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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郑风田：讨论“科学决策”比声讨“主流经济学家”有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3-18-2009 09:36
标题: 郑风田：讨论“科学决策”比声讨“主流经济学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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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风田：讨论“科学决策”比声讨“主流经济学家”有用　2009-03-18 12:56
分类：社会问题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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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

话题由来：

2008年全球的经济变动剧烈，使许多大嘴专家们屡屡出现大跌眼镜的误判，据瞭望周刊介绍：“对于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中国的主流智库大都相信了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甚至提出‘脱钩论’，公开强调‘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影响不大’；2008年7月份，当国际油价将突破每桶147美元时，国内不少重要能源研究机构几乎同时跟在国外分析家后面鼓噪200美元的年终预测，而12月底每桶35美元的价格棒喝了这一切……”。

这些连连的误判，对后来我国的宏观重大决策产生不良导向，2008年国家宏观调控大政做儿戏似的一年调了三次，错过了许多良好时机。大家都在反思，各类专家就成了被炮轰的对象。媒体最近开始对“主流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者”“各类专家”进行无情鞭打猛抽，好不快活。如果“ 主流经济学家”或者“专家”能够承担这个出气桶角色挨点骂，让全国人民消消火，解解恨，好受些，也挺好的。

但好象大家都打错对象了，误以为这些“主流经济学家”都真的参与重大决策了，该问责了。泛泛抨击，看似有道理，实则是一点都不了解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以后应该转变话题，讨论如何提高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科学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才是硬道理。是决策程序出了问题，才出了这么大的误判，不是别的。

对各类专家的鞭打声声入耳，真让人解气，但却打错了对象。

人民委员刘革新的炮轰“主流经济学家”：据人民网的消息，3月10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在“两会”上放了一炮“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需要有一个民间独立的机构和他们进行质询，还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 多位与会代表表示，“我们实际很多的学者都是教科书思维，照本宣科。”“我们实际很多学者都没有深入实际。”“我们实际很多学者都是摸着领导的脾气做研究。”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决策单纯指望官办的研究机构，可能会出现偏差。多位委员建议“加大力度扶持民间的的研究机构，并且着力畅通民间机构和决策层的沟通渠道。”

走极端的忠言乱骂：“‘主流’经济学家的名声为啥越来越臭？”“一些曾经影响和主导中国改革进程的‘主流经济学家’，为何越来越不受欢迎？忠言以为，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某些‘主流 ’丧失了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背弃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有的甚至迎合西方势力，以经济改革为突破口，企图左右和改变中国的发展道路，甘愿充当西化中国的 ‘鹦鹉’。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利用独霸的话语权和媒体影响力，正在动摇着我们的‘国本’，动摇着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绝非是危言耸听。”

吴稼祥等：对体制内政府部门经济学者不客气的观点不少，比如有些人认为“许多智库大都具有依附性，干太多化装师的活。做马后炮还可以，要进行前瞻性的研究就难为人了 ”等等。“一般人们误以为的几个所谓的智库，实际上主要起秘书之职，帮领导起草讲话稿。所以很难作前瞻性的观察。而民间有前瞻性的观察又难以进入核心决策圈”。

还有著名财政评论红人时寒冰的草根派：“专家为何屡屡误判经济形势”，“中国拥有经济学家（或各种专家）头衔的人满山遍野，比野鸡都多，尤其有关部门豢养的经济学家（或各种专家），由于沾染上浓郁的权力色彩而屡屡误判经济走势，给经济决策造成了极大的误导。”

理性声音的李华芳“中国的非经济学家们磨练出了各种区分‘谁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办法，这些办法的核心是把自己不满意的经济学家先定位为‘主流经济学家’，然后自己占住‘非主流’ 的位置，对自己设想中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发起攻击。但判断‘谁是主流经济学家’并不是煮方便面，没那么容易。所以对主流经济学家的很多批评可能是弄错了对象。”

点评：批评方向都错了：媒体鼓噪与实际决策不是一码事

人民委员刘革新的炮轰“主流经济学家”，轰错了方向，对主流经济学家的定义都搞错了，也不可能对他有太多的要求，毕竟他是做企业的，分不清什么头衔，或者以后让我们的委员们在参会提案前进行一些必要的培训与帮助，免得出现用词错误。

爱走极端又乱骂的忠言一直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人，什么他都提前预测准了，比张五常老先生还自恋。只可惜这个社会如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似的人物太多了，就如“芙蓉姐姐”一直夸自己是天下最漂亮的女人一样。

而财经评论红人时寒冰堆了一大堆的数据，好象挺能吓人，实则指错了方向，统计部门历来很难进入到核心决策层的，这点他可能不知道？

至于瞭望周刊把板子打在智库身上，打对了一半，因为智库的决策被不被采纳或者采纳错误好象不应该由智库来承担，但讲如何提高智库的建议水平与能力倒是讲对了。而司马南认为我国智库被洋基金收买了，所以出了乱子。其实他也只讲对了一半，不能再让国外的基金会任意占领中国的思想高地而我国却无任何遮挡，白白地让出阵地，但洋基金对高层决策层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还要打一个大问号。

大家之所以这么多的怨气还是对“如何进一步加强宏观政策的前瞻准确性？”，也就是说由于宏观调控应对失误，错过了许多大好机会，大家才对“专家”“主流经济学家”鞭打。其实我仅中国没想到，美国也没有想到，甚至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想到，都是匆忙应对。

你把杖子一股脑都打向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也太亏了，学院派的主流经济学者一直被决策部门指责为不了解实际情况，大部分人早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除极个别外，大部分是不入圈。

目前的重大问题决策有问题：过分依重政府内智库，小圈子化严重，来源渠道单一，缺少不同声音，纠偏与纠错机制困难。

目前的决策程序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包括：

重大问题决策过分依重政府内智库，小圈子化严重，来源渠道单一。大家误以为学者们都参与了决策，实际上错了。重要的政策出台只在很小的圈子转，弄来弄去都是那几个人，外人很难进入，这才是最大的问题。许多重大问题决策应该让有实力的学者们参与，把各种不同意见的专家都吸纳进来，让社会力量参与。如果仅在小圈子内决策将导致失误。

过分依重政府内智库不合适。

所谓政府内智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所属的政策研究室、研究中心、研究院等等。国务院系统的每个部委都有。中央层面包括“两室”、国研等。各部委大都有自己的政策法规司，还有下属的研究中心与研究院。这是各部委决策主要依仗的决策力量。

目前决策的过分依重官员型学者或者学者型官员，也是不合适的。

目前的决策部门即使是邀请外界的学者参与，也往往比较喜欢邀请那些官位大的学官来参与，比如校长、院长、所长等，一般没有官位的学者很难有机会参与重大决策。但上帝有时是公平的，官大学问不一定大，仅依靠官位高低来判断一个人的学问高低是不可靠的。因为官员型学者，他的主要精力在官不在学，没有多少时间与精力去做学问，去研究问题。不少政府部门在决策时过分依重官头衔大小来选择外部咨询是有问题的。

过去依重政府内部的学者型官员的意见也是挺可怕的，他们不少人自认为自己就是专家，一般容易错过吸收外部咨询意见的机会。学者型官员的一大通病就是太相信自己。做专家可以这样，做官员这样比较可怕，就会产生严重问题。在重大问题上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愿意或者不想听外来的咨询意见。非学者型官员可能觉得自己对这方面把握不太大，可能很愿意虚心听外界的意见。重大决策应该由官员而不是学者来判断，学者提供不同的建议，官员拍板，这样才安全可靠。

科学的决策与预测该怎么做出？国外是这样做的。

目前我国决策部门主要依重资库目前的决策程序还停留在原始阶段，缺乏科学决策支持程序。

就笔者所知，国际上不少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特别注意科学决策，而科学决策的背后是强大的信息收集以及加工整理系统。比如美国农业部为了准确地判断全球的粮食走势，不但建一个庞大的收集主要产粮国与消费国的FAS系统，派数千人在不同的国家收集重要的农产品信息，并且委托大学建立科学的全球价格走势模型。一旦某些国家或者地区的粮食生产与消费出现异常，马上把这些新数据输入到这些系统，然后看有没有新的变化，会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这样通过大量的实际数据收集以及随后进行的大量数据加工整理，才使出来的结论可靠度提升数倍。

而我国大部分的智库呢？就我所知都没有这种庞大的信息收集职能，即使某些政府部门建了一些网站与信息收集系统，也只是进行二手资料的采集，是滞后许久的消息，不是进行前瞻性的预测。比如各部委的信息中心，虽然叫信息中心，实际上只是一个资料库，大部分采集网上的二手资料，缺乏第一手的的信息，并没有在全球主要的粮食生产国与消费国去收集资料。

另外政府内的不少学官们喜欢出来讲话，中央也该约束一下了。体制外的，他再怎么讲，因为不影响决策，也不参与决策，没什么负效应。但体制内的人乱讲话，对社会产生很大的误导性。中央应该加强纪律。

美国重大决策喜欢用智库，尤其是政府外智库

经济发展千变万化愈来愈复杂，催生了一个专业决策的产业：智库，又者叫外脑。重大又复杂的决策不能靠决策者自己做出，必须依靠外脑。华盛顿的“K街”号称“智库一条街”，美国智库云集于此，天天盯着国会和白宫，提供政策分析和研究结果。美国首都华盛顿也成为全球拥有智库最多的地方，高达350家。在每年的运营经费上，前十强的美国智库共拥有5.606亿美元，而非美国的全球十大智库只有1.122亿美元。

兰德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上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对中朝边境战事一直把握不准，中国在美国出兵朝鲜后究竟出兵不出兵他们心里没底。美国的将军们和总统并没有把自己关在小屋子几个人一合计结论就出来了，而是把中国会不会出兵问题委托美国知名的智库兰德公司来决定。兰德公司也真够牛的，在坐收几百万美元之后只给出两个字的咨询建议，“出兵 ”。两个字值几百万这个故事一直是咨询界传为美谈的一个故事。故事的真假我们不管，最少它反映出国外政府在面临一些重大问题，善于借助外脑。虽然美国政府为这两个字付出了几百万美元，但却因此可以避免决策失误而带来更大的损失。有关战争的误判带来的损失就不是几百万或者上千万的事了，有时多少亿都换不来。

近年来，西方的智库在国重大决策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影响力显著，不少智库很专业，提供精准的分析研判，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左右着美国的重大决策，被视为“第四部门”，与立法、行政和司法并列，成为财团和政府的“第三只手”。

实际上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在面临重大问题时喜欢借用外界大脑，美国不少的大公司在遇到重大问题时也往往求助于知名的咨询公司来帮忙做计划，微软公司在与别的公司谈合作项目时一般都有合作咨询公司的人跟在后面，许多公司重大的决定都会听咨询公司给出的意见。因为公司工作人员整理忙于具体事件，对许多事情难于作为准确的判断，而优秀咨询师了解的相关情况要多出许多，给出的决策意见往往更有用。当然最终的意见还得公司自己来拿，咨询或者智库只是负责提供建议，不作最终决定权。

我国智库：亏空的“软实力”：政府内智库缺前瞻性，政府外智库缺乏有价值信息，都在低水平重复。是到了该提高精准性了，再不提高要误党误国了。

为什么中国的智库在一系列全球性和现实性重大研究领域频频马失前蹄？如何才能使中国的智库更多地提供前瞻性的贡献，而不再是马后炮？这些与我国现存的智库管理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按体制来分，我国的智库一般分两类，一个是政府内智库，另外一个是政府外智库，包括大学、社科院、民间机构等等。

国内各种类型智库的缺陷已经日渐明显。中国智库的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现代智库应有的社会功能发挥。

政府内智库的病根：

独立性比较差，具有依附性。没有独立性，就没有前瞻性，不少政府内智库喜欢跟着长官意志跑。这样的研究只能是“马后炮”。不少智库具有依附性，干太多化装师的活。做马后炮还可以，要进行前瞻性的研究就难为人了。“只有到了前瞻性研究不需要敢死队的时候，中国才会有真正的智库”。“非民间不独立的研究机构，不是智库，而是‘翰林院’”。

政府外智库：经费短缺、信息来源不足等都是困扰政府外智库提供前瞻性咨询的主因。不少政府外智库喜欢跟着西方主要智库跑，没有第一手的数据和资料，没有第一现场的亲身感受，喜欢在媒体上放大炮，当大嘴。“砖家”“叫兽”是他们的代称。不少智库由于经费来源有限，被不少外资背景的基金包养，使其咨询建议缺乏中立性。

避免重大决策失误必须要改变决策程序，走科学决策路子。改变目前过分依重政府内小圈子智库，多用政府外智库参与决策，吸引不同的声音。

“目前政策咨询服务大都被官方智库垄断，很难愿意让政府外分食一部分，公平竞争的机制尚未形成”，智库不应该完全由政府来操办。另外还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将政府智库改制和转型，使我国的智库多元化发展，让多种声音说话，才能使决策更公正、有效和准确。

拍脑袋决策也该改变了，仅仅靠小圈子意见，虽然快速，但很危险。仅靠政府型学者提供的建议也太单一，容易看偏。目前的不少政策建议都没有建立在大量科学数据基础上，结果得出比较不科学的结论。以后国家应该多扶持一些核心智库，建立一些大量的经济预测数据库。

（作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

阅读链接：

  刘革新：刘革新：该淘汰一批主流经济学家

《瞭望》：多视角看中国智库

时寒冰：专家为何屡屡误判经济形势

司马南：外資「入侵」中國智庫：損及國家利益

李华芳:官方的经济学家不一定是主流的

吴稼祥：中国智库只是“翰林院”_

忠言：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名声为什么越来越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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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bridged 于 Mar 18 13:36:59 修改本文．[FROM: 130.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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