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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卢·罗克韦尔：奥地利经济学的重要价值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3-10-2012 15:25
标题: 卢·罗克韦尔：奥地利经济学的重要价值
奥地利经济学的重要价值
作者：卢·罗克韦尔 2008-06-26 翻译： Yurii 点击： 656

原文 Why Austrian Economics Matters

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说过，经济学是“一辆满载的公共汽车，乘客都是些无法互相比较的利益和能力”。也就是说，经济学家都是些语无伦次的没用家伙；从他们的声誉来看也的确如此。不过，这样说未免有点而不公平，因为经济学家面对的是物质世界中最复杂的问题。

假设你对市场一无所知，请问：如何分配社会中稀缺的物质和智力资源，才能够达到下面的要求：代价要最小，每个人都要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每个消费者的需要和品位都要有保障，还要鼓励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和社会进步；还有一点，这种状态必须能保持下去。

这是个值得学者思考的问题，努力做出回答的人也自然值得尊重。然而问题在于，主流经济学家使用的方法和行动的人(acting man)没多少联系，因此他们难以得到符合实际的结论。显然，这样的方法是有问题的。

早在古希腊时代，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就引起了伟大学者的关注。到现在，经济思想已经分化为许多派系：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又叫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学派、芝加哥公共选择派、弗吉尼亚公共选择派、实证主义学派、博弈理论学派、供给学派的各个分支，以及许多其他派别。

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也是一支经济学派，而且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甚至优于其他学派。奥地利学派并不仅仅研究经济学，而是以自己独特的方法看待全部科学。其他学派主要依赖理想化的数学模型，他们希望指导政府改善社会；而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则更为现实，更具社会科学意义。

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学是一种工具，其目的是理解人们通过的竞争与合作来满足需求、分配资源以及探索怎样建设繁荣社会的过程。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没有私有财产权就无法有效地使用资源；而政府干预市场的各种行为一般是破坏性的。

今天的奥地利学派是一支欣欣向荣的学派。在学术领域，数学思维的有效性已经遭到质疑；作为方法论的语言逻辑（verbal logic，这是奥地利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意指和数学逻辑、符号逻辑不同的思维规则，奥地利学派认为数学逻辑和符号逻辑脱离了现实意义，不适用于社会科学，详细情况请参加Rothbard的Man, Economy and States——译注）正在复兴；面对一团糟的各种宏观经济理论，大家希望找到稳定的理论传统。在政策领域，神秘的、持续的经济周期、社会主义的崩溃、福利国家经历的挫折和居高不下的成本以及大政府模式的普遍失败，都凸现出奥地利学派与日俱增的魅力。

奥地利传统的亮点

自诞生以来，奥地利学派在120年间历经兴衰起伏。没有奥地利经济学，也就不会有20世纪初关于价格理论的论战，不会有20世纪最初10年的货币经济学，更不会有1920和1930年代发源的商业周期理论和对社会主义可行性的批判。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奥地利学派一度退居幕后，只有在经济思想史中才能看到。

早期的奥地利经济学传统可以追溯到15世纪西班牙的经院哲学家那里，是他们最先从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角度理解价格和工资。但是1871年出版的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才是这一学派正式形成的标志，《原理》不但改变了经济学家对价值、经济和资源定价的看法，而且在“边际效用革命”中推翻了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门格尔根据社会科学的方法，把经济学建立在演绎规则的基础上；同时还创立了一种新的理论，认为货币是一种市场制度。米塞斯曾说，正是门格尔的《原理》使他成了经济学家。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具有非凡的价值。

奥地利学派中第二号人物则是庞巴维克。他证明了，在不受中央银行控制的情况下，公众对时间的评价决定了利息率，投资回报率将向等于时间偏好率的方向变化。庞巴维克的这一发现给了马克思的资本和剥削理论致命一击。当形形色色的历史主义者诋毁理论经济学是没用的学说时，他也挺身而出，奋力为理论经济学辩护。

庞巴维克的学生中，米塞斯是最伟大的。米塞斯最早的重大贡献是提出了新的货币理论。1912年他出版的《货币和信用理论》发展了门格尔的思想，在书中米塞斯证明了，货币不但是在市场中诞生的，而且只能在市场中诞生。米塞斯还指出，市场离不开货币和银行业，政府的干预只会产生有害的结果。

即时在今天，《货币和信用理论》也可以算上乘作品，在书中我们还可以发现米塞斯商业周期理论的萌芽。这一理论认为，中央银行人为调低利率将会导致生产结构中资本财货部分的失调，要清除不正当的投资就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萧条。

在维也纳，米塞斯和他的学生哈耶克共同建立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他和哈耶克指出，中央银行是商业周期出现的原因。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依靠财政政策和中央银行就能保持经济稳定运行，哈耶克和米塞斯的结论极为有力的反驳了这一点。

凯恩斯声称市场才是经济周期出现的原因，而在他成功之前，米塞斯-哈耶克的理论一直在欧洲占统治地位。凯恩斯鼓励更多的投资、通货膨胀、财政赤字，而且许多国家已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但这一切并没有贬低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的价值。

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

在为商业周期辩护的同时，米塞斯和哈耶克还卷入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米塞斯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经济论文。在此基础上，他又出版了《社会主义》。此前虽然已经有过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批判，但它们无一迫使社会主义者解释下面的问题，即在没有自由价格机制和私有财产权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经济将如何运行。

米塞斯指出，合理的经济核算离不开利润考察(profit-and-loss test)。盈利说明企业有效的使用了资源，亏损则相反。离开这种考察就无法评价各种决策的合理性，因为经营者无法确定各种生产选择的机会成本。所以，价格机制和利润考察是非常重要的。米塞斯还指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是价格产生的必要条件。

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样资本财货就无法交易，也就没有价格。没有价格，自然无法考察利润。无法考察利润，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无法回答“是否应该新建一个工厂”之类的问题，一切都只能凭猜测。

米塞斯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席卷欧美的大论战。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不得不承认经济核算离不开价格，但他认为，中央计划当局同样有能力制定价格，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观察确定消费需求或者发布各种生产信息。米塞斯则反驳说，“竞争社会主义”同样不可行，因为自身的矛盾，社会主义必定失败。

在论战中，哈耶克完善并扩充了米塞斯关于经济核算的理论，提出了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的理论。哈耶克认为，单一的头脑，尤其是中央计划当局，是不可能理解市场产生的全部知识的。成千上万的选择是个人无法理解的复杂情况，但也是繁荣的经济所必需的。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完整的社会理论，占据了哈耶克此后的学术生涯。

在纳粹的威胁下，米塞斯被迫前往美国，与他同行的生意人中有著名的法提戈(Lawrence Fertig)。米塞斯为美国自由市场运动的诞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许多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都得益于他。就像弗里德曼说的，米塞斯是为振兴美国自由市场出力最多的人。但那段日子是灰暗的，米塞斯找不到他应得的付薪的大学教职，也很难有更多的听众。

在美国的开头几年，米塞斯将他刚刚完成的德语著作扩充成《人的行为》，一本为英语读者写作的包罗万象的著作。在《人的行为》中，米塞斯小心的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做了大体修改，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则进行了细致的修改。历史证明，这种修改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经验主义的天真信条破产之后，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或者叫做人类行动的逻辑，logic of human action)仍然能够鼓舞、启发学生和学者们。这本大部头的著作彻底清算了凯恩斯的谬误和历史主义者的观点，奥地利学派的复兴因此成为可能。

复兴

20世纪7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信奉凯恩斯的理论：价格系统是有问题的，自由市场是不够理性的，证券市场完全受心理因素的支配，私有制企业不值得相信，政府能够做出计划保证经济持续发展，通货膨胀和失业是此消彼长的。

米塞斯的重要学生罗斯巴德(Murray N.Rothbard)则是个例外，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撰写了大量的经济学论文，结集后以“人、经济与国家”为名出版。这本书也是罗斯巴德对为奥地利学派所作的贡献之一。米塞斯另外两个重要的学生，森霍茨(Hans F.Sennholz)和柯茨纳(Israel Kirzner)也在作品中坚持发扬了奥地利传统。同这些人一样努力扩大奥地利学派影响的还包括亨利·海兹利特(Henry Hazlitt)，当时的《新闻周刊》设有他的专栏，海兹利特也为奥地利学派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中同时出现了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宣告了凯恩斯理论的破产。哈耶克也因为他和米塞斯对商业周期的研究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引起了学术界对奥地利学派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普遍兴趣。新一代研究生开始学习哈耶克和米塞斯的著作，各种研究计划也在不断实施。今天，在米塞斯研究所(Mises Institute)的努力下，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得到了全面的阐述。

奥地利经济理论的核心

稀缺和选择的概念处于奥地利经济理论的中心。人们总是面对众多选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意味着被放弃的其他可能，或者说都有成本。任何行动都有着明确的目的，即行为者根据其思想和认识改善自身的境遇。此外，经济体系中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和偏好，不同的需求和欲望，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计划也各不相同。

不同个人的需要、品位、欲求和时间安排无法合并或是抵消。因为价值对个人而言完全是主观的，所以我们不能忽略品位和计划的区别，用一条曲线表示“消费者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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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道理，也不可能无视复杂的市场情况而将其归约一个巨大的集合。举例来说，我们无法简单的用K代表经济中的所有资本，然后把K代入某个等式，希望这个等式能提供有用的信息。不同资本的性质是不相同的，有些资本用于生产第二天销售的商品，有些则用于生产十年后销售的产品。和资本一样，不同计划的性质也有所不同。奥地利经济学理论认为，竞争是一个过程，人们通过它发现更新和更好的配置资源的方法。竞争中人们常犯错误，但他们使用资源的方式也在不断进步。

这种观点与其他所有学派对市场的理解都有显著的不同。凯恩斯以后的经济学家们已经习惯于构造和真实世界平行但毫无关联的世界。在那里，资本是同质的，竞争是静止的最终状态(static end state)；销售商的数目恰到好处，价格将反映生产成本，超额利润则不可能存在；社会中所有人的效用加起来就等于经济福利；只有在涉及从一个静止状态转向另一个静止状态的情况下，才需要考虑时间的流逝；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各种计划是没有区别的。我们只要考虑总量，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的总量。

传统的经济学家当然会承认，这些脱离实际的理想模型只是分析的工具。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正是根据这些模型对政策提出建议的。

举例来说，司法部的反垄断行动就是根据这些蹩脚的模型进行决策的结果。司法部的官僚们自认为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产业结构，哪些类型的兼并对经济有害，谁的市场份额太大或者太小，均衡的市场是怎样的。哈耶克称其为“佯装具有知识”(the pretense of knowledge)。

但是，只有通过交易而不是官僚的命令，竞争者之间才能形成恰当的关系。奥地利经济学家（特别是罗斯巴德）指出，只有政府才能造就真正的垄断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任何垄断都难以维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更多更快的政府支出将增加需求而不是减少供给，也不存在政府抑制大众消费的问题，因此可以带来经济增长。这种观点也是传统经济学思维的表现之一。

如果传统经济学的标志是那些脱离实际的模型，奥地利经济学的标志则是对价格体制清晰而深刻的理解。价格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提供了关于相对稀缺的财货和服务的关键信息。举例来说，如果某种疾病造成鸡大量死亡，消费者不需要了解这一点，也会降低对鸡蛋的需求，因为鸡蛋价格上涨将促使他们调整自己的行为。

价格体系也传达了关于消费者偏好的信息，生产者根据这些信息决定何时进出市场。价格体系还告诉生产者，成本最少的生产方式是最有效率的。离开了价格体系，这一切都无从知晓。

但是价格只能在自由市场中产生，而不能由物价部门制定。像邮局那样根据生产成本确定价格的做法完全是行不通的，那种做法只会造成混乱和无效率。更确切的说，处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制度之下的个人的自由行动产生了价格。

就像在许多研究生课本中看到的一样，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在这一问题上论述颇多。但是，人们一般认为，脱离了作为基础的私有财产权，准确的价格仍然能够存在。因此，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计划事实上无非是下面几条：需要更好的管理，需要西方的贷款，需要新的不同以往的规则，需要取消价格管制，唯独没有谈到私有财产权。结果，这些国家的经济一塌糊涂。

自由浮动的价格离不开私有财产权以及与之相伴的契约自由。因此，奥地利经济学认为，私有财产权是可行的经济的基本前提。其他经济学家通常都忽视了这一问题，即使他们提到这一点，也往往是为侵犯私有财产权找哲学理由。

除奥地利学派之外，经济学家们几乎都认可“市场失灵”分析的正确性及其关于公共物品的推论。所谓公共物品，指的是那些无法由市场提供而必须由政府提供的物品，政府也因此取得了征税的权力。灯塔是一种经典的公共物品，但是罗纳德·科斯已经证明，私人建造的灯塔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一些公共物品的定义外延很宽泛，如果不考虑常识判断，几乎任何消费财货都算得上公共物品。

奥地利经济学家指出，孤立的测试无法判断市场是否失灵，因为市场不过是个人行动的联合体。要决定如何使用资源，唯一可行的标准就是市场本身。

举例来说：假如我根据多种理由认为每100个人就应该有一个理发师，而周围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也许该建议通过一项《全国理发师捐赠法案》增加理发师的人数。但事实是，应该有多少理发师只有市场才能确定。如果实际情况是平均每百人拥有不到一名理发师，那么我们必须明白，根据有效市场的某些合理标准，已经不需要更多的理发师了。脱离了市场，任何关于职业和制度的如意算盘必然都是不符合经济原则的。

外部效应

在传统经济学中，个人选择的成本收益影响了他人的情况就叫外部效应，这种效应需要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加以矫正。然而，广义上的外部效应实际上存在于任何交易之中，因为成本和收益完全是主观的。喜欢工业的人可能乐于看到冒烟的工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应当缴纳观看烟雾的税款。同样道理，某人可能看到大多数人没有胡子就觉得很不舒服，但这也不意味着那些人应该缴税补偿他。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定义，只有财产权遭到实际侵害的时候才存在外部效应。例如，邻居把垃圾倒在我的院子里的情况下就存在外部效应，此时这种行为就成了犯罪。但我们无法通过价值中立的效用计算决定经济活动的主观成本或者收益。相反，真正的标准应该考察经济活动是不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

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纠正市场失灵？奥地利经济学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尽管政府有时能够发现市场失灵，但它还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比市场本身更有效的纠正这一情况。相对市场失灵的问题，奥地利经济学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以期更好的理解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s)。

主流经济学认为政府有能力某些事情，而政府却在这些事情上失败了，这种现象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人们通常认为政府能够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并且能够做好，只有公共选择学派是个例外。政府是对社会有自己恶意图谋的机构，但这一点常常被遗忘了。罗斯巴德的贡献之一是，奥地利学派在他的影响下关注政府失灵和各种可能的干涉行为。罗斯巴德创建了干涉主义的分类科学，并且详尽的批判了各种干涉行为及结果。

占卜者

布坎南有句名言：“经济学家到底该干些什么”是个大多数人都想知道的问题。主流经济学的答案之一是预测未来。这对自然科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们的研究对象不会进行选择。但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面对的是进行选择的个人，人们会对各种刺激做出反应，改变自己的思想，甚至会有非理性的行为。

奥地利经济学认为未来一般是不确定的，虽然不是完全如此，但很大程度上是这样。正因为面对不确定的世界和普遍稀缺的资源，经济问题才在人类行动中占据了首要地位。尽管无法达到完全确定的程度，我们还是需要企业家和价格机制帮忙克服各种不确定。

因此，预测未来是企业家而非经济学家的工作。当然，这并不是说奥地利经济学家不能预料特定政策的某些结果。例如，他们也知道设定价格上限一般会导致短缺，增加货币供应会导致普遍的物价上涨和经济周期，尽管他们无法知道这些事件的具体时间和确切性质。

政府掌握的数据

奥地利经济学有别于主流经济学最突出的一点是在对经济统计的不同看法。奥地利经济学不认可现有的大多经济统计方法，也不赞同使用这些数据的方法。比方说，人们通常认为价格弹性可以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变化的反应。这种标准及其应用都存在问题，因为它暗示弹性可以独立于人的行为，可以根据经验事先确定。但是，经济学并不是衡量过去的各种消费行为的科学。

统计技术值得怀疑的另一个例子是作为政府计算通胀主要手段的各种指标。这些指标模糊了财货和工业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这并不是说CPI(Consumer Price Index，消费价格指数)无关紧要，但CPI是一个变化的指标，它经常被误用，而且掩盖了不同部门之间高度复杂的价格变化。

同样，GDP的统计包含了凯恩斯模型固有的各种谬误：总需求包括了政府开支，却没有计算征税、管制和再分配造成的破坏。奥地利经济学认为，政府不需要收集这类经济数据，因为这些数据主要是用于制定经济计划的。

公共政策

奥地利经济学认为，一般情况下经济管制都是破坏性的，尤其对小企业和企业家精神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种做法错误地分配了各种资源。

近年来最突出的管制要数环保规范了。可是，没有人能够计算《空气洁净法令》(Clean Air Act)造成的损失，也没有人能够知道保护湿地或濒危物种的政策有多么荒谬。

尽管如此，环境政策仍然能够达到了预期目的：降低生活标准。但是反垄断政策和它所宣传的好处相反，并没有产生竞争。掠夺性定价(predatory pricing)之类的幽灵仍然让司法部的官员担忧，他们担心竞争者将首先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占领市场再制定垄断高价，简单的经济分析就可以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任何以低于成本销售产品的企业必将亏损，提高价格则无异于邀请其他竞争者重新进入市场。

公民权利立法也是极具侵犯性的管制劳动力市场的行为。如果雇主无法雇用、辞退或是根据自己的标准擢升雇员，企业和劳动力市场就会是一片混乱。此外，通过给予某些群体合法的照顾，公民权利立法还破坏了公众的公平感，而这种公平感正是市场经济的标志。

经济管制还妨碍企业家进行探索。这种探索的基础是必须存在多种使用途径供资本选择，但政府管制缩小了选择的范围，并且阻碍企业家在实践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关于安全、健康和劳动力的管制，不但束缚了现有的生产，还阻碍人们创造更好的生产方法。

奥地利经济学也严厉批判了再分配主义。传统的福利理论认为，如果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合乎实际的，那么可以很容易的增加总福利。如果从富人那里拿走一美元，他的福利降低微乎其微，但是这一美元对于穷人的价值更大。因此，把富人的那一美元再分配给穷人增加了两人的总福利。也就是说，完全平均的收入将导致福利最大化。奥地利经济学则认为，效用完全是主观的，不同的效用是无法进行加减的。

确切地说，再分配就是把财产所有者和生产者的财富给与非所有者和非生产者。这种做法减少了被再分配的财产的价值，根本没有增加反倒是减少了总的福利。收入转移降低了财产及其价值的安全，减少了所有权和生产带来的收益，因此也减少了所有权与生产活动的吸引力。

奥地利经济学反对通过再分配刺激经济或是改变经济活动的结构。提高税率只会带来不好的影响。简而言之，征税完全是在毁灭财产。税务部门没收了那些本可用于储蓄或投资的财产，减少了消费者的可能选择。此外，从严格意义上说也没有只针对消费者征收的税款，所有的税收都降低了生产。

奥地利经济学也对“赤字是无关紧要的”的说法嗤之以鼻。事实上，由公众和外国投资者负担的赤字会提高利息率，排斥潜在的私人投资。赤字还具有危险性，因为中央银行可能发行货币消除赤字。但是，要解决赤字不能增税，因为增税的破坏力更大；而应当削减开支、平衡预算。削减那里的开支？随便哪里的都行。

当然，理想的情况不是简单的预算平衡。不论赤字或盈余，政府开支应当保持在最低的水平。想知道原因么？因为这些开支转移了资源，而私人市场本来可以更好的应用这些资源。

我们同样听过名目繁多的“政府投资”，奥地利经济学反对这个矛盾的概念。真正的投资是资本家用自己的钱冒险、希望能满足消费者未来需求的行为。而政府妨碍了私人企业的生产，限制了消费者的需求满足程度。此外，政府投资还出了名的浪费，因为它实际上是政客和官僚自己的消费。

货币和银行业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必须依靠同业联盟、存款保险和灵活的法定货币，控制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的结构。奥地利经济学则全盘反对这一切。奥地利经济学认为，依靠私人市场能够更好的控制这二者。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奥地利学派，今天才有那些认为应当让市场在货币和银行业发挥更重大作用的、严肃的基础性建议。

中小金融联合会（S&L industry，一种18世纪初起源于英国民间的制度，后来传入美国等地。S&L容许购房者分期支付购房金额及利息，是今天贷款分期偿还计划的原型——译注）崩溃之后，公众都认为存款保险是必要的。然而，有了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存款和贷款作担保，金融机构变得不如以前负责了。政府这种对金融机构颇有影响的行为和不负责任的父母对待子女的方法如出一辙：都是纵容不负责任的卑劣行为，消除惩罚的威胁。

奥地利经济学家要求取消存款保险，不但容许自由开办银行，还应当把这些银行的潜能作为必要的限制。在奥地利货币体制下，纳税人不会负担那些破产和缺少资金的机构。

奥地利经济学对中央银行制度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展开的。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认为，应当为商业活动的周期现象负责的不是市场而是中央银行。为证明这一点，奥地利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了历史上的许多萧条-繁荣时期，发现原因无一不是中央银行的密谋。

这一理论认为，中央银行人为降低利率会导致生产行业的借贷者过度投资。一般情况下，利率低表示有足够的消费者储蓄支持新的生产。比方说，如果某生产者借钱建了一座新的大楼，消费者有足够的储蓄购买该楼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已投资的项目也可以持续下去。但是人为降低利率会使企业投资不必要的项目。这种做法暂时创造了繁荣的局面，但只要人们觉察到储蓄并不足以支持这种生产扩张，紧随其后的就是彻底的失败。

奥地利学派指出，货币主义者在发展自己理论时忽视了“注入效应”，而且即使是在最小的货币增发和信用扩张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即使增发货币、扩张信用能够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指标，也往往导致商业周期的出现，就像1920年代和1980年代一样。

那么，经济萧条时政策制定者该干些什么呢？通常他们最好“什么也别干”。清除这些信用扩张导致的不良投资需要时间——新建的项目必须破产，错误雇用的人员必须失业，工资必须降低。清除了受中央银行诱惑的不良投资，经济重归“纯净”之后，建立在现实估量消费者未来行为基础上的经济就会再一次开始发展。

当然，政府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加快恢复速度。它可以降低税率，让私人拥有更多的财产；可以取消那些妨碍了私人部门的增长的管制；也可以降低支出，降低信用市场上的需求；还可以废除反倾销法，削减关税和配额限制，让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购买进口商品。

中央银行同样刺激了货币政策的膨胀性扩张。自从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来，美元的价值下降了98%，这绝非凑巧。这种事情不可能在真正的市场上发生，其始作俑者就是中央银行，它在“正统逻辑”的驱使下实行通胀政策，就像伪钞制造者希望永远开着自己的印钞机一样。

奥地利经济学家则力图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切。米塞斯要求彻底回归金本位，废除商业银行的部分准备金制度，取消中央银行；哈耶克则支持能提供众多货币让消费者选择的制度。

奥地利学派的明天

今天，奥地利经济学正在走向繁荣。整个西欧、东欧和前苏联，以及拉丁美洲和东亚，到处都有人阅读和讨论米塞斯的著作。在更迫切需要奥地利经济学理论的美国，新的兴趣尤其令人鼓舞。

米塞斯研究所的成就证实了新兴趣的存在。该研究所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奥地利学派成为经济争论中的主要力量。为此，我们培养和组织了几百名专业经济学家，把他们的作品提供给学术界和普通大众；我们用奥地利经济思想教育了几千名研究生，散发了几百万份宣传资料；我们还成立了知识分子社群，其中以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和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的最为醒目，奥地利经济思想在那里日趋繁荣。

我们每年都举办奥地利学派夏季培训班——“米塞斯大学”。我们的教员超过25人，第一流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我们也举办有关理论主题和历史主题的会议，研究所的学者还经常出席各种重要的专业会议。

Transaction Publishers(学报发行者，应当是一个机构——译注)参与赞助了研究所的奥地利经济学季刊，这是英语世界唯一奉献给奥地利学派的杂志。Transaction Publishers也出版了我们的很多书籍。《奥地利经济学通讯》(The 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由奥地利学派的培养的学生为自己主办的杂志。《自由市场》杂志则应用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评论政府政策。

米塞斯研究所帮助了几百所大学的师生。就像中心给研究生的待遇一样，我们也有供来访者完成论文、供进修者从事新研究的计划。在奥本(Auburn)，研究所的奥地利经济学研讨会正在探索诸如历史、理论、政策之类的新领域，每周的讨论会让学生和教员一起把奥地利经济思想应用到各学科中去。

关于奥地利学派的新作几个月就诞生一本，奥地利经济学家也在所有主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米塞斯的思想在全国的数以百计的经济学课堂上传授（20年前，这个数字还是12）。奥地利学派就像专业领域冉冉升起的星辰，奥地利经济学家的新的观念吸引了众多学生，引导他们在思想成熟时期走上支持市场、反对国家主义的道路。

米塞斯研究所的学术会议、出版物和教育计划还培养了大批学者。在研究所的支持下，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观念与激进的建设思想相结合，诞生了极具吸引力的、充满活力的新思想。

奥地利经济学的未来是光明的，它也预示着自由本身的光明前景。如果我们需要在本世纪扭转中央集权经济统治的趋势、重建自由市场，那么，奥地利经济思想必将成为我们的知识基础。这就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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