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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天：刑法的愚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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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ridged
时间:
4-26-2009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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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天：刑法的愚人节
本文通过一路BBS站telnet客户端发布
4月1日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为何最近感觉还像是过愚人节呢？只是，发起者不是普通人，而是某些地方政府或司法机关，而愚弄的对象，居然是我们的刑法！
先是贵州习水公职人员性侵害幼女事件的开庭审理，明明受害者是非自愿的，被指控的罪名却是“嫖宿幼女”，并美其名曰这是“为了更严厉地打击犯罪”。正如解释者言，刑法上嫖宿幼女罪的起刑点的确高于强奸罪，但不要忘了，前者的法定最高刑却低于后者，如果真是要求从重判决的话，以嫖宿幼女罪定罪的实际量刑只会更轻，“更严厉地打击犯罪”一说就有些牵强了。1997年《刑法》修订时，专家意见是如此区分此两种罪名的：“在嫖宿幼女的场合，多是幼女‘自愿’，甚至是在幼女主动纠缠的情况下进行的。换言之，犯罪行为的实施，受害幼女本人也有一定的过错。相比（奸淫幼女）而言，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较小。所以对于嫖宿幼女的行为不加区别地按奸淫幼女罪定罪处罚，有违罪刑均衡的刑法原则。”如今，司法机关却撇开受害者受到强迫的事实，对刑法条文玩起了文字游戏。
再是河南灵宝市警方跨省追捕“诽谤罪”的犯罪嫌疑人王帅，称其在网上发的帖子严重损害了当地政府的形象。学过刑法的人都知道，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的情节严重的行为。诽谤罪的对象只能是自然人，而不包括任何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从刑法规定的含义上看，公民批评政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构成诽谤罪。而且诽谤罪通常要“告诉才处理”，除非情节特别严重，在损害他人人格和名誉权的同时，又损害了国家利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才可以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王帅的行为没有指向具体的人，不但难以构成“诽谤罪”，而且也不足以让当地公安机关横插一脚。作为跟刑法天天打交道的当地公安机关，应该不会连“诽谤罪”的对象也搞不清楚，如果这种“追捕”是受意于地方政府，则该事件又演变为一种假公权之名而行的打击报复了。
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最能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一个部门法，规定了哪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犯罪、应负何种刑事责任以及处以何种刑罚。一方面，刑法讲求严厉性，即对于构成犯罪的行为人，要处以相应的刑罚，危害性越大，处罚的力度也越大。公职人员涉足性侵害案件，如果情节严重，主观恶性大，应当罚当其罪，彰显刑法打击犯罪之功效。习水案中的幼女既未主动，也无过错，却被划入“妓女”之列，于理不通。被告人在“嫖宿幼女罪”之名下获得实际更轻的处罚，既不符合刑法的本意，也达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刑法也有谦抑性，即刑法的触角不能无限扩张，滥用刑罚，把一些本不属于刑法调整的行为硬拽进来，肆意侵犯公民的自由。如果地方公安机关动辄对批评政府的公民加诸“诽谤”罪名，刑法势必成为一种党同伐异的工具。刑法的严厉和谦抑互相矛盾而又和谐统一，一切都服从于刑法的目的。如果一切因使用者的好恶而解释，刑法就成了被嘲笑的对象。
罗马法谚有云：“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意指应当遵守制定法并合理地解释，而不能随意批评、曲解或者玩弄法律的含义。当刑法的规范条文本身含义很明确时，应当恪守严格的解释。当然，对于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法律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出现漏洞也在所难免。但在修改法律之前，执法者或司法者不应该根据需要随意裁剪法律，把自己当做一个立法者，尤其是对于应当慎之又慎的刑法。愚弄、嘲笑刑法者，往往一不小心把自己变成了舆论嘲笑的对象。
转载或引用本网内容须注明“转自 雅典学园”字样，并标明本网网址 http://www.yadia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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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为何最近感觉还像是过愚人节呢？只是，发起者不是普通人，而是某些地方政府或司法机关，而愚弄的对象，居然是我们的刑法！
先是贵州习水公职人员性侵害幼女事件的开庭审理，明明受害者是非自愿的，被指控的罪名却是“嫖宿幼女”，并美其名曰这是“为了更严厉地打击犯罪”。正如解释者言，刑法上嫖宿幼女罪的起刑点的确高于强奸罪，但不要忘了，前者的法定最高刑却低于后者，如果真是要求从重判决的话，以嫖宿幼女罪定罪的实际量刑只会更轻，“更严厉地打击犯罪”一说就有些牵强了。1997年《刑法》修订时，专家意见是如此区分此两种罪名的：“在嫖宿幼女的场合，多是幼女‘自愿’，甚至是在幼女主动纠缠的情况下进行的。换言之，犯罪行为的实施，受害幼女本人也有一定的过错。相比（奸淫幼女）而言，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较小。所以对于嫖宿幼女的行为不加区别地按奸淫幼女罪定罪处罚，有违罪刑均衡的刑法原则。”如今，司法机关却撇开受害者受到强迫的事实，对刑法条文玩起了文字游戏。
再是河南灵宝市警方跨省追捕“诽谤罪”的犯罪嫌疑人王帅，称其在网上发的帖子严重损害了当地政府的形象。学过刑法的人都知道，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的情节严重的行为。诽谤罪的对象只能是自然人，而不包括任何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从刑法规定的含义上看，公民批评政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构成诽谤罪。而且诽谤罪通常要“告诉才处理”，除非情节特别严重，在损害他人人格和名誉权的同时，又损害了国家利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才可以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王帅的行为没有指向具体的人，不但难以构成“诽谤罪”，而且也不足以让当地公安机关横插一脚。作为跟刑法天天打交道的当地公安机关，应该不会连“诽谤罪”的对象也搞不清楚，如果这种“追捕”是受意于地方政府，则该事件又演变为一种假公权之名而行的打击报复了。
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最能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一个部门法，规定了哪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犯罪、应负何种刑事责任以及处以何种刑罚。一方面，刑法讲求严厉性，即对于构成犯罪的行为人，要处以相应的刑罚，危害性越大，处罚的力度也越大。公职人员涉足性侵害案件，如果情节严重，主观恶性大，应当罚当其罪，彰显刑法打击犯罪之功效。习水案中的幼女既未主动，也无过错，却被划入“妓女”之列，于理不通。被告人在“嫖宿幼女罪”之名下获得实际更轻的处罚，既不符合刑法的本意，也达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刑法也有谦抑性，即刑法的触角不能无限扩张，滥用刑罚，把一些本不属于刑法调整的行为硬拽进来，肆意侵犯公民的自由。如果地方公安机关动辄对批评政府的公民加诸“诽谤”罪名，刑法势必成为一种党同伐异的工具。刑法的严厉和谦抑互相矛盾而又和谐统一，一切都服从于刑法的目的。如果一切因使用者的好恶而解释，刑法就成了被嘲笑的对象。
罗马法谚有云：“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意指应当遵守制定法并合理地解释，而不能随意批评、曲解或者玩弄法律的含义。当刑法的规范条文本身含义很明确时，应当恪守严格的解释。当然，对于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法律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出现漏洞也在所难免。但在修改法律之前，执法者或司法者不应该根据需要随意裁剪法律，把自己当做一个立法者，尤其是对于应当慎之又慎的刑法。愚弄、嘲笑刑法者，往往一不小心把自己变成了舆论嘲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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