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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鄢烈山：近代中国企业家留下的精神财富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5-4-2009 07:18
标题: 鄢烈山：近代中国企业家留下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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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男，52岁，时评家。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做过农民、民办小学与中师函授教师、政府机关干部，1986年3月入新闻界，现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已出版杂文时评集15种，多为吞吞吐吐的言辞。以“公民写作”自我定位，憧憬“我手写我心”的境界。

近代中国企业家留下的精神财富

要求公正分配社会财富，对巧取豪夺特别是靠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暴富者不满，希望缩小过分悬殊的贫富差距。

　　这个愿望本身没有错，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甚至敌视那些靠智慧和能力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其结果是可怕的，至少会造成玉石俱焚，妨害社会财富的积累。

　　中国的文化传统重义利之辨，耻于言利，孟子叫“何必曰利”。这种传统是产生假道学、真禄蠹的温床。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

　　先说一点感性的。去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海内外各界人士踊跃捐款。有些人有热情也有保留，出于“经验主义”，不愿将钱直接捐给官方或半官方的组织，或不愿采取惯用的集体场合“比着捐”，而想采用“直捐”方式。万科的董事长王石要求本公司的员工集体捐款时不得超过10元。我理解他是怕那种传统的单位人捐款方式，对低薪水的员工造成心理压力而形成“逼捐”之势（他没有也不可能阻止任何人向社会、向社区的慈善组织捐献），但他的善意没有被网民们体察，结果舆论对他构成讨伐阵势。为了公司的商业利益，他不得不出面向社会“道歉”。由此，我感到我们的社会对企业家很不理解，甚至不乏道德判断上的敌意。就此，我写了一篇《从王石被迫“道歉”想起卢作孚自杀》（2008-05-24网易）。

　　卢作孚是谁呢？很多人知道“红顶商人”胡雪岩，却未必听说过这个名字，尽管毛泽东也曾说过中国的“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卢作孚不仅是大企业家，还称得上是民族英雄。1938年中日武汉大会战的后期即9月份，国民政府组织宜昌大撤退，他不辞辛劳40天巧调度，日运夜卸了90%的战略物质入川。这样的抗战功臣，今天你在宜昌看不到一块粗糙的纪念碑。

　　今年2月中旬我在云南红河州的个旧市，看到了一种奇特的铁路，叫（6英寸）“寸轨”，它比标准轨道（1.435米的宽轨）要窄，比阎锡山的窄轨（“米轨”）也要窄；看了个旧市区的“个（个旧）碧（碧色寨）临（临安，今名建水）屏（石屏）铁路公司旧址”。据说，这条铁路有些路段还在营运（碧色寨车站仍在用）。这是中国唯一的民营铁路，是当地的商绅集资所建，是为云南争权益，也是为中国争权益，修成“寸轨”不仅是为了因地制宜节省成本，更是为了不让当时在越南殖民的法国人的滇越铁路公司染指中国。这样的地方应该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呀，但它不是。

　　现在很多人只知个“红顶商人”胡雪岩，外加李嘉诚、马云等当代巨子发迹变泰的故事。机场书店卖的多是厚黑学、公关术等关于权谋的、给想一夜暴富的人看的速成教材。20世纪上半期卢作孚那样的大企业家被我们遗忘了。他们和他们的后人经过了兴无灭资时期的磨难，至今也没有完全得到公正评价。你知道卢作孚 1952年为什么要自杀？我们可曾问过张謇、范旭东、荣德生这些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巨人，在“文革”中都被掘墓曝尸，这是为什么？这是中华民族的伤痛和耻辱，我们反省了吗，洗刷了吗？

　　在理性思考的层面，我们要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希望财富涌流，讲“财富精神”，离不开财富精神的载体，即创造财富的人，包括科技工作者、劳动者，特别是企业家，离不开发育财富精神的制度环境。

　　这里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全社会怎么看待财富和企业家，这关乎社会认同，关乎社会价值观，反过来又构成对大众的激励和“导向”。平心而论，我们的社会上现在确有很强的“仇官”和“仇富”心理，事例就不用举了吧。“仇官”与拟定的论题无关且不谈，“仇富”是既有历史传统更有现实缘由。所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无商不奸”等俗谚，正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将商人列入“四民之末”的社会道德舆论基础。卢作孚、冼冠生等一众企业家自杀于上世纪50年代，那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的结果；而“等贵贱”、“均贫富”则是中国古代和当今许多对贫富两极分化心怀不平的人们，共同的诉求。要求公正分配社会财富，对巧取豪夺特别是靠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暴富者不满，希望缩小过分悬殊的贫富差距，这个愿望本身没有错，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甚至敌视那些靠智慧和能力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其结果是可怕的，至少会造成玉石俱焚，妨害社会财富的积累。

　　二是企业家怎么看待财富和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精神？这关乎企业家的自我定位和价值确认。企业家是创造财富多的人，而不是占有财富多的人。怎样创造，拥有财富之后如何支配，需要体认，也需要精神资源。中国古代有精神资源，比如公认的不能“为富不仁”，既指聚集财富的过程要合乎规则和道义，也指作为富人应该乐善好施，回馈社会。上世纪那些优秀的中国企业家则可以为我们提供现当代的精神资源。

　　三是国家制度怎么对待和引导创造财富。中国近现代企业的发展经历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民办、“公有”企业一统天下，国有民营多元并存等多种模式的实验。如今，按照郎咸平的说法，是国有和民营的二元企业体制，重官轻民。回顾上世纪前半叶中国民族企业的成长史，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今年“两会” 前夕，温家宝总理答网友问说，“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应该推动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一条重要的措施。”发展民营企业并非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本来，2006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发展非公经济的36条，可惜执行起来阻力太大，积重难返。

　　总起来说，公正评价20世纪的中国企业家，鉴往知来，还历史一个公道，是价值观的矫枉，也是社会发展路标的矫正。

　　四种人之于中国现代化

　　中国历代将人分为两类，即治人的官与治于人的民。官是统治阶级，细分为皇亲国戚等食利者，和文臣武将等管治天下者；民是被统治阶级，有士农工商之别。仿此，我将现当代中国社会大体分为四种人：掌权者、知识分子、工农劳动群众和企业家。这四种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关于掌权者。从古至今，他们在中国都是言说最多的。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家谱”，帝王将相从来是中国历史的主角。“历史”等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所谓“名垂青史”，包括流芳千古，甚至哪怕是遗臭万年；出将入相则是中国人的梦想。这种对掌权者即权势的崇拜，“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主旋律的央视久播不衰的古装电视剧，从秦皇、汉武到武媚娘、慈禧太后，对帝王的钟情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统治者的社会地位，一直是最高的，从秦始皇时代的“以吏为师”，到“文革”时期的“四个伟大”，特别是“君师合一”的伟大领袖兼伟大导师，对权势者的崇拜确实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中国古代是“无官不贵，无役不贱”（明末邱园《党人碑》）；如今依然是“官本位”，而且地方掌权者的权势大大超过古代的朝廷命官，可以任命下级官员（因此才有地方上的买官卖官案），可以征地卖地，可以批准开建大型工程……这种“官家主义”是中国传统、中国特色，我看它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

　　关于知识分子。他们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中的先知先觉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发挥过启蒙作用，比如19世纪的王韬、严复等人，后来的梁启超、胡适、顾准。在近100年来，他们中一些人坚守良知，冒死陈言，呼吁变革现实，遭到了掌权者严酷的打压。与卢作孚等众多历次运动中枉死的企业家不同，知识分子因为有一定的话语权，或自诉冤抑，或有感于物伤其类，1978年之后已有不少历史纪实和文艺作品，为知识分子的遭际鸣不平。比如写反“右派”的就有电影《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还有陈寅恪热等。尽管还感觉说得很不够，但平心而论，知识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大有疑问的。康有为狂妄自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鲁迅洞察人的“劣根性”，烛照中国历史的黑暗和现实的阴险，对我们知人论世有很大的帮助，但他多疑善猜、绝不宽恕的性情，对苏俄模式的推崇以及对民主的避忌，随着时空的转换，负面的影响日重。近6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借用专栏作家刀尔登的概括来说，他们中大多数是“进则虎伥，退为犬儒”，应该感到羞愧。

　　关于工人农民。由于缺乏独立思考的知识储备和社会见识，感性多于理性，往往成了被掌权者利用的工具。慈禧太后看到工农民众与洋人不共戴天的“爱国主义 ”热情，觉得“民气可用”，便将“义和团”合法化，希望借助他们打败洋人。“文革”中的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所谓贫下中农手上的老茧就是上大学的“ 资格”，什么“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占领上层建筑，都不过是利用工农兵打压政敌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谋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严重伤害。因此，邓小平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才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那么，企业家呢？这里讲的是现代企业家，不是胡雪岩这样农业时代的“红顶商人”，也不是电视剧《大宅门》，《走西口》、话剧《全聚德》里那些旧式店主和老板。哪些人是现代企业家？如今有迹可循的至少有：江苏南通“大生”集团的创办人“状元公”张謇，无锡梅园“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氏兄弟（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和父亲荣德生），重庆北碚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福建“集美学村”陈嘉庚，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元勋张元济；另外，“永久黄”的“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火柴大王”、“煤业大王”、“企业大王”刘鸿生，“棉纱大王”穆藕初，等等。这些人辉煌在上世纪前50年，可谓群星灿烂。张謇的大生纱厂，甲午战争失败的次年1895年筹办，1899年开机，所以张謇可以说是20世纪新型企业家的第一人。这些人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认识和评价历史最忌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对于官商也不可一概而论，盛宣怀是官商，但与宋子文、孔祥熙这样的权贵官僚还不同，虽然都是亦官亦商、以官欺商、“公私合营”，但盛宣怀更靠近企业家。他搞重工业和基础性产业，开矿山、修铁路、架电报、造轮船，虽倚靠权力和垄断，但也做了不少开山拓荒的事业，至少可算半个现代企业家。而先做洋行“买办”、后做官办公司高管，一度做过官员的郑观应（1842年-1922年），不仅是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也是引领时代新潮的思想家，甚至比他的香山同乡孙文孙中山更先进。早在孙文毫无创意地上李鸿章“傅相”书之前，他就提出了与“兵战”同样重要的发展工商业的“商战”理念，提出了“仿泰西之良法”搞立宪民主的政改思路，就精辟地将官有、民有和国际三种资本作过分析比较，从产权清晰化的角度主张民营资本应该是“商战”的主角。人的思想是不受身份限制的，对于真正的先知先觉和精英来说。

　　历史的进程靠的是合力。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掌权者（政治家）中，张之洞等办“洋务”开风气；蒋介石抗战前的10年建设，一边削平军阀割据求统一，一边大搞经济建设，发展速度也相当快；阎锡山在山西搞自治，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成效显著；杨森、刘湘两位四川军阀，对卢作孚办“民生”给予了全力支持；外国资本家靠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逼迫中国通商开埠，按《共产党宣言》的观点起的是非常革命的历史作用；洋货进入，为民企生产和销售先期做了市场推广工作———使中国人见识到机器生产的“洋火”、“洋油”、“洋布”价廉物美。工人农民凭他们的本能和常识，抵制乌托邦的治国乱命和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公社的解体、城市非公企业的初期发展，都是自下而上由农民和市民推动的，甚至可以说偷渡者冒死“用脚投票”打开了改革开放的缺口……用社会合力观看问题，比二元对立的思维更有历史的解释力。

　　中国现代企业家留下了哪些精神财富？

　　上世纪的这些中国企业家、实业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粗略地归纳一下，主要讲以下6个方面。

　　1.不耻从商，“实业救国”，做改良社会的理想主义者。

　　这里涉及到两点：一是与传统的抑商、贱商观念决裂。选择从商的“末业”，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容闳选择留学是因为家贫而上了不要钱的教会学校，郑观应选择到洋行学徒，那是童试未中之后。而张謇身为金榜题名的状元，却下海经商办实业，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破天荒的行径。第二，与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精忠报国观念相联系，张謇等名登仕籍的人（江苏另一状元公苏州陆润庠也在张謇下海两年后宣布去创办纱厂；咸丰朝老状元孙家鼐命两个儿子在上海办面粉厂）从商，一方面是对朝廷政治腐朽的绝望，另一方面也是鸦片战争以来社会风气的变化，使他们看到了发展工商业于国于民的重要性，他们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状元公”张謇从事工商根本就不是为了发财，他是要实现“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的理想。事实上，他也是从居丧守制期间受张之洞委任“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开始做起。

　　那些没有“功名”的实业家，也是一批“乱世中的理想主义者”。荣氏兄弟办企业是“事业迷”而不是发财迷。荣德生说哥哥荣宗敬是“大迷”，举债购机器扩办工厂是常事，他自己是“二迷”。1946年4月，荣德生在上海突然遭绑架，起初绑匪开价赎金百万美元。他回答“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诸位这次把我弄来，实在是找错了人，不信你们去调查。”绑匪调查后，将赎金降了一半。他向绑匪要过纸笔给家人立遗嘱，说他兄弟创业艰难，宁可牺牲个人也要保全事业……

　　卢作孚基本上没有资本，因此算不上资本家，他只是股份公司发起人、创办人、CEO，他家股本占1/2000，股金没分过一分钱红利。

　　他们中的一些人办企业，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一为国家民族争利益（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当然也有两面性，既是真诚的爱国，也是对抗外国资本竞争的市场营销手段；流氓大亨杜月笙以及虞洽卿等人亦可作如是观），二把办企业当做改造社会的大实验场。

　　张謇在家乡南通城办企业，一开始就有推动地方建设和社会改造的志向。他起初名之为“村落主义”；1908年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后，他在南通就名正言顺地推行自治，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自治（与阎锡山的地方自治类似，是开明专制的地方建设，与中央大一统的行政管理不同）。张謇在当地办企业，大量吸收了当地的劳动力；修“模范路”和周边公路，建公园，搞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同时，办通州师范、办南通农校、南通医专、狼山盲哑学校、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更俗剧场和伶工学社，也办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济良所、栖留所、贫民工场等慈善机关（简要的叙述请参阅傅国涌著《大商人》有关章节）。使南通一时成为全国的“模范县”，南通模式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无锡荣氏兄弟、四川卢作孚等人很大的启发。荣氏兄弟后来在无锡搞“劳工自治区”，并提出以企业为核心辐射建设“大无锡”的蓝图。卢作孚在重庆北碚也做了这样的社会改造实践（当代有谁做过？好像只有孙大午想过，试过）。

　　虽然这些人改造社会的梦想最终都失败了，其原因有国际国内条件不成熟，无自治文化传统，过于乌托邦理想化，扩张冲动太强而力不从心等多种，但他们是一批有崇高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志士仁人则毫无疑义。

　　2.不耻言利，在商言商，理直气壮争经济自由。

　　上一条说的是人生道路，选择了从商；这一条说的是如何经商，如何争取一个适合企业发展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环境。人的权利最基本最重要的应该是生命权（免于伤害和恐惧的自由）、财产权和发展权，而经济自由则是三者的合成。

　　中国的文化传统重义利之辨，耻于言利，孟子叫“何必曰利”（利是要的，但不能亮出谋利的旗号，讲义就够了，利在其中矣，禄在其中矣）。这种传统是产生假道学、真禄蠹的温床。当然，传统的主流文化之外也有亚文化，比如与之相反，汉代司马迁在史记的《货殖列传》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明代异端思想家李贽说“士贵为己，务自适”，痛斥假道学。

　　这些现代的企业家受西方文化影响更多（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名著《原富》），于1902年出版，在当时中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以致各地出现了多种盗版。从生命哲学角度，相信人的自利本能，相信“经济人”的理性，相信市场；从社会伦理角度，理直气壮地争个人的经济自由也是为国家争权利。利己与利人的统一，就是“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经济合理性的基础。这是亚当·斯密新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这些带理想主义的企业家深知，只有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了，才能更多地回报社会，更有力地改造社会。所以，张謇、荣宗敬、卢作孚等人扩张的冲动很强烈，甚至超过了自身的能力。

　　关于这一条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民国前后一段时间，中国民办企业发展很快，这与清末的新政、“一战”造成的外国资本暂时性收缩，与军阀混战期间的地方自治和中央政府干预减少、全国性的官商垄断势力减弱有关系。换言之，虽然天下不太平甚至兵荒马乱的，但经济自由反而比全国政局安定团结时多一些，类似于思想文化，也是这种时期更活跃更丰富多彩。

　　另一点就是，一些民族工商业主，在工人被发动起来有了阶级斗争“觉悟”之后，出于对劳工势力的恐慌，寄希望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这也是上海商会在 1927年“四·一二”清共事件中支持蒋介石的缘由。但是，孙中山早就说过“中国国民党民生主义，就是外国的社会主义”；蒋介石及其领导的政府。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占上风的国际环境中，也是偏心于支持和发展国有企业的，更何况宋子文、孔祥熙等权贵要借发展国有经济之名谋私利，这让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日渐逼仄。于是，他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南京政府争经济自由了（对于这两点请参阅吴晓波新著《跌荡的一百年———中国企业的1870-1977》的第二部分《1911-1927唯一的“黄金年代”》，和第三部分《1928-1937国家主义的回归》之“商人的抗争”和“大收编”）。

　　3.共生共赢，劳资两利，明智处理己与人、近利与远功的关系。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企业大王”刘鸿生在他早年“跑街”推销煤炭（威胁了打柴为生的山民的生计）时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不太平”。他的名言是“最愚蠢的人，就是想一个人发财。叫别人都倒霉。”

　　荣氏兄弟在他们无锡的“劳工自治区”给职工提供各种福利，如一律免费医疗（除花柳病外，实行到1936年），带薪休假（服务一年者经主管同意休两周，满10年者可休3周）。

　　刘鸿生在经济困难时期不裁员，而办各种补习班、训练班，甚至送员工到国外培训，或请外国专家来厂传授技术，让码头公司职员都学英语。民生公司的章程里规定，每年从盈利里提3.5%用于职工文化事业费，举办集体婚礼、集体旅游，兴建图书室、体育队、京剧话剧川剧队等，对职工比如今一些国企做得还要好。

　　现代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上海银行”的创办人陈光甫，第一个推出“一元起存”、零存整取、整存零取不弃贫民的服务方式，他的口号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正是这样的经营理念使他的私营银行立住了脚，并且越做越大。

　　4.相位法治，反对专制和暴力，支持民主宪政。

　　这些现代企业家，他们的成功靠的是自己的胆识、智慧和管理才能，而不是靠卖身投靠或权钱交易。张謇这样的士林名人固然耻于交结权贵拉大旗做虎皮，“海归”范旭东、穆藕初等受西式教育更以依附权势为可鄙。范旭东说，“兄弟相信事业的成败，十有八九在自己，不在别人。”1928年，穆藕初任国民政府的工商部次长，有了机会贯彻执行他的美式商业理论，相信世事百业“以法治为本”的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工商法规，其中包括《工厂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

　　近代史专家侯宜杰所著的《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一书论证了，企业家阶层是立宪运动的最强大的推动力量。他们在推动立宪法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地的商会网络，有了英式商会的自治与民主管理实践。1906年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法公会，会员中一半人有办企业的经历；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期为九年，郑观应随即写了一封《上摄政王请速行立宪书》，告诫朝廷“若不及早立宪，效法强邻，尚自因循粉饰，必致内乱，四面楚歌，悔之无及。”可惜，让他不幸而言中了。

　　5.重视人才养育，致力发展文化教育和科研。

　　陈嘉庚曾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这种对教育的认识在那些以实业救国为职志的企业家心中，与科举时代中国对教育的重视是根本不同的。科举时代中国上下的重视教育，上焉者是把它作为牢笼天下英雄的策略，免得他们生异志异心危害朝廷；下焉者是把它作为向上爬博取功名富贵的阶梯；教学内容无非三纲五常做奴才的道德与知识。现代企业家办教育是为企业为国家培养有文化懂科学技术能在全球性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人才，总之是为民富国强的总目标服务。

　　对教育的重视不仅大言炎炎，而且不遗余力，办出了实绩的，不仅有进士出身的张謇、张元济，有“海归”范旭东、穆藕初（他说毕生最得意之教育事业，就是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和位育小学）等人，并非读书人出身的荣氏兄弟和自学成才的卢作孚也是如此钟情教育。卢作孚在重庆北碚，不仅办民生小学，也办“中国西部研究院”———民办科研机构；不仅办实体的学校和研究机构，也非常重视全员的日常培训，开“朝会”，请各界名流来办讲座，办企业杂志《新世界》，力图创造一种新思想、新精神、新风尚。

　　在那个新旧转折关头，也许是强烈的急迫感使然吧，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有志企业家的一种风气。民族企业家如此，官商盛宣怀创建了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命名为国立北洋大学，即今天津大学）和南洋公学（即今上海交通大学）；买办转官商的郑观应，入民国后专心办教育。更早些，郑观应的香山同乡、也是买办出身的徐润，见英国出版商采用影印工艺来印刷图书，不仅字迹清晰，而且可以随意缩小放大，甚为先进，便从国外引进12台轮转印刷机，雇工人 500名，在上海创办了同文书局（1882年）。同文书局搜罗善本，陆续影印了《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国学典籍，还出版发行了大量西学图书，彰阐新学。他们也比如今一些喜欢标榜“儒商”的人，更有文化，做了更多的有益于开启民智的事。

　　6.创新取胜，在科技研发和管理制度的改进上永不松懈。

　　范旭东说我“当了裤子也要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他最得力的助手和伙伴是化学家侯德榜，他从美国请来的化学博士（侯德榜一生在化工技术上有三大贡献：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创立了侯氏制碱法；后来又为发展小化肥工业作出贡献）。荣氏兄弟办企业的四原则之一就是“设备力求其新”。卢作孚十分重视在技术和管理上的创新，像定期航运、稳定运价、规定各岗位职责，在当时都是新鲜事。

　　此外，这些现代企业家注重诚信，有强烈的质量和品牌意识。

　　这与他们的爱国心、服务社会的责任感有关，也与当时对外、对内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关吧？有一点无疑很重要，他们是把企业当千秋事业在办，没有“捞一把”或能忽悠就忽悠的骗子心理。你听，张謇将企业集团命名“大生”（《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范旭东的化工产品命名，精盐曰“久大”、烧碱曰“永利 ”。食品业“冠生园”的创办人冼冠生的经营理念是“本心，本领，本钱”，要求“一切产品，卫生第一”，绝不容许用劣质或变质的原料做食品。偶有一批果酱出货后发现有发酵变质的现象，他自请处分，并率公司人员上门各店号致歉，包退包赔。这与当下三鹿等企业在质量问题暴露后，通过对政府和媒体“公关”来掩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这里是讲可以垂范今人的精神财富，并不是说那个时代的企业家都是圣贤。反例你也可以举出来，但总的来说，我以为如今的企业家更应该向前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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