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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返乡潮直击中国发展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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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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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09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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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返乡潮直击中国发展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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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返乡潮直击中国发展之痛
莫之许 @ 2009-1-31 21:24 阅读(2855) 评论(0) 推荐(12)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提要:以低劳动力价格为手段的比较优势之路可行之以一时，却不足以承载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可是，诸多的资源和上亿人的命运已经绑定在了这台战车之上，如今，当这台战车的速度降下来的时候，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关张，而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劳动者将在悲观的预期下，尝试摆脱既定的选择，他们还会出来吗？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08年底09年初的民工返乡潮来得突然而猛烈。2009年１月12日是春运第一天，广东始发的各列火车和各趟汽车挤得水泄不通，与往年不同的是，许多媒体都注意到，"东西多"的现象显著增加，许多农民工连锅灶都要带回去，大有农民工搬家永别广东的意思。人们开始担忧开春后的民工走向。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蔓延，不出意外的话，即将出台的2008年12月的出口数据还将继续下滑，来年的工作岗位还将减少。在此情形下，开春之后，已经回到家的民工们还会外出吗？外出又能找到工作吗？或者，就地能够找到工作吗？
曾几何时，以廉价劳动力为代表的所谓比较优势，还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美好前景的最大支撑。每当有人举出中国经济中存在的诸多制度性弊端，进而质疑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时，辩护者们的最大论据毫无例外总是指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其潜台词不外：受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这一基本条件所制约，中国劳动力价格将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之上，并因此吸引来庞大的外部投资（FDI），并赢得更大份额的出口市场，由此，中国经济将继续维持长期的高速发展，有位朋友甚至不无戏谑地"残酷"总结道："只要还有无限的底层劳动人民可以压榨，中国经济发展就不可能逆转"。于是，维持低劳动力价格水平和低劳动福利保障水平，就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秘密。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进程已经将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卷入。
然而，从一开始，这一图景就有其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无论是从客观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动来看，还是从劳动者代际变迁的主观心理来看，劳动力价格水平和劳动福利保障水平都不可能不水涨船高，试图长期维持低劳动力价格注定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对于那些被裹胁加入到这一过程中来的农民工来说，随着这一美妙图景的破裂，则要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挑战。萧瑟寒风中提早返乡的民工和他们所带走的几乎全部家当，正是这一图景终结的必然伴生物。
先来看看劳动力价格水平和福利保障水平不可阻挡的提升。从统计数据来看，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几乎就是一个神话。早在2004年初，民工荒的出现就在提醒人们，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需求，但与此同时，所谓人口红利正在迅速走向枯竭：一是每年出生人口总量呈现递减趋势，一是城市化程度呈现递增趋势，加上文化程度的逐年提升（尤其要考虑到高校扩招高中教育的提升），三重作用之下，可以从农村中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少之又少，受此一新的供求关系影响，劳动力价格水平和劳动福利保障水平不得不持续上升。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一代劳动者也有更好的要价能力。早期的打工者往往孤身一人，举目无亲，又积蓄无多，在此条件下，往往不得不接受比较苛刻的薪酬和劳动条件。与之相比，许多新劳动者本身即跟随父母成长于打工地，家庭环境也远优越于父辈，更有所在地的社会关系为后盾，因此，在薪酬和劳动条件上有着更为从容的余地，加上如今通讯发达，交通便利，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获取更多可比较的工作岗位，也提高了其要价能力，这也是劳动力价格水平和劳动福利保障水平等持续上升的一个促进因素。近年来，民工薪酬水平和劳动福利保障水平的提高，其实是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不能简单地归咎给新《劳动合同法》。
对于那些蜂拥进入到低端加工产业并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企业来说，劳动力价格水平的提升足以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2007年底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不少这样企业的倒闭。而在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从超低水准上的有所爬升，其幅度并不足以显著改善劳动者的景遇，对于新一代劳动者来说，尤其如此。1990年代初，沿海工厂的薪资可以达到300元/月甚至更多，而当时内地农民年均收入也不过数百元之谱，对于尚限于贫穷和匮乏中的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外出打工可以显著改善生活状况。而如今，沿海和内地薪资差别远没有如此巨大，老一代人的历史也在提醒着新一代的农民工，即使拼上10年老命，也不能安居城市。对于上一代劳动者来说，深深的匮乏记忆强烈地刺激着改变自身境遇的努力，而新一代劳动者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由匮乏而温饱，而是由温饱而富足，而更大的发展，如果既不能安居城市，又不甘终老乡间，徘徊于村镇之间，情何以堪？这一现实的心理需求，在当前却很难找到出路，我的朋友沈亚川最近为其农民工表弟的失踪写下了催人泪下的记述，名字就叫做"越有梦越痛苦"，这也正是新一代劳动者的写照。
以低劳动力价格为手段的比较优势之路可行之以一时，却不足以承载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可是，诸多的资源和上亿人的命运已经绑定在了这台战车之上，如今，当这台战车的速度降下来的时候，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关张，而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劳动者将在悲观的预期下，尝试摆脱既定的选择，他们还会出来吗？出来后又将怎样寻求怎样的工作和生活呢？或许，开春之后，我们才能看到依稀的答案，又或许，只有在多年之后，我们才能看到所谓低劳动力价格为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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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ih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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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09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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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吉: 中国危机的真正原因之一是劳动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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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吉: 中国危机的真正原因之一是劳动合同法
2. 刘吉: 社会差距是好事 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
3. 刘吉: 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 原罪是一个伪问题
4. 凤凰读书 > 藏书馆 > 观察：26位热点人物解读中国话题刘吉："原罪"是一个伪问题
刘吉：中国危机的真正原因之一是劳动合同法
(2009年2月02日)
2009年01月24日 10:27经济观察报 刘吉
今天的观察家年会提出一个耀眼而又揪心的命题：在当前不确定的形势下，我们企业将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命题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把不确定的东西分析成确定的东西，那是很大的题目，不是15分钟能讲完的。所以，我就讲一些观点，仅供大家参考。论证的道理就不多讲了。
当前中国的经济遇到了很多严峻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不是金融海啸所引起的，金融海啸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并由此捅开了一系列金融信用问题，导致整个西方世界的一场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这个危机对于我们中国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直接影响应该是中国金融。次贷危机直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政府提供的数字是4亿美金。但4亿美金算得了什么？我们的外汇储备不是已经有3万亿了吗？因此，这4亿是微不足道的损失。而且，由于我国金融改革滞后，与国际还谈不上接轨，因此西方金融信用危机还传不到中国。
第二，当西方进入经济危机以后，它的公众需求缺少了，使我们的出口企业困难了。这件事道理是对的，对于中国是有影响的。但是，问题也要具体分析。仔细想想，中国出口的东西是什么呢？主要是一些老百姓最基本需要的，从闹钟、皮鞋、洋伞到服装、玩具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消耗品，危机再大，人总是需要的，俗话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恰恰因为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就是“中国制造”，而且处于价值链低端，就是手艺人。所以，2008年出口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很多企业倒闭主要不是由于出口的困难。因为即使出口订单减少了，比如说订单少了20%，那么我们只要把价格提高20%，仍然比西方的价格还低很多，还是具有巨大的市场竞争力的。而同时，西方经济危机导致他们同类产品的企业首先破产了，订单不正好转到中国吗？可问题是，中国也有数以万计中小企业倒闭了，这个才是订单丢失的真正问题！中国中小企业为什么会关闭？这才是我们应认真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总之，我认为，千万不要简单地把我们中国的问题都赖到金融风暴上去，那就找不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了。
目前中国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由于我们前几年有一些政策甚至于我们的法律是有错误的，实践证明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面临危机。不是说不确定因素吗？2008年什么是最不确定的因素？那就是我们的宏观调控最不确定。年初是两防，到年中是有保有压，到最后是保增长。这反映我们对市场、对形势反映很灵敏，可以及时地做出必要的改变，这是了不起的一面，但是，仍然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这些年来，有些人打着“反思改革开放”的旗子造舆论，攻击我们的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想把改革开放的方向扭转过来。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今天我们尝到后果了。胡锦涛同志在纪念30年改革开放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我觉得非常正确、非常及时。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的方向是绝不能动摇的，动摇了就要走上邪路。锦涛同志之所以提“不动摇”，就是因为有人动摇；提“不懈怠”，就是因为有人懈怠；提“不折腾”，就是因为有人折腾。如果没有人动摇、懈怠、折腾，那不就是无的放矢了吗？因此，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应该用胡锦涛同志的这个讲话精神，来反思这些年的所谓“反思”，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胡锦涛同志讲话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要认真总结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做对的我们要坚持，做得不对的赶快改”，他提出来要“赶快改 ”。那么，这几年“反思”错的，要以正视听、要纠正，实践证明造成今天经济出现问题的政策和法规，要坚决该、要“赶快改”。
我们前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我看就应该属于“赶快改”的范围。这个《劳动合同法》实在是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还在人均收入2800美元、 3000美元不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把人均收入3万、4万美元的那些西方福利社会国家的东西简单地照搬过来，严重地损害了我们中国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进程，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许多企业之所以关门，并不是因为什么金融风暴来了，而是由于一个《劳动合同法》使他们的直接成本大大提高，我们调查的结果是提高了20%-30%。这对于一个企业，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危险就很大了。一个企业能够赚30%的利润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现在还无法计算间接成本的提高，我访问过一个企业，他们所说的间接成本是什么呢？因为《劳动合同法》搞的是终身制，企业签一次合同，第二次再签合同之后，你就需要一直签下去。如果他工作了10年以后，那就是法定终身制了。这样一种《劳动合同法》，它怎么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呢？
终身制就是大锅饭、铁饭碗。那么，他还有创新、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吗？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何在？我们很多的企业正好员工工龄都达到了10年，那么这些企业怎么办？有一个企业经理说，本来我们订单来了以后，及时交货是很重要的事情，一到及时交货紧张的时候，比如以前到圣诞节之类的节日，我们就动员员工加班，但现在员工不加班了，加班要3倍的钱。3倍的价钱，我还不如赔偿外商的损失呢。所以，这样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是一种损失，对于我们的企业发展也是真正的损害，是造成一些企业关闭的根本原因、真正原因。企业关门了，工人们失业了，这个《劳动合同法》去保护什么劳动者利益？总之，这样的《劳动合同法》它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工人、农民的利益。这样的《劳动合同法》难道还不应该赶快改？
现在就业是中国一大严重问题。要解决就业，首先要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我有一位朋友的儿子在美国工作，因为美国遇到金融危机了，他把自己积累的大概有几十万美金带到中国。他认为，中国的市场还是最好的，他需要来创业。我鼓励了他一番。隔了两个月，他说不创业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创业就要根据《劳动合同法》签订雇员合同，而第一个合同就要定下来雇员干什么工作、是多少工资。我现在自己还没有赚钱呢，要是先要把雇员的职位、工资定下来了，然后又不能随便改换他的岗位和随便降他的工资，那么，我这几十万不是很快就用完了吗？所以，连海归们现在都不敢来创业了，这样就势必影响我们大学生的就业。弄得大家不敢创业，高新技术也不敢创业，这样的《劳动合同法》不应该改吗？
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法律法规都不能鼓励员工们吃大锅饭，不能使员工们有铁饭碗，这个事情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做的。邓小平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其原因不就是因为铁饭碗、大锅饭、计划经济弄得国家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了吗？现在国家不开大锅饭了，却让我们的企业开大锅饭，哪有这个道理？所以，有的企业家讲，现在是老婆都可以离婚，为什么我雇一个员工就不能辞退呢？
因此，我觉得我们这个《劳动合同法》不仅要改，而且要赶快改，再改迟了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美国的金融危机一过去，他们的经济就上去了，而我们仍然还在这个水平，那么中华民族就会错过二十一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
http://money.163.com/07/0209/09/36SO0TNQ00251OBF.html
刘吉:社会差距是好事 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
2007-02-09 09:59:46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黑马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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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为改革开放鼓与呼
专访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
南方周末：邓小平逝世十周年
□本报记者 朱红军
刘吉说，他没有直接接触过邓小平，只听过他的演讲。
但实际上，刘吉的特殊身份——1988年后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体改委主任，1993年后进京，使他有机会亲历若干历史细节。
从1980年代中期始，邓小平接连在上海过春节。此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低迷、重启的关键年份。
1993年后，刘吉开始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1年回上海，这段时间又是中国改革开放迅速推进的年代。
2001年，刘吉出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行院长。
2006年2月3日，当本报记者见到他时，他的身份是这所学院的名誉院长。
这座工商学院，坐落在浦东一处高档国际社区，大部分居民是外国人，也住着一些“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教堂、草坪、塑胶跑道，悉数力求与国际接轨。而浦东正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区域。
在访谈中，刘吉经常语出惊人，尽管很多观点难免会有争议，但毕竟是一家之言。
每个人都应怀念邓小平
1987年，刘吉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分管理论的副部长，那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活跃的年代。这一年始，邓小平一连在上海度过了七个春节。
刘吉：那个时候上海有很明确的规定，“不请不去，一请即到”，所有干部一律不得私下找小平同志。包括当时市里的一、二把手也恪守此一规则，即便春节拜年，市里也就去几个人。
老人家为什么愿意在上海过春节，就是因为在上海可以安静地休息，对外的事务主要是几个子女帮着接触。包括后来的皇甫平文章，其实也是根据邓小平同志单独找朱镕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谈的内容才写的。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便是1991年的皇甫平系列评论，发表之初，一度有人质疑，当年的组织者周瑞金回忆，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将“皇甫平”文章及批判材料，送给了邓楠，请她转交给邓小平参阅后，才平息风波，否极泰来。
刘吉：当时邓公是找朱镕基单独谈的，朱镕基回来在车子上很高兴地说起。随行人员听了很兴奋，就给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周瑞金说了。文章发表之后，有人反应很强烈，打电话问上海市委：“是不是小平说的？”答复：“没有，小平从来没有谈过，确实其他的人都不知道”，这样就开始批判了。后来邓公说要看文章，明确支持皇甫平文章，这场风波才结束。
1993年，刘吉调任北京后，邓小平已完全退休。
刘吉：当时，邓公已很少见人。我非常敬佩邓小平同志，他曾说过，“我到年龄了就要退下来了，不要等到我说胡话你们还来请示我”。
这个老人是很了不起的，南方讲话就是他最后的政治遗言，后来，就真的没有公开说什么。
邓公去世时，刘吉身在北京。
刘吉：他已经是90多岁高龄，离去时，中国正是风景这边独好，自己又儿孙满堂，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一个“喜丧”，而且，他走得那么平静，坦然。
邓公平静离去，国家顺畅运转，丝毫不似毛泽东去世时的情景，但这不等于人们不悲痛、不感怀，很多人还是流下眼泪，刘吉也不例外。
刘吉：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想到邓小平，都会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邓小平，十亿农民恐怕还在人民公社的桎梏之中，后来农业首先改革，农民自由了，中国农业发展出现了公认的奇迹，农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老干部会觉得，没有小平，那么多的冤假错案怎么平反？知识分子会想，没有邓小平，可能还是臭老九，被专政的对象。今天许多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当年都是知青，没有邓小平，可能还在“修地球”，谁能不感到悲伤？
刘吉自己的经历也可作一注脚。他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受到长达八年的政治迫害，是邓公拨乱反正，彻底解放了他，得以重回科研岗位。
和许多同龄知识分子一样，他对1978年充满了感激之情，对改革开放充满了同样刻骨铭心的期盼，对邓公更是充满感佩。
他认为，邓小平去世的十年中，邓小平理论依然指导着国家，而且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刘吉说，“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过去管，现在管，要管到2049年。”
“警惕右，主要是防左”没有过时
中国共产党人在今天依然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这面旗帜上，有一句话在刘吉看来弥足珍贵：“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这句话在南方谈话中被特别提到，也被收入邓小平文选，更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之一。
记者：邓小平是不是很反感“左”的一套？
刘吉：小平很讨厌“左”的一套，他不止一次说过，改革的阻力来自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那个“左”，但他很宽容，他不想重复用残酷阶级斗争方式整人的错误。希望那些人能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渐醒悟过来。他的政治遗言写了，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
为什么强调一百年不变？就是担心可能会变。怎样保证基本路线不变，就是要防止“左”和“右”的干扰，小平讲了警惕“右”，主要是防“左”，这是套在“右” 和“左”头上的紧箍。
记者：实际上，他还有一个思想是“不争论”，他说，一争论，尤其是“左”的东西一来，好端端的东西，就给毁掉了。
刘吉：党的决策层对此非常清醒，十四、十五、十六大报告中，党章里，都体现了“警惕右，主要是防左”的思想，小平逝世后，我们党对“左”的态度很明确，第一，宽容，这是从小平那继承的，不能用过去的斗争方法来办事。第二，就是不能任其自由发展。
记者：这中间有没有“插曲”？
刘吉：曾有人提出，改成“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左”、“右”都要反，说这样更准确。“有右反右，有左反左”这句话理论上没错，一万年都可以用，说了等于没说。但小平同志讲的警惕“右”主要是防“左”，是专门针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的，有特殊指向的。
尽管邓小平在1997年去世，但在之前的1992年，就通过南方谈话为中国确定了航向，中国事实上已走上一条邓小平所确定和希望的道路，经济腾飞，整个社会也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记者：而这些年来，思想理论界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歇，而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有哪些？
刘吉：有许多创新。比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人大的时候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能变，后面还补充了一句话特别重要。这就是要始终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下的基础性作用，这句话就定义了市场经济的属性。
提起这些事，刘吉自谦说，离开北京的这几年，也不大关心政治了，只想做点学问。但在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受到某些人士指责时，奋笔写了几篇文章，《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科学地对待经济学家》等。他真的动怒了，字里行间剑拔弩张。
“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
刘吉记得，十六大以后，全世界都关心中国，中国还有没有可能继续高速发展？几乎所有国内外经济学家都给了肯定答案，并认为形势大好。
刘吉：究竟有没有“两极分化”？铁的事实，是在大家生活水平共同提高的基础上，一些人提高得快一点，一些人慢一点，但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是资产阶级越来越富，广大劳动者越来越穷，我们是这种情况吗？完全是混淆是非。
记者：但是有观点认为现在的两极分化要比以前严重许多。
刘吉：改革之初，1978年世界银行的数字是，中国10亿人，64%的人是贫困的，什么叫做普遍贫穷啊，这个就是普遍贫穷。文革中上海供应算最好的地区，小户一家三口，只靠半只鸡过年，这是我们这代人亲身经历的。
而2003年，世界银行调查，中国13亿人口了，中央的数字是中国标准贫困人口是3千万，所以联合国决定在中国召开扶贫大会，让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来学习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是多么伟大的成就，怎么会一下子变得两极分化了呢，这不是很荒唐吗？
记者：但是很多人认为两极分化是存在的，比如农民的感觉？
刘吉：实际上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农民生活是逐步改善的，特别是让2亿农民工进城了，进城就改善生活了，我们的方向是发展是第一要务，让更多的农民进城，然后把他们改变成城市工人，但经常是有些舆论挑动社会情绪，激化矛盾。
记者：现在人们担心社会矛盾太激烈了，而这种担心就是因为存在着贫富的两极分化？
刘吉：过去农民即使吃不饱穿不暖，也出不了什么事，他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还会有什么大问题？我们看农民工尽管生活在城市边缘，但比在农村的生活改善很多，要不跑到城里干什么？当然工农有差距，城乡有差距，而且还比较显著。我们要关心，要逐步解决，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人均GDP才过1000美元就骄傲了，就要彻底消除差别！还是忘了毛泽东同志的“两个务必”，忘了胡锦涛同志的“重温两个务必”的教导啊！
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多尖锐矛盾，而有些文章说什么“我们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现在是几亿农民，背乡离井到城里打工，这是多么悲惨的事”。这不荒唐吗？几亿农民进城打工，这个不是历史发展的伟大潮流吗？他说这是悲惨的事，完全是站在没落的小农经济立场讲话！难道农民就应世代守在自己的土地上贫困，才是农民的愿望和利益所在，这不荒唐吗？
记者：你觉得目前社会的差距是好事？
刘吉：是好事。没有差距社会怎么有动力呢？毛泽东说差距就是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人的能力有大小，拉开差距在市场经济中是自然规律，如果大家还是平均主义的话，那谁还去干，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记者：可是有人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早过了警戒线了？
刘吉：这个说法更荒唐。这个所谓的基尼系数，是意大利一个经济学家在意大利创造的一个系数，是在一元工业结构社会里面，一个小国衡量贫富的系数。中国不适合这个，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实际上可以说是多元结构，怎么适用？有些人不是反对西方经济学吗？怎么在这儿积极照搬西方呢？无非是危言耸听，扰乱社会思想，企图激化矛盾。要说危机，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5已经许多年，并没有出现所预言的什么危机。
刘吉的结论是，被人为炒作的基尼系数，成了某些一直以来反对改革的人做文章的幌子，他说自己忧心忡忡。
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提及的贫富差距问题，刘吉认为，“炒作”这个话题违背了现实，更违背了邓小平理论。
速度再快一些
刘吉认为，邓小平的另一大贡献是指明了社会主义本质。
刘吉：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曾讲，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搞清楚，苏联也没搞清楚，也就是说他对当时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提出怀疑，真的是石破天惊。实际上他是非常正确的。
当时邓小平没有直接说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用了三个排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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