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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12-27-2011 16:26
标题: 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关于“高层-基层革命”与“权利-行为规则”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2-25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25 3:49:42
阅读量：517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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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要民主”、“要革命”不是中国的真问题，该要的中国人都会要，要不了的再怎么想要也要不着。“高层革命”如何原地自转、“基层革命”如何不可避免、“基层革命”如何只是“权利规则革命”而不是“行为规则革命”，这些才是中国的真问题。最革命的谁也比不过孙悟空，可在如来佛手里，悟空不过是猴子。如来佛才是中国的真问题。

　　2005年，我在美国读到一本刚出版的英文新书，题目叫《中国的民主未来》，作者布鲁斯·吉利是美国的一位驻华记者，后来他2008年在普拉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这本书大胆预言，中国大陆将于2020年实现西方意义的民主化，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个民主化的可能过程。无独有偶，在2011年12月16日出版的《华盛顿季刊》上，刘瑜发表了“中国为什么将民主化？”一文（Yu Liu & Dingding Chen (2012): Why China Will Democratiz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5:1, 41-63），同样断言中国将于2020年前后实现民主化。

　　我假定本文的读者都不反对中国民主化，“要民主”的问题不用再讨论，要讨论的是8年后是不是就能“有民主”。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先来冷静地分析一下2020年中国到底能不能实现民主化，然后我们再来分析韩寒的“不革命”，看看韩寒为什么会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需要革命”，看看韩寒的“不革命”是否不同于李泽厚的“告别革命”。

　　1，“现代化假说”与“民主定义”

　　刘瑜对中国民主化的乐观情绪来自四个方面的理由：经济发展，文化变迁，领导倾向，外部环境。

　　“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是西方学术界中非常流行的一个“现代化假设”。刘瑜曾经在早些时候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现代化理论的兴起、衰落与复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一文里详细分析了这个“现代化假设”，并在那里得出了一个极其明确的结论，认为“任何时候对现代化理论下定论都为时过早”。可时间没过几个月，刘瑜现在突然认为：“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将是中国民主化的动力”。

　　刘瑜对“现代化假设”的突然“认识转变”不仅是一种草率，而且主要是一种“基本方法论”上的认识失误。我自己在“如何利用统计学欺骗民主？--关于人均收入与民主的因果关系”（“共识网”，2011-03-01）一文里分析过，这种认识失误主要是没有用“逻辑的经验实证”去指导“数据的经验实证”的结果，是在逻辑糊涂情况下上了“统计欺骗”的当。正是由于没有坚定的“基本方法论”信念，刘瑜对自己的明确结论就会随着场合的需要而出现摇摆。

　　不幸的是，这个“认识欠缺”问题在她的文章里还进一步从“民主定义”问题上暴露出来。实际上，讨论“中国为什么会民主化”的刘瑜并没有给民主一个明确的定义，她显然认为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民主。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假定过分有利于她文章的结论，因为事实表明，即便是民主问题的专家也未必能看清中国的民主问题（见“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如何在民主问题上混？”，“书面民主是个好东西？”，载于“选举网”，2011-12）。

　　不给民主下定义怎么就有利于“中国会民主化”的结论呢？很简单，当刘瑜所讨论的民主既可能是“多党自由的竞选”（“多党民主”），也可能是“非多党非自由的普选”（“一党民主”）时，“中国将民主化”就更容易成立。刘瑜的整篇文章正是利用这个“混定义”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的，她在实现“一党民主”可能性的论据就很容易被“混”成实现“多党民主”可能性的论据，这在她引用温家宝和俞可平的言论时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可问题是，刘瑜所要论证的民主百分之百是“多党民主”而不是“一党民主”。所以，刘瑜的“混定义”手法依然不是“学风欠缺”问题而是“认识欠缺” 问题。也就是说，刘瑜对在中国实现“多党民主”的愿望是真诚的，但她这个真诚的“民主愿望”在转换成“民主认识”时，其转换逻辑不幸中断在西方民主理论的信念里而不能延续到中国的政治现实里。

　　更加明确地说，当刘瑜在“现代化假设”的问题上前后矛盾时，她已经迷失在西方传统的“数据的经验实证”里，从而用“数据民主”取代对“逻辑民主”的究诘。当她进一步迷失在“多党民主”与“一党民主”认知陷阱时，她至少已经“在逻辑上”完全不顾中国现实中的“书面民主与现实民主的区别”以及“事件民主与制度民主的区别”。

　　更加直截了当地说，刘瑜同中外的许多民主研究者一样没能认识到，民主的本质实际上是“破除政治垄断”而不是“民权普选”。所以，分析中国的民主化根本不在于分析“民权普选”的可能趋势，而在于分析“政治垄断”如何可能被打破。否则，就会心里想的是“多党民主”的可能性，可实际上论证的却是“一党民主”的可能性，结果错把“改善政治垄断”的现象当成了“破除政治垄断”的证据。而更深一层的“认识欠缺”，则是把“中国政治”当成了“一般政治”，漏读了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含义，漏读了中国精英和民众的“单一权威信仰”，从而高估了外界和象她那样的学者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力。

　　2，“现代化假说”与“绩效合法性假说”

　　如果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并不能支持“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的结论，那么具体到中国，为什么“经济发展未必导致民主化”？首先要理解的是，在不支持“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的各国经验里，包含的是一些普遍的因素和一些各国独特的因素，而正是这些“各国独特的因素”在决定着民主化的程度和可能。

　　当刘瑜用东亚地区“儒家经济圈”的民主发展去论证“现代化假设”时，她忽视的是大陆生态与海岛生态在“演化博弈”结果上的不同（见“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什么?”一文，“选举网”，2011-3-21）。当刘瑜用世界各国的统计数字去否证“绩效合法性假说”（即经济发展有利于政权巩固）时，她忽视的恰恰是中国特色的“天命观”，这是一个包含“暴力合法性”与“绩效合法性”的中国传统观念，也是一个实利主义的中国人所本能认同的观念。

　　在否证“绩效合法性假说”对中国的适应性时，刘瑜不能一方面承认经济发展的持续，另一方面又简单地认为青年人视现在的生活水平为理所当然，认为人们会对高税收、高通胀和经济的可能停滞产生不满。原因很简单，蛋糕做大后分配问题会激化，但大蛋糕毕竟比小蛋糕好，更重要的是：

　　第一，中央财政实力令人不满的增加，却在实际上巩固了中央政权的再分配能力和政治支配力（财大气粗有钱维稳）；第二，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本就不是典型市场经济的“循环型增长”，即便外部环境会影响对外贸易和投资，它仍然是行政驱动的非典型市场经济的“政绩型增长”（你看看那些地方官员的GDP冲动）；第三，即便在典型市场经济里，消费驱动的增长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升级，同样无法避免金融危机、经济动荡、贫富差距和腐败，所以经济波动与不均本身，根本不是否证“绩效合法性假说”的真理由；第四，中央政治经济实力的上升还伴随着一种其含义还远未被理解的“中央政治制度变迁”，“一党限任模式”确实比朝鲜的“家族政权模式”或苏联的“终身专制模式”更不好倒，而这也正是刘瑜的文章所漏读的（见“解读中国这个谜---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一文，“选举网”，2011-10-1）。

　　3，政治文化变迁

　　关于政治文化的变迁，刘瑜列举了青年人对政府的不满、对自由民主的希望、群体事件的增加、政府维稳费用的上升、知识阶层的民主倾向、韩寒热与微博热、部分媒体的自由倾向、网络信息的传递等等，试图证明中国文化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不利于民主，认为“许多保守的趋势是表面化的”。

　　我完全同意刘瑜现象罗列中的含义，但刘瑜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如此认识实在令人吃惊。刘瑜只从“制度需求”方面而没有从“制度供给”方面讨论“政治文化”，在“制度需求”方面，刘瑜也没有对“争利”、“争权”和“夺权”这三者作任何区分。这就是我上文提到的，刘瑜根本不能从“破除政治垄断”而不是“民权普选”的层次上去理解民主，中国民主化的核心问题恰恰是在“政治垄断”而不在“民权普选”上，恰恰是在“制度供给”方面而不在“制度需求”方面，恰恰是在“夺权”上而不在“争权”和“争利”上，“争权”和“争利”恰恰就不能导致“夺权”。

　　中国“政治文化”的第一大要点是“一山不容二虎”，是“制度供给”方面的“政治垄断”。不抓住这个要点，一切现象罗列都是浮云，一切从“制度需求”方面的民主化论证都是“一党民主”而不是“多党民主”的民主化论证。刘瑜似乎已经迷失在“民主的细节”里而看不到“民主的逻辑”。

　　正是如此，刘瑜把“制度供给”方面的“政治文化”归结到“反历史假说”的偶然事件上，说“要是切尔年科多活20年、邓小平少活10年，苏中两国的民主化就会大为不同”。刘瑜接着讨论了三个涉及“书面制度供给”却不涉及“现实制度供给”的问题：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在多大程度上认同民主？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推行民主实践？政治派系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民主化前景？

　　刘瑜不出所料并不厌其烦地引用了温家宝近年来的民主言论，可由于在“一党民主”和“多党民主”简单区别上的漏读，她不仅没能证明温家宝的民主言论是“多党民主”言论，反而把温家宝的“一党民主”言论当成了“多党民主”言论。不管是温家宝所明言的“选举、司法独立、制衡”，还是俞可平所主张的“渐进民主”，它们通通都与“多党民主”无关，都可以是“一党领导”下的民主化。这也是刘瑜所再次漏读的中国“政治文化”的第二大要点：用“书面政治”粉饰“现实政治”，用“书面民主”粉饰“现实民主”。

　　这让我想起俞可平在2011年1月20日《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敬畏民意”一文，不少人因为他说“如果大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人民就有权收回委托给执政者的权力”而激动不已，可大家却没有认识到，俞可平的前提是中共已经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作自己的宗旨，公民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有效的保护，某些官员的不当行为是与党的宗旨相悖逆的。瞧瞧，人家多高明，一个实证问题（民主制度）到了他手里就变成一个规范问题（民主宗旨），“多党民主”已经被卖成了“一党民主”了有人还在那高兴地数钱，然后还敢老说“民主不是理论问题”。

　　刘瑜提到，人们可能利用领导人的讲话来支持自己的民主诉求，可这依然是一个“争权”和“争利”的问题，是一个“事件民主”而不是“事件民主”能导向“制度民主”的问题（如“乌坎事件”不可能改变“选第二把手”的制度）。刘瑜说，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不可能成为替代西方民主的模式，可问题是中国“政治文化”的要害根本不在做而在说，“做的不是说的，说的不是做的”，并且这样居然能够得逞，那才叫“中国特色”。实际上，刘瑜对中共民主实践（包括党内“公推直选”等民主实践）的谨慎态度，已经完全否定了她自己的乐观情绪，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表明：刘瑜的文章几乎就是“为了到国外刊物发表而发表”的“逢场作戏”，至少也是“认识欠缺”情况下的“为赋新词强作愁”。

　　4，领导的民主倾向与外部环境

　　刘瑜把“政治派系”斗争看成为“民主的朋友”，认为中共高层出现“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刘瑜特别强调的是新的最高领导人个人权威的递减，以及执政党本身的停滞对这个递减的强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薄熙来和汪洋的地方政治实践在“争夺影响力”上可能会成为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竞争对手。

　　这里，刘瑜显然是把“地方行为”与“中央行为”混为一谈了（见“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论中共高层领导的行为模式”一文，“选举网”，2011-7-3）。

　　刘瑜引用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新秀达伦·阿西莫格鲁的话说，民主改革是政治精英避免革命的理性选择；还引用美国政治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话说，新一代政治精英在实际利益上可能趋向保守，可利益与价值的认知冲突也可能出现偏向价值理念的爆发（在韩寒看来，这叫“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见“说民主”，2011-12-24）。在我看来，问题根本不是西方的学者说得多正确，他们的问题同刘瑜一样，都是不能把貌似普遍的真理放到一个具体的文化情境中去理解。也就是说，问题根本不是“民主的细节”，问题在于“民主的文化细节”。如果中国的民主化仅仅是个“民主的细节”问题，我相信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民主化早就成功了。

　　实际上，阿西莫格鲁在“制度如何成为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一文里提出过一个“制度理论”，认为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状况决定一个社会的当前权力分配，当前的权力分配又决定了当前的经济制度，并决定了未来政治制度的演变；如此，经济发展的状况就是由当前的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政治与经济的紧密关系不是“现代化假说”描述的那样，而是他所认为的“关节点假说”的情况：在某些历史的紧要关头，在特定制度条件的作用下，一些国家走向了民主和发展，另一些国家却走向了专制和停滞（另见他的“收入与民主”一文）。

　　不幸的是，阿西莫格鲁这个有说服力的“制度理论”在进入“民主的文化细节”几乎被完全抛弃，他的《民主与专制的经济根源》一书还是未能进入“民主的文化细节”，更不必谈进入中国“民主的文化细节”了。

　　中国“民主的文化细节”除了上述“制度供给”方面的“政治垄断”以及用“书面政治”粉饰“现实政治”的“双轨政治”外，另外两个要点是“单一权威信仰”和“限任制党权最大化”的制度含义。我在“产权国家论”、“统治商数论”、“权威信仰论”、“双轨社会论”和“制度发展论”等公开系列文稿里已有论述，这里只需要指出，绝大多数中外学者至今对“限任制党权最大化”的制度含义仍毫无认识，严重低估了中国的“一党限任模式”确实比朝鲜的“家族政权模式”和苏联的“终身专制模式”有更大的耐力（可以特别参考“解读中国这个谜--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一文，“选举网”， 2011-10-1）。刘瑜一直把重点放在影响民主化的“统治成本”方面，可是，“统治能力”及其制度现状才是理解中国民主化的关键所在。

　　正因如此，刘瑜在文章里把“外部环境”当成了促进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力量，可实际的现实是，不仅西方国家在经济利益面前在价值上不断对中国妥协（西方人也搞这种对外的“书面民主”），而且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外部压力之下反而变得日益高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共在“暴力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及“历史合法性”之外的“制度合法性”。这里实际上也表明，刘瑜的文章严重地低估了中国文化的实质与内在冲动。

　　另外，刘瑜的民主化会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国际交往利益等讨论也根本文不对题，因为“政治垄断”的要害是“权力优势”，至于确立“权力优势”是否损害经济增长和国际交往利益，根本就与实质问题无关，经济增长和国际交往利益只是在碰巧有利于确立“权力优势”时才是问题。

　　5，韩寒的“不革命”与李泽厚的“告别革命”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选举网”上发表时，刘瑜文章的题目从“中国为什么将民主化？”被误译成“中国为什么要民主化？”，可碰巧“要民主化”反而更能表达刘瑜的主旨，“将民主化”实在是太“明目张胆”地“谎报军情”了。“要民主化”我们举双手同意，因为这确实是中国的现实，可“将民主化”就是另一回事了。

　　相比之下，“非学者”的韩寒反倒比刘瑜少去很多“书呆气”。刘瑜寄希望于高层的“突变”，韩寒在2011年12月23日“谈革命”的博文里，则明确认为“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中国也不需要一场革命。韩寒为什么认为中国不可能革命也不需要革命？韩寒说了四点：

　　第一，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中国人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这就是我所说的“小圈子道德”和“双轨社会”）。

　　第二，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这就是我所说的没有“关系”的人信任合作难，有“关系”的人遵从外在规则难）。

　　第三，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在革命的洪流里，有钱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观，就别提操作了。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社会要有所作为离开“单一权威”的强力难，制度的正常运行没有“单一权威”的保证难）。

　　第四，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我所说的民主根本就不是“民权普选”而是“打破政治垄断”， “民权普选”的“一党民主”只会是巩固“政治垄断”的手段）。

　　韩寒的“不革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有人认为“这个小文艺腔”犬儒化了。在我看来，韩寒不是在“嘲讽和诽谤我们目前的公民意识和道德水准”，徐友渔的“哈维尔、昆德拉与我们”（“中评网”，2000-12-22）一文确实严重低估了中国人“书面一套、现实一套”的德行。中国人的问题根本不是怕“不怕自己的生存状况受到质疑或挑战”，或者屑“不屑于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找到形而上的辩解”，中国人的问题是自己的意识与本能无法统一，自己的理智无法与情感统一，自己的言论无法与自己的行为统一。

　　同样重要的是，我认为批评韩寒的人把应该用于批评李泽厚的话，错用到了批评韩寒身上了。李泽厚的“告别革命”是“要民主、但不应该也不需要革命”，这是一种明确的“规范主张和劝导”；而韩寒的“不革命”是“上下这种样子不可能也不需要革命”，这是一种明确的“冷酷实证”，根本不含有任何“规范主张和劝导”，根本不是在劝阻他的粉丝们“别去革命”，“想要革命”的人也根本不会因为他的文章而改变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刘瑜高估了外界和象她那样的学者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力。

　　有人会说，“冷酷实证”的分析客观上同李泽厚的“劝阻”一样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而像刘瑜、徐友渔这样的“正确愿望、错误认识”客观上反而有利于中国的民主化。这种批评恰恰说明它像刘瑜那样对中国的民主缺乏理解。有人硬说韩寒幼稚、不懂政治学，可本文的分析证明幼稚的恰恰是刘瑜而不是韩寒。

　　刘瑜只谈中国人的“民主权利”，可韩寒则在肯定“民主权利”的基础上深入一步地谈中国人的“民主能力”；刘瑜只谈民主的“制度需求”，可韩寒则在肯定民主“制度需求”的基础上深入一步地谈民主的“制度供给”。萧瀚的“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载《阳光时务》，2011年第7期）也是仅仅停留在“要政治革命”和“文化一般”的层面上，根本看不到中国的问题不是“要革命”及“国民素质”问题，而是“制度供给”及“行为规则”问题。

　　中国学术界的水平之低，甚至都已经到了对现实的理解力完全不如一个韩寒的地步，这完全是因为中国学术界仅仅满足和沉溺于“要民主”、“要革命”的“规范冲动”的结果，这同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的天真是一个道理。

　　韩寒说得好：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见“说民主”，2011-12-24。韩寒显然已经比我们的许多学者更理解“制度供给”、“行为规则”和“打破政治垄断”的真谛）。

　　中国的“高层革命”不可能，那是因为毛岸英的年少轻狂使中国躲过了朝鲜式的“家族政权模式”，并且也因为中共用“一党限任模式”取代了苏联的“终身专制模式”。所以也可以认为，中国的“高层革命”不可能是因为这个“高层革命”已经发生，现在的重点是像“乌坎事件”这样的“基层革命”。中国的“基层革命”有没有“大小文艺腔们”的所谓“大声呼吁”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但中国的“基层革命”却只是一种“权利规则革命”，不是一种韩寒提到的“会车关大灯”的“行为规则革命”。“会车关大灯”的不是中国人，“永远先出恶招”才是中国人，这是个“演化博弈均衡”问题，不是个“自由民主人权”问题（见“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什么?”一文，“选举网”，2011-3-21）。

　　中国的民主可以有三个阶段：“书面的一党民主”，“实际的一党民主”，“西式的多党民主”。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能在2020年前后能实现“书面的一党民主”，那就已经过分乐观了。刘瑜的“多党民主化预言”定然是天方夜谭，而她对“美国模式”的拒绝则只能进一步证明她在“一党民主”和“多党民主”的区别问题上有多么模糊和矛盾。

　　6，结语：如何解决“韩寒问题”？

　　本文的分析表明，刘瑜的“要民主所以2020年能有民主”是一种“用应然推出实然”的“自然主义谬误”，李泽厚的“要民主但不应该也不需要革命”则是一种“用实然推出应然”的“逆向自然主义谬误”（见“告别李泽厚”一文，“选举网”，2011-9-25），两者都是让自己的“价值主张”主宰了“冷酷实证”和“价值判断”的“规范冲动”结果。

　　韩寒的“上下这种样子不可能也不需要革命”是一种典型的“冷酷实证”。韩寒当然也有他的“价值判断”，但他没有突然跳跃到“价值主张”的“规范冲动”层面，就如同我肯定“乌坎事件”和否定“朝鲜政权”不属于“规范冲动”那样（见“乌坎事件的本质是什么？”与“朝鲜政权为什么不会崩溃？”两文，“选举网”，2011-12）。冷静与犬儒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文化人的臭毛病是自以为非得高举什么“规范主张”，然后像乌坎人那样的农民才能知道什么叫自己的切身权利。

　　但是，韩寒的“上下这种样子不可能也不需要革命”隐含了一个他没有直接表达出来、却对学者们构成挑战的问题：中国人上上下下这个样子怎么就不可能革命啦？从“上上下下这个样子”到“不可能革命”的具体逻辑到底是什么？如果“不可能革命”不是中国人的宿命，我们又应该如何破解其中的运作细节？中国人的“行为规则”怎么就老让近代以来的“高层革命”停留于书面化和口号化？（问题涉及“如何破解中国的政治大一统之迷？”的研究课题，可先参考“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一文，“选举网”，2011-10-17）

　　总之，“要民主”、“要革命”不是中国的真问题，该要的中国人都会要，要不了的再怎么想要也要不着。“高层革命”如何原地自转、“基层革命”如何不可避免、“基层革命”如何只是“权利规则革命”而不是“行为规则革命”，这些才是中国的真问题。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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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北非中东茉莉馨欧债求援浙贷劲.阿菲拉灯升仙境李庄二季撤诉停.九级福震核飘零五杠武钢被神经.勃油早泄伤环景沟油论尽寻验证.大运赶人菜刀名共和脊凉显奴性.邵氏孤儿报淡定和谐通胀真激情.校巴援交难为情佛删名镇好姿整.小悦被碾五金城陈川人闻车绑警.乌瞰戒严急转型关心群情绪稳定.红歌颂曲意逢迎权贵锤镰贺寿咏.动车追尾来赠兴辞善红会搞工程.神舟天宫太虚荣空气优劣怎辨认.禁室培欲涉党政天价巡视算文明.人权黑暗觅光诚民主落难萎胱症.独立候选监视听教授三妈叼哪声.金二暴毙小三顶共产世袭天朝永.
用户：fsgts 发表于：2011-12-26 23:41:32支持(0) 反对(0)
[25]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方先生说：“‘要民主’、‘要革命’不是中国的真问题，该要的中国人都会要，要不了的再怎么想要也要不着。‘高层革命’如何原地自转、‘基层革命’如何不可避免、‘基层革命’如何只是‘权利规则革命’而不是‘行为规则革命’，这些才是中国的真问题.……”。
……“高层革命”、“基层革命”、“权利规则革命”、“行为规则革命”，等等，这些都是什么呀？方先生用“冷酷实证”实证了半天，绕来绕去，搞得太玄乎了，但还是一个“（要……怎样）革（什么）命”的问题；或者：“（要……这样……就）不革命”的问题。
用户：123456a 发表于：2011-12-26 22:16:30支持(0) 反对(1)
[24]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缪一轮说得对。即使从“冷酷的实证”看，方绍伟先生和韩寒一样，还是不完全了解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与不革命等问题。
因为，方先生的逻辑解释不了过去中国革命都是怎么爆发的。按照  他对中国人革命性不足的逻辑，过去的一切中国革命都不会发生。
用户：123456a 发表于：2011-12-26 22:02:06支持(3) 反对(1)
[23]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中国革命很可能在最不需要最不适宜也最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时候爆发，这是不以任何冷酷实证者的逻辑和任何规范冲动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用户：缪一轮发表于：2011-12-26 16:16:01支持(8) 反对(0)
[22]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应然”与“实然”，其实就是“理想”与“现实”之关系。
   人类历史就是对“现实”(“实然”)的不满足，而根据“理想”来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说是根据“应然”而达到目的的过程。
      “应然”是有根据的，不是“空想”，它是自于人的本性的“使然”，完全有可能不断趋于达到的目标，即使暂时不可能达到，但也可以趋向于达到。
      “实然”，就是方先生主观认定的“既定”事实，一个方先生自我武断为不可更换的“现实”，但他却无法用理论与“冷酷实证”来证明它是一个能长期存在的现实。
      所以，方先生的要说的其实很简单：民主是好的，但在中国只能专制。
      这种发言的效果如同潘维先生如同一辙，只不过换了个方式而已：方先生在唱红脸，潘维先生在唱黑脸，一个在阳的，一个来阴的，演的是同一场戏。
用户：许良发表于：2011-12-26 13:13:33支持(3) 反对(4)
[21]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此文甚合我心啊。韩寒的两篇文章写得都很入味，虽说不上是超水平发挥，但至少是他正常水平的稳定发挥。韩寒唯一的漏洞就是：提到素质，并在两篇文章中坚持素质论。其实依本人看来，素质这东西实在虚玄的很，同一个人在不同方面表现出来的素质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当然，驳斥韩寒的人里也少有真君子（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是真糊涂吧，揪着他的这个漏洞不放，穷追猛打。我的观点和本文的趋同，根本就不是什么素质的事，完全是文化使然。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才是民主迟迟不能到来的真正原因。清末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没有随着清朝的覆灭而终结，反而如火炬般被代代接力，一直扛到今天。学西方的什么东西，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拿过来之后都是往自己的骨架上一套，看外表，好像也颇像回事，一看内里，还是中国人的老一套。而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也顽强的保留着。有少数像刘瑜这样的精英，能挣脱本族文化的桎梏，却看不到这隐形的索链，仍像幽灵般附在大部分同胞的身上。其实，说得再深入些，这如幽灵般的文化索链，又何尝不是我们民族性及人性的一部分。如若不能正视这文化的可怕力量，则只能如韩寒所说，被传统一次次的复辟。文化决定了传统，文化决定了习惯，你现在能思考到一切，你的思考方式，都是文化使然。文化不变，没有民主之精神，没有民主之气节，只是大讲什么制度、素质，完全就是不着调。而鲁迅，也正是看清了这一切，才会毅然的弃医从文，要从内里改变国人的文化劣根性，改变韩寒所说的“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这个东西，跟素质没关系，完全就是文化使然，传统积淀。文化不变，即使制度变了，很可能又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XXXX”；文化不变，光是素质高些，不乱吐痰错车不开远光灯，但还是习惯于“被代表”，脑子里装满了“明君梦”、“青天梦”、“武侠梦”，恐怕中国离真正的民主自由还是差好远。
前面有人提到了“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也回一句话“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走了清皇帝，来了太祖；焚书坑儒，广场重演。。。是的，形式不一样了，但内里的实际呢，不是一样？因为体没变！变得只是那个用，那个形式。
用户：okcompu 发表于：2011-12-26 11:40:58支持(2) 反对(1)
[20]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就我个人的看法，只要存在杰出的政治精英，经济基础、民众素质、外部环境才可能成为变化的条件，他们就如同高超的厨师，任何材料都可以做出名菜来，反之对于一个蹩脚的厨子任何高级材料都不会帮助他做出一桌美味。
如此看来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是否能产生杰出的政治精英，没有杰出的政治精英，什么理由都可以不是理由。
用户：漂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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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这位网友的观点。但民主政治精英一定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产生，而不是在此之前。

西哲说过：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韩寒和方先知都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同100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基础、民众素质、外部环境”所发生地彻底变化，可能高层和底层都没有深刻的觉察，以至于将来革命发生时，上下都因为没有准备而手足无措，就如同苏东的突然巨变和突如其来的阿拉伯之春一样。

"春江水暖鸭先知"，谁会成为最先感知中国革命的“鸭子”呢？

用户：大地  发表于：2011-12-26  9:43:19

杰出政治精英到底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出现我个人觉得不好说的清楚，好比划时代的艺术大师是可遇不可求的。中国清末民初一下出来那么多杰出政治人物其理由也是过后才找到，至于现在的土壤是否能孕育出，需要历史来发现和证明。我感觉当下的体制能够为下一位杰出政治人物的产生提供机遇，专制转型到民主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开天辟地，谁能够实质上推动了这个转变，谁就是未来的杰出政治人物，这个人物何时出现，只有上帝知道。
用户：漂泊者发表于：2011-12-26 10:47:28支持(4) 反对(1)
[19]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方先生文章不错，很有启发性。
但实证分析离开了动态视角，可能仍然是在刻舟求剑。权威递减、效率递减乃至治理说做不一的阴阳大法（“书面民主”）逐步被人们识破排斥，并非能够一直维持拒绝制度需求的坚决不供给（民主）制度。
静态分析，方先生的思考很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纠结于我们想民主却在现实什么都得不到的“冷酷”事实。动态上看，这一切都在变化。微博技术供给出来，不仅是给人们发泄情绪的，更可能激励和启蒙、生产更多的不满来。不赞成方先生行文中把国民素质和行为规则分开的看法，后者更可能与前者相包容或者直接相关的。受到启蒙的国民素质提高了，行为规则确实不一样，我们实践着这一切。
全民启蒙和参与是不可能的，象美国英国这些国家的民主（投票）参与率都是不高的，自私和利他有个边界，每个人对于私务和公共事务偏好不一样。我认为，如果每天有百分之五的国人阅读选网这样的网站，共识产生的速度和效果就很不一样了，这会激励很多人参与学习和思考甚至行动。
中国的文化具体性并非想象得那样不堪。这种特殊性比起前二十年、前四十年乃至一百年已经弱化很多很多了。在压制性的体制下，物质及精神受扭曲的很多人产生了制度愿望，没有认知工具和实施路径（没有购买力），不足以生成制度需求，但即便如此，对制度供给的互动机制不可被忽视。
用户：zyjson 发表于：2011-12-26 10:31:27支持(4) 反对(3)
[18]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就我个人的看法，只要存在杰出的政治精英，经济基础、民众素质、外部环境才可能成为变化的条件，他们就如同高超的厨师，任何材料都可以做出名菜来，反之对于一个蹩脚的厨子任何高级材料都不会帮助他做出一桌美味。
如此看来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是否能产生杰出的政治精英，没有杰出的政治精英，什么理由都可以不是理由。
用户：漂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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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这位网友的观点。但民主政治精英一定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产生，而不是在此之前。

西哲说过：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韩寒和方先知都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同100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基础、民众素质、外部环境”所发生地彻底变化，可能高层和底层都没有深刻的觉察，以至于将来革命发生时，上下都因为没有准备而手足无措，就如同苏东的突然巨变和突如其来的阿拉伯之春一样。

"春江水暖鸭先知"，谁会成为最先感知中国革命的“鸭子”呢？

用户：大地发表于：2011-12-26 9:43:19支持(2) 反对(2)
[17]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中国学术界的水平之低，甚至都已经到了对现实的理解力完全不如一个韩寒的地步
用户：郑雪昭发表于：2011-12-26 9:12:38支持(6) 反对(2)
[16]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中国必须实行民主，不过不是西方那种建立在“以钱为本”、“两极分化”价值基础上的掩饰垄断资产阶级专制独裁统治的资产阶级虚假精英贵族民主。而是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以人为本”、“兼顾效率与公平”和“共同富裕”为价值基础的，以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富民强国、民族复兴为目标，以国家、民族、人民的长远利益为依归的超越党争的大众民主。
用户：山人发表于：2011-12-26 0:23:47支持(3) 反对(9)
[15]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中国要民主的那些人最大的悲哀在于：他们至今都没明白他们其实在要主子。
用户：无情发表于：2011-12-26 0:10:18支持(4) 反对(2)
[14]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冷酷实证”用在自然科学领域，那是中学生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只要严格按照实验方案来做，结果几乎都是很确定和精准的；但是，这一套该当如果用在社会科学领域，那差不多就是打卦算命了，因为社会领域有很多的偶然性和突发性。突然发生的北大女学生被美国兵强奸的谣言可能是蒋介石的国民党被赶到台湾的原因；突然冒出来的神秘的两颗子弹帮助陈水扁当上了台湾领导人。这些事都不可能通过冷酷实证来推导出来的。
用户：wzsls 发表于：2011-12-26 0:04:48支持(2) 反对(1)
[13]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如果中国出现革命，也只会是陈胜、吴广式的“均贫富革命”，而不会是“普世教”信徒所希望的“西式民主颜色革命”（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当今中国贫富差距如此巨大的状况下，如若任由其继续发展下去，革命必将爆发，而革命的对象将是中外资本家及依附其上的精英和贪官，毛泽东将回到人间。

  用户：山人  发表于：2011-12-25  16:27:18支持(0)  反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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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知道革命后的后果是什么，所以，作为小资的他学乖了，不鼓吹革命了。
用户：顺风发表于：2011-12-25 22:52:27支持(2) 反对(1)
[12]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专制体制不可持久

1. 专制体制的统治模式：黑暗专制、半开明专制与开明专制；黑暗专制—全部特权阶层公然世袭权力，全体国民沦为世袭奴隶，基本丧失晋升机会；半开明专制—大部分特权阶层公然世袭权力，平民通过自身极度努力有少量晋升机会；开明专制—少数大特权阶层通过隐晦方式(交叉或轮流)世袭权力真正掌权，平民有一定晋升机会但在完全特权同化之前(二～三代)不会真正拥有左右国家政治的权力。专制的共同特点：存在世袭的占统治地位的特权阶层。专制存在的保障：○1必须有忠诚可靠的强大武力威慑内外；○2大量愚昧的甘做奴才（奴隶）的国民；○3国民能维持基本的生存。专制可持久的基础：代代延续的大量愚昧的甘做奴才（奴隶）的国民。
2. 国家民族竞争模式上，专制是少数特权精英领导大多数愚昧国民，即狮子带羊群的模式，例如清末民初60多人中才有一个小学生即是其典型。狮子带羊群肯定斗不过狮群，必将亡族灭种，例如中国之差点亡于日本。所以统治者欲求长久统治，不让外族觊觎威胁，就不能让国民太过愚昧弱小。
用户：肥佬发表于：2011-12-25 19:57:41支持(2) 反对(0)
[11]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喜欢何勇的那首[垃圾场]，一直没怎么在乎韩。80代喜欢随流，看似独生子就会有个性，其实是最没个人对社会思维判断能力。玩些小资调子可以，韩火了玩跑车就粉丝吧。而89年那些大哥大姐，天津自行车支援北同学更让人赞美，致敬。可惜了，这么多人忘记-何勇的[垃圾场][钟股楼]，89北，而纠结一个菜场卖肉也能挖苦一下这样社会的人。
用户：快乐收割机发表于：2011-12-25 19:33:54支持(4) 反对(3)
[10]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方绍伟的文章还是改不了老毛病，绕来绕去其实就是一句话：我们想要民主，但是我们却得不到民主，而呼吁民主的人很幼稚。
      方绍伟对“中国得不到民主”论证的这么斩钉截铁，很长独裁者的志气。
         方绍伟可能要坐稳奴隶了，恭喜你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而我们，继续不停地要民主！！！
用户：zhtw561 发表于：2011-12-25 17:21:55支持(12) 反对(6)
[9]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我在韩寒的“说民主”后面的留言中也谈了如下意思，世界上的事实是，民主也好、革命也罢，普通百姓只是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他们决定不了该如何，他们只是政治精英手中的棋子，他们自身素质如何都不影响政治的未来，政治精英们都会根据他们的实际采取恰当的策略。也就是说只要政治精英想好了该民主、该革命、该改良就可以了，作为政治高手都会把普通民众激发起来为我所用。所以韩寒把不能民主或者不能革命的论据定位在普通百姓身上是没道理的。
刘瑜去预测未来更是书呆子一个，预测政治未来就如同预测股市明天是涨或跌一样可笑。因为任何理由几乎都可以促使未来发生变化或不变化，你可以从经济角度、文化角度、领导角度、外部因素为已经发生的事实找理由，但未来是何种因素促成了新的事实变化，谁也说不清楚。
就我个人的看法，只要存在杰出的政治精英，经济基础、民众素质、外部环境才可能成为变化的条件，他们就如同高超的厨师，任何材料都可以做出名菜来，反之对于一个蹩脚的厨子任何高级材料都不会帮助他做出一桌美味。
如此看来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是否能产生杰出的政治精英，没有杰出的政治精英，什么理由都可以不是理由。
用户：漂泊者发表于：2011-12-25 16:46:20支持(10) 反对(3)
[8]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如果中国出现革命，也只会是陈胜、吴广式的“均贫富革命”，而不会是“普世教”信徒所希望的“西式民主颜色革命”（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当今中国贫富差距如此巨大的状况下，如若任由其继续发展下去，革命必将爆发，而革命的对象将是中外资本家及依附其上的精英和贪官，毛泽东将回到人间。
用户：山人发表于：2011-12-25 16:27:18支持(4) 反对(13)
[7]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要民主”的问题不用再讨论，要讨论的是8年后是不是就能“有民主”。
------------博主太主观了一点，要不要西方式民主当然还是要讨论的，特别是它一定要有比当下还不如的阵疼，这阵痛多长时间也不确定，中国的百姓能欢迎这种阵痛吗？
用户：白驹蚁发表于：2011-12-25 14:34:57支持(0) 反对(10)
[6]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谈论“社会革命”是否会大面积发生？还是只会发生类似乌坎事件一样的小规模群体性事件？此类问题是目前探讨的一个热点。目前的境况当然完全没有失控，权力机构还牢牢控制着大部分资源，因此有多种途径和方法来解决类似的问题。这是后极权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一向提出问题最多的一个方面——即后极权主义流变与畸变的问题。中国国民性是否本质上就能适应此类灵活的后极权主义的畸变并为其贡献某种新图景，考虑类似的问题也很有趣，中国人一向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创造力，比如如何在一个拥挤狭窄的环境中生活地有滋有味，如何创造出地沟油和毒奶粉的互相投毒的生存空间。。。。类似的创造令人瞠目结舌，无限地逼近生存的底线，从而无限地出让自己的利益并无限地被盘剥和掠夺，只要能苟延残喘，并为各类政策法规的不断探索财源，挤压百姓的利益拓宽制度空间。
      而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目前政党利益的某种泛化造成的全民贪腐的利益格局是一种维稳的高招。天罗地网已经撒下，就以我作为一个实验室里的标本，试图来分析一二——
      教育体制改革进程令人沮丧。目前的种种现象令我极为困惑。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学校这个花瓶和象牙塔中，如果学校作为某种被现实所侵蚀的载体，作为其中生存的人难逃被感染的必然命运。普通一线教师听命于上级领导层层下达的指标性任务，被工具化格式化的人格在非真实中无力达到本真的状态，生存境况堪忧。这是一幅精神异化躯体支离破碎的巨幅画卷。驱使，禁锢，驯化，学校是个小小的极权世界，控制原则，管理力度，强制式的灌输并推广动员，以战斗式的热火朝天来渗透体制权威的魔力。
      一切简单都变得复杂了，学生与教师都被导入某个巨大凄惨的被奴役的命运中去。而自由变得不可预期，抵制与反抗变得更加艰难，一切都在妨碍你，甚至连你晚上的梦魇，在一个系统中的神奇魔力正在牵扯你，试图征服你的意志，“一切都一样，我们都装模作样，我们都自欺欺人，我们都撒谎”，这是某种劝喻，一种试图将特立独行者拉向平庸的单位法则，一种集体主义的道德律令，唯有集体的才是最伟大的，当一切生命都消失的时候，唯有单位永垂不朽。
      每一个逃离这个巨大悲惨命运的人是强大的，而试图生存在其间而与其做殊死对抗的人则必然被某个最阴柔的意志所吞没，帕斯卡曾与教会做绵密的隐秘对抗，不断撕碎自己的心灵以服侍那个永恒的上帝之意志，目前这个教会变成了这个红色体制，魔力在继续渲染，这颗心灵唯有在每一时刻都保持警醒，才能在每一关键时刻保持沉静，以在每一次巨大的命运打击中经历惊涛骇浪坦然面对。。。。。。
用户：大侠尼采发表于：2011-12-25 12:03:06支持(7) 反对(0)
[5]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怎么说你啦。。。。。只能说你是读死书、不懂天时。在现今时代，在历史进程的今天，在历史的拐点前，也只有韩寒能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看问题，当前或今后五十年内，韩寒今天的理论都不会过时，因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避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什么是水到渠成、什么是顺势而为，为什么要用百姓付出极大的代价而去换取提前到来，而提前到来的动荡还不是让百姓们吃苦，懂么？
用户：yahoofdf 发表于：2011-12-25 11:32:20支持(3) 反对(12)
[4]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我赞同方绍伟先生此文的主要观点，即时下中国的学界在民主及革命等重大问题上的认知还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准上。学者们的主观想象成分太多，而对现实问题的考量则又显得严重不足。在这方面，韩寒给我们上了一课。

还有，刘瑜等提出的民主八年论更是匪夷所思。为何不会是危机八年论呢？时下那么严重的经济困境和危局，那么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那么多日趋激化的领土纠纷和热点，再伴随着那么保守的政治取向以及那么贫乏狭窄的政策选择余地，等等，都在那里摆着，可他（她）们似乎都视而不见，好像生活在真空里（在美国？）。我倒觉得，如果再不改革，七八年后，中国与其说可能会出现民主，还不如说中国很可能会走上政治上愈益倒退的自我孤立主义道路，直至出现谁也不想见到的革命。现在的中国不正是这样的吗？

因此，像乌坎村民那样通过对地权和民权的诉求去维权促政改是唯一的选择。而学者们的道义、责任和义务也就在其中了。
用户：方程式发表于：2011-12-25 10:46:17支持(30) 反对(4)
[3]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刘瑜纵然幻想，但韩寒希望那些要杀贪官的网民能够进化成公民就更是空想了。他们两个的这种等待的主张，一会助长当局维持现状的勇气，二会助长有为青年不作为的风气。

这样的结果是，让他们担心的事情成为现实。
用户：cbw24 发表于：2011-12-25 9:35:36支持(20) 反对(3)
[2]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刘瑜谈的正确，没有民主、没有竞争执政，就没有中国的文明和进步；韩寒谈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是观点和结论绝对错误！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不是中国人独有的，世界上别的国家的人也是如此！文盲、落后的非洲国家，人民都可以直接选举总统了，中国人连个人大代表都没有权选举？方绍伟故弄玄虚，民主是简单的，人是天生的民主动物，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
用户：晒先生发表于：2011-12-25 9:24:12支持(38) 反对(9)
[1] 回复：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然而，尽管有人“已经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作自己的宗旨”，却好像并不能由此便直接引出“公民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有效的保护”这一结论。方先生未闻“口言善，身行恶，国之妖也”这句古训？俞可平登在南方周末上的“如果大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人民就有权收回委托给执政者的权力”这句话，恐怕指的也是执政者必须要做到什么，而绝非他们曾向民众忽悠了啥——除非俞先生这篇文章的本意，就是在忽悠：人民不应收回不能保护自己权益，却仍在执政的执政者的权力吗？
用户：不识字发表于：2011-12-25 9:05:13支持(21) 反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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