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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薛涌:韩寒为什么能成为有影响力的公知?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2-13-2012 01:45
标题: 薛涌:韩寒为什么能成为有影响力的公知?
当年曾听有人说,中国的教授全加起来影响力不及一个韩寒。《时代》周刊也把韩寒列入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候选名单中。甚至有人把他视为“当代鲁迅”、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要知道,鲁迅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进行思想性写作而得来的。即使如此,似乎也没有整个中国知识界加起来顶不上他一个的说法。韩寒主要是位赛车手、小说家,短期办过杂志,其思想性的写作,最多是自己博客上的若干随笔。如此轻松潇洒地赢得这样至高的地位,自然令人拍案惊奇。不管我们对韩寒本人如何评价,韩寒现象,则是思考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所不可跳过的。
去年年底,韩寒发表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被简称为“韩三篇”,一时间网络腾沸。有人攻击韩寒沦为“五毛”,有人则欢呼韩寒掀起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辩论,其冲击力是任何公知都不具有的。结果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韩三篇”已经鲜为人提起,大家的注意力全被所谓“人造韩寒”的争议所吸引。韩寒本人,对于“韩三篇”所引起的思想性质疑,也没有认真回应,而选择了和父亲及合作伙伴们一起和方舟子们战斗。显然,他对自己在娱乐界的声望比思想的挑战更加在乎。这是韩寒现象的又一个奇妙之处:古往今来,每个时代能够攀上思想顶峰的人,都对思想有着最为沉重的承担,并不太在乎世人对他们的评判。韩寒如此潇洒轻松地对待思想,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时代的“思想家”?这究竟揭示了他的某种特异素质,还是我们时代的病症?
既然“韩三篇”是韩寒最近的、也是影响最大、最集中的思想写作,大概也比较能够体现他的思想深度吧。但是,通读三篇后,其思想之错陋和陈腐,实在让人大跌眼镜。“韩三篇”以“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这样的自问开始,显然把“群体事件”视为“革命”的前兆。但是,他对于“群体事件”的缘由和意义全无分析,对什么是“革命”也无界定,然后就散漫无序地从“东方社会”开始,到白莲教、太平天国、中东、哈维尔等等无所不谈,大意无非是革命不好,中国人素质太低,一时搞不成民主等等。
稍微有点头脑和知识训练的人就应该能够看出,韩寒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什么叫“东方社会”?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独特的走向民主法治或现代化的道路。怎么能一概而论地得出在这些社会中“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的结论?他甚至说出“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这样缺乏常识的话,大概是搞不清楚“普选”和“直选”的区别吧。以这样的程度讨论民主,怎么在中国居然还能登大雅之堂?当然,维护韩寒的人可以争辩说:他还年轻,具体细节知识照顾不周。且不说一个快三十的人是否可以把年轻作为信口开河的理由,即使我们抛开知识细节集中检讨其核心思想,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中国人素质低”这类问题,从孙中山、梁启超一代开始就反复讨论,后来有了鲁迅的一系列著作,更不用说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了。在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中,这样的思想更是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八十年代末一位旅美大陆作家回国访问,后来在香港发表观感:她走访社会各界,询问中国问题之症结。结果,从高级知识分子到市井小民,回答只有一个:中国人素质太低!韩寒所重复的,不过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妇孺皆知的最为正统的思想。如果一定要说他有什么新意的话,大概就是对“远光灯”的运用:他也许是一百多年来高唱“中国人素质低”的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开车的。
应该说,即使以中学生作文的标准来衡量,“韩三篇”也相当幼稚。何以在中国受到如此的追捧和重视?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平庸思想的全民化。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思想界缺乏进步,老调一遍一遍地唱,乃至“中国人素质低”变成妇孺皆知、未经反省的正统意识形态。一个不读书、不思考、甚至没有太多生活阅历的人,也可以追风式地捡起这个主题高谈阔论,并举出许多生动的例证。在这方面,那些在大学里当教授的除了比普通百姓读书多外,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思想优势可言。第二,思想的时尚化。既然大家都拥有同样平庸的思想,谁也没法凭借思想本身来显山露水。最能引起注意的,当然就是能把这种平庸思想表达得最为生动活泼的时尚偶像了。“韩三篇”也就是这么打响了。韩寒只需要把八十年代大家都听腻了的启蒙思想重新炒一遍,换上个新的包装即可。毕竟,对八零后九零后来说,“远光灯”比阿Q等等要亲切直观得多。
但是,平庸思想的时尚化并无法掩盖思想的贫困。韩寒不越现代中国启蒙主义的雷池一步。而那些给他提供营养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早已丧失了回应时代挑战的思想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思想贫困,恰恰是太看重思想所致。启蒙主义总把一切思想作为变革的“第一推动”,似乎一切都要从国民素质的提升开始。其实,中国的改革并非是那些引进“先进思想”的启蒙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而是小岗村农民自发的行动所导致的。知识分子无力进行这样的制度创新,本不奇怪。但至今无法对这种制度创新进行思想性的解释,则纯属失职。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一直用市场经济的模式对小岗村进行解读。因为在他们自以为“先进”的启蒙思想中,市场经济是一个核心。但是,小岗村首先是个“群体事件”。在这个“群体事件”中,村民们自发形成了基层的公共决策,最终导致了是我们受益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这几年,我一直在进行市场经济生成史的研究,主要利用的是欧洲、日本的资料。在世界史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类似的现象:市场秩序的生成,往往是以一系列“群体事件”为先导。这些“群体事件”导致了地方社会公共秩序的诞生,最终取代了贵族主导的封建秩序。北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低地国家的自治城市等等,大致都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日本中世纪以来乡村自治的传统,也奠定了日本现代化和民主的基础。我在《学而时习之》中,对这方面的材料略有提纲挈领的介绍,比如类似于当今中国的“上访”的“越诉”,对于江户时代地方秩序的生成有着重要的贡献。可惜,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争先恐后地到日本取经,但眼睛总是盯着日本是怎样西化,对于日本汗牛充栋的村文书等文献史料视而不见,学到的仅仅是最为皮毛的“日本经验”。
“中国人素质低”之论,流行一百多年不衰,早已积累了大量的例证。我也无意一概否认。但是,为什么“中国人素质低”?为什么中国人到了海外素质并不那么低?为什么当年龙应台痛心疾首地大声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如今那个“不生气”的社会中的老百姓反而显得素质相当可观?这些都是启蒙主义所无法回答的问题。
其实,我们如果抛弃启蒙的成见,用另样的眼光看待历史、观察现实,往往能够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所谓“中国人素质低”,主要是指中国人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品德。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已经略作分析,可惜也没有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种重私德而缺公德的“低素质”的形成,一大缘由就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缺乏“群体事件”,或者说“群体事情”充分成长的空间太小。所谓公共秩序,最初往往都是在“群体事件”中自发生成的。“群体事件”要求每个参与者顾及他人的利益,大家共同进退,维持着严格的道德规范。这种“群体事件”中的规范,最终自然转化为公共秩序的规范。在群体事件中的人,也渐渐地培养出公德意识。
可叹的是,小岗村三十多年后,乌坎村民已经开始了投票。启蒙主义的知识界竟然拜倒在一位赛车手脚下,对“群体事件”充满恐惧,在那里大谈中国不能革命。“韩三篇”不过是近现代中国启蒙主义的垃圾桶,里面的东西已经陈腐得发臭。如果连这个垃圾桶也踢不开,那么当代中国思想就已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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