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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陈永苗：“党内民主派”要在死井中掀起惊涛骇浪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2-11-2012 23:50
标题: 陈永苗：“党内民主派”要在死井中掀起惊涛骇浪
“党内民主派”要在死井中掀起惊涛骇浪，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挺温派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为自己制造了一个不曾存在的论敌“反温” 派。我必须强调一点，民间没有人“反温”。所有影帝之批评，作秀之讽刺，是另外一种挺温，是希望温做得更好，而不是光说不练。
挺温派总是把任何民间公民社会自我建设的言论和行动，例如维权运动，天然当做党内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取消了公民社会与政府的界限，让党内和体制内无限延伸到每一个角落。他们残留着严重的极权主义气息的尾巴，全身散发着狼奶的酸味。
在党外的也伪装成党内。他们发出文章，是要求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要求，对于不站的，不管红与黑，都围攻污蔑，当做反温。
在他们看来，非黑即白，与“我”有所不同的，就是相反的。不挺温，就是反温。不赞美党内民主派，实话实说“不容易归不容易但没有屁用”，他们就嚎啕大哭：我们这么不容易，你们还不听我的，赞美我，支持我，鼓吹我。不给党内民主派戴高帽，他们就不高兴，把脸沉下来：是不是看不起我？和“我”立场认识不一致的，就是反对“我”的。
这一些人是脑震荡之后患者。只要说温家宝的灯不够亮，燃不起大火，这一些人就觉得是在批判温家宝。他们有着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和认知障碍。与弱势群体组成的极权主义群体一样，容忍不了任何异质，任何灰色的地带。
批温和挺温，都和温家宝没有丝毫关系，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八十年代共党弱小，所以与知识分子之间有互动性。过去的话语可以做行动，于今天不可以。不能刻舟求剑。在于人心和标准的变换。互动性是根本不存在，渴望而已。
温家宝所作的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用来安慰迷惑人心，实际上没有配套措施，或者退一步说，有心推动而阻力太大，丝毫动弹不得。如有互动性，以胡平之骨灰级资历和影响力多次挺温，温在美何不见见他，沟通一下？
要求温家宝行动，是作为我们民间作为自我认同的原则，只关乎“我们是什么人”，对温家宝毫无推动力，也毫无反对力。总之没有朝野互动性。我们仅仅面对公民社会说话。面对公民社会说话与当做党内路线斗争，构成极其严重的对立。其鸿沟比胡温或者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差距大多了。这是民主化突破与专制残余的对立。
政治商谈之外的“杂音噪音”污染，是要被官僚集团过滤的。过滤机器不以任何领导人的为转移。即使领导人内部要政治斗争，也见得利用我们这种“杂音噪音”。邓小平利用西单民主墙，赵紫阳利用六四学生的例子不会再现。我们的话语政治，好像只在这二个事件生存，所有的努力，都在为了回归这样被利用的时候，千年等一回，像是后宫排不上号幽怨的宫女，等主子宠幸一回。为什么就不面向公民社会说话呢，仅仅为形成宪政秩序而努力。
必须明白这一点，公民社会自我建设已经没有“党内”的色彩，如果说与“党”沾染关系，那勉强可以用台湾的“党外运动”来形容。并且对党内民主派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变为民主派，而挥慧剑斩去邪魔“党内”，就像朱厚泽那样。任何以“党内民主派”自居，并且沾沾自喜于“党内”者，例如杜导正、辛子陵等等，未来十年之内，必成为负面名字，成为妖魔鬼怪。这些老帮菜把耻辱的党内辫子，当做顶戴花翎。他们以为打着“保党救党”的旗帜，就可以自保，大错特错。官僚集团专政的逻辑在于，未经允许不得搞政治，组织之外无政治，不管你反党保党救党，只要在组织纪律之外，都是敌人。
这样的语境当中，可以明白地看出，“民主化事业与推动者”这对关系中，“党内民主派”只将自己当做首要的，当做主角，而民主化事业仅仅是“党内民主派”的事业，依附于“党内民主派”的英雄人格之上，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在基督教信仰的语境中，对于基督徒而言，自身的皈依和信仰，不是重要的，不能成为要彰显出来的东西，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所有叙事的主角，所有信徒，都在耶稣基督中存在。
既然民主化事业只是服务于“党内民主派”，那么他们自然不会把民主化事业自身的逻辑，其开展和未来目标的实现，当做衡量时局变幻的标准。他们只会把自己地位的升迁，包括在体制内外的声誉当做首要考虑的。也就是他们自身好了，那么民主化事业也就有希望了。用民主化事业为他们自己的权力意志和私人利益背书而已。这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情，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自己的重要性，然后才是民主化的事业。主从发生颠倒。如此置于“民主化事业与推动者”这对关系，处在混沌当中，在八十年代，“党内民主派”的舒展与民主化事业的整体上升一致，到了21世纪改革已死，这种整体上升一致消失，二者之间的关系犬牙交错，时而一致时而不一致。
这样的一个群体或者精神上加入这个群体的“自居者”，其与党内非民主派的斗争，是一种新旧掌权精英替代的表现，客观上延续着一种专制——分赃的秩序。如果他们成功，不过是有所民主化的，但是内核还是一样的，是专制的翻版，一次延长。专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有形的，表现为体制约束，另外一种是无形的，表现为抵抗者延续了被抵抗着的遗志。王阳明有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前者就是山中贼，后者就是心中贼。新旧掌权精英之间是有纽带的，他们之间的替代关系是弑父情结，进而成为父亲。这样的过程，有所民主化，但是其进程过于缓慢，而且代价惨重。
掌权是其精神内核，民主化为其道具。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掌权了才有民主化推动，其逻辑我们掌权，于是推动改革，非此不可，于是发出呼吁你们帮助我掌权吧。掌权与民主化在他们意识中，二位一体。
他们预设了自己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先锋队，与其残暴老父亲一个。他们自恃是民主化的主导力量，是先天的代表，并且把维权运动、台湾香港对大陆的促进贬低，并且利用话语霸权，抢夺了他们的功劳，就像中共抢了国民党抗日的功劳一样，以此来领导他们，成为其附属物，当做边鼓。
我们姑且承认“党内民主派”是过渡性的，那么就要防止民主化进程成为永远的过渡性，因此抹掉“党内民主派”的精神烙印。避免轻舟已过万重山，还当做两岸猿声对着哄啼。这样的危险是明白的，例如中国对东欧转型经验的解读，没有区分改革时期和后改革时期，单纯当做改革时期的误读，就很清楚。
我们姑且承认“党内民主派”在一个黑夜时代中“守护着灯火”，可是守夜人集团时间长了，自我为义为尊为楷模，强迫他人与他一致，也会排斥他者，不思进取。他们挺温与污蔑“不挺温者”，就是很好的例子。
关于温家宝政改的争论这次是“党内民主派”的一次滑铁卢，一次惨败，再有几次惨败，“党内民主派”就成了濒临绝种的动物。反对的，不仅是政改之不可能出现带来的危机，而是政改作为总体解决的怀疑，甚至后改革派的对整个改革时代的否定，也就是从初始和根基否定改革，判定改革还没出世，就注定作为死胎出现。
不带引号的党内民主派是掌权的，而并不是退休之后或者被赶出来的嘴巴民主派。后者是带引号的“党内民主派”。真正的问题是：只有共产党垮了，才会冒出来党内民主派，否则不敢冒。所以难题是：先有公鸡，再有蛋？抑或先有蛋，再有公鸡。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不会下蛋的公鸡。党内民主牌是公鸡下的蛋。公鸡下的蛋那是一堆鸡粪。鸡粪把自己想成蛋的摸样，并且以为自己可以孵化出将来的鸡。
也就是说赵紫阳那样党内民主派的再现，那是一件很扯淡的事情，渴望幻想而产生的白日梦。只有共产党垮台，分裂才会产生。在此之前，都是一个家伙。这种分裂对民主化进程，毫无意义，事后诸葛亮。这时候中国还有救么？付出最大代价，社会溃烂之后，才出现党内民主派。
即便有党内民主派的出现，这一些毛右派，都带着权威主义的色彩，如何成为民主运动的主导性思潮和精神领袖，我们应该保持这样一种格局：让思想和精神永远先于主要力量半步，这样才能永远前进。也就是要党内民主派丧失精神权威，他们才更卖力。如果权威主义的色彩的毛右派就是精神领袖，那么不仅不会进步，而会带来混乱和镇压，明显不符合政教分离的宪政原则。
我们不可能为了帮助党内民主派的出现，就一定要用拥戴加冕为精神领袖或者领袖：请站在温家宝一边。因为党内民主派太难请了，除非请来当领导。我们欢迎党内民主派苗子的出现，但是决不会不惜一切代价来发现苗子。不能够不管真假好坏，都夹道欢迎，热情跟随。
当然我们的预设是中共不可能变好，出了大量的党内民主派，也不可能变好。我们退一步假设，中共可能变好，这时候对党内民主派的出现，有主人和奴隶两种态度。主人的态度是，温家宝说的马马虎虎，但还必须做好。只有将行动作为首要性和标准，进而引导温家宝们行动，领导中共走向民主化。如此才能够利用了温家宝的政改讲话，而不是被利用。奴隶的的态度是：我们站在温家宝一边，帮助温家宝摇旗呐喊。也就是作为“私淑”的马仔，拿着热脸去贴还不知道在那里的冷屁股。
被德国之声说成是执政党内新政改革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吕日周，他和我同时接受采访，谈深圳政改之死的时候，他说不满的情绪正是中国近一步推行改革的突破口，“问题存在的越多，改革突破的时间就到了，问题暴露的越多，改革的力量就会越大。”
这是一种极端荒谬的说法，政治矛盾越多，民间要求政改的压力和渴望更大，而且是官方推动政改的难度更大，所以不能选择性失明，就看到民间的呼吁和渴望，而不看到官方的绝境。
改革本来就要求不需要通过革命，能解决政治和社会矛盾。政治和社会矛盾积累越多，改革的渴望越大，而改革的可能性空间就越来越小，越接近革命。过了临界点，这时候还坚持改革话语，改革就成了痿业或者伪业，而不再是当初所说的伟业。就像一个太监，看起来是一个男人，本质上却是丧失男人的特征。这时候，就不是改革了，整个改革话语包容不了这样一种政治形势。到了可以改革的时候，已经不可以改革了。
那本来期待掌权的党内民主派，是为了避免付出最大代价，社会溃烂。如此说来，我们是不是在党内民主派在这个问题上，搞得脑筋残废了。本来是手段的，要服务于目的的党内民主派，却成了我们苦苦求索的目的，而且为了这个目的，甚至不惜浪费大好青年大好时光大好作为，放弃公民社会建设的主业，去找一个中听不中用的蜡头银枪，去找一个极端偶然的开明君主。这就像中国的二奶们，不是去自己创业，而是用所有时间精力金钱，去找一个可以包养她的商人。
“党内民主派”是自己以为自己在推进，实际上一百年过去，还是过过自己的嘴瘾，不再有良心焦虑。体制内的冲突，绝对不会有太大的意义和重要，足以撕裂整个体制。只有不可逆的，例如经济危机，才有力量造成崩溃。请记住，是崩溃，并不是有序的民主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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