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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傅国涌：中国企业家的本土传统在哪里？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4-28-2009 11:26
标题: 傅国涌：中国企业家的本土传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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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做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就在一本书中惊人准确地预言过，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最具象征性的将不再是国营钢铁厂中辛勤劳作的产业工人，而是掌握了高技术、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的工商企业家。经过三十年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我们蓦然发现，一个曾经消失的阶层不仅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且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几乎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

在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整个企业家阶层被连根拔起，历史的链条曾经中断，一切归零，脱胎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成长于90年代的新一轮市场化浪潮，在21世纪初全面崛起的这个新阶层几乎是从零开始，在新一轮允许追求财富的大潮中重新生长出来的，伴随着这个阶层的日益壮大，是发财术、掘金术的泛滥，充斥书店的是大量满足人们发财欲望、教人一夜暴富的书籍，报纸版面上弥漫着金钱的气味，刊物封面是娱乐明星和财富明星二分天下，电视屏幕上到处演绎着红顶商人、大宅门、白银谷这类老财富神话，或未经沉淀的当代新财富神话，压抑了三十年的发财梦一夜之间被释放出来，如同打开了所罗门的魔瓶。曾几何时，连高居学府讲坛之上无比显赫的经济学也逐渐丧失学术的尊严，或明或暗地成为新兴企业家阶层的代言人。贫富两极分化的鸿沟仿佛将这个泱泱大国撕开了，仇富的心理和追逐财富的愿望一样遍地生长，经济的繁荣并不必然孕育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缺乏自己精神背景的新阶层，无论手里攥着多少财富，都是浮浅的，面容苍白的，没有底气的，很难继续往前走，以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承担起历史的未来。

前些年，当我们听到个别企业家呼唤工商文明的声音时，可以说，这个新阶层当中至少有人开始在思考比利润、比金钱更深刻的问题了。如果说，这样的声音还只是停留在言论层面的话，那么在“5·12”地震中某些企业家的行动则把企业家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这些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由于本土资源的匮乏，人们常常把眼睛投向异域，西方那些第一流的企业家的作为和表现成了许多人挂在嘴边的话题，也就是说，在讨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精神背景和企业家意识时，我们的参照系常常来自横向的外部世界。这个时候，纵向地追寻我们自己本土的企业家传统，回望历史烟尘中被掩埋的那些身影面容，挖掘那些曾经在幽暗的历史长夜里一闪而过的经典范例，变得犹为迫切。

我们在讨论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时常常会想到“路径依赖”这个说法，那些在工商业领域积极竞争，走向国际市场的新兴企业家追根的时候，常常把自己的根追到徽商、晋商的身上，追到红顶商人胡雪岩那里，这些题材已产生了大量的虚构文学、电视剧，他们的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他们的经营技巧、商业智慧以及和官场打交道的能力，都成为人们学习的样本。杭州的胡雪岩故居、胡庆余堂，山西太谷，祈县的那些百年老宅，几乎都成了朝圣的地方。这个根实在是追错了地方。尽管他们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大，甚至可以富甲天下，也形成了自己的商业传统，其中蕴涵着许多值得肯定的因素，比如诚信为本的理念等等，但是，他们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产生于一个封闭社会当中，经商只是他们附属于绝对皇权之下的一种谋生方式，缺乏自身的独立性，经商不能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内在追求。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全力经营事业的自觉，不可能发自内心地把经商作为终极的追求目标，只不过是仕途无望不得已的选择，商人们最终向往、膜拜、在意的还是那个红顶，他们头上还笼罩着不可超越的官本位的障碍。

只有到了晚清，时代发生重大变化，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高涨，外国企业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纷纷生长起来，洋货占领市场，刺激国人自办企业，以寻求救国之路时。特别是经历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变局，皇权衰微，甚至连朝廷都公开奖励投资工商业，不惜以子爵、男爵来奖励投资者，并且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企业的创办和经营，此时才有可能出现新型的近代工商业以及新型的企业家阶层。我们知道，创立湘军，帮助清廷削平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号称“中兴名臣”，功高震主，显赫一时，也不过得了个侯爵，长盛不衰的李鸿章只是个伯爵。而到了晚清，一个人凭投资办企业就可以得子爵、男爵，光宗耀祖，这在一个官本位根深蒂固的民族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由此产生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几乎与企业家阶层出现同步，这两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在很多时候往往是同命运，共呼吸的，在晚清民国的半个世纪中，他们同时崛起，并发挥极为重要的影响，参与创造历史。他们如同历史的两个轮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力量，如果说知识分子建立了近代的报业、出版业和新式教育，从大学、中小学到职业教育，那么企业家手创工厂、现代商业和银行，他们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有着相当的共识，许多企业家和知识分子都有着深厚的友情，北大校长胡适还担任过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挂名董事长，原因就是他和化学工业奠基人范旭东之间的交情。上个世纪50年代，从批陶行知、批胡适、批胡风到反右运动，知识分子阶层全面挨整，和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整个企业家阶层集体消失差不多同时，意味着近代新兴的两大阶层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建立的并不久远的传统嘎然中断，但是中断并不是消亡，他们的努力已悄然融入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一旦你去挖掘，那些传统还会带着泥土的气息重新浮现出来。

当代企业家阶层的重新发育和起步大致上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大半生，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三十年为一小世，这是一个回头总结的时刻，也是一个再次出发、找到一个新起点的时刻。此刻，我们回过头来寻找中国本土企业家曾经的传统，看看前人曾经达到的高度，站在前人的起点上，比完全从零开始要好得多。历史需要长期的积淀和传承。因此，找回那个中断的传统，不只是回望过去，而是更好地往前走。一旦找到了真实的根，明白自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民族的土壤里面生长起来的，这个新兴的阶层就将拥有一个可以依托的精神背景，不再是依附在虚无缥缈的东西上面，也不至于只能到域外去寻求自己的精神资源。

二、

大约在2005年的夏天，我逐渐意识到，一部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军阀、枭雄、权势者和革命者书写的，也是社会各个领域一直坚持走自己独立道路的那些人书写的，拉开历史的距离，从某种本质的意义上看，后者往往更具有建设性，留下的遗产也更为实在，更为具体。由此我把眼光放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新闻救国、出版救国这些代表人物身上。这是我关心实业救国的起点，我因此阅读了大量晚清、民国企业家的史料，发现了许多以往忽视的东西，感受到历史的这一个侧面远没有被呈现出来。由此，我开始在纸上寻找企业家的本土传统。我发现，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企业家阶层的作用、努力、影响特别是他们的精神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都被遮蔽了。我们对这个阶层、这种独特的社会力量的认识几乎都是带着偏见的，充满了符号化、简单化，对他们的历史缺乏具体、细致的了解，即使是那些有关他们的传记往往停留在他们经营有术、创业有成的表面上，大多没能把握他们的精神实质，更没有深入他们背后的历史，将他们放在整个大历史中，同时又把他们看作是一个自主的主体，还给他们血肉丰富的形象，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像法国学者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等有限的一些著作，属于专门的学术研究，很难被更多的人关注。一部近代以来中国的企业史，关于近代企业家的活的历史，还处在历史的地平线下。要想复活一个已中断的历史传统，还需要具备一系列制度性的历史条件，但是，将这个被沉埋的传统重新呈现出来，至少今天就有这个可能。

读史的过程是漫长而寂寞的，到2006年底，我深感仅仅停留在纸上的寻找是远远不够的，从2007年初开始，到2008年初，我的寻访之旅断断续续，历时一年，在无锡、南通、上海、南京、天津，在武汉、重庆、宜昌、乐山五通桥……，在晚清以来几代企业家们留下遗迹的城市、乡镇，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们昔日的追求，昔日的创造，昔日的梦想，昔日的辉煌，当然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失望和无奈。经过多少风雨沧桑，风云变幻，他们的企业几乎都已湮灭，有的只留下一个厂名，昔日的传统也多已无处寻觅，但是站在物是人非的旧厂房、乃至荡然无存的遗址上，我仍然有过一次次的感动，有过一次次的欣喜或哀伤，一次次的振奋和失落，我深切地体会到，当我站立在他们曾经努力过的土地上时，我离他们仍然是如此的近，他们的事业和理想没有随时间而成为齑粉，因为有历史在。历史是如此的奇妙，抵达历史现场，我们可以穿透时间的隧道，在相同的空间想象当初的场景，想象当初的心灵脉动，想象当初建设者的智慧、劳苦和执着，这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在掌握可靠史料的基础上打通时间的界限。回到历史现场，因此而变得十分重要，在那里，往往会有读书所没有的收获，获得对历史新的感悟和理解。随着时光的消逝，那些早已离世的企业家形象渐渐在我的心中复活，他们办企业，办教育，投身公益，致力于推动一个保障企业发展的健全制度环境，这是他们创造历史的过程，也是他们自我塑造的过程。

从1895年状元办厂的张謇到1938年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的卢作孚，这是一段可以歌可以哭的历史，几代企业家几乎都是白手起家，聚沙成塔，平地起高楼，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报馆、每一个出版社、每一个银行，几乎都是一个奇迹，在中国的南北东西，他们所能凭借的甚少，所能依靠的只是自己的诚实、勇气和努力。不幸的是，这个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进程因制度变迁的刚性因素被迫中断，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代企业家筚路蓝缕，开创了一个个具有示范性的良好传统，足以成为今天企业家们的精神背景。

我第一次到南通，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走马观花，一天之内看了张謇在南通留下的主要遗迹，在他离世80多年后，经过无数的变迁，南通处处都还有他的影子。毫不无夸张地说，张謇仍是今日南通的灵魂。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人竟然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城市，造福一个地方。我到了他创办第一家大生纱厂的唐闸镇，我在运河边上看着夕阳西下，码头依旧，钟楼依旧，只是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这是张謇建设南通的起点。我将自己此行的行程和感受写成了《南通访张謇遗迹》一文，发表在《南方周末》上面，被张謇先生的嫡孙张绪武先生看到了，他邀请我去再次去南通。这一次住了7天，把张謇在南通、启东、海门一带留下的遗迹到处看了一遍，除了重访唐闸镇，把这个昔日进入世界地图的大生二厂、三厂所在地，通海垦牧公司所在的海复镇，以及残留的一段海堤——挡浪墙，狼山脚下为那位殉职的荷兰工程师建的墓址……在那个动荡不定的时代里，实业救国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拱卒。

在上海，我曾两次去寻访商务印书馆的遗踪，河南路上商务发行所的旧址已面目全非，宝山路上商务编译所、印刷所最老的建筑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之手，此后在天通庵路上易地重建，今天已衰败不堪，老厂房加了一层，不也再是当年的样子，只有钟楼上商务的标志，让我依稀想见老商务的黄金时代。1897年，当排字工出身的夏瑞芳、鲍咸昌、鲍咸恩兄弟等集股创业之初，这不过是一家小小的印刷厂，之后却发展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巨无霸，它编印、发行的教科书长期占据主要的市场份额，它出版的书籍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现代知识系统，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这几乎是一个文化企业所能达到的极限。

无锡荣家兄弟号称“面粉大王”、“纺织大王”，他们在无锡的第一家面粉厂旧址，昔日荣家事业的发祥地，如今成了“无锡民族工商业博物馆”。在荣巷中心小学，我们还能找到荣氏兄弟创办的第一家公益小学的遗迹。梅园的梅花开得正闹，郁达夫在《感伤的行旅》中感叹荣氏将私家的梅园免费向社会开放。在上海江西路上，荣家鼎盛时期建立的三新大厦，如今看来已算不得气派。沿着苏州河、黄浦江星罗棋布的荣家企业已全部无处寻觅，荣氏后人新建的中美合资上海申南纺织公司，与过去的申新公司并无传承关系。上海滩上，只有荣家两兄弟往日的别墅仍在，一在繁华的路口，一在僻静的弄堂，如同兄弟俩不同的性格。

上海宁波路上，陈光甫一手创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巍然挺立着，现在是浦东发展银行在用，80年了，一点也显得落伍，从宽大的营业大厅就可以看出。在四川中路上我找到了“火柴大王”、“水泥大王”、“企业大王”刘鸿生的企业大楼，这幢8层的大楼外观基本保持着原貌，只是被改名为“创业大楼”，继续当作写字楼在用。企业大楼见证了刘氏企业的兴衰。上海延安西路上，当年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那幢大楼，上海自然博物馆仍在使用，坚固而漂亮的西式建筑，可以想见当年中国纺织业的盛况。

我到西南寻找卢作孚的遗迹，从他的故乡合川到他建设的北碚，从万县到宜昌，民生公司的第一个办公处是个庙宇，摇摇欲坠，里面还住着人，进门有狗吠，花开，只有断壁残垣见证着民生初创时的艰辛，从一条小船起家，民生的船队进行了整个长江，通向了世界。我在宜昌长江边一个叫做九码头的地方，感受那场中国实业史上惊心动魄的“敦刻尔刻大撤退”，那些紧张有序、激情满怀的日日夜夜。正是卢作孚指挥民生的船队，精密计算，分段航行，不畏艰险，日夜不停，调动所有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民生公司的运输能力，奇迹般地完成了宜昌大撤退。在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大概是一个民营企业能做到的极限了。

到天津寻找历史时，我念叨着一句顺口溜：“天津三件宝，永利、南开、大公报。”《大公报》旧址如今是一家眼镜店，在张伯苓创立的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校园内，还能找到旧时的建筑，可以缅怀那些逝去的时光。在塘沽永利碱厂内，已找不到范旭东他们创业时的老厂房了，只有大门口爬满了青藤的“科学厅”据说是老屋，厂门外不远的黄海社旧址现在做了厂史陈列室。天津市区内久大公司办事处的欧式大楼，一家婚纱影楼在租用。遗憾的是范旭东种过菜的那个小院怎么找也没找到，李烛尘住过的老屋倒是有好几处。他们把一个荒冷的小渔村建成了中国化学工业的耶路撒冷，自己住的却都是租用的房子。在长江北岸的卸甲甸，南京大厂区，当年“亚洲第一大厂”的雄风已了无痕迹，永利錏厂完成了范旭东从盐到碱再到酸的梦想，如今范旭东广场上范氏的铜像仍在孤独地看着车流往来、长江东去。在乐山五通桥，当我和开车送我前往的王建军大爷，在当地政协一位干部的帮助下，终于找到永利的老厂，看到范旭东手书那块“新塘沽”的石头，那些石头建造、标明建造年份、至今仍在使用的坚固厂房时，内心曾无比激动，从天津塘沽沦陷在日本军队的铁蹄下，永久黄团体西迁到四川，在这里重建中国化学工业的基地，毫不气馁，毫不退缩，岷江水见证了那一代企业家的精、气、神，他们源源不绝的创业冲动，他们不断与外部环境抗衡的内心世界。

                                 三、

一幅近代企业家的群像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清晰，由他们各具个性特色的努力所构成的本土企业传统也渐渐在我眼前浮动。这个独特传统的内核就是实业救国，我在《大商人》一书中选择的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他们都是近代以来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不仅他们，胡厥文中学毕业就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认为机械是工业之本，1914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就选择了机械系，他在1918年毕业后抱定一不做官，二不从教，终身以实业救国为己任。“五四”时代就读于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专业的胡西园，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一定要让中国人能够用上自己制造的电灯泡！”1921年，他在上海开办了灯泡厂，1923年正式注册“中国亚浦耳灯泡厂”，赢得了“灯泡大王”的称誉。简氏兄弟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是抱着“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愿望，中国的卷烟市场大部分为英美烟草公司垄断，他们提出“中国人吸中国烟”的口号，创“大爱国”、“大长城”、“大喜”等品牌，以国货为号召。这和刘鸿生办火柴工业的动机几乎如出一辙。宋棐卿在天津办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提出“国人资本，国人制造”的口号，将毛线品牌命名为“抵羊”，商标图案是两头抵着角的羊，其实包含着“抵制洋货”的意思，国人一看就明白。东亚的“抵羊”牌迅速击败日本的“麻雀”牌和英国的“蜜蜂”牌，占有了全国87%毛线市场。

实业救国，可以说那是一个时代的风气，不是个别人的选择。所以，法国学者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有个著名的论断，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

不断求新、求大，追求新工艺、新技术、新机器，把企业一个变二个、变三个，从荣家兄弟、刘鸿生、卢作孚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特点。“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荣宗敬的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一个经典性的范例。刘鸿生晚年回顾平生：“我的全部理想，只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我总希望把我的企业从一个变成二个、三个，越多越好。”卢作孚对于轮船不嫌其多，民生公司船上的设备包括无线电台等在当时都是领先的。而且民生的投资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这是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的内在动力，只有把办企业本身看作是终极追求，而不是跳板、敲门砖，把办企业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行为，自身即拥有最高价值，才有可能会有不竭的动力，推动着自己往前走，而不是在已有的成就上停下来享受。

制度建设，这是任何一家成功的近代企业能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它真正发扬光大是从张元济进入开始的，他的抱负是扶助教育，同时他又有一个愿望，就是要“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他戏称自己是制定规章制度的“专家“，亲手为商务制定了大量的制度，从企业运作、财务管理、人事进退、奖惩到职工福利甚至包括困难职工子弟的教育补助等，都有一系列完善的规定。比起这些有形规定更重要的还是他身体力行提供的示范，比如他请客公私从来分开，比如他主张高层管理者子弟不准进公司，他儿子张树年留美归来想进商务，就被他拒绝了。《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曾造访商务，印象颇深。1918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前来取经，索要商务印书馆的有关章程，当时南洋公司刚把总厂迁到上海，准备进行一系列的改组，希望参考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和人事等制度。1922年进入商务的王云五，从主持编译所到主持整个商务，他引入的科学管理，对于1932年商务遭遇浩劫之后的复兴，产生了重要作用。在他手里，商务不仅继续保持出版业的领军地位，而且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穆藕初在他创办的纱厂最早引入了科学管理法，卢作孚对民生公司也强调科学管理，而且落实到每个细节上面。张謇在办大生纱厂前夕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手定大量章程制度，大生最后的失败固然有种种原因，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

陈光甫在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初就设定了“服务社会”的宗旨，他认为，服务是银行的生命线，普通的商店是卖货物的，银行能卖的只有服务，他说：“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牢牢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否则，它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它的服务意识，为此他确立了六条原则：不辞烦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为、从小处做起、时时想新办法。不仅陈光甫如此，其他企业家也多如此。荣德生曾经对钱穆说起了兄弟俩办厂是最初动机，就是救助社会失业，也就是为百姓解决就业问题。

保持独立性，这是近代企业家阶层留下的一个不能忽略的传统之一。从晚清商会的诞生，到民国时的勃兴，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商会在中国社会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晚清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曹锟贿选，“九一八”事变后呼吁宪政、“一二八事变”、抗日战争……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多数时候商会都是站在时代前面的。最重要的是商会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其领导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当选者基本上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即使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商会、工业会之类的社会组织也没有完全失去这种独立性。1948年11月22日，全国工业总会在上海开会，刘鸿生当选为理事长，凭的是实力和资望，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属意的人选是陈蔼士。在当选的15位常务理事中，包括了“永久黄”团体的李烛尘，荣氏企业的李国伟、荣尔仁，以及胡西园等人。

承担社会责任，从造桥修路到捐资助学，或兴办学校，近代企业家对公益事业热忱始终受到社会舆论的肯定和历届政府的鼓励。张謇自述办实业的动机是为了教育，他从办第一家大生纱厂到二厂、三厂，到铁厂、油厂、面粉厂、印刷厂、轮船公司、垦牧公司，把实业作为支点，以实业为母，教育为父，办师范、办普通中小学、办幼稚园甚至办大学，然后建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剧场、公共体育场，以及育婴堂、养老院、济良所、残废院、医院、公园大量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几乎是以企业办社会，南通成为他建设“新新世界”的试验田，也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模范城，“张南通”真的是名副其实，他不仅奠定了南通一隅的现代化基础，而且他创造的这个“南通模式”直接影响了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人，间接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荣家兄弟在无锡创办的一系列小学、中学、大学、公园、图书馆，修建的桥梁、公路等，对于无锡这所城市的贡献也不可小看。卢作孚主持的重庆北碚建设几乎就是对“南通模式”的一个翻版，他在建设北碚之初，一方面修公园，整顿匪患，训练人，一方面办工厂、开矿，然后办学校、办图书馆、办电影院，甚至建起了中国西部科学院。

在寻访近代企业家遗迹的过程中，我发现有许多地方都是“因厂成镇”，比如大生一厂所在的南通唐闸镇，大生二厂所在的启东九隆镇，大生三厂所在的海门三厂镇干脆地名都叫“三厂”。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办化工企业，把一个荒凉渔村变成了繁华的华北工业重镇。永利南京錏厂所在的大厂区以前就叫大厂镇，退休的老职工今天仍以“亚洲第一大厂”自豪。这些都是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活着的范例。他们办企业的行为因而也成了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想到这一切都是依靠一个企业家、一家民营企业完成的，我们感叹的又岂止是工业化的力量，或者那些企业家的个人魅力，在这些因素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值得我们去追问、去寻思、去研究。

他们的作为早已超越一般做善事、关心公益的层面，而是体现了近代企业家群体在推动工业化的同时推动城市化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用意。张謇以三十年的时间致力于实业、教育、宪政和地方自治，被人称为中国的现代化之父。卢作孚曾直截了当地提出现代化的目标，荣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追寻他们所开创的本土企业传统，我们不仅能找到中国企业家真正的精神源头，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民族在近代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这应该是一个起点，而决不是终点。

                                 2009年4月7日至9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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