舆论的阻挠；而另一些中国学者则认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半时间里，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实行的是全方位的敌视政策，即排除对话，不予外交承认，在敌视和孤立新中国问题上，艾奇逊等人与国会内的亲蒋势力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二战后美苏崛起为世界的超级强国，整个世界形成两极体系。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两极体系内在地孕育着大国冲突的种子,冷战后的世界本应上演的是传统的地缘争霸游戏。从地缘政治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牵制苏联力量的增长，维持全球均势，这一目标要求把遏制苏联与遏制共产主义分离开来，合理的遏制政策应该是以苏联为对象，而不是以共产主义为对象，美国应该与不受苏联控制的共产党国家合作以便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后来的尼克松政府正是这样做的。冷战初期，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提出的遏制战略也主要是以遏制苏联的扩张为目标。但是在1949－1950年间，美国的遏制战略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变化：遏制对象从苏联的力量转变为遏制任何地方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扩张，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目标压倒了地缘政治目标，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南。
1949年6月24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向杜鲁门政府提出，行政当局在没有与外交委员会充分磋商之前不得考虑承认未来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同一天参议员威廉·诺兰 (William F. Knowland)向杜鲁门递交了一封16名共和党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签名的信，要总统澄清目前没有考虑承认问题。7月1日，艾奇逊致信康纳利，保证在考虑承认之前与外交委员会磋商。随后，艾奇逊公开提出了承认新中国三条件, 即中共政权实际上控制该国领土，愿意履行国际义务，其执政得到人民的普遍认可。艾奇逊的这一做法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因为如果艾奇逊真的曾经考虑过承认问题的话，他在这一时期提出承认的三个条件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三个条件肯定是中共无法达到的。毛泽东自1947年2月以来一直声称新中国不会承认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艾奇逊完全没有必要提出这样三个条件，因为国会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他实际上是自缚手脚。戴维·麦克莱伦(David S. McLellan)对此评论说，“了解这一点后，人们艾奇逊不得不质疑艾奇逊的智慧。” 其实，不是艾奇逊的智慧出了什么问题，而在于艾奇逊与那些参议员一样，并没有真正打算承认。
一些学者认为，从国务院的楔子战略应该可以推导出艾奇逊试图改善与中共的关系，因为只有向中共示好才能使其脱离苏联的控制。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推导。事实却是，离间中苏关系的设想并没有导致艾奇逊试图与中国和解，而至多表现出不触怒中国或不采取任何行动而听任中苏分裂的自然进程。在艾奇逊等人看来，向中共示好，包括承认新中国并不能加速中苏分裂的进程，因为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分裂并不是西方示好的结果。甚至艾奇逊的一些幕僚们还相信，对中共施压反而有利于中苏分裂，因为在西方施压的情况下，中共对苏联依赖加深，苏联会对中共提出更多的利益要求，这样会导致中共对苏联的不满。国务院的主要幕僚查尔斯·约斯特（Charles W. Yost）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中共对西方的态度不会因为西方的和解政策而得到改善，与共产党政权打交道的经验表明，“他们常常把对他们的妥协政策视为是受用心险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驱使或因为西方自身的弱点”。西方的灵活政策不会促使中苏分裂，因为这样会使中共在美苏之间两头获利，而强硬政策反而会奏效。他写道：“铁托主义不是源于西方的鼓励而是源于地方共产党政权无法忍受俄国人的压力。尽管一个持异议的共产党政权绝对需要接受西方的援助以便生存，但是如果卫星国对莫斯科的依赖程度很大，以致于鼓励后者剥削前者超过其忍耐的限度，则该卫星国更有可能与苏联分道扬镳。一个能够从西方获得援助的卫星国因为缺少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反而更可能保持对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忠诚。……有各种理由相信，我们这方面的强硬而不是温和的政策，只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对政策不断进行调整，更可能促进中共与俄国的最终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