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菲律宾，中共支持菲律宾共产党毛派领导人何塞·马利亚·西松（Jose Maria Sison），此人被他的追随者称为“菲律宾的毛泽东”。在毛主义影响下，西松把菲律宾共产党内的激进派纠集起来另立山头，很多成员来自菲律宾左派大本营菲律宾大学，在１９６９年建立了菲律宾新人民军（后改称民族解放军），发起武装斗争，争取到中共的支持。当时，１９７２年一艘叫 Karagatan 的运送军火的船被菲律宾政府军截获，１９７４年另一艘叫 Andrea 的船在台湾南部海面对珊瑚礁上搁浅，是两起引起国际注意的新闻事件。为了介绍毛主义并把它和菲律宾实践相结合，西松撰写了《为民族民主革命而斗争》、《菲律宾社会与革命》、《菲律宾人民战争的特点》等著作。在１９６９年３月发表的《纠正错误和重建党》中西松宣称“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民族解放军已经清除了以拉瓦和塔鲁卡为代表的以及其他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左’、‘右’倾错误”。中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菲律宾民族解放军的纪律。西松本人于文革早期在中国受过至少三个月的训练。１９７１年，为了迎接菲律宾的“革命高潮”，西松制定了“中国路线”，派党内第二号领导人里卡多·马来率领一个１４人的代表团连同他们的家属（这是当时派遣去中国受训练和建立联系时的通常做法，因为这些人往往要在中国呆很长时间）前往中国系统学习中国经验，这个代表团的具体任务是“一，在中国代表菲律宾共产党；二，确保从中国获取物质援助；三，和其他共产党在中国的代表建立联系；四；领导在华受训的菲律宾共产党员；五，作为菲律宾革命在中国的人力资源；六，建立图书馆和档案库；七，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而展开活动”。〔６〕马来在中国一直住到１９８１年，当邓小平不再支持东南亚革命、马科斯政府解除军管后，他离开中国去了荷兰，８年后再回到菲律宾，担任马尼拉纪事报的编辑。他在采访中说中共当时除了提供军火，还教他们如何使用针灸和草药，如何在海上航行这些游击战所需要的知识。但他在中国也了解到中国革命和菲律宾革命之间的重大差别，不能照搬毛主义模式。
在非洲，中共的输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独立运动相联系，然后是和独立后由谁掌权以及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相关联。据 Ian Greig 《共产主义在非洲的挑战》一书介绍，中国对非洲的支持有可能早于苏联。早在１９６１年，就有６个喀麦隆人被捕，交代了在北京接受为期１０周军事训练的情况。除了军事技术，这些非洲人还学习了中共革命的经验，“训练的第二个阶段集中在‘中国革命斗争，、’人民战争‘、民主革命’，以及如何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这６个非洲人在１９５９年就被派回法属非洲展开武装斗争。据西方媒体报导，在６０年代中期以前，一些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三比克、几内亚、喀麦隆和刚果来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尔滨、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接受训练。一个叫作“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的组织的成员介绍他在上海接受为期一年训练的情况。除了军训，主要是政治学习，如何发动乡村群众和展开以人民战争为目的的游击战。一个阿曼游击队员介绍了他１９６８年在中国接受训练的情况。他经过组织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后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上海，再转到北京。在参观了中国的一些样板学校和公社之后，他被送进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政治学习中，中共教员认为在非洲传播毛主义的一大障碍是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对这个宗教进行了批判。中共的教科书规定，在回答“同志们，什么是《可兰经》？谁是先知？”这个问题时，标准答案是“《可兰经》、先知和伊斯兰教的其他表现形式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英帝国主义的发明”。在课程表上，毛泽东著作的课程是最重要的，受训人员必须背诵很多毛语录，有关纪律和如何对待乡村群众的内容听上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类似。这些非洲人也实地观察了文革中的中国。例如，当他们参观一所学校时，教师提出“对黑帮分子怎么办？”的问题，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杀杀杀”。陪同人员告诉这些非洲人：“黑帮”是那些没有教育好的、自以为有知识胆敢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知识份子和教师。在最后结束训练时，每个受训的安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语的毛泽东著作。〔１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