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大选开票的当晚，亲共和党的福克斯新闻台邀请到了卡尔·罗夫（Karl Rove）担任实时评论嘉宾。罗夫是小布什时代的总统府副幕僚长，曾经一手运作了小布什的两任州长竞选与两任总统大选，被后者尊称为“我的总设计师”，也是共和党内公认的竞选策略大师。早在一年半前，罗夫就曾于《华尔街日报》撰文，断言奥巴马今年大选必败无疑。直到大选前的最后几周，无论选情如何胶着，奥巴马与罗姆尼双方民调如何相持不下，罗夫总是信心满满，声称所有显示奥巴马领先的民调都来自左翼机构的操纵，只要投票结果一开，全世界就将目睹罗姆尼轻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当最关键的摇摆州俄亥俄的选票统计到70%左右时，福克斯新闻台宣布预测奥巴马在俄亥俄州获胜。演播室里的罗夫坐不住了，他与主播们大声争执，拿出各种数据不断分析这个预测是如何错误，甚至逼着主播到后台向工作人员核对计票信息。最后，就连一向在这位共和党大谋主面前恭敬得像小学生的福克斯台主播们也忍无可忍了，讽刺地问罗夫道：“你这么分析过来计算过去，究竟只是作为一名共和党想让自己感觉好过一点呢，还是信以为真？”
又或许，两者皆有？毕竟尽管对于罗姆尼的竞选团队而言，罗夫不再像小布什时代那样发挥着事无巨细的影响，但他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大选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罗夫麾下直接掌握着今年选举中两个最大的“外围组织”：一个名为“美国十字路口（American Crossroads）”的所谓“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及其孪生机构，一个名为“十字路口草根政策战略（Crossroads GPS）”的所谓“501(c)4组织”。仅在10月份一个月内，这两个组织就一共投放了1亿7300万美元的电视竞选广告，几乎等于所有外围组织在9月份的广告开支总和，也让亲民主党一方最主要的外围组织“优先美国行动（Priorities USA Action）”（10月份共投放竞选广告3147万美元）相形见绌。
要知道，作为“联合公民案”后崛起的新兴政治势力，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与501(c)4组织在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时第一次亮相，就已经展示了惊人的力量，襄助共和党在众议院一举翻盘。作为共和党最大外围组织的操盘手，罗夫自然不愿意承认——恐怕也根本不相信——今年大选中本方在广告开支上的巨大优势，居然会无法转化为最后的胜利。
“联合公民案”之前
在2010年“联合公民案”之前，美国竞选财务制度是由1974年《联邦选举竞选法案》（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修订案、1976年“巴克利诉瓦里奥”案（Buckley v. Valeo）判决、1990年“奥斯丁诉密歇根商会”案（Austin v. Michigan Chamber of Commerce）判决、以及2002年《两党竞选改革法案》（Bipartisan Campaign Reform Act）等等共同构成的。《联邦选举竞选法案》修订案是对水门事件以及同时被揭发的尼克松竞选腐败丑闻的反应，其中规定了个体支持者对候选人的捐款上限，以及候选人自身与个体支持者的竞选开支上限，并要求候选人对竞选财务信息加以公开。此外，该法案还建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令其负责监管竞选财务事宜，并且设立公共竞选基金，对同意放弃部分私募政治献金、限制竞选开支的候选人提供一定的选举补助。
在巴克利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肯定了《联邦选举竞选法案》的绝大部分内容，但推翻了其对个人竞选开支的限制，认为设定这一上限损害了个体公民在政治事务中的表达自由。然而这样一来，限制对候选人的个人捐款也便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义，因为大金主们完全可以不把钱直接捐给候选人（所谓“硬钱”），而是以“软钱”的方式向候选人提供政治献金，比如帮助酬劳基层组织者，租车接送选民投票，以及成立所谓的“527组织”、专门制作投放“不直接针对候选人”的“议题呼吁”广告来影响选民判断，等等。
“软钱”的流通严重威胁着民主政治的质量。1989年牵涉四名民主党参议员与一名共和党参议员的“基丁五人组（Keating Five）”丑闻，与了结于2006年、导致包括内务部副部长斯蒂芬·格瑞尔斯（Steven Griles）、联邦采购署署长戴维·萨法维安（David Safavian）、国会众议员罗伯特·奈（Robert Ney）等21名共和党人被定罪的“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弊案”，都显示了“软钱”在政治中的强大腐蚀力。为了抵御这一威胁，基丁五人组丑闻的当事人之一、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痛定思痛，以联邦最高法院在奥斯丁案中“限制企业参与竞选活动并不侵犯言论自由”的判决为基础，与民主党参议员罗素·法因戈尔德（Russell Feingold）共同起草并促成通过了《两党竞选改革法案》，禁止任何全国性的政党在竞选中募集或支用“软钱”，并且禁止企业、工会以及其他非盈利性团体（亦即527组织）在初选前30天或大选前60天内资助任何与竞选有关、变相诋毁候选人的“议题呼吁”广告。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然而这一整套竞选财务监督体系却在2007年“联邦选举委员会诉威斯康星生命权公司”（FEC v. Wisconsin Right to Life, Inc.）与2010年“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两案中，被几经人员变动的联邦最高法院几乎连根拔起。威斯康星案与联合公民案的新判决，不但将《改革法案》的内容否决殆尽，而且一并推翻了奥斯丁案的判决。根据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案中的多数意见，企业、工会、财团这些机构与个体公民一样，应当在政治事务中拥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它们在竞选中的“独立开支”不得受到任何约束。
这一判决的直接后果，便是导致了理论上独立于候选人竞选团队运作、不受开支上限制约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出现。据统计，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时，所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开支总计为6千5百万美元，而在2012年选举中，这一数字达到了惊人的6亿6千万美元，并且事实上其中60%以上的资金最终都出于不到100位大金主之手。在今年开支排名前三位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中，由拉斯维加斯赌业大王谢尔顿·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与德克萨斯房地产巨头鲍勃·佩里（Bob Perry）共同资助的亲共和党组织“重塑我们的未来（Restore Our Future）”花了1亿4千3百万美元助选，罗夫亲自操盘的“美国十字路口”竞选开支达到1亿零5百万美元，而由大名鼎鼎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赞助的亲民主党组织“优先美国行动”则为大选投入了6千7百万美元。
由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名义上独立于候选人，它们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投放诋毁竞选对手的广告，而不必担心因此对自己支持对象的名誉造成损害。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宁堡公共政策中心（Annenberg Public Policy Center）的统计，截止到今年6月，在各大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统大选电视广告经费中，至少有57%被用于制作投放对事实刻意加以歪曲的欺骗性广告，有些组织的经费甚至100%都花在了这类广告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