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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尹保云：论传统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竞争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1-7-2013 00:00
标题: 尹保云：论传统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竞争
尹保云：论传统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竞争
发布时间:2013-01-07 13:22 作者:尹保云字号：大中小点击: 233次
　　封建主义和集权官僚制均以压抑和控制政治竞争为目的，而现代民主制却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之上，从个人、公民组织、政党到顶端的国家权力机构均被纳入一个政治竞争的机制之中。

　　现代民主制(即宪政制度)虽然是在吸收一些传统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的形式系统、运作机制和功能均与传统政治模式完全不同。从运作机制上看，现代民主制度是以“竞争”为动力机制。就像经济效益由竞争所产生一样，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福祉也是由竞争所产生。只有充分认识竞争的角色和意义，我们才能理解现代民主的性质、把握政治进步发展的方向。

　　传统社会的政治竞争

　　“竞争”是自然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律。动物界的生存竞争表现在物种之间，也表现在同类之间，经常十分激烈甚至达到残酷的地步。在竞争作为自身本性上，人类与动物并没有区别。竞争注定了要伴随人类始终。

　　但人类是理性的动物。人类的竞争首先受到“自然法”的规制。西方对自然法的研究历史悠久，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和观点。尽管有些观点相互对立，但自然法的运作机理还是容易理解的。比如，两个人在旷野相遇，一个人不敢随便侵犯另一个人，他担心会受到对方的报复，所以还是选择和平相处或者互不打扰。这就是自然法在起作用。西方学者(比如马克斯·韦伯)喜欢批评中国没有自然法传统，这只能指中国学术史上没有研究过自然法，但不能说自然法的作用在中国不存在。

　　除了自然理性外，人类还有社会理性。人类能够设计道德规范、交往规则和社会制度来规定人们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人是理性的动物”可以理解为亚里斯多德所说的“人是政治的动物”。人类生活在一定的制度框架所规定的关系中，因此具有政治色彩。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人类理性不断地建构新的秩序来规定人们之间、部落之间、宗教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一种和平共生状态。在传统文明中，“竞争”被看作一种可怕的恶。越是发达的宗教道德体系，越是以抑制人类欲望、控制社会竞争为目的。儒学教条无论是从性善论出发还是性恶论出发，都是教导人们控制自然欲望而遵守上尊下卑的社会秩序，《春秋·公羊传》还把诸侯竞争的局面称为“据乱世”，希望达到没有竞争的“升平世”;基督教教义否定人们对世俗财产和权力的欲望，指出太阳下的世界是堕落的、肮脏的;佛教则教导人们抛弃七情六欲、远离对世俗利益和权力的追求，等等。

　　制度建构与意识形态的变化发展一致。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部落酋长制、贵族制、王权国家、封建帝国、集权帝国等不同的政治制度。这些形态既是竞争的结果，也是以控制竞争为目的的。在此，把中国的集权官僚制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做一个比较很能说明问题。中国自秦统一(公元前221年)后建立了集权官僚制度;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395年)在公元4世纪末解体，欧洲进入中世纪封建主义时期。中世纪封建主义有些像中国东周列国时期和南北朝时期四分五裂的状况，只是其更加碎片化。比如德国，它在拿破仑入侵时有3百多个公国和1千多个大大小小的骑士领地。尽管封建主义的政治中心高度分散化、多元化，但不能把它等同于原始部落水平的制度。中世纪封建主义是罗马帝国解体后控制竞争的一种模式探索。

　　中世纪封建主义的主要政治元素是国王和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他们的权力都被规定在自己的地域范围之内，不能随便侵入他人领地。封建主义权力有不同的来源，比如罗马教廷的承认、国王的许诺、世袭制度的固定，以及国王、贵族、骑士等相互之间的约定，等等。这些认可的目的是为了遏制相互竞争，形成互不侵犯的秩序。但是，由于竞争是人类社会本性，封建主义秩序不可能有效地控制它，反倒使政治竞争很容易转化为战争。在欧洲中世纪，国王与国王之间、国王与贵族之间、贵族与贵族之间不断爆发战争。米塞斯在研究官僚制时指出：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政治模式是失败的，它造成了政治统一的彻底解体和“无休止的相互征战”。①针对封建主义模式的这种弊病，米塞斯肯定了埃及、中国的集权官僚制的优点。

　　但集权官僚制也有它的问题。世界历史上存在过的集权制很多，如古埃及、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王朝，等等，其中，中国历史上的集权官僚制发展水平最高，尤其是科举考试使它达到了传统文明的完美境界。即便如此，中国的集权官僚制模式仍是企图控制政治竞争却得到相反的效果。

　　集权官僚制把各种社会力量控制在一个中央集权框架内，使政治竞争不会表现为战争。科举考试与官员的层层招募、选拔机制，吸引了整个社会的注意力，把自然存在的竞争压力沿着对皇权忠诚的轨道加以疏导、利用。 “举贤才”、科举考试、按政绩提拔官员等，虽然也有竞争味道，但不属于政治竞争。因为，这些都属于主子选拔仆人、上级选拔下级的办法。就像后来苏联政治体制下选拔党员干部和模范人物一样，政治竞争的意义很有限。集权官僚制本质上是压抑、控制竞争的模式。

　　同中世纪封建主义一样，集权官僚制同样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集权官僚制的稳定与和平只是表面，内在也充满了战争：如朋党之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诬陷、迫害、无数的阴谋、对反叛的镇压、灭门以及文字狱，等等，仅和平年代的这些政治行为所造成的人道灾难就不一定少于封建主义的战争。集权官僚制自身净化功能有限，几代人甚至从开国皇帝开始就发生体系腐朽、糜烂，需要改朝换代来获得系统的修复或新生。而改朝换代期间全国性的持久战争，不仅造成巨大的人道遭难，也把原来积累的财富和文明消灭大半。总之，集权官僚制和中世纪封建主义属于同样的旧制度。

　　竞争的角色变化

　　现代民主制度吸收了一些传统文明因素。它继承了西方历史上长期积累的民权、民主因素，也吸收了集权官僚制的一些因素。但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存在着“断裂”。一旦现代文明作为一个整体诞生，它就与原来的来源因素不再有什么关系了。无论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民权、民主因素，还是集权制因素，都与它们来源的那些原始形态有本质不同。这种历史性变化是伴随着“竞争”的角色颠倒而展开的。

　　不仅传统政治模式把竞争作为恶而加以控制，甚至直到美国建国时期，人们对政治竞争还心存惧怕和担忧。当时，法国大革命鼓舞了很多美国人的民主愿望，《人权宣言》在美国热烈传播;但也有一部分美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民众暴力和派性屠杀感到厌恶和恐惧，联邦党人就代表了这种思想。在这些美国国父们的眼里，“民主”与 “人民”都是值得警惕的，汉密尔顿甚至说“人民!——人民是一个大野兽!”②由于人民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各政治派别的领袖对人民加以拉拢、蛊惑和利用，从而使得政治竞争变得狂暴和无序。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我们看到，汉密尔顿、麦迪逊等人最担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民民主意识觉醒背景下的党派分裂和斗争。在这个文献中也能看到，联邦党人希望寻求建立一种制度，它能够把中央集权、地方自治和民众的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他们寻求的这种制度就是后来的代议制民主或曰宪政体制。

　　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对竞争的认识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尽管美国的国父们厌恶宗派斗争，但他们同时也看到宗派斗争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本性，是不可改变的，新的政治制度也只能建立在这个现实之上，在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在政治家中，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麦迪逊对这种观点的阐述最多。这种认识意味着一个历史性转变：竞争不再被看成消极力量，而是被看作一种自然状态，现代政治模式必须顺应这种状态。

　　在联邦党之后的美国，宪政制度又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育发展，甚至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黑人人权斗争也是它的一个成长阶段。但就文明系统形成而言，只要其基本的形式要素发育齐全，我们就可以说它发育成熟了。宪政制度由宪法和法律体系、三权分立、政党竞争(包括党内竞争)、选举投票、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地方自治等基本形式要素所构成的形式系统大致于19世纪中后期在美国和英国成型。

　　在一定意义上说，宪政体制是中央集权和自由民主相结合的政治体系。它的集权因素是指为自由民主的政治竞争的展开而提供稳定的平台。统一的国家宪法规定了政治家和人民的基本权利，而选举法和其他法律则规定了政治精英和公民的行为规则。

　　宪政制度是释放竞争的模式，也由竞争所支撑。政治竞争把各个层面和各个社会板块有序地纳入制度化的轨道。首先是草根层面的竞争，即数量庞大的社会个人，他们的愿望、诉求、意见、不满的表达;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龟裂，如阶级的、阶层的、地区的、宗教的、宗族的、城乡的、社区的、技术的、社团的，等等，这些社会板块结成各种社会组织即“公民社会”。个人和公民社会属于基层政治元素。它们的竞争方式比较简单，比如发表自由言论、组织请愿和游行示威，与某些政党联系，参加选举投票，等等。公民社会的上面是各个政党或政治派系，它们建立在多元化社会龟裂的基础之上，也以竞争为生存根据。杜维格(M. Duverger)指出，“政党体系包括在一个国家范围内以有组织的方式存在一系列的政党组织”。③多元竞争是现代政治党派存在的基础，也是它们存在的意义所在。

　　政党竞争是宪政系统中的高级层次。其竞争要遵循复杂的形式(原则、规定、程序、仪式等)。在不同的宪政民主国家，由于各自历史与文化背景不同，出现了多党制(多个政党进入国会，没有议员过半数。在欧洲比较流行)、两党制(美国是典型的两党制)、两大党制(国会中有两个大党和一些小党，比如韩国)、一大党制(一个大党垄断绝大多数议员名额，如日本自民党的“1955年体制”)等不同形态。这些不同的政党制度并非人为规定，而是在选举中自然形成的。例如美国的宪法中并没有“政党”一词，更没有规定实行两党制。美国有近1百个大大小小的政党，但进入国会的只有共和党和民主党，所以被称为“两党制”。各个政党竞争的对象是从地方到国家的议会席位和行政首长职务。众多的选举竞争就成了政治竞争的主要渠道，把个人和公民社会卷入其中。

　　除了党际间的竞争外，民主制度还离不开党内竞争。美国的共和党内部分为激进、温和、保守三大派别，每个派别内部也有很多的小宗派。民主党没有固定的党员，它公布的党员数只是参与总统候选人选举投票者的数量统计。民主党内部有众多的派别，大的有“民主党领袖委员会”、“进步派国会小组”、“民主党为了美国”、“工会”、“保守派民主党人”、“自由意志民主党人”，等等。这些派别围绕党内的职务以及各级议会议员和各市区行政首长候选人的提名而展开竞争。最重要的是4年一次的推举总统候选人的竞争，它虽然是党内选举，但却是公开化、透明化的竞选。一个总统候选人的产生，要经过几十次的投票。

　　党内竞争水平同样代表了民主制的成熟程度。国际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日本的“1955年体制”颇有争议，一些人认为它不是充分的民主制度，而具有威权主义色彩，但也有学者认为它属于成熟的民主制。1955年，日本的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民党”，从此自民党在议会中一党独裁统治长达38年，其他的小党如社会党、共产党等根本不能与它竞争。但这并不说明日本的“1955年体制”导致政治竞争弱化。自民党实际上是一个党派联合体，党内宗派的存在是公开的、合法化的。各派系有自己的领导核心、组织机构、政治资金和办公地点等，俨然一个个的政党。并且，作为激烈竞争的结果，各派系经常发生分裂和重组。上个世纪90年代，自民党有9大派系：“清和政策研究会(森派)”，“平成研究会(津岛派)”，“宏池会(丹羽·古贺派)”，“近未来政治研究会(山崎派)”，“志帅会(伊吹派)”，“宏池会(谷垣派)”，“番町政策研究所(高村派)”，“新波(二阶派)”，“大勇会(旧河野派)”。这些派系中，大的有三、四十名议员，小的只有三、四名议员，此外还有80多余名议员不属于任何派系。依靠一系列的选举规则和程序，自民党把这些派别团结在一起，但白热化的竞争也常把自民党搞得摇摇欲坠。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这样公开化、制度化的派别竞争机制使自民党能够保持38年的统治地位。假如没有这个机制，它也许因为腐败和独裁而被推翻或自我瓦解。

　　党内派别间的公开竞争，同样有党际竞争所具有的道德净化、政治透明化等一系列的功能。日本的“1955年体制”开创了一条不同于多党制或两党制的道路，但它的经验却说明“竞争”始终是现代民主制的逻辑，也是衡量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准。

　　竞争与社会福祉

　　现代文明的建构逻辑是由竞争而带来社会福祉。在经济领域，竞争带来了企业成长、技术创新、价廉物美的商品、良好的服务等众多的社会福祉。同样，政治领域的自由、平等、正义、道德等福祉，也主要是由竞争所产生的。对于这一点国内知识界目前尚没有充分认识，甚至存在着不少错误的观念。

　　“民主”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含义：一是用来指代议制民主制度(宪政体制)，一是用来指民权民主。就民权民主而言，它常被简明阐述为“民有、民享、民治”的原则，美国林肯总统在1863年11月19日的葛底斯堡演说中肯定了这三个原则。但此前和此后，对这三个原则均存在着认识分歧，尤其是对“民治”有很多的争议。西方学者常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比自由主义更加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潮。④这有一定道理。马克思强调民权民主而反对代议制民主制度，他认为代议制民主制度只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权利，而真正的自由民主应该体现广大人民的权利，应该由人民直接当家作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马克思设想了“共产主义”。毋庸讳言，激进民主主义带着明显的空想成分。但后来的教条主义继承和发挥了这种激进主义，导致否定宪政制度而追求直接民主的思想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国内不少学者一谈“民主”就想起教条主义的“人民民主”口号，总是沿着人民直接管理工厂、国家、直接监督政府的思路来考虑问题。

　　激进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是用理想中的、没存在过的东西来作为判断标准，因此容易陷入历史迷途。虽说现代政治模式的一大特点是“人民”(姑且理解为与统治者和精英对应的民众)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但这个趋势并非是通向人民直接治理国家。现代民主制度首先是一个系统，而人民尽管数量庞大，也仍是系统中的元素，而不是整个系统。由于“人民”数量庞大，都来直接参与治理国家是不可能的。现代政治就像现代经济一样，芸芸众生的“人民”主要是产品的消费者、是“上帝”。人民的“上帝”身份体现在选择优质商品、抛弃劣质商品或者对假冒商品提出投诉等方面。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就像每个人亲自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电器一样荒唐。“人民民主”尽管有投票选举、发表言论、提出诉求、游行抗议等直接行为，但这些直接行为只有在政治竞争机制下才能有良好效果或现实意义。原苏联政治模式把“人民民主”喊得很高，但它的实践却少得可怜。顶多是选拔个别英雄模范人物或优秀党员进入权力高层、倾听民众呼声、听取民众批评等，而广大人民作为优质政治产品的消费者的广泛权利则被剥夺了。

　　同样的道理，人民的直接监督能力也是有限的，在很多情况下行不通甚至不可能。因为“人民”虽然数量庞大，而知情能力却十分有限。“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仅是一句溢美之词。其实，民众只能看到他们周围的东西，很难知道统治者的行为和秘密。村民顶多知道村长的行为，而对于乡长他们就很少知道了，至于再上面的县长、市长，他们更是一无所知。不知情怎么监督?美国人民的力量加在一起能够在瞬间摧毁一座城市，但是却不知道水门事件的发生和尼克松卷入的真假。对于政治高层的行为，包括腐败、贪污、以权谋私等，人民往往只能传播小道消息、散布不满言论或者发展到游行示威，等等，却很难用科学精密的手段去澄清事实、披露真相。由于这样的能力限制，人民监督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单靠人民自己来直接实现，而是更多地求助于政治系统的竞争机制。在美国，只有民主党和共和党才有超越于美国人民之上的侦破、调查、取证能力，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利于真相公布，从而使人民知情。而人民所扮演的最重要的监督角色是投票。政治竞争使内幕和丑闻大白天下，人民则用投票的方式做出最后选择(裁决)。

　　这就是说，政治透明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而“政治透明”不是仅靠政府机构公布财政收支等工作信息、官员公布个人财产就万事大吉的，它主要靠政治竞争来达到。没有政治竞争，公布的信息和数字可能是假的，结果常常是人民被欺骗了。

　　政治竞争还有另外一个遭到误解的功能，即，有很多人把民主竞争看作是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威胁，而不能认识到它是现代社会稳定和国家巩固的重要力量。虽说政治领域同经济领域一样，由竞争而产生各种社会福祉，但二者的运转逻辑却有重要不同：市场经济的竞争从始至终都是分散的、多元化的和反垄断的;而宪政政治的竞争却是从分散化、多元化走向“集中”或中央集权。如前所述，在这个竞争体系的下面是无数的社会个人(人民)，他们组成众多的公民组织或社会利益团体，这些组织的上面是政党，政党上面是国会、行政、司法所组成的国家顶端权力，它们相互制约和监督，并按照宪法规定把最高权力集中于民选的总统。

　　宪政模式的集权与集权官僚制的集权有根本区别。它是自下而上地建立在竞争机制上的集权(集中)，而集权官僚制则是自上而下建立在抑制、控制竞争的机制上的集权(集中)。在宪政体制的运作过程中，竞争机制吸收、消化或融合了分散化的、多元化的意见和不满，从而使政治系统获得了长治久安的稳定与和谐;相反，集权官僚制只是把分散化、多元化的宗派斗争强制性地压制或控制。它的稳定常常是表面和暂时的，属于“传统稳定”而非“现代稳定”，因此总是潜藏着可导致系统崩溃的各种危机。

　　笔者曾经指出，原苏联政治模式是对集权官僚制的复辟，而且借助现代经济、现代军队、交通、通讯等技术的支持以及把政党变为自上而下的控制系统，把集权官僚制发展到极端形态。⑤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无产阶级在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后先由国家来管理生产，经过这个“过渡”阶段后再转变到共产主义。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就是按照这个路子走的。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官僚制自身具有强大的繁殖与再生产能力，“过渡阶段”竟然成了走向不断官僚化的通衢大道。因为内在逻辑和运转机制均与现代民主制度格格不入，所以从苏联政治模式向现代民主制转型很难靠小修小补的改革来实现。向现代民主转型的道路可能是渐进的、曲折的，但它的目标却只能是革命性的，因为它毕竟是对一个颠倒的制度的再颠倒。

　　注释

　　1 [美]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冯克利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2 转引自[美]沃浓·路易·帕林顿：《美国思想史》，陈永国，李增，郭乙瑶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2页。

　　3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63, pp.203-205.

　　4 比如伊曼纽尔·华勒斯坦就持这种观点。参看他的著作：《自由主义的终结》，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6~77页。

　　5 尹保云：“对‘民主’的三个认识误区”，《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作者简介】

　　尹保云，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现代化理论研究、地区现代化发展研究、威权主义的政治发展意义、民主的形式技术性质研究等。

　　主要著作：《现代化通病：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等。

　　On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Conventional and Modern Societies

　　Yin Baoyun

　　Abstract: Feudalism and centralized bureaucracy as traditional political models were designed to constrain and control the political competitions, while modern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ism) is based on competition. The individual people, civic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tate institutions are all brought into a politically competing mechanism in the constitutionalism. The people's democracy or supervision, equality and justice, the aim of the centralization of the state, and all other bless are mainly the products of the competing machine. The reversal of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makes it difficulty to a traditional bureaucracy to change to a modern democracy through small reforms.

　　Keywords: Political competition,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ism, centralized bureaucracy, feud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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