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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马丁·路德·金和美国民权运动中的非暴力运动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12-2-2012 16:51
标题: 马丁·路德·金和美国民权运动中的非暴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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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慎入。

居然没有提马丁·路德·金和美国民权运动中的非暴力运动？

不同的非暴力运动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不能简单移植。我无法回答中国为什么没有这种人，但还能勉力说一下美国的非暴力运动。

一.

1955 年 12 月 1 日晚，美国阿拉巴马州首府蒙格马利（Montgomery，Alabama），一名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Rosa·Parks）在乘坐公车时拒绝按照司机的要求，给新上车的白人让座。她于是被警察逮捕，转而引发了全城黑人的抗议。在马丁·路德·金牧师（Rev. Martin Luther King Jr.）的带领下，蒙格马利的黑人发起了抵制乘坐公车的非暴力抗议运动，要求取消在公车上的种族隔离。著名的蒙格马利公车抵制活动就此开始，持续了一年时间，最终以民权组织的胜利告终。

对于美国民权运动的第一战，随手找到的简述大都是上面这样概述的。看上去，这种简介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具全，但是，完全没有内在事件的内在逻辑，不仅无助于理解为什么非暴力抗议会成为民权运动的最重要最有效手段，甚至还让历史变得了无生趣。因为民权运动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各方力量长期斗争的结果，其中的各方斗法，如何你来我往，是读政治历史的一大乐趣。历史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非暴力运动作为一种政治手段，需要特定的政治环境才能诞生，之所以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主流斗争方式，也绝非偶然。

比如，就让我们先看一下整个公车抵制活动是如何暴发的。

12 月 1 日星期四晚，罗莎·帕克斯被捕后，当晚通知了家人。家人找到了当地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前负责人 E. D. 尼克松（E. D. Nixon）。E. D. 尼克松马上通知了罗莎·帕克斯的朋友，当地进步白人律师 Clifford Durr 去保释帕克斯。同时 E. D. 尼克松联系上了帕克斯，相讨要以她被捕为由发动抵制活动。

在得到了帕克斯的同意后，E. D. 尼克松迅速联系了当地黑人组织，妇女参政会（Women's Political Council）的领导人乔·安·罗宾逊（Jo Ann Robinson）。罗宾逊立刻通知参政会负责人准备在周一，就是罗莎·帕克斯上庭的日子，举行抵制公车活动。她自己则马上去阿拉巴马州学院（Alabama State College）印制了三万五千份传单，让接应的学生分发出去。

同时，E. D. 尼克松找到了当地教会，希望利用教会组织对这次活动作宣传。在第二天，星期五晚上，十九名牧师开会，有一半的牧师同意在周日的布道中对信众作宣传，鼓动大家一起抵制公车，并决定在周一晚上再次开会决定下一步动向。

同时，D. D. 尼克松通知了在「蒙格马利广告报（Montgomery Advertizer）」的一名相识的白人记者，让他在周日报纸上报导了即将开始的抵制活动，并邀他在周一晚来报导教会的活动。

为了保证抵制活动能顺利进行而不影响到黑人的正常工作，组织者还联系了当地的九家黑人经营的出租汽车公司，以公车票价运送黑人上下班。

周一，蒙哥马利公车抵制活动成功进行。

那天早上，事先并不知情的马丁·路德·金才在家里看到了抵制活动，晚上，在当地教会的大会上，他就被选为新成立的蒙格马利改进协会（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MIA）的负责人，主持抵制活动。

12 月 8 日，星期四，MIA 和政府代表，就是市长和两个专员谈判未果，于是，永久性的公车抵制活动开始。

从周四晚上罗莎·帕克斯被逮捕到周一全城的抵制活动，只有三天时间，在州府组织起这样的抵制活动，显然不是随便呼吁一下就能达成的。很显然，在上面的活动中，E. D. 尼克松和罗宾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事实是，妇女参政会早就有了一个公车抵制的计划，她们需要的，是一个引发抗议的机会。而 E. D. 尼克松在这两年，就一直在为其寻找这样的一个人物和事件。E. D. 尼克松知道，虽然有很多黑人因为公车的事被抓被打，但他们需要一个完美的人，不应有生活上被白人抓住的把柄，也能清楚意识到此事的风险并有信心和能力去承担，还能因而激起黑人的支持。为此 E. D. 尼克松当时已经筛选并放弃了三名候选人。而他在执行这些计划时，帕克斯正在 NAACP 任职，并直接参与过对候选人的筛选。而且，在那年夏天，罗莎·帕克斯还刚刚在田纳西州参加了「高地人民间学校（Highlander Folk School）」的陪训。而这个学校就是专门为陪养黑人社区领袖而建立的。也因为长期从事这些活动，罗莎·帕克斯才结识了 Clifford Durr 这样的白人律师。

所以，在 12 月 1 日那天晚上，罗莎·帕克斯或许是偶然在公车上遇到了这么一起事件，但是她拒不让座的行为，却可以说一点也不偶然。

而妇女参政会和 NAACP 选择公车抵制这样的非暴力抗议活动，正如上面所说，也是计划中的。因为这些组织的主要成员，是经过良好教育的黑人精英，他们都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有着体面的工作，跻身于中产阶级。对于他们来说，自然是要在体制内，来努力提升黑人的整体地位。

事实上，美国的民权运动始于 1954 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美国高院通过此案认定了南方种族隔离政策违宪。而这场世纪审判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民权运动的结果，是 NAACP 通过长达数十年的精心策划，步步为营，才获得的成功。这种通过法院从高向低打的策略，当然也是一种非暴力的策略。如果说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是集团军作战，这种打官司的方法，就像武将单挑的对决。

但是，为了争取所有法官的一致支持，作为政治妥协，高院没有规定解除种族隔离的时间表。对于黑人来说，他们自然早就熟悉了这种写在纸上的判决，和在生活中面对的法律规定之间的区别。所以民权运动组织者，自然会沿着他们辛苦踩出的成功道路前进，祭起刚从高院拿到的尚方宝剑，走法院上诉这条路。对他们来说，目标就是一个个摆在那里的实实在在的种族隔离的法律规定。而「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也让民权运动有了一个新手段，就是社会层面上的大规模抗议。因为，这一次，他们能更加理直气壮。而公车事件，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目标，要搬倒公车上的种族隔离政策。

但是，这一次活动，又和先前 NAACP 的行动有一个关键的不同。这在 E. D. 尼克松身上。他虽然曾为当地 NAACP 的负责人，却只上过小学，平日里的工作是个搬运工。E. D. 尼克松深知，NAACP 的同事为此瞧不起他。他也知道，NAACP 作为一个全国性组织，已经变得很官僚，这种重要的地方事务，为了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明明需要当机立断，却一定要请示上级领导。所以，在组织抵制运动时，他反而没去找自己的老同事，而是选择了去找当地的教会。

于是，民权运动在被 NAACP 这样的精英组织开启了大门后，现在，要被另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当地教会引领的黑人中产阶级接手了。

这些黑人教会多是新教教会，植根于当地社区，有着大量忠诚教众。对于政治运动来说，这是一支可以被随时唤起，立刻投入战斗的有生力量。教会与 NAACP 不同。教会的信众是每周都来参加礼拜的黑人。他们大多没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却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是的，随着黑人的努力，他们也逐渐获得了一些经济上的成功。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因为美国需要火力全开的备战，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结果在 1941 年，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A. 菲利普·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于是通过威胁要在华盛顿举行示威，逼着罗斯福总统签属了第 8802 号行政令，在军工企业和政府机构中取消了种族隔离。结果黑人开始大规模进入相关工作岗位，整体工资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达到白人工资的六成左右），黑人中产阶级由此浮出水面，NAACP 的数量也在二战期间暴涨了 10 倍。

作为一支新兴的经济力量，这些中产阶级黑人开始在当地经济中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这也让他们的经济抵制活动更加有效。比如，蒙格马利的公车系统，每天要送 4 万黑人上下班，而白人只有 1.2 万人。这样，黑人对公车的抵制对于公车公司显然是致命打击。而抵制也并非是廉价的。在没有公车的情况下，要解决普通工人上下班的问题，把对普通黑人的经济损失减到最小。比如相对富裕的黑人肯把自己的私车贡献出来，或者筹措捐款来购买其它交通公具。不仅如此，如果有人因为活动而被捕，就要去花钱保释出来，去打官司。这些，都是在黑人的经济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后才有可能。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天份，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用在了在各地发表演说拿出场费和捐款了。

更重要的是，如果说 NAACP 引领的在高院的斗争为民权运动带来了法律支柱，黑人教会成为民权运动的主力，为非暴力运动带来了以基督教教义支持的道德支柱。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道德观，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同时，也刺痛了美国白人基督徒在二战中遭受的创伤。二战的惨烈现实，让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数量大涨。对于美国教徒来说，像二战这样的悲剧，一定是整个社会犯下极大的罪才会遭受的惩罚。而美国南方存在的种族隔离，正可以被视为社会的罪之一。于是，马丁·路德·金所带领的非暴力运动，就让他占领了这个趋善避恶的道德制高点：世界存在一个终级的道德秩序，这个终点是善和爱，是平等和自由。那里没有暴力的位置，也不能通过暴力这样的恶来达到。

二.

在这种情况下，白人当权者是如何反应的呢？

1 月 24 日，蒙格马利市长和一个参加谈判的专员都加入了白人公民委员会（White Citizen's Council）。

白人公民委员会是由民间人士自发组成的组织，是白人极端种族份子对高院「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判决的回应。第一个白人公民委员会，是在高院判决后两个月成立的。白人公民委员会由社区积极份子组成，他们把白人和公民划上等号，就是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由于他们毫不妥协的态度，也胁迫了温和派政治家，工商领袖在这一问题上表态。本来，大部分人对是否取消种族隔离持无所谓的观望态度，这样一来，社会就在这种压力下，被逐步一分为二的划成了两极，形成了一种势不两立的对抗态式。仅在 2 月份一个月，蒙格马利当地白人公民委员会的成员就翻了一倍。到 3 月 12 日，101 名南方议员（19 名参议员和 82 名众议员）共同签属了著名的南方宣言（Southern Manifesto），反对高院取消种族隔离的判决。

对于这些种族主义者来说，他们相信白人的种族优越性，认为一旦取消种族隔离，就是把白人女性卧室的门向黑人打开（是的，女性是冲动的，非理性的，需要保护的），玷污白人种族的纯洁性，也就意味着种族消亡。所以，在种族问题上，他们极其害怕对手会得寸进尺，一点一点的消弱并最终颠覆他们精心构筑的社会等级体系，所以，就对之以寸土不让的强硬态度。

在另一方面，这些南方人也真心相信自己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社会中的所有人，不管白人黑人，都满足于现行制度，黑人也都自认低人一等。所以他们也直觉的认为，民权运动其实是北方的所谓国际主义政治精英，乃至境外敌对势力策划的，是对地方权力的粗暴干涉，是共产份子的阴谋。比如犹太人为 NAACP 和民权运动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这自然让他们认为这是犹太集团在后面暗中策动。

从本质上说，这依旧是麦卡锡时代的冷战思维。这就让白人种族主义者自然而然的选择了高压对抗的策略。对于抵制活动，他们选择了不妥协的拖延和对抗手段。地方政府通过法律限制民权组织的活动，为白人公民委员会提供经费，解雇参加民权运动的雇员，对支持民权运动的企业进行惩罚，并抓捕抗议者。毕竟抗议活动是把双刃剑，在打击对手的同时，自己也要付出经济上的损失，通过打持久战，可以耗尽民权运动者的有限资源，从而让抗议活动无法延续。对于高院通过的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决定，很多地方政府干脆取消了公立学校，关闭了公共服务设施，代而成立完全私有化的学校和公司。而少数白人极端份子，更是使出暴力恐怖活动来进行威慑。比如马丁·路德·金和 E. D. 尼克松的家在公车抵制期间都遭到过炸弹袭击。

但是，民权运动者，却不是麦卡锡时代的红色共产党人，恰恰相反，他们是因为麦卡锡主义高压所造成的巨大政治真空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长空间。种族主义者的这种冷战思维，也就落入民权运动者的发展套路，成为他们借力打力的依托。

蒙格马利改进协会，和由它脱身而出的民权运动主要组织，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SCLC），从本质上说，是教会组织。这和传统冷战思维中的假想敌，不相信上帝，组织严密的共产党人，差了十万八千里。而美国几个主要基督教会也是最早支持取消种族隔离的社会组织。著名福音派宗教领袖 Billy Graham 在 1953 年就在布道时表示支持，南方的长老会，浸会派也在其后的几年内相继取消了教会内的种族隔离。从组织上，SCLC 更是松散的会员制，其成员都是各地教会或相关组织。比如马丁·路德·金之所以被选成组织的名义领袖，并非他德高望重，反而是因为他是城里的年轻人，没有资历，也不属于任何派系，所以各教会牧师各自觉得选他主持，不会让别人占了便宜。这些教会，自然也是土生土长了多年的本地教会，硬要扣上外部势力的帽子，自然荒唐。而且，这些民权组织也意识到共产主义的帽子不能戴，都刻意和共产党拉开距离。像著名的黑人领袖 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因为和共产党关系太近（他最终在 1958 年加入了共产党），就主动退出了 NAACP，好不让保守派拿到口实。

反过来，非暴力抵抗运动利用对手的这种过激的反应，整出了一套有效的战术。

作为一种政治手段，非暴力运动的核心是要占领道德制高点，方法就是通过非暴力行为来故意冲击既有的不平等制度，引发对手为维护既有制度而使用特权和暴力，从而证明对方的不道德，制度的不合理。但是，道德优势只是一句空话，必须让大多数人意识到不道德行为的存在，并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才能产生能动性，实现政治目标。由于黑人是少数，要想把这种道德优势转化成胜势，就一定要把地方性问题扩大为全国性问题，乃至世界性问题，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形成道德压力，从而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声讨过程，把自己在地方的区域性人数劣势转换成全国战场上的人数优势。

所以，民权运动从来不闷声挨打，而是要刻意去宣传自己。每次活动，不仅要刻意去找能掀起种族冲突的地方，还要能保证足够的媒体在场。而且，参加活动的人要经过专门的非暴力训练，在受到种族分子恶意攻击的情况下不失控，保持有人格尊严的受难者形像。是的，参加非暴力抗议，光有热情和勇气还不行，还要有组织纪律，要学会在被攻击时如何保护自己，还能相互保护，如果有人被打，其他人要如何上去掩护。要最大程度的显出对手的恶意，又不能让自己受到过度的伤害。

这想法很简单，但是，其实很难实现。直到二战后，才成为可能，不仅是因为冷战时特殊的国际局势，更是因为出了电视这个神器。

在此之前，任何新闻报导都要经过两次重现，一次是记者的描述，一次是读者在脑海中重构现场。这种文字呈现会不自觉的弱化暴力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对于大部分美国人，他们很少和有色人种接触，也对种族歧视完全不了解，对文字报导的解读就会打了折扣。这就让非暴力抵抗无法产生社会效应。虽然美国报纸媒体很发达，但是却无法形成全国范围的影响力。

但是随着电视的普及，全国电视网的形成，图片和影像成了新闻最重要组成。而且不管是哪家电视台转播，看到的都是共同的画面，无法抺杀的事实。这就让所有观众有了共同的认知起点，直接的影像证据。而且，电视画面消除了事件和观者的距离，带来了平媒所没有的现场感。电视一出，政治家们就意识到了它的强大威力：它可以在瞬间，就把自己的光辉形像传达到千家万户，这是无法抗拒的政治诱惑。但是，他们大多还没有意识到的，是电视的巨大杀伤力。在电视里，任何暴力场面都是残酷的，直接的。任何仗势欺人，专弄权柄的举止，都会被特写永久捕获，被重播铭刻在观众脑海里。而电视更是让普通观众，以一种一对一的平等关系近距离来看待屏幕上的每一个人，每一次事件。不仅如此，全国电视网，让地方任何政治活动都不再只是地方的政治活动，而是在全国舞台上的角力。评价政治家一举一动的人，不再是当地的居民，本地本州的选民，而可能是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观众。

是的，来自世界的观众。在冷战时代，美国完全走出了孤立主义，开始积极主动的投身于世界事务，而且，一上来就是要作自由世界的领袖。于是，保守主义者的冷战思维还想着以封闭不变的自我去遏制共产主义，却没想过由于自己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也自然要承担越来越多的义务，在对积极对外干涉的同时，所谓的开放社会也必须要接受世界对自身事务的监督和评判。

比如在 1958 年，阿拉巴马州，黑人吉米·威尔逊（Jimmy Wilson）因为抢了 1.95 美元被判死刑。本来就是一个地方小案子，报导一出，世界大乱，美国驻英大使馆就收到了 600 封抗议信。阿拉巴马州长则收到了上千封信。像苏联就把这事放到自己的政治宣传上去，来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杇。最后在各种声讨中，阿拉巴马州长宣布改判成无期。

所以对于民权运动来说，他们格外注重媒体效应，希望媒体能在第一时间介入，并能迅速升级到全国媒体。这样媒体对当地的负面报导，能带来全国各地的道义支持，也能对本地的工商产业造成巨大压力。因为商人总是以和气生财为第一要义，这样他们自然会向当地政府施压要求快速解决此事，并大多以妥协作终。最终，通过全国性的报导引发世界范围的反响，还能让联邦政府以国家的面子为重，下手解决。

所以在蒙格马利公车抵制活动中，E. D. 尼克松就在第一时间通知了地方媒体。在接下来的抵制运动中，MIA 又主动出击，在 2 月 1 日首先代表黑人上诉不公平的公车系统，意在制造全国新闻。地方政府则在种族主义者的强硬态度下，不顾当地工商团体反对，以攻对攻，在 2 月 21 日反诉马丁·路德·金等 89 名民权运动人士，结果正中民权运动的下怀：不管判决是什么，对于民权运动来说，都是稳赚不赔。果然，4 天后，马丁·路德·金被判有罪，而他和太太则拥抱庆贺，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向高院上诉，把事件的影响力推向全国。案子于是在 6 月告上高院，在 11 月胜诉。在高院判决到达蒙格马利后的第二天，公车抵制活动正式结束。

三.

民权运动到了 1960 年，一支新的力量进入了，这就是大学生和他们的“-in”文化。两支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和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CORE），带来了新的手段，从而把非暴力抵抗运动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50 年代长大的孩子，是在核危机下长大的一代，他们有着强烈的危机感。表面上，50 年代的经济突飞猛进，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可以说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但是，在冷战阴影下，大企业和政府合为一体，制造出了空前单一的文化消费模式。从本质上说，这种物质和文化生产的垄断和自由市场的开放式消费是矛盾的，因为作为个人，永远有追求个性和差异化的欲求。这种困境下，学生，尤其是大学生，作为变革的主力出现了。

这是因为在冷战的高压下，学生相对没有社会压力。尤其是大学生，通常都来自于中产阶级富裕家庭，衣食无忧，又不用担心工作和家庭。他们选择以民权运动为第一个社会目标，很大程度上是在种种社会问题中，对于他们来说，种族隔离是最无争议的政治议题。

在 1960 年 2 月，纳什维尔的学生开始组织所谓的入座运动（sit-in）。他们堂而皇之的走进种族隔离的餐馆，黑人学生去只给白人服务的柜台点餐，白人学生去只给黑人服务的柜台点餐。像其它非暴力抵抗活动一样，学生们以非暴力的行动对抗餐馆里的种族主义者的攻击，也顺从的被赶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带走。然后，新的一批学生再进去，再等着被带走。就这样，学生把非暴力抵抗变成了一种人海战术，让监狱变得人满为患。NAACP 对学生的这种直接了当不计代价的行动颇感恼火，因为把这些学生从监狱里保释出来，要花掉他们大量的资金。而学生们则甚至选择了不被保释，好让媒体来曝光监狱里的残酷待遇。

到 3 月，纳什维尔的警察已接到指示，不能抓人。4 月 17 日，学生们决定成立属于自己的组织 SNCC，到 4 月 19 日，他们发动了沉默游行，市长在压力之下，宣布取消种族隔离。

每一个政治组织，都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对理想未来的愿景，同时也有基于当下的社会现状，为了这愿景而选择的政治实践策略。对于学生运动来说，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们的愿景和行动是相同的。学生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就是「个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他们去种族隔离的餐馆入座（sit-in），去种族隔离的电影馆入位（stand-in），去种族隔离的旅馆入住（sleep-in），他们选择了无视当下种族隔离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去完全按照自己认同的理想社会去生活，以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去冲击现实。（这个理念到了反文化的嬉皮士那里，就是 be-in）。如果说 SCLC 为民权运动带来了以宗教为根基的道德支柱，这些学生则打破了社会的藩篱，为民权运动带来了社会良心。

1960 年 12 月，高院宣布跨州公车和候车室的隔离是违宪的。于是，第二年，以 CORE 的学生们就组织了「自由乘车运动（ Freedom Rides ）」，乘车从北方一路坐到南方，挑战南方各地的候车室。自由乘车者受到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力袭击，第一辆公车甚至被燃烧弹炸毁，但学生们还是一批接一批上车启程。整个 61 年夏天，有 300 多人参加了自由乘车运动。

随着事件升级，肯尼迪终于感到了压力。肯尼迪本人对民权运动并无兴趣。南方民主党是他所在的民主党的支柱力量，他可不想去拆自己政治联盟的台。而他更关心的，是冷战和国际政治。只是在 60 年大选时，为了拉拢黑人选民，因为马丁·路德·金参加学生活动被捕，他像征性和金太太通了电话，表示了关心（第二天罗伯特·肯尼迪给当地政府打了一个电话后，马丁·路德·金被释放）。和他的前任一样，他只有当民权运动影响到了国家形像时才会插手。比如 1957 年的小石城，艾森毫威尔总统就是在不得以之下，才出动联邦军队保护九名黑人学生进入当地中学。这次是自由乘车运动成为新闻头条时，肯尼迪正好要和赫鲁晓夫见面。他无法忍受苏联会利用这件事来向他挑衅，于是派了联邦执法官出手护送自由乘车者，迅速完成了这些「不像话的共产行径」。到 1962 年，肯尼迪也是只像征性的向国会送交了一份石沉大海的《民权法案》。

四.

随着民权运动的进行，保守派也开始慢慢明白了非暴力运动的理念和战术。于是，在 61 年 11 月 SNCC 在佐治亚州阿尔巴尼（Albany，Georgia）的战役中，民权运动遭受了第一次大败。

当地的警察局长普里切特（Pritchett）悉心研读了马丁·路德·金的相关著作，知道非暴力运动一定要用非暴力激发暴力镇压，才能获得道德优势。于是，他让下属警察不要故意挑拨，在逮捕民权份子时，一定要以和种族隔离制度法规无关的理由。比如他发现 SNCC 组织的游行没有走正规的申请过程，他就以此为由逮捕他们，反而让学生抗议者们落下一个不守法的名声。

对于 SNCC 的人海战术，普里切特则和附近地区的政府机构联络好，确保有足够的监狱来收押被捕者，并保证他们起码的监狱条件。对于马丁·路德·金这样的领袖，则采取特别优待，在第一时间就把他强行保释出狱，以避免激怒黑人群众，反而让金有点显的脱离群众。

这样一来，非暴力运动就没有了优势，在长期的消耗战中，看不到进展的黑人示威者终于在次年 7 月 24 日暴发，从非暴力抵抗变成暴力示威，终于让警方和政府占去了道德制高点，败走麦城。

在经历了阿尔巴尼失利后，民权运动吸取教训，在 63 年，又在阿拉巴马州发动了伯明翰战役。这一次，认识到了对手已经变得更加难对付后，民权运动组织者进行了更全面的准备工作。抗议的时间选在了复活节期间，希望大量的负面新闻会对伯明翰重要的旅游产业造成打击，给当地商户施加压力。他们也对城市法令进行全面研究，以确保游行群众将会是因为违反种族隔离的制度而被捕。他们还对行走路线进行研究，为不同年龄的游行者的路线都设计好，对准备入座抗议的餐馆，所有座位和进出口，都事先踩点过。他们还准备了大量的保释金，以保证游行者能被及时保释，不影响正常生活工作。

政府方面则吸取了阿尔巴尼战役的经验，比如通过法院来拖延游行许可的发布，让已经就续的示威者要么等待许可被批准，从而丧失了连续示威的势头，要么就得违抗法庭的禁令，违法组织抗议，让警方可以堂而皇之的抓人。

在大量志愿者入狱，保释经费用尽的情况下，民权运动使出了最后的大招：C 方案。

马丁·路德·金为了支持已经入狱的志愿者，自己也上街被警察逮捕。同时，SCLC 组织了当地中学学生上街游行。结果在 5 月 2 日一天，就有 959 名孩子被捕。到 6 日，被捕的未成年人已经超过 2000 人。全国乃至全世界观众都在电视上看到了伯明翰警察对这些未成年小孩施用高压水龙，警犬的惊心场面。反对者认为用小孩当肉盾的作法已经让民权运动者自己失去了道德底线，而支持者则认为警察的行为已经超越了合法政府的底线。不久，大量黑人开始手持武器上街游行，SCLC 第一次开始对自己组织的活动失去控制。

但是，这也超越了肯尼迪政府的底线。不仅是美国，全世界的目光又一次集中在美国内部的这些不光彩的画面上，极大的折损了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形像。为了防止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暴乱，肯尼迪政府向伯明翰地区入驻了联邦军队，帮助稳定了局势，让双方达成妥协。

经过这次事件后，肯尼迪已经无法接受民权运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地方的种族隔离法规，同时地方政府也一次又一次的无视高院判决，大有凌驾在联邦政府之上的姿态。在冷战高峰时期，也正好是大量第三世界国家从殖民地独立的高峰时期，在民权运动的这段时间，就有十多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这些国家当然也是美苏争取的对像，双方也要各自摆出一幅领袖模样。而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不仅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看在眼里，也感同深受。比如加纳外交官就在应邀观摩美国民主的精华，总统大选投票时，遭到过毒打，当地警察还不愿受理；而塞拉利昂外交官也在用餐时被歧视，最后不得不要肯尼迪出面道歉，这显然都是极不利于美国赢取这些国家的信任。

于是，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此事，6 月 19 日，肯尼迪终于向国会递交了一份新的民权法案，要全面修正各种在公共场合的诸多服务和用工上的隔离和歧视，并赋予联邦政府必要时直接出手接管此类事务的权力。民权运动，终于，在上打过了高院，下打过了地方政府后，终于把战斗打进了国会山。

8 月28 日，为了支持这项民权法案，A. 菲利普·伦道夫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在华盛顿组织了 25 万人的大游行，而正是在这次集会上，马丁·路德·金给出了他最令人难忘的一次讲演，《我有一个梦想》，让自由钟声，在美国的心脏敲响。

作者: bridged 时间: 12-2-2012 16:52
白晋忠，电气工程师/素食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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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简单叙述一下甘地在印度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分析一下其成功的原因。

1894年，甘地在南非向最高法院申请律师资格注册，但律师协会因种族歧视，不允许他加入协会；然而法院却以法律面前白人和有色人种人人平等为由判决甘地加入律师协会，这使甘地在南非从事抵抗运动有了合法的身份。

同年，他在南非创建了纳塔尔印度国民大会，以后多次依靠此大会进行集会，募捐，而殖民政府始终没有找理由进行取缔。

2年后，甘地撰文猛烈抨击南非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令南非白人异常愤怒。当甘地在南非德班短暂停留时，遭到了白人群众的围攻，鸡蛋、石头和砖块都砸向他。关键时刻是当地的警察局长夫人撑雨伞挡住了围攻人群，局长亲自带人保护甘地逃走。当时的殖民地国务大臣张伯伦时候指示一定要将肇事者严厉惩处，因甘地拒绝指控任何人而了结。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英国是个遵守规格的国家。这种规则也许不完善，但规则的制定者却一定会遵守这个规则，哪怕在很多时候规则会对不利于自己。在这个规格的制约下，他们会将游行的人群逮捕入狱，但却不会釜底抽薪—否决殖民地人民的游行自由；他们从心底歧视有色人种，但当其生命财产受到损伤时，政府必须制止破坏社会契约的蓄意攻击；他们为印度人划分出隔离区，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还要遵守；他们会派警察拘捕甘地，绝不会派刺客或克格勃或大内高手进行暗杀；监狱中的甘地失去了行动自由，却依然能读书、写作、会见亲朋好友，而非强制劳动或割断喉管或未经审判就挖肾枪杀随后再向家属索要子弹费。

这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能够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你的对手必须是一个讲规则有底线的人（政府），因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本质上以我方的对痛苦与残暴的忍耐激发起围观者们被尘埃遮掩的天良，甚至是刺激那些一时不明事理的施暴者，让围观者和施暴者在这伟大的忍耐与他人的痛苦中领悟到暴力的不义，唤起人类天性中的良知；这表面上是心灵力量与物理力量的对抗，但本质上依然是灵魂力量与灵魂力量的对抗，只有忍耐者的“善”能激发起另一方的“善”才有效果，倘若对方是纯粹的“恶”，那一切的忍耐就只不过是可笑的、悲哀的白白浪费而已。

1929年，印度殖民地总督颁布“食盐法”：人们只能到政府指定的食盐专卖店买盐，而且购买时要征收重税。

第二年，甘地带领成千上万的信众来到丹地海岸自制食盐，导致5万人被捕入狱。而他的信奉者，女诗人萨罗吉尼奈杜则率领 2500名志愿者向苏拉特进军，准备占领那里的巨型盐场。美国记者韦布·米勒记录了当时的情况：“甘地的信奉者们默默地前进，在离围栏大约100 码的地方停了下来。经过挑选的一队志愿者从人群中走出来，他们越过壕沟，向铁丝网靠近……突然，一声令下，一大群印度警察扑向迎面而来的示威群众，他们手中的包铁长棒雨点般地落在志愿者的头上。没有一名示威者举起那怕一只胳膊抵挡一下落在头上的棍棒。他们像九柱戏里的木柱一样栽倒在地……但示威者只管前进，直到被打倒为止。”

事后，英国人放弃了“食盐法”，并且沮丧地承认他们在这次事件中“丢尽了英国人的脸”。我们必须感佩甘地及其信徒伟大的自制，执拗的心灵力量。

然而对某国人来说，更疑惑的：
为什么他们就能遇上这么要脸的施暴者呢？
为什么他们就没有遇上那些完全不要脸的施暴者呢？？
为什么他们就没有遇上那些用正规军取代警察，用坦克取代警棍，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取代“丢尽了英国人的脸”的暴力者呢？？？

今日，我们读近代史，每当读到学生们满腔热血，或自觉或被策划“和平游行”，向政府请愿却惨遭镇压时升起的是对这“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伟大精神的感动，还是惋惜甚至嘲笑学生们的幼稚单纯，或者怀疑发起“和平游行”的领导者的动机。

1938年，甘地曾建议犹太人以他为榜样用非暴力抵抗的方式反抗希特勒，犹太领袖马丁"布伯觉得很滑稽，就写信反问：“圣雄，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集中营，哪里发生着什么事？集中营里有哪些折磨人的刑罚？有哪些缓慢和快速杀人的方法？”

最后，他痛切地指出：

对于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态度，因为使用这种方式有可能使他们逐渐变得明智起来。可是要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就不能这样了。在某种情况下，精神力量是无法转化成真理力量的。“殉道”一词意味着见证，可是如果没有见证人在场又该如何呢？

不管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哲人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做出过多少非同寻常的评价，它注定不具有“普适性”。这信念的另一个成功案例在美国，黑人马丁·路德·金领导黑人们踏上了同样的道路，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总统肯尼迪当天就邀请他到白宫作客，并诚挚地说：“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在参众两院通过”。三个月后，总统带着这个不寻常的梦遇刺身亡。

我也有个梦想，梦想有一天，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所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群都可以通过“和平、理性”的“非暴力”行为来反抗压迫，争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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