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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天安门通讯第四期 [打印本页]

作者: sisyphe 时间: 1-26-2009 04:35
标题: 天安门通讯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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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class="t_msg" border="0" cellpadding="4" cellspacing="0">[<tbody>[<tr>
[<td class="line" style="padding-top: 10px;" valign="top" height="100%">天安门通讯第四期

[<div id="message1582070" class="t_msgfont">[<p align="center">
天安门通讯“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专刊
[</p>                            2008年12月25日第4期
                           投稿信箱：[<a target=_blank href="mailto:tiananmen20@gmail.com">tiananmen20@gmail.com[</a>
                           狱友寻亲: [<a target=_blank href="mailto:tiananmen.prisoners@yahoo.com">tiananmen.prisoners@yahoo.com[</a>

                           目录

纪念广场

   专访
79民主墙,89民运,08宪章
   --民运老将徐文立访谈录 /何哲

   简讯
   1、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第四批联络人名单公布/王丹
   2、「愛心寄天安門母親」簽聖誕卡行動/港支联
   3、“宪政中国”举办纪念“六四”20周年系列演讲第四讲
   4、《天安门通讯》被中国大陆有关方面定性为反动刊物

   倡议
   1、墨尔本民运纪念“六四”二十周年预案公告
         --中国民主运动墨尔本联盟
   2、为国人洗羞耻，为民族争人格——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网络大召集宣言/苏剑岳

回首当年

  1、1989年学生绝食文告
2、因1989年北京“平暴”升官进爵的军人名单（最新版）/吴仁华
3、抗命将军徐勤先
4、被尘封的刀子或歌声/赵成文

征稿启事

纪念广场
专访
79民主墙,89民运,08宪章 --民运老将徐文立访谈录
本刊记者何哲

（ 2008年12月16日，《天安门通讯》记者何哲，就“六四”20周年纪念、08宪章运动等问题，电话采访了79民主墙老将、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家、美国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徐文立先生，以下是访谈记录，小标题是记者所加。）
为争民主无愧人生

何哲：文立先生，据我所知，30年前的1978年，当时你还是一个35岁青年，就积极参与了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并主编了《四五论坛》，为中国民众争取民主自由而呐喊，你是世所公认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先驱者之一。1982年，你39岁时被共产党判刑15年，1993年出狱时已50岁了，之后仍然坚持从事民主运动。1997年54岁时提出建立“中国第三共和”的政治主张，1998年参与创立中国民主党，被共产党再次判刑13年。2002年59岁时经美国朝野的援救出狱，来到美国继续从事民主运动。2007年6月，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你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主席，如今你已经66岁了，人生最精华的青壮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而老年又流亡海外，为何你宁愿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至今不改初衷？你是如何看待人生意义的？

徐文立：谢谢你对我的政治生涯做了一个准确地概括。总体上，我对人生意义是这样认识的：人生在世，能够为国人和公众服务，是极荣耀、极幸福的事情。一个人很难有为这么多人服务的机会，我能有这个机会，觉得很荣耀、很幸福。所以，我为了事业可以坦然面对牢狱，从容面对生命的逝去，泰然面对荣辱，除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人，我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舍弃的。人生在世，阳寿长短并不重要，长到百岁又怎样，关键活得有没有品味，能不能一辈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辈子基本上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活得有品味，哪怕吃了苦头，也是幸福的。我今年六十六岁，基本上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外，尽心尽力为国；于内，尽情尽爱为家。所以，我无比幸福。

之所以形成这些观念，而且付出巨大的代价也不改初衷，恐怕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来自我父亲。我祖籍安徽安庆，安庆在1949年以前是安徽首府。我父亲年轻时参与学生运动，也曾短暂被捕，释放后考入镇江医学院，毕业留校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率学生路过江西，在那里带领学生们参加了国军的战地后方医院，1938年升任院长，八年抗战，他一直在江西前线救治我军伤员。江西是国军与日军拉锯战地区，有过多次激烈的战役。我父亲是研究细菌学的，外科手术也做得很好，他的体力好，母亲说，父亲有时能在手术台上连续工作一、二十个小时，中间别人只给他喂些饮料。我1943年出生在江西安福，在家居么。母亲生了八个孩子，有四个出生在江西，其中三个兄姐幼年时不幸染病，因父亲赶不回来救治而亡故。我原名“徐温利”，“温”是辈份，“温良恭俭让”之“温”；“利”是“胜利”的意思，父亲、家人、国人都盼望抗战胜利，父亲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1952年我父亲因公去世，伯父给我改为自强自立的“立”。众人又常常将“温”字写成“文”字，众意难拗，于是现在就叫“徐文立”了。

抗战胜利后，战地后方医院从江西迁至南京附近的安徽滁县，那时候国民党接收大员很腐败，在全国民众心目中造成恶劣影响，也是国民党失败原因之一。我父亲虽然已经是国军的少将军医，但他对国民党失去了信任，认为国共不该内战，他曾把被俘的共产党三位高级干部的伤治好，悄悄放走了。国民党向台湾撤退时，我父亲撤至福建再不肯走，留在了福建，后来做了福建省鼠疫防治所细菌室主任，继续从事细菌学研究。日寇曾在福建遗留下鼠疫病毒，需要专家防治。

我父亲常为子女读报，让我们从小养成了关心国事的习惯。开始，他对共产党建政初期禁鸦片、禁妓女、禁恶霸赞赏有加，但好景不长，共产党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把他当作“大老虎”来打，审讯方式是“熬鹰”，用大灯泡直接照射眼睛，几天几夜不让睡觉，目的是逼迫他交出财产尤其是金银财宝，八年抗战，家中除了有几只便于搬家的好皮箱，哪有金银财宝？最后，把我母亲随身的几件首饰掠走，就把父亲下放到福建古田县医院当医生去了。韩战爆发，共产党又说美蒋也在福建扔了细菌弹，又把我父亲调回福州，让他控制疫情。1952年5月暴雨连天，闽江发大水，我父亲乘坐的抢救车跌落江中，七天后人们在闽江入海口发现了他的遗体，当时的福建省长是张鼎丞，我父亲因公殉职，福建省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但，我们做子女的在填表时，在家庭出身这一栏上要填上：伪军医/革命烈士，文革中我二哥在七机部挨整，被骂为国民党少将的狗崽子。文革中，被我父亲悄悄放走的被俘的三位共产党高级干部都被打成了“特务”，我父亲虽然已去世，也被“追讨”为“特务头子”，文革后，又再恢复“革命烈士”称号。共产党的政治就是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我父亲作为一个文化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始终认为应把民族和国家的需要摆在第一位，这点对我影响极深。我后来为民众争取民主自由而呐喊，即便坐牢，也不觉得有任何愧疚，不管你共产党给我安上了什么罪名，我内心一直是平静的，这就是精神力量。我父亲的遭遇让我看清了共产党的本质，也决定了我一定会与共产党决裂。

第二个原因，对我影响很大的另一个人，是安庆小学的一位历史老师，他讲课非常生动，他讲过的一个小故事很深刻，我一直忘不了，说是有一秀才临死前嘱咐家人把“生不逢时，奈何！奈何！”的碑文立在坟前，老师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让我们少壮应努力，不要老大徒伤悲。我今年66岁了，深感到时机从来都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的。1963年我虽然功课成绩很好，因为讨厌死记硬背的教育方式，我主动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要靠自学掌握真正有用的知识，立志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第三个原因，是我亲眼目睹了严酷的社会现状，1963年我去过农村，1964年当了海军航空兵，维修飞机，1969年复员到北京铁路部门，做了电工，看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生活的极度贫困，并非共产党宣传的那样，现实完全颠覆了共产党的虚伪宣传，对我的人生观转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第四个原因，文革造成的种种破坏，我都看到了，那时候已经觉得应该彻底改变中国。1976年发生的“四五运动”，我全程参与了，四月四日晚上，我亲眼看到了共产党军队、警察、民兵是怎样残暴镇压民众的，军人和警察都穿上了平时不穿的大皮靴，民兵手持大棒，天安门广场的电灯一灭就开始疯狂打人，我亲眼看到一群人用棒子击倒一人，那人立刻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很快来了一辆吉普车，把他扔到车上，拉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后来才知道共产党中央的副主席王洪文当时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坐镇指挥。当时在我身旁有一个小伙子也是复员军人，一个老警察对我们高喊：“革命的走，反革命的留下！”他接茬说：“好好好，我们走，反革命的留下。”那个老警察大吼：“谁反革命！？”一班警察冲上来就把他摁倒了，打晕了，还用大皮靴使劲地踩他的胸口和肋骨，恐怕把肋骨都踩断了，暴露出中共警察的残暴的真面目。我气愤地要冲上去，制止警察的暴行，幸亏同行的同事死命地抱住我，不然我可能也难免遭殃。我目睹警察暴行后，再也不相信所谓的人民政府、人民警察爱人民的鬼话了。“四五运动”期间的最强音就是：“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把毛泽东定性为红色专制的暴君，这是和中共及其领袖彻底决裂的声音。当时我和很多人都在寻求政治变革，寻求国家的未来出路。

第五个原因，徽人的性格。安徽地处长江流域，我的故乡安庆是长江北岸的一个著名港口城市，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让我的性格特征中即有中国北方人的刚毅，又有南方人的柔韧；锲而不舍，以柔克刚，滴水石穿更是融入我性格当中的特色。

父亲的影响，老师的教诲，工农兵的下层贫困生活，参与“四五运动”目睹中共政权的残暴，徽人的性格，这些因素推动我形成了政治使命感和韧性，那就是一定要终结专制制度。

追究屠杀绝对没完

何哲：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北京有至少30万大学生直接参与了这场民主运动，有200多万北京市民参与了支援学生的行动，6月3日晚至6月4日清晨，当中共军队用坦克和机关枪扫射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强行挺进时，有上百万北京市民参与了为保护广场学生生命安全的阻截行动，整个北京城成了一个双方实力极度悬殊的战场，一方武装到牙齿，一方几乎赤手空拳，为此有成千上万市民和学生遭到屠杀，数万市民遭到逮捕和持续的政治迫害。当时你正在监狱服刑，你是什么时间知道“八九民运”和“六四大屠杀”实况的？你对此如何评价？明年将是“六四”二十周年祭，你对举办纪念活动有何建议？

徐文立：1989年的民主运动，我认为是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一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尽管失败了，但学生和市民的丰功伟业必会在未来发挥作用，人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曾有人问我，中国谁最应该获诺贝尔和平奖，我认为应是八九民运的学生和市民及天安门母亲，他们写下了中国民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特别想提到，“六四”之后，参与“六四”抗暴的北京市民背负了比年轻学生更重的罪名，他们被共产党诬蔑为“反革命暴徒”，名誉受损，刑期更长，直到现在还有北京市民仍在牢中服役。中央电视台“六四”那天说，在天安门广场没有开枪，但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却急速推到“纪念碑”上，一个弹孔看得清清楚楚；也说明中共控制的媒体中不乏有良心的传媒人。北京市民有句老话叫做“没完”，这件事绝对没完，一定要还学生和市民一个公道，一个正义。“六四”比国民党镇压台湾“二二八事件”不知道严重多少倍，共产党永远绕不过“六四”这个坎。

“六四”二十周年快到了，有些人过分强调学生责任，让他们反省，我认为不公平。他们当年十八、九岁，抱着一腔热血，谋略不周到，组织不严密，缺乏纲领性东西，责任不在他们。虽然那时有新的思想理论，但没有纲领性的东西和实施这些纲领的有效的政治组织是不行的，只有纲领性东西和有效的政治组织才能让最大多数人接受并坚持下去，直至成功和胜利。

最好的纪念，就是准确、恰当地总结经验教训。“八九民运”受到了欧洲文艺复兴和新时代民主、人权、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方励之、王若水、刘宾雁、郭罗基、严家祺、戴晴、刘晓波、党内改革派等等，当时都在学生中传播宪政民主思想，是中国宪政民主运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此，了解中国社会的政治性质也非常有意义。中国自秦以来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郡县长由皇帝直接任命，与秦以前的封建社会的分封建制完全不同，秦以后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而是皇权专制社会。共产党专制与皇权专制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党现在还把皇权专制社会说成是封建社会，目的就是让人们觉得现实社会和皇权专制没关系了。实际上，1949年之后共产党实行了比秦还要彻底的全能控制的专制制度，过去皇权专制还给民众留下了一点公共政治的生存空间，县以下的乡村是靠族绅管理的，有很强的自治性；当然，有些族绅管理未必不严酷。朱元璋甚至规定县官不得随意离开县城下乡，就给族绅管理留下了空间。但共产党政权更是一杆子地插到底，把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专制了。现代文明社会有两个基础，一是社会的高度自治，二是合法拥有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财产，共产党统治彻底摧毁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

邓小平总的来说是个对中华民族犯了大罪的人。第一，五七年他积极主动地参与反右，当时他是共产党总书记，是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的得力助手，把中华民族的脊梁骨给打断了。第二，八九年为保住他的腐败官倒的党和亲属，为了一己之私，竟然屠杀年轻学子和北京市民。足见其狠毒之至，毫无人性。之后，他又把中华民族引向了“一切向钱看”，无道德可言的深渊。

七十年代，波兰团结工会声势很大，中共因其反苏，曾给予正面报道。后来，彭真和胡乔木向邓小平建言，说波兰团结工会不仅反苏，还反共，引起邓警觉，邓问他们：那么中国要搞团结工会的会是谁呢？彭真和胡乔木异口同声地说是徐文立。1981年我被捕，1982年10月被判刑15年徒刑、4年剥权，成为民主墙时期被判刑最重的一个。中共高层下令，无论如何不得让我在媒体上露面，不让外界知道我的名字，在北京一监，他们给我编了一个001号。入狱那一刻，我难免感慨能否活着出来，产生了写自传的念头。1985年，我设法把偷偷写成的自传体的书带到美国，王炳章写了一篇高度评价的推介文章，把我这本书发表在《中国之春》上，共产党因此把我从6平方米的特号单人牢房，投入只有3平方米的单人反省号。

反省号又叫小号，与特号牢房不同。特号有床，反省号没有，只能睡地铺；我这个特号过去能在放风时打羽毛球，反省号不让打；反省号通常伙食很差，每天只吃窝头咸菜和水，我在伙食这方面倒和以往一样，没有改变；我所在的反省号有五米高，但没有窗户，盛夏热得汗流浃背，即便脱光了也是汗流如注，只好把背靠在水泥墙上降温。我在反省号被关了近五年，不让和亲人见面。

1988年开始，反省号给我增加了一台电视机，我通过它较全面地了解到“八九民运”，看到当时学生游行绝食、社会各界声援的情景，我深受感动和鼓舞，但也预见到共产党其实是在用激将法把学生推向激进，为镇压埋下伏笔。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真想为学生提些建议，可惜出不去。6月4日那天夜里，我在右安门附近的反省号牢房里听到了枪声，那枪声划破了夜空，那是非常悲壮的一夜。

“六四”屠杀发生后，共产党受到国际社会政治上和经济上很大压力，出口额锐减，由于“八九民运”和七九年“西单民主墙运动”有着内在的思想联系，因此使得我们这些“七九民运”人士也再度受到国内外关注。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为了缓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把我从3平方米的反省号迁回到6平方米的特号牢房，进一步改善了待遇。在中共政府向美国索取最惠国待遇期间，我们这些被关在牢房的民运人士成了人质，成了谈判的筹码，共产党拿我们去换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1993年6月3日是美国总统决定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关键时刻，所以共产党在1993年5月26日提前近两年假释了我。美国的最惠国待遇代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没有最惠国待遇，进口税是40%；有了最惠国待遇，进口税是8%以下。拿牢房里的重要民运人士换回最惠国待遇，每年单是出口美国就能多赚多少亿美元利润。所以抓了放，放了再抓，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土匪式绑架的国策。

“六四”纪念活动可以在形式上多种多样，海内外都在筹划，另外在北京戴黑纱或其他标志，放孔明灯，在“六四”那天夜里放出去，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表达哀思，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付出生命和青春代价的年轻学子和北京市民。

零八宪章  全民共识

何哲：前不久，国内一批知识精英和专业人士共同起草公布了《零八宪章》，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现在已有4000多人实名签署，你认为零八宪章是否与“西单民主墙”和“八九民运”有内在的传承关系？其意义何在？前两次民主运动都被共产党暴力镇压下去了，《零八宪章》引发的新一波民主运动是否也会被暴力镇压下去？中国民众应该怎样做才能避免再次失败？

徐文立：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没有一个伟大的纲领和光辉的旗帜，是不可思议的，《零八宪章》就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伟大纲领和光辉旗帜。《零八宪章》与1978年“民主墙运动”和“八九民运”的主要文献相呼应，它们在主要诉求上是一致的；《零八宪章》与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在政治上的重点目标也是一致的，追求的是宪政民主和法治至上；《零八宪章》与当代民主运动以往事件在本质上更是一致的，它们不是追求功利的运动，而是公德运动，是中国的精神复兴运动。

《零八宪章》是1978年民主墙以来，能引起最大反响的政治改革纲领，是中国人的最大共识，最大公约数，参与者之众必然超过以往。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共产党设法让人们更重视财富增长，忽视政治制度改革和道德的重建，结果造成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道德滑坡，降到中国有史以来最低谷，损人利己者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零八宪章》横空出世，振聋发聩，说明中国的良心未泯，良知未死，后继有人，是对“民主墙”、“八九民运”最好的继承，秉持着这样的良知，才敢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为十三亿民众的根本利益发出呐喊，这也是继承了中华民族杀身成仁的传统美德。

《零八宪章》与“民主墙”、“八九民运”共同之处是再次肯定了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肯定了普世价值的可贵性，就是八个大字：人权、自由、民主、宪政，中国社会最终一定会受益于这个普世的价值。

以往每次民主运动都被共产党残酷镇压下去了，我认为这次共产党一定也会用暴力镇压，正因为存在着这个问题和威胁，起草人才提前公布了《零八宪章》，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当年也是被迫提前的。共产党现在已经开动了暴力机器，只不过镇压手段相对柔性些，如果局面成了八九年那样，胡锦涛肯定也会象邓小平那样血腥镇压，其实“六四”屠杀就是仿效了胡锦涛镇压西藏民众的办法，胡当时戴着钢盔上了拉萨街头，胡锦涛手上沾过西藏民众的血，但我不希望他一直当刽子手，希望他弃恶从善，恐怕很难。我也希望从事民主事业的朋友们汲取以往的教训，在与共产党搏弈时讲究策略，免得断送了整个事业。

面对镇压  策略以对

何哲：共产党以往一次次对民主运动镇压成功，食髓知味，露头就打，不露头也打，会不会激化矛盾，逼得民众只好学习共产党当年对付国民党运输大队长的办法，夺枪夺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请你预测一下发展趋势。

徐文立：他们肯定要先下手为强，把民主运动掐死在摇篮里。关键是知识分子能否与民众相结合，《零八宪章》能否与维权抗暴行动相结合，如不能紧密结合，必被镇压下去。知识分子与民众结合，《零八宪章》与维权抗暴行动相结合，不一定马上成立什么公开的指挥部，要用英特网式的无数个蜂窝状结构的组织方式，似乎有中心，又没有中心；既有形，又无形；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你打了这里，那里还有。发挥各自的特长，大家都是签署人，结合起来、无形地组织起来推动《零八宪章》，一定要让《零八宪章》变成全国民众可能行动的、并认可的共识。

我在国内就采取“进一步，退半步，得寸不进尺；张驰有度，进退自如”的民运策略，和共产党周旋。1979年10月1日，共产党主动放弃了三十年大庆，我却成功地参与领导了“政治要民主，艺术要自由”的《星星美展》和平游行，从西单民主墙经前三门，行程10公里到王府井附近的市委大楼，并取得了几乎完全的成功，使得《星星美展》一次在北海“画舫斋”公开展出，二次在中国美术馆公开展出。。

当然，民主运动也包括对中共上层的工作，说服他们上层，减少他们的恐惧。民主运动不是造反夺权、改朝换代，个人清算，杀富济贫，共产党也可以通过民主选举争取执政权嘛！那才是合法的。但是要看共产党有没有胆量，接受全国民众的直接选举。选举就是选择。

当前，中国将要遇到的经济危机会比西方、美国严重得多，中国政府现在也害怕了，不敢吹自己一枝独秀了，出口外向型不灵了，内需又拉动不起来，中央企业现在更亏损，外汇储备也在急速往下掉，每年新增的一千多万人的就业危机也解决不了，就连大学毕业生也是成百万失业。

我在1980年发表的《庚申变法二十条》指出：“中国是非变不可了。固守不变只有绝路一条。不大变也只有绝路一条。”

我在2006年发表的《敦促中共政府在大陆实行政治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一文中又说过：“中国不实行政治改革，中国民众就不可能保住经济改革带给他们的种种权益，或消解经济改革带给他们的损伤，更不可能使得中国走向公平、均富、稳定、繁荣的未来，也无法消除世界各国对中国大陆的前景所存有的疑虑。”

这两年，国内维权抗暴行动风起云涌，证明中国民众确实失去了经济改革所带给他们的利益，确实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损伤，现在民众愈来愈欣赏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个说法，突发事件也许会变成暴力行动。当然，风起云涌、持续的国内维权抗暴行动，才是《零八宪章》可能成功的基石。

知识精英要与民众的经济诉求和政治诉求结合起来。中国这么大，矛盾此起彼伏，要让矛盾向理性和解的方向发展不容易，有些人做和解方面的工作也是值得钦佩的，理性的知识精英、社会贤达要成为冲突双方的缓冲带与和解的力量。

简讯
[<ul type="1">[<li>
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第四批联络人名单公布/王丹[</li>[</ul>

自从10月10日，王丹，王军涛，胡平，陈一咨，刘刚等发表声明，呼吁开展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以来，陆续有一些知识界朋友参加联署，愿意作爲联络人，共同参与纪念活动。现公佈第四批联络人名单如下（按签名时间顺序）：
严家其（政治学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现居美国纽约）
高文谦（中共党史专家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委员，现居美国纽约）
郭罗基（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前南京大学教授，现居美国波士顿）
万润南（前四通公司总裁，现居美国旧金山）
何清涟（社会学家《现代化的陷阱》作者，现居美国普林斯顿）
程晓农（经济学者《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现居美国普林斯顿）
陈奎德（文化哲学家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社长，现居美国华盛顿）
王天成（宪政学者《天安门通讯》主编，现居美国纽约）
苏晓康（作家电视片《河殇》主笔，旅居美国）
朱学渊（历史语言学家，现居美国洛杉矶）　
康正果（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学者）
郑义（作家， “独立中文笔会”主席，现在居美国华盛顿）
北明（作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现在居美国华盛顿）
张伦（社会学家，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现居法国巴黎）
杨而玉（英国莱斯特大学博士，現居英國）
陈破空（经济社会学家，自由亚洲特约评论员，现居美国纽约）
王书君（现代史专家，"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现居美国纽约）
叶宁（法学专家，自由亚洲特约评论员，现居美国华盛顿）
梅凤杰（华人大陆经济问题专家，现居美国洛杉矶０
周义澄(亚衣) （资深记者，现居美国波士顿）
　　随着参加联署的人逐渐增加，我们将继续每15天左右向外界公佈一批新参与者的名单。我们竭诚欢迎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共同为推动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而努力。请愿意参与联署的朋友与王丹联络: [<a target=_blank href="mailto:wangdan@gmail.com">wangdan@gmail.com[</a>
         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暨六四惨案20周年活动联络人
                                                                                       ２００８．１２．２

2、「愛心寄天安門母親」簽聖誕卡行動/港支联

支聯會將於11月和12月舉行「愛心寄天安門母親」簽聖誕卡行動，呼籲市民藉聖誕節即將來臨的時候，向一群在「六四」事件中，痛失子女及丈夫的年邁父母及遺孀，表達我們的祝福及慰問，為她們的無畏精神致敬。
支聯會呼籲校長及老師鼓勵學生撰寫聖誕卡，建議方法包括：
一．選購支聯會印製的民主聖誕卡：共六款，每張特價1元。各款聖誕卡印有具民主、人權含意的語句，同學亦可在卡的空白處寫上慰問及支持字句，或繪圖表達心意。閣下可填妥以下回條，傳真27706083或寄回本會通訊處訂購。
二．自行購買及製作聖誕卡：同學可在卡上寫上慰問及支持字句，或繪圖表達心意。
校長及老師可將同學的聖誕卡收集，於12月15日前寄或交回本會通訊處（九龍旺角彌敦道618號好望角大廈8樓支聯會秘書處收）。
三．到教協九龍會所或銅鑼灣服務中心的簽名攤位，即場在聖誕卡簽名並寫上慰問及支持字句，然後投入收集箱，支聯會將集中轉寄給天安門母親。
四．到支聯會網站[<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alliance.org.hk/postcard" target="_blank">http://www.alliance.org.hk/postcard[</a> 撰寫電子賀卡：支聯會網站設有多款具民主、人權色彩的電子賀卡，同學可撰寫慰問及支持字句寄回 [<a target=_blank href="mailto:contact@alliance.org.hk">contact@alliance.org.hk[</a> ，由支聯會集中轉寄給天安門母親。
五．到支聯會舉辦「愛心寄天安門母親」簽聖誕卡行動攤位，即場在聖誕卡上籤名並寫上慰問及支持字句。活動日期和地點稍後通告。
所有收集到的聖誕卡及電子賀卡，支聯會將於12月24日（平安夜）以特快專遞寄給天安門母親，表達香港市民對她們的支持和祝福。
關於「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介紹，老師可鼓勵同學瀏覽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 target="_blank">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a> 。
如欲訂購支聯會聖誕卡或查詢活動詳情，請致電27826111與支聯會秘書處職員聯絡。

3、“宪政中国”举办纪念“六四”20周年系列演讲第四讲

2008年11月21日晚８时（北京时间），“宪政中国”在Paltalk语音室“Focus onChina”举办纪念“六四”20周年系列演讲第五讲，主讲嘉宾是中国民主运动上海地区的老将付申奇先生。题目是“中国民主之路”。“宪政中国”王军涛主持讨论。大约120人直接听付申奇的讲话，一些大陆听众还在ＱＱ和其他场合进行了转播。付申奇演讲后，与王军涛一道回答听众问题。整个活动持续到北京时间夜里１点。

付申奇是中国民主运动著名组织者和领导者。1977年上海民间思想家王申酋被判死刑后付申奇开始立志推动中国民主运动， 1978年在上海创办“振兴社”，到上海人民广场散发“告上海公民书”，有力地推动上海民主墙运动发展。1979年创办《民主之声》，成为上海民主墙的一面旗帜。1980年在上海组织和参加竞选人民代表活动，获得所在单位高票；但终因不是官方指定候选人，未能当选。同年9月参与创办中华民刊协会，联合全国民主墙时期的民办刊物，并主办协会机关刊物《责任》第三期。1981年4月，付申奇参与组织“爱国护法请愿团”，北上北京抗议中共指责民刊是非法刊物、勒令民刊停刊的违宪行为，在北京被逮捕押回上海，后被判刑7年。付申奇一九八六年获释后，在两年丧失"政治活动权利"期间，他以摆书报地摊为生，并与各地朋友建立联系，希望以应有的"经济活动权利"开展经济活动，"以商养运"。一九九零年八月，他出版了地下刊物〔复兴〕，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多党民主；建立多元经济，复兴中华民族"的口号，遂于九一年六月再次被捕，遭关押一年之久。出狱后再次被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一九九三年因与王希哲合作和发起"以商养运"的青岛会议，被当局判劳教三年，送往江苏大丰农场。付申奇一九九六年四月劳教期满，并于当年九月来到美国纽约。1998年2月与王希哲、王炳章等筹建推出中国民主正义党，担任该党秘书长，并主办〔民主正义党通讯〕。最近，付申奇与纽约海外各界人士，筹组中国民主论坛（纽约），并被选为第一届召集人。

（“宪政中国”是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人士组建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主要是通过网络传播民主理念和知识，发布民运消息，交换时局信息和看法，讨论热点问题，研究和商讨具体项目的运作。目前“宪政中国”已经在Paltalk语音室Focus On China （聚焦中国）开办“纪念‘六四’20周年系列演讲”，今后还将举办“宪政民主知识讲座”、“时局与选择论坛”、“时政热点话题研讨会”和各种网聚活动。）

4、《天安门通讯》被中国大陆有关方面定性为反动刊物

据大陆网友提供消息，中国中南地区的某军队在一次所有干部会议上宣布，《天安门通讯》是反动刊物，严禁军队内部传阅。对此，《天安门通讯》主编、中国宪政学者王天成先生表示，从宪政角度看，是荒唐的。《天安门通讯》是中国公民搜集和纪念２０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一起改写人类政治史的大事件的网络刊物；当局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如此敏感，说明中国当局不能正视历史事实，还想继续掩盖真相。不过，王天成说，这正是我们编辑《天安门通讯》的意义所在；不论中国当局说什么，《天安门通讯》将会继续办下去，而且会越办越好。

倡议
1、墨尔本民运纪念“六四”二十周年预案公告作者：中国民主运动墨尔本联盟

一九八九年“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即将到来，为了隆重纪念“六四”，全力推进中国民主事业，初步预案如下：
A.由中国民主运动墨尔本联盟发起成立纪念活动组织委员会
组织成员由联盟和各民主团体参加，包括自民党、民阵、民联、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中国工党及其它民主团体，等等。
B.具体项目：
1.制作墨尔本中国民主运动二十年回顾音像光碟，由两部份组成，一是“六四” 真相图片集，二是墨尔本二十年纪念“六四”、推动民主的新闻图片集。
2.出刊墨尔本民主团体和人士有关中国民主政治事业的文章专集。
3.制作墨尔本民主团体和人士有关民主思想、言论的电子书刊。
4.印制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宣传单张。
5.开展“六四”二十周年和中国民主未来的国际研讨会。
6.在墨尔本市区举办大型真相图片展览、公众集会和演说。
7.在墨尔本主要广场和中领事馆举行烛光集会，火炬接力公民行。
8.开展营救被中共政府抓捕监禁的爱国民主人士。
9.拜见澳洲社会政要、议员，提供有关推动中国民主的信息。
10.联合署名致信澳洲政府和总理，力促澳政府在“六四”二十周年时发出有关推动中国民主的声音。
C.“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是一项具体的工程，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我们热切希望志力于中国民主化的有识之士和社会团体给予各种资助帮助，如广告宣传、刻录音像碟片、印刷集刊、提供新闻图片和照片、会议和集会的专用设备、文字翻译等等。
D.我们欢迎各界给予捐款，
开户名：Overseas Coalition for Chinese Democracy
开户行：Commonwealth Bank
帐号：06340410039363
BSB：063404
联系人：张伟强电话：0423084988
高健电话：0433169889
潘永伟电话：0402395992
传真：95840660
电子邮件：[<a target=_blank href="mailto:wqz3228@hotmail.com">wqz3228@hotmail.com[</a>
                                       中国民主运动墨尔本联盟
                                                   2008年12月5日

2、为国人洗羞耻，为民族争人格——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网络大召集宣言/苏剑岳

二十年前的一个凌晨，花样的年华在枪炮声中嘎然而止，稚嫩的胸膛在坦克下成了齑粉，千百个年轻的生命背负着民主的十字架，走上在祭坛，用鲜血为这个民族的历史写下悲怆的一页。二十年过去了，冤魂尚未得安息，国殇依然是禁忌；二十年过去了，鬓发如雪的母亲被剥夺哭泣儿子的权力，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却高踞庙堂之上接受顶礼膜拜。二十年的历史翻过，只是一片可耻的空白。

选择遗忘无法洗净耻辱，屈膝强暴无法换来尊严。后蜀灭国，三军将士解甲，花蕊夫人入幸，宛转承欢之余，美人饮恨：更无一人是男儿？一个拥有十三亿的民族，满眼尽是匍匐着的仆妾，为了向屠戮者摇尾乞怜，不惜亵渎英烈的尸骨。这样的民族，可有几人敢于面对千年前的一个女子的质问？明末阉党乱政，大江南北遍是魏阉生祠，冠盖公卿全是孝子贤孙。满虏入关，髡发左纫，亡国灭种两百六十年。民国初肇，袁氏称帝，天下山呼万岁之时，蔡锷振臂呼于云南，挽民国于既倒。梁任公赞曰：国民赖公有人格。而今日这个民族若非注定消亡，它的人格将因为我们的抗争而存在。我们向所有尚存一息血性的同胞呼吁，为国人洗羞耻，为民族争人格。拒绝遗忘，选择责任，拒绝跪倒，选择站立，我们大声疾呼——还逝者以正义，还历史以真实，还天地以公道。

响应王丹先生发起的六四二十周年全球纪念活动，我们在facebook上发起网络大召集。在六四屠城行将二十周年之际，我们呼吁全世界所有正义之士，追悼六四亡灵，谴责屠杀凶手，追讨拖欠太久的正义，呼唤在中国仍然不可企及的民主和自由。

                           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网络大召集发起人苏剑岳

回首当年

1、1989年学生绝食文告（油印传单）

                           绝食宣言

各位亲爱的同胞，在继前几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之后，今天，我们决定
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斗争。

绝食原因：
第一，抗议政府对北京学生罢课采取的麻木冷淡态度。
第二，抗议政府拖延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的对话。
第三，抗议政府一直对这次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冠以“动乱”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的报导。　　

绝食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真诚平等对话。
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绝食时间：五月十三日下午二点出发。
绝食地点：天安门广场。

口号：不是动乱，立即平反！
   马上对话，不许拖延！
   为民绝食，实属无奈！
   世界舆论，请声援我们！

  　　
                  ※　　　※　　　※　　　※　　　※

                        绝食先锋队告北京市民书

从四月十五日胡公逝世起，我们为民请愿行动已持续了一个月，我们同学们的热血为今天危机的中国流淌，一个月，流过汗、流过泪、流过血，我们为什么？除了中华富强，我们一无所求。

可一个月啊中国改变了什么？一次“对话”，这个对话不但未解决实质性问题，而且，所谓“学生代表”，无法代表我们的愿望和要求，更别说为民请愿了。

赵紫阳总书记的“五四”讲话，李鹏总理的“五．五”讲话，对学生运动态度都较缓和，这点我们表示欢迎。但不愿忍受的是我们头上仍有一顶“动乱”的帽子，我们面临的是秋后算帐。

我们希望政府真诚与我们对话，正视学生提出的要求，鉴于各高校正式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学生对话代表团，以真正体现为民请愿的目的。

由于政府与学生对话代表团的对话一拖再延，我们认为政府对广大同学的要求没有诚意。我们决定进行绝食等待政府的诚意。

我们强烈要求政府与学生代表团对话，强烈要求摘掉“动乱”的帽子，强烈要求政府正视我们的要求，并能有实质性（可见、可衡量）进展。

                                       　北京市高校绝食先锋队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　　　※　　　※　　　※　　　※

               北京高校学生绝食请愿团宣言

在伟大的四月民主爱国运动中，为了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我们相继进行了“四•二○”新华门静坐请愿、“四•二二”天安门静坐请愿、“四•二七”环城大游行、“五•四”大游行等一系列和平请愿活动，要求和政府进行平等、公开、直接对话。但是，政府对我们的请愿公然采取欺骗和诬蔑的态度。五月六日，我们又一次向政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给我们在五月八日予以明确答复。但政府采取拖延手段，说十一日给予我们答复。但到十一日却说，尽量在本周内给予明确答复。对这种一再拖延的欺骗，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为表示我们的决心和强烈抗议，我们决定采取绝食请愿手段，敦促政府立即与北京高校（即与）学生对话团进行真正的对话。

　　　　　　　　　　　　　　　　                   北京市高校学生绝食请愿团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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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高校自治联会关于绝食的声明

〔由于〕政府给学生运动所戴的“动乱”的帽子至今没有摘掉，由于政府与高校对话代表团的对话迟迟不能进行，北京各高校部分学生认为这是政府对广大学生的对话要求没有诚意的表现，并将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斗争。北京市高联对此行动给予充分理解和同情，并从保护同学安全的角度出发，号召全市各高校学生以各种方式保护和支持这些同学的行动。我们认为，为防止事态扩大，政府应当抱着真诚的态度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对话，改变对这次学运的不正确评价。为此，我们强烈呼吁政府对绝食同学的要求尽快做出答复。

　　　　　　　　　　　　　　　　　　　　                北京市高校自治联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　　　※　　　※　　　※　　　※

　　　　　　　　　　　　　　　　　绝食书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五月里，我们绝食了。在这最美好的青春时刻，我们却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绝然地留在身后了，但我们是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不甘心啊！
然而，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物价飞涨、官倒横流、强权高悬、官僚腐败、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同胞们，一切有良心的同胞们，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声吧！

国家，是我们的国家，
人民，是我们的人民
政府，是我们的的政府，
我们不喊，谁喊？
我们不干，谁干？

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柔嫩，尽管死亡对于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我们去了，我们却不得不去了，历史这样要求我们。

我们最纯洁的爱国感情，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灵，却被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们想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每个工人、农民、士兵、平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政府官员、警察和那些给我们炮制罪名的人，把你们的手抚在你们的心上，问一问你们的良心，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动乱吗？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绝食，我们献身，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我们的感情却一再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毒打……学生代表跪求民主却被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再拖延，学生领袖身处危难……

我们怎么办？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但这却需要我们用这些年轻的生命去换取，这难道是中华民族的自豪吗？

绝食乃不得已而为之，也不得不为之。

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

但我们还是孩子，我们还是孩子啊！中国母亲，请认真看一眼你的儿女吧，虽然饥饿无情地摧残着他们的青春，当死亡正向他们逼近，您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吗？

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地活着，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龄；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学习，祖国还是这样的贫穷，我们似乎留下祖国就这样去死，死亡决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偷生。

当我们挨着饿时，爸爸妈妈们，你不要悲哀；当我们告别生命时，叔叔阿姨们，请不要伤心；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让我们能更好地活着；我们只有一个请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因为民主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民主事业也绝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死亡，在期待着最广泛而永久的回声。

人将去矣，其言也善；鸟将去矣，其鸣也哀。

别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样的忠诚。
别了，爱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终。
别了，父母！请原谅，孩儿不能忠孝两全。
别了，人民！请允许我们以这样不得已的方式报忠。

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
　　　　　　　　　　
                                    北京大学绝食团全体同学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以上资料选自《华夏文摘：八九年民主运动及“六·四” 十周年纪念专集（十）》）

2、因1989年北京“平暴”升官进爵的军人名单（最新版）
搜集整理者：吴仁华

1989年，解放军戒严部隊的各级指挥官，凡是在北京執行戒嚴任務期间表現積極者，均在事後的“論功行賞”時得到应有的犒賞，升官进爵。特將搜集到的一份名單列出，留作歷史的記錄和見證：
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固輝中将（辽宁省盖县人），升任南京軍區司令員、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頒授上將軍銜。
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史玉孝中将（陕西省宝鸡市人），升任南京軍區政治委員、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中共第十三届和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頒授上將軍銜。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二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張工少将（山西省原平市人），解放軍戒嚴部隊發言人，先後升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成都軍區政治委員、中国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中共第十四屆和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上將軍銜。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齐连运少将（安徽省太和县人），先后升任赤峰守备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頒授中將軍銜。
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刘存康少将（山西省五台县人），先后升任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国防大学副政治委员，頒授中將軍銜。
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朱敦法中将（江苏省沛县人），先后升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頒授上將軍銜。
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芦光祖少将（河南省商丘市人），先后升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地指挥部司令员、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政治委员、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校长。二零零一年三月五日因病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陸軍第12集團軍軍長郭錫章少将（湖北省广济县花桥镇刘常村西湖口垸人，广济县现为武穴市），升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12集團軍政治委員溫宗仁少将（安徽省巢湖市人），先後升任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蘭州軍區政治委員、中国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五届和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頒授上將軍銜。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凌晨因病去世，终年六十八岁。
陸軍第12集團軍副军长徐文义少将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升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
陸軍第12集團軍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书记史水洲少将（江苏省溧阳县上兴镇刘庄人，溧阳县现为溧阳市），先后升任陸軍第12集團軍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陸軍第12集團軍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胡道仁大校（安徽省霍邱县人），先后升任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安徽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安徽省军区政治委员，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12集團軍参谋长季崇武大校（江苏省响水县人），升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12集團軍步兵第36师师长徐承云大校（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人），先后升任陸軍第12集團軍副军长、陸軍第12集團軍军长、南京军区装备部部长、南京军区参谋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頒授中将军衔。
陸軍第12集團軍坦克第2师政治委員陆凤彬少将（江苏省南通市通州东社乡人），先后升任陆军第12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江苏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福建省军区政治委员，颁授中將军銜。
空降兵第15軍副軍長左印生大校（河北省蒿城县人），先後升任武裝警察部隊副司令員、濟南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空降兵第15軍副政治委員田瑞昌大校（河北省秦皇岛市人），先后升任成都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成都軍區空軍副政治委員，頒授少將軍銜。
空降兵第15軍空降兵第43旅旅長李家洪大校（湖北省汉川市人），先后升任空降兵第15军参谋长、空降兵第15軍副軍長、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頒授少將軍銜。
空降兵第15軍空降兵第43旅政治委員趙金奎大校（河南省镇平县人），先后升任空降兵第15军政治部主任、空降兵第15軍政治委員，頒授少將軍銜。
空降兵第15軍空降兵第44旅旅長武運平大校（河南省洛阳市人），先后升任空降兵第15軍副军长、南京軍區空軍副參謀長，頒授少將軍銜。
空降兵第15軍空降兵第44旅政治部主任樊友義上校（湖南省澧县人），先后升任空降兵第45旅政治委员、空降兵第15军副政治委员、成都軍區空軍後勤部政治委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20集團軍軍長梁光烈少将（四川省三台县人），先後升任陸軍第54集團軍軍長(該集团軍是中共中央軍委戰略總預備隊，實力僅次於陸軍第38集團軍)、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北京軍區副司令員、中共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沈陽軍區司令員、南京軍區司令員、解放軍總參謀部總參謀長、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頒授上將軍銜。
陸軍第20集團軍政治委員楊興隆少将（河北省迁安市人），升任濟南軍區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員，一九九一年七月因病提前离休，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三日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陸軍第20集團軍参谋长张祥林大校（山东省高密市人），先后升任陆军第20集团军副军长、陆军第54集团军军长、济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24集團軍軍長周玉書少将（湖南省攸县人），先後升任武裝警察部隊司令員、頒授武警中將軍銜、廣州軍區副司令員、中共第十三届和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24集團軍政治委員尹文聲少将（河北省蔚县人），升任北京軍區後勤部政治委員。
陸軍第24集團軍步兵第72师政治委员任之通大校（江苏省灌云县人），先后升任陆军第24集团军政治部主任、陆军第63集团军政治委员、天津警备区政治委员，頒授少将军衔。
陸軍第24集團軍步兵第70師步兵第208團政治委員常躍上校（重庆市人），先后升任陆军第65集团军装甲师政治委员、内蒙古军区政治部主任、陆军第3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颁授少将军衔。
陸軍第26集團軍政治委员刘书田少将（山东省滕州市人），先后升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广州军区紀律檢查委員會书记、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兼广州军区党委书记、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兼成都军区党委书记，中共第十五届和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頒授上将军衔。
陸軍第27集團軍軍長錢國梁少将（江苏省吴江县人），先後升任濟南軍區參謀長、濟南軍區司令員、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共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沈陽軍區司令員，頒授上將軍銜。
陸軍第27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朱增泉少将（江苏省无锡市人），先後升任國防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國防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副政治委員、解放軍總裝備部副政治委員兼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共第十五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27集團軍副軍長黃信生少将（河北省新城县人），先後升任陆军第27集团军军长、陆军第38集团军军长、北京軍區參謀長、南京軍區參謀長、南京軍區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27集團軍副政治委員陳學政大校（江苏省扬州市人），升任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27集團軍步兵第79師師長黃高成大校（江苏省盐城市人），升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北京军区联勤部部长，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27集團軍直属高射炮兵旅旅長車成德大校，先后升任陆军第63集团军副军长、河北省軍區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27集團軍司令部偵察處參謀趙勇明少校（江苏省南通市观音山镇人），升任北京軍區偵察大隊副大隊長，頒授中校軍銜。
陸軍第27集團軍步兵第80師政治部副主任周衍智上校（安徽省舒城县张母桥镇人），先后升任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政治部主任、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副政治委员、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政治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工程学院副政治委员，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27集團軍步兵第80師团長彭新国上校（湖南省攸县人），先后升任步兵第80師副师长、步兵第80師师长、南疆军区参谋长、南疆军区副司令员，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38集團軍副軍長、代軍長張美遠少将（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下八庙镇人），升任陸軍第38集團軍軍長、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中將軍銜。一九九二年預定提升為北京軍區副司令員，但他被視為“楊家將”主要成員，隨著楊尚昆、楊白冰兄弟被鄧小平清洗出軍隊，卻被貶任青海省軍區司令員，继而任兰州军区副参谋长，後來轉任蘭州軍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書記直至退休。
陸軍第38集團軍政治委員王福義少将（辽宁省丹东市人），升任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兼北京軍區纪律检查委员会書記、中共十四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38集團軍參謀長劉丕訓大校，先后升任陸軍第38集團軍副軍長、陆军第24集团军军长、陆军第38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装备部部长，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38集團軍步兵第112師師長劉興貴大校，先後升任陸軍第38集團軍參謀長、陸軍第38集團軍副軍長，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38集團軍步兵第112師副師長佟喜剛大校（吉林省吉林市人），先后升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北京軍區副參謀長，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38集團軍步兵第112師參謀長馮兆舉大校（山东省莒县人），先后升任陆军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2师师长、陆军第38集团军参谋长、陆军第65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装备部部长，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38集團軍步兵第112師步兵第336团团长李少军上校（,江苏省睢宁县人），先后升任步兵第112师参谋长、陆军第38集团军副参谋长、陆军第38集团军参谋长、陆军第38集团军副军长、陆军第38集团军军长，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38集團軍步兵第113師師長于承海大校（江苏省滨海县人），升任北京軍區副參謀長，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38集團軍步兵第113師政治委員陳錦彪大校（江苏省通州市金余乡人），先后升任陆军第63集团军政治委员、天津警備區政治委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38集團軍步兵第113師副参谋长王喜斌上校（黑龙江省宁安市人），先后升任陆军第38集团军参谋长、陆军第27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参谋长、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38集團軍步兵第113師政治部副主任郐万增上校（辽宁省瓦房店市人），先后升任陆军第38集团军副政治委员、陆军第63集团军政治委员、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頒授少将军衔。
陸軍第38集團軍步兵第113師炮兵团团长岳中强中校，先后升任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旅长、陆军第38集团军装备部部长，頒授大校軍銜。
陸軍第38集團軍步兵第113師炮兵团政委马炳泰中校（河北省卢龙县人），先后升任陆军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4师政治委员、河南省军区开封军分区政治委员、武装警察部队河南省总队政治委员，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39集團軍軍長傅秉耀少将（黑龙江省巴彦县人），先後升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兼新疆軍區司令員、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39集團軍政治委員馬盛林少将，升任遼寧省軍區政治委員。
陸軍第39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李棟桓少将（河南省南阳市人），先后升任陸軍第39集團軍政治委員、武裝警察部隊政治部主任，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39集團軍步兵第115師師長張作禮大校，先后升任陆军第39集团军副军长、沈陽軍區聯勤部副部長，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39集團軍步兵第116師步兵第347團團長艾虎生上校（河南省禹县人），先後升任陸軍第39集團軍步兵第116師師長、陸軍第39集團軍參謀長、陸軍第39集團軍軍長、成都军区参谋长，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39集團軍步兵第116師步兵第347團政治委員劉建星上校，先后升任陆军第40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新疆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40集團軍軍長吳家民少将（辽宁省人），升任沈陽軍區參謀長、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54集團軍軍長朱超少将，升任河南省軍區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54集團軍副參謀長黃漢標大校（廣東省揭東县玉湖鎮人），先后升任陆军第54集团军后勤部部长、陆军第54集团军副军长、陸軍第54集團軍軍長、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頒授少將軍銜。黃汉标是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张万年上将的女婿。
  陸軍第54集團軍政治部副主任岳宣义大校（四川省南江县人），先后升任陆军第54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頒授少將軍銜。现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驻中国司法部纪律检查组组长、中国司法部中共党组成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陸軍第54集團軍步兵第127師師長鍾聲琴大校（四川省蓬安县人），先后升任陆军第26集团军军长、济南军区参谋长、濟南軍區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54集團軍步兵第127師政治委員王玉發大校（河南省南召县人），先后升任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副政治委员、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政治委員、成都军区空军政治委员，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54集團軍步兵第126師師長黃棟甲大校，升任河南省軍區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54集團軍步兵第126師政治委員胡永柱大校（四川省渠县人），先后升任陆军第54集团军副政治委员、西藏军区政治委员、成都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共第十五届和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54集團軍步兵第127師步兵第379團團長徐乃飛上校（河南省郸城县人），先後升任陆军第12集团军步兵第36师副师长、陆军第12集团军步兵第36师师长、陸軍第1集團軍副參謀長、陸軍第31集團軍參謀長、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54集團軍步兵第127師步兵第379團政治委員張文品上校，升任河南省軍區鶴壁軍分區司令員，頒授大校軍銜。
陸軍第63集團軍軍長刁從洲少将（河北省深泽县人），升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63集團軍政治委員曲繼甯少将（山东省龙口市人），升任濟南軍區副政治委員、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63集團軍參謀長劉蔭超大校？（河北省玉田县人），先后升任陆军第63集团军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副书记、山西省军区参谋长、陆军第65集团军副军长、陆军第65集团军军长、山西省軍區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日因病逝世，终年六十二岁。
陸軍第63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張秋祥少将，先後升任陆军第63集团军政治委员、陸軍第65集團軍政治委員、蘭州軍區政治部主任、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63集團軍参谋长刘逢君少将（辽宁省辽阳市人），先后升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63集團軍步兵第188師師長黃伯誠大校，升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63集團軍步兵第188師政治委員邵松高少将，升任陸軍第27集團軍（63军？）政治部主任，頒授少將軍銜。一九九六年一月，邵松高因为贪污受贿被免职，并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
陸軍第63集團軍步兵第188師參謀長李海清大校（河南省正阳县人），先后升任陆军第63集团军步兵第187师师长、武裝警察部隊寧夏自治區總隊總隊長，頒授武警少將軍銜。
陸軍第63集團軍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处长李世明上校（四川省三台县人），先后升任陆军第63集团军步兵第188师参谋长、陆军第63集团军步兵第189师师长、陆军第24集团军参谋长、陆军第24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沈阳军区参谋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64集團軍副軍長劉書明大校（吉林省洮南市人），先後升任陆军第39集团军副军长、遼寧省軍區司令員、沈陽軍區聯勤部部長，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64集團軍副政治委員張傳苗大校（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张家坡乡西五庄村人），先後升任陆军第39集团军副政治委员、沈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兼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第二炮兵部隊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64集團軍参谋长葛振峰大校（河北省清苑县人），先后升任陆军第39集团军参谋长、陆军第64集团军军长、沈阳军区参谋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国防大学副校长、中国军事科学院院长、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中共第十六届和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頒授上將軍銜。
陸軍第64集團軍政治部主任于景常大校（山东省黄县人），先后升任黑龙江省军区副政治委员、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64集團軍步兵第190师参谋长王国生上校（吉林省大安市人），先后升任陸軍第64集團軍步兵第190师师长、陆军第64集团军参谋长、陆军第40集团军参谋长、陆军第40集团军副军长、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兰州军区参谋长、兰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65集團軍軍長臧文清少将（河北省承德市人），先後升任北京軍區副參謀長、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65集團軍政治委員曹和慶少将（河北省宁晋县人），先後升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第二炮兵部隊副政治委員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共第十五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頒授中將軍銜。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陸軍第65集團軍守备第3师政治委员李文华大校（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人），先后升任陆军第65集团军政治部主任、陸軍第65集團軍政治委员、北京卫戍区政治部主任、北京卫戍区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第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65集團軍司令部炮兵指挥部主任方文平上校（北京市人），先后升任陆军第27集团军副参谋长、陆军第27集团军步兵第80师师长、陆军第27集团军后勤部部长、河北省军区参谋长、山西省军区司令员，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65集團軍守备第3师守备第9团团长张鸿兵上校，先后升任守备第3旅旅长、陆军第65集团军直属高射炮兵旅旅长、山西省军区临汾军分区司令员，頒授大校軍銜。
陸軍第65集團軍守备第3师守备第9团政治委员金秉章上校，先后升任步兵第207师政治委员、石家庄陆军学院副院长，頒授少將軍銜。
陸軍第67集團軍軍長吳玉謙少将（山东省宁阳县人），先後升任沈陽軍區參謀長、沈陽軍區副司令員、中共第十四届、第十五届和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頒授中將軍銜。
陸軍第67集團軍政治委員杜鐵環少将（辽宁省鞍山市人），先後升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助理、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濟南軍區政治委員、北京軍區政治委員、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頒授上將軍銜。
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师长秦涛大校（(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区秦罗庄人，黄安县现为红安县)），升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頒授少將軍銜。秦涛是原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秦基伟上将之子，一九九四年因为“田明建事件”【注释71】被免职，随即退役。
北京卫戍区警卫第1师参谋长李胜堂上校，升任陆军第24集团军副参谋长，頒授大校軍銜。
北京卫戍区警卫第1师陆海空三军仪仗大队副大队长程志强中校（山西省永济县方池村人），先后升任陆海空三军仪仗大队大队长、北京卫戍区副参谋长，頒授大校軍銜。
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高射炮兵团团长李旦生上校，先后升任警卫第3师副师长、警卫第3师师长、内蒙古军区阿拉善军分区司令员，頒授大校軍銜。
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第13团副团长邓健康上校（安徽省宿县人），先后升任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第13团团长、陆军第63集团军步兵第189师参谋长、北京军区联勤部司令部后勤工作研究室副师职研究员、山西省军区临汾军分区司令员，頒授大校軍銜。
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師政治委員吳忠明大校，先後升任陸軍第24集團軍副政治委員、陸軍第24集團軍政治委員，頒授少將軍銜。
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師装甲步兵团团长罗刚上校（北京市人），先后升任坦克第1师副师长、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頒授少將軍銜。
此外，还有一份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师、旅、团级建制单位立功受奖的名单，这些部队分别被中央军委授予集体一等功、集体二等功和集体三等功。名单如下：
集体一等功：
1）陆军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2师（师长刘兴贵、师参谋长冯兆举）
2）陆军第24集团军步兵第70师步兵第208团（团长贾炳正、团政治委员常跃）
3）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第13团（团长幸中原、团政治委员万金华）
4）陆军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步兵第347团（团长艾虎生、团政治委员刘建星）
5）陆军第54集团军步兵第127师步兵第379团（团长徐乃飞、政治委员张文品）
集体二等功：
1）陆军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3师（师长于承海、师政治委员陈锦彪）
2）陆军第63集团军步兵第188师（师长黃伯诚、师政治委员邵松高）
3）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师长陈明义、师政治委员徐福安）
4）陆军第40集团军步兵第118师（师长郝柏栋、师政治委员郭景全）
5）陆军第54集团军步兵第127师（师长钟声琴、代师长、集团军副参谋长黃汉标、师政治委员王玉发）
6）空降兵第15军空降兵第43旅（旅长李家洪、旅政治委员赵金奎）
集体三等功：
1）陆军第27集团军步兵第79师（师长黃高成、师政治委员刁九建）
2）陆军第65集团军步兵第193师（师长王勤、师政治委员张常青）
3）陆军第24集团军守备第7旅（旅长李守成、旅政治委员安明）
4）陆军第54集团军步兵第126师（师长黃栋甲、师政治委员胡永柱）

搜集整理者说明：因為各種條件所限，上述这一份升官进爵的名单顯然是很不完整的，立功受奖的部隊也僅限于被中央軍委所記功的師、旅、團级建制单位，不过，從中仍然可以大概看出哪一支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北京执行镇压任务时比較賣力，手上所沾的鮮血比較多。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淩晨，在武力挺进天安門廣場的过程中，陸軍第38集團軍、空降兵第15軍、陸軍第39集團軍、陸軍第54集團軍是四大主力部隊。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至清晨，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中，加入了陸軍第24集團軍（六月二日预先进入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公安部机关大院）、陸軍第27集團軍（六月二日预先进入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陸軍第63集團軍（其中一个师于六月二日预先进入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陸軍第65集團軍（六月二日预先进入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等部队。在整個鎮壓行動中，最賣力、殺人最多的部队，当属陸軍第38集團軍，其次是空降兵第15軍。
摘自《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真相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提供资讯者可直接发电子邮件：[<a target=_blank href="mailto:yenhua2000@yahoo.com">yenhua2000@yahoo.com[</a>（吴仁华）

3、抗命将军徐勤先（摘自《维基百科》）

徐勤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集团军前军长，中将。徐勤先是198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事大演习的指挥者之一。在六四事件中被上级要求率38军入北京执行戒严令，因拒绝在部队调兵令上签字而被撤职并软禁。第38集团军在徐勤先被撤职之后依旧执行了上层戒严的命令。六四事件之后，徐勤先被军事法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据（2005年）3月份开放杂志报导，刘亚洲在云南某空军基地对营级以上的军官，作了一个公开演讲。在讲演中有意地披露了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六四时拒绝带兵进北京镇压学生市民的真相。

报导说，刘亚洲说，徐勤先是解放军中一个难得的将才，刘亚洲曾见他在坦克一师当师长时指挥一场演习，“懒洋洋地坐着，不，几乎是半躺在帐篷中的椅子上，指挥千军万马，头脑清晰如闪电，井然有序，大有运筹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气势。”刘说上六四期间，北京告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亲自开车到保定，要徐勤先带部队进京。徐勤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周说，没有。徐说，那这个兵我不能带（编按：宣布北京戒严后，全世界都知道赵紫阳倒台，徐将军是明知故问）。周依冰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

刘亚洲说，三十八军驻在京津一带，受学运影响，很同情学生。另外一支驻京畿的二十八军也是如此。二十八军是六月四日早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前一夜许多部队己经攻进去了。群众在木樨地把二十八军拦住。二十八军军长何燕然在装甲车上手搭凉棚往前一看，说了一句话：“遍地青纱帐”。刘亚洲解释这意思指老百姓多得跟青纱帐一样。把自已当日本鬼子。政委还来一句：“十万青年十万军”。刘亚洲说，两个人还在那里作诗。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叫空军王海司令员派直升机向他们喊：“前进前进，不顾一切前进！”何燕然根本不听，还对政委讲，将来上军事法庭，你去还是我去呀。刘华清非常生气，说了四个字“龟不出头。”

刘亚洲还以曲笔式的语气透露了赵紫阳六四后的情况，说赵受到党纪惩处但他并未屈服，“态度很嚣张”。有一张照片是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四中全会代表鼓掌通过对赵紫阳的处理决定，赵紫阳背对镜头，他也在鼓掌。刘亚洲解释说，赵明白“他是要走进历史的，他也走进了历史。”刘指另一例是，当时姚依林主持政治局会议，赵紫阳要求发言，姚依林问，你需要多长时间？赵紫阳说要一个小时。姚依林说，一个小时太长了吧。赵紫阳说，那就两个小时。

4、被尘封的刀子或歌声

赵成文

（感谢国内一朋友转来赵先生这首诗。赵先生说前段日子在网上听朋友提到Blood is on the Square那首歌，这歌每年他总会听很多遍，那天又有了点感触，写下几行字。）

只需要二十年，记忆
消融为一道斑驳的墙
日子随风老去
那个春天破碎于历史的缝隙

鲜红如离弦之箭
射穿六月子夜的盔甲
和无处逃遁的天空
一座城市于轰鸣中
陷入片刻漫长的静寂

岁月隐匿于容颜的皱褶
在晨曦未尽的林中
你用一把钝刀
编织永无终结的时间之网
梦想打捞曾经的歌声
它们曾直抵雪域  圣洁如血

2008-10-6

征稿启事

本刊宗旨是：促进动员更多的人参与纪念活动，以实现在参与规模上与纪念的重要性相称；促进纪念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支持者、关心者之间的沟通、互动。
杂志开设两个主要栏目，一是纪念广场，发布纪念活动规划、准备、通知、建议、进展等信息;二是回首当年，发表关于89民运、64屠杀的回忆、纪念、访谈、评论、研究文章。欢迎来稿！

投稿信箱：[<a target=_blank href="mailto:tiananmen20@gmail.com">tiananmen20@gmail.com[</a>，联系人：王天成[</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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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 王丹的帖子

[<div id="message1582071" class="t_msgfont">补充一下：《天安门通讯》已经以特刊方式，在香港随《北京之春》杂志一起公开发行。[</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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