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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黑兹利特《一课经济学》(20-26)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5-13-2009 06:30
标题: 黑兹利特《一课经济学》(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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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工会真的有办法提高工资吗？

当代最大的错觉之一，是相信工会有办法长期为全体劳工大幅提高实质工资。产生这种错觉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没有认清工资根本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举个例子，“劳工运动”在英国和德国盛行的数十年间，这两个国家的工资依旧远远跟不上美国。

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劳动生产率是工资的根本决定因素，但这个结论常被工会领袖、以及自诩为“自由派”的一大批经济作家所抛在脑后，甚至被拿来当作嘲笑的对象。这个结论并不是建立在那些人所嘲弄的假设上，即：雇主们全都和善慷慨，一看到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就给员工涨工资。这个结论真正所根据的假设却与之大相径庭，这个假设是：雇主总是热切地追求最大利润。如果有员工要求的工资偏低，而其为雇主创造的价值更高，雇主们怎么可能不充分利用这种好事呢？当有雇主了解到别的雇主招揽到一名劳工，每周可替他赚两美元，这位雇主怎么可能去招揽一个每周只替自己赚一美元的劳工呢？只要这种状况存在，雇主们只有竞相出价，才能招募到优秀的劳工，直到劳工工资与劳工的最大经济价值相当为止。

以上所说并不表示工会起不到任何有益的、合理的作用。工会能起到的核心作用，是改善自身领域的工作条件，并且确保工会会员所提供的劳务，能够得到实际市场价。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并不发达，劳工谋职难，雇主用人难。无论劳工方面，还是雇主方面，都无法掌握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一个劳工也许根本不清楚他对雇主提供的劳务的实际市场价是多少。同时，劳工的谈判能力往往相对较弱。一旦判断错误，劳工方面付出代价要远高于雇主方面。如果雇主不慎拒用一个能干人，雇主的损失只不过是那个人过人之处所能创造的那部分利润；毕竟，雇主不愁招聘不到员工。相反，劳工如果自信找份更好的工作并不难，而没有抓住这次的录用机会，这个错误可能令他损失惨重。他除了找份工作其实并无别的谋生手段，他会立即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很快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有可能那段日子连待遇低很多的工作也不好找。他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上拖不起，他要吃饭，他的家人也要靠他吃饭。为避免这些风险，即便雇主开出的工资低于他心目中“实际市场价”，他也可能接受。不过，要是受雇的劳工联合起来去跟雇主谈判，劳工方面的谈判能力就会增强，谈判风险就能降低，例如劳工们针对某类工作，要求订立“标准工资”。

历史经验却证明，在这方面，工会很容易就做过了头。因为劳动法律法规多向劳动者倾斜，甚至单方面强制约束雇主，这就助长工会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实行短视的、反社会的工会政策。一个典型例子是，工会强行要求将其会员的工资标准订得高于他们实际市场价。这样做一定会造成失业。事实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工会必定会采取某种胁迫和强制手段。

其中一种过分的手段，是订立歧视性的工会会员资格。也就是在考虑既有的专长或技能因素之外，设立各种限制条件。例如：对新工人收取很高的入会费；任意设立会员资格；以公开或隐秘的方式进行宗教、种族或性别歧视；对会员人数实行定员；排斥非工会劳工生产的产品，排斥外地的工会生产的产品，双方甚至为此诉诸武力。

###这种手段，是工会采取的最明显的胁迫和强制行为，工会往往为要求涨工资而###。事态有可能是和平###。只要###行动是和平的，便是劳工的合法武器。即便如此，###也应该只作为最后的手段。齐心协力的###，有可能迫使雇主妥协，答应给大家涨工资。因为雇主可能会发现，即便将###者都开掉，以原有的工资标准，再也雇不到同样优秀的劳工。但是，当###行动掺杂胁迫或暴力的手段，###者的主张就难免令人质疑。###者组织大批纠察队员阻止在职员工继续上班工作、阻止雇主招募新员工。我们看到，纠察队员的目标并非针对雇主，而是针对其他的劳工。这些其他劳工恰恰希望得到老员工空缺出来的岗位，并且愿意接受老员工如今拒绝的工资。这个事实证明，可供新员工选择的其他工作机会，都不如老员工拒绝的这份工作好。如果在老员工的强行阻止下，新员工根本无法上岗工作，这些人只有放弃选择对他们最好的工作，转而去选择那些比较差的工作。由此可见，###者们实际上是在霸占某种相对于其他劳工的特权。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不分青红皂白地仇视“###破坏者”就不讲道理。如果###破坏者只是下面所说的这样一群人，人们仇视他们是有道理的。例如，受雇来的专业打手；首先威胁要使用暴力的其他员工；还有那些根本无法胜任工作，被雇主买通的员工，这些人伙同雇主制造营运假象，目的就是要让###者妥协。但如果“###破坏者”只是普通的男女劳工，目的不过是为了求得一分稳定的工作，而且愿意接受原有的工资标准，只要自己能有碗饭吃，他们甚至希望###工人争取到更好的待遇。而现实中，老员工为了继续维持这种优越地位，没有道理好讲，没有青红皂白，只有随时威胁使用暴力。

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情绪经济学”孕育出来的理论很难自圆其说。其中之一是说，劳工普遍“工资待遇偏低”。这就好比是说，在自由市场中，价格普遍长期偏低。另一个奇怪并且顽固的观念是说，一个国家中所有劳动者的利益彼此完全相同，以某种方式调高某个工会的工资，会给所有其他工人带来好处。这种观念不但没有道理，而且颠倒黑白。事实上，如果某个工会强行为会员争取到的工资高于其劳务的实际市场价格，这样做，对当地的其他人、对其他所有的劳工都造成伤害。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种伤害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设计一个极为简化的假想社会。假设这个社会只由六群劳工组成，并且假设它们的起始工资相同，他们的产品的市场价值一开始也相同。

这六群劳工分别是：（1）农场工人；（2）零售商店店员；（3）制衣工人；（4）煤矿矿工；（5）建筑工人；（6）铁路职工。我们暂且不管他们的工资率为什么一定要相等，也不管理想的工资率是多少，我们直接给每一群劳工一个原始的指数，以100为基础。现在，让我们假设每一群劳工都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会，六大工会能够仰仗自身行业的经济生产力、政治权力和战略地位，提出各自的调资要求。假设你争我夺后的调资结果是，农场工人不调资，零售商店店员涨 10%，制衣工人涨20%，煤矿矿工涨30%，建筑工人涨40%，铁路职工涨50%。

根据上面所出的假设，我们可以计算出工资平均上涨了25%。为方便计算，我们再假设各行业的产品价格涨幅与该行业工资增幅相同。（这里假设的数字，仅用来说明基本原理。我们知道存在一些因素，使得价格涨幅不会像我们说的这样，短期内更不可能如此。例如，劳工成本并不代表全部的成本。）

现在的情况是，生活费用平均上涨25%。农场工人的货币工资看似没有下降，从能够买到的东西看，他们的处境变得相当糟糕。零售商店店员的货币工资虽然涨了10%，处境也比调资之前时更糟。制衣工人的货币工资即使涨了20%，生活也无法和以前相比。煤矿矿工的货币工资纵然涨了30%，购买力只是增加了一点点。建筑工人和铁路职工当然有所改善，但其实际获益比表面看上去小得多。

即使这样的简化计算，所依据的假设还有好几点。我们要假设强行涨工资不会带来失业。要这个假设成立，我们还必须假设工资调增的同时，货币供应和银行信用也等量增加。即使如此，扭曲的工资率也不可能不造成行业性失业，特别是在那些工资调增最多的行业中。如果没有采取相应的通货膨胀，强行涨工资会造成普遍性的失业。

若按失业率来计算，工资上涨最多的工会不见得排第一；因为失业会被转移或分散，这个过程与不同类别劳工的相对需求弹性有关，与多种劳工需求的“连动 ”特质有关。我们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失业劳工和受雇劳工平均起来处境就会比以前要糟，这种状况连工资上涨最多的行业也不例外。总体福利的损失，远远高出用数字表示出来的损失，因为失业劳工承受的心理损失，远高于受雇劳工购买力增加一点点而获得的心理补偿。

这种状况也不能靠提供失业救济来解决。若要求受雇劳工来负担救济，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他们的工资都会因此减低。此外，“充足”的救济会制造出失业，我们此前已经知道有几条途径能达成这样的结果。在过去，扶助失业会员是大工会的一项基本功能，所以，它们在要求涨工资时，总是三思而后行，会充分衡量由此可能带来的失业。而在现代失业救济制度下，政府强迫一般纳税人负担工资率过高造成的失业救济支出，工会便失去自我约束的必要，无节制地提出的调资要求。此外，我们说过，“充足”的救济会使一些人根本不想工作，另外一些人努力工作挣来的实际收入仅相当于工资和救济金两者的差额。严重的失业意味着产品产量更小、国家更穷、每个人能拥有的东西都更少。

工联主义的倡导者有时会用另一个答案来回答刚才的救济问题。他们承认，如今的大工会会员的确会欺压没有参加工会的劳工，补救办法很简单：人人都参加工会。然而，这种补救方案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组建工会不简单。尽管劳工组织工会有法律和政治上的鼓励（或软性规定），有法可依，依据瓦格纳—塔夫脱— 哈特利法（Wagner-Taft-Hartley Act）和其他的法律，但美国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受雇劳工参加了工会。这并非没有原因。组织工会的条件要比我们所认为的要特殊得多。其次，要自己的工会能说得起话不简单。即使人人参加工会，各工会的力量也可能比今天更悬殊，还会有战略地位上的悬殊。原因可能是会员人数众多、生产的产品不可或缺、其他行业对这一行依赖性强、更有政治手腕等。即便各工会势均力敌，都能把工资提高相同的百分比，又能如何呢？可以肯定，从长期来看，没有人会过得比工资不调高时要好。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问题的核心。这里常用的假设是，调高工资会是以减低雇主的利润为代价的。这种情况在特定条件下当然有可能发生，短期内更是如此。例如，某家公司的工资被迫调高，但为了跟同行竞争，产品无法涨价，那么调增那部分工资，只好从利润中扣取。整个行业同步调增工资、且增幅相同的情况比较少见。如果那个行业不担心外国货的竞争，该行业就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把调资负担转嫁给消费者。考虑到消费者大多是劳工，必须付更多的钱购买商品，也就等于所有实质工资会因此下降。由于商品提价，那个行业的销量可能减少，利润可能减少；该行业从业员工人数和总工资也有可能等量减少。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整个行业的利润减少后，雇用人数没有相应减少。换句话说，工资调增之后，总工资随之增加，不过行业利润足以承担由此造成的成本上升，并且没有公司因此倒闭。这样的结果不太可能，但它是可以想象的。

例如铁路业，它没有办法通过以提高票价的形式将调资负担转嫁给乘客，因为政府法规不允许它这么做。

至少，工会有可能在短期内以牺牲雇主和投资人为代价，而获得工资调涨的利益。投资人曾经拥有很多流动资金，但是这些资金已经投资到铁路业（举例来说）。他们的资金已经转变为了铁轨和路基、货车厢和火车机车。他们的资金曾经可以投到其他很多地方，现在却被套牢在铁路上。对于那些已经投资下去的资金，铁路工会可以迫使投资人接受较低的投资回报。只要收入高于经营成本，投资人就会继续让铁路公司运转，即使投资回报率只有0.1%。

如此一来，会产生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如果投资人已经投到铁路业的钱，现在创造的收益比不上投资其他行业，投资人就不会再多投一分钱给铁路公司。他们也许会只更换已经耗损的设施，维持起码的运转，以保护现有投资；但是长期而言，他们不会追加投资去搞更新改造。要是国内的投资回报比不上投资海外，他们会把资金投到海外，如果投资人找不到高回报低风险的投资项目，他们会暂停投资。

因此，劳动剥削资本只能是暂时现象。这一过程很快就会结束。实际上，它的结束并不会像我们假设性的说明那样结束，而是令所有的边际公司破产出局；令失业升高；迫使工资和利润重新调整，直到正常（或者非正常）的获利前景重现，就业和生产得以恢复。但是在此期间，由于劳动剥削资本，失业增加和生产减少会使每个人都更穷。尽管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相对比率会一度提高，但收入的绝对数量却不如从前；劳工相对获益，不仅是短期胜利，而且是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全体劳工的实质购买力也可能下降。

我们因此得出最终结论：工会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为会员争取到货币工资调涨（雇主为此牺牲一部分利益，非工会劳工则牺牲更多），然而工会却根本没有办法长期为全体劳工提高实质工资。

还有不少人认定工会已经办成了这件事，那是由于一系列错觉的存在。其中之一是“在此之后，因此之故”（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的巧合谬论，他们认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工资大幅升高，应该归功于工会，因为在此期间，工会不断成长壮大。其实工资上涨主要的原因是资本投资增长和科技进步。但是造成错觉的根本谬误还是在于，只考虑工会要求提高工资之后，特定受聘劳工短期内受到的影响，却没有去追踪工资上涨对所有劳工（包括迫使工资调涨的劳工）的就业、对生产和生活费用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结论出发，进一步对工会提出质疑：长期来说，工会是否阻碍了全体劳工的实质工资上升到应该达到的水平。如果工会造成的总体影响是降低了劳动生产率，那么工会肯定是阻碍工资上涨、甚至是降低劳工工资的一股力量；我们可以问工会：你们是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谈到生产力，不少工会政策还是可圈可点。在一些行业中，工会坚持订立标准，帮助劳工提升专业技能。在其早期历史中，工会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保护会员的健康。在劳动力过剩的地方，个别雇主为了短期利益，不断要求员工进行高强度、长时间工作，而不管这样做对工人健康的伤害，因为雇主可以随时换人。甚至有的雇主骄横一时，让员工操劳过度造成伤病，雇主赔钱反而因此损失了不少利润。针对所有这些情况，工会通过订立合适的标准，常常能够改善会员的健康和福利，同时使他们的实质工资得以提高。

但是近年来，随着工会权力的增长，以及民众的同情用错地方，工会的一些反社会的做法被民众容忍或支持，工会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合理的目标。每周的工作时间从70小时减少到60小时，不仅对保障劳工的健康和福利有益，长期而言对提高生产也有帮助。工作时间从60小时减为48小时，对劳工的健康和休闲生活有帮助。再从48小时减为44小时，对劳工的休闲生活有好处，却不一定对生产和收入有好处。每周的工作时数缩减为40小时，对劳工的健康和休闲生活不会增加多少好处，而产出和收入将明显减少。但是现在工会却在谈论和推动每周工作35小时和30小时的提案，有的甚至已经开始付诸实施，并且否认这会减少产出和收入。

削减每周工时并不是惟一的妨碍生产力增长的工会政策。事实上，这是伤害最小的一种工会政策，至少由此而产生的得失一目了然。我们看到，许多工会坚持实施僵化的细部分工制度，不仅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而且引发代价高昂且荒谬的“地盘”之争。它们反对按工人的产出和效率来支付工资，坚持要求所有的会员小时工资标准一视同仁，而不不管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它们坚持论资排辈，而不是论业绩来晋升。它们刻意怠工，以鞭打快牛。它们谴责那些劳动产出超过其他同事的员工，要雇主解雇他们，甚至殴打泄愤。它们反对引进和改良机器。它们要挟雇主说，如有任何会员因为安装使用机器而遭到解雇，这些被解雇的会员必须无限期领取 “保障收入”。它们坚持依照“制造工作机会”的规则行事，要求用更多的人力和时间去完成指派的工作。他们甚至强迫雇主留用根本不需要的员工。

工会之所以采取这些政策，大多是基于一个假设：世界上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这就好比有个 “工作基金”，总数只有那么点儿，必须想方设法分摊给尽可能许多人去做、分散到更长的时间内去做，避免这个“工作基金”用得太快。这个假设荒谬绝伦。世界上能做的工作，数量其实没有止境。工作会创造出工作。某甲所做的事情，会形成对某乙的工作需求。

由于有这个错误的假设，由于工会的政策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工会造成的总体影响是导致生产力下降到低于本来应有的水平。长期来说，用能买到的东西来衡量，工会的确阻碍了全体劳工的实质工资上升到应该达到的水平。他们完全忽视的是，上个世纪实质工资大幅上涨的真正原因，是资本累积和科技进步带来的。

但是资本积累和科技进步不会自动进行。在坏的工会政策和坏的政府政策影响下，在过去十年中，这种动力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请看私营部门中非农业产业工人每周的平均总收入，账面数字的确从1968年的107.73美元，上涨到1977年8月的189.36美元。如果我们考虑消费者物价的涨幅，把劳动统计局的通货膨胀因素算进去，将劳工的收入以1967年底币值换算，那么每周的实际收入是，从1968年的103.39美元下降到1977年8月的 103.36美元。

实质工资涨幅停顿，不是工会的核心功能造成的，而是那些目光短浅的工会政策和政府政策造成的。现在要改变这两类短视政策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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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有足够的钱买回商品”

业余的经济学作家总是呼吁订立出“公平”价格和“公平”工资。这些有关经济公平的含混概念是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概念则是功能价格和功能工资。功能价格是指能够鼓励最大产量和最大销售量的价格。功能工资是指能带来最大就业量和最高实质总薪资的工资。

功能工资的概念，被###主义者和盲从的信徒（也就是购买力学派）以歪曲的形式接受。他们不再停留在关心目前的工资是否“公平”这样的天真问题上。他们关心的是，真正的问题在于目前的工资能否可行。他们声称，惟一可行的工资，要能让劳工“买回他们所生产的产品”，这是惟一能够防止经济立即崩溃的工资。他们将以往的每一次经济萧条，归咎于此前没能支付这种工资。并且不论什么时候，他们都认定工资还没有高到足以买回产品的地步。

这套信条在工会领袖手里被证明特别有效。他们深知自己没有能力去激发民众的利他心理，也没有能力去说服雇主这类邪恶的人“公平”对待劳工，他们抓住功能工资这根稻草，刻意迎合民众的自利动机，危言耸听，进而迫使雇主接受工会调增工资的要求。

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准确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劳工真的“有足够的钱买回产品”？或者是否已经超过了这一标准？我们怎么才能确定这个标准？倡导那些信条的人似乎没去想过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只好试着自己来寻找答案。

一些支持者的言辞似乎在暗示，每个行业的劳工领取的工资，都应该足够买回他们所生产的特定产品。但他们的意思肯定不是指，生产廉价服装的劳工的应得工资，要够他们买回廉价服装，而生产貂皮大衣的劳工的应得工资，要够他们买回貂皮大衣；福特汽车厂劳工的应得工资，要能买回福特汽车，凯迪拉克汽车厂劳工的应得工资，要能买回凯迪拉克轿车。

不过，回顾一下20世纪40年代汽车工会的情形，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当时汽车工会大部分会员的收入已经跻身全美国工薪族的前列，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他们周薪已经比制造业平均周薪水平高出20%，几乎是零售业平均工资的两倍。他们却要求进一步调资30%。工会发言人表示，只有这样才能“拉动我们正在迅速萎缩的购买自家产品的能力”。

既然这么说，那制造业工人和零售业劳工的平均工资应该涨多少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汽车业工人需要调资30%，才能阻止不景气，其他行业的劳工仅仅调资30%就够了吗？他们的工资甚至需要调高55%~160%，平均每人的购买力才能与汽车业工人具有的购买力相当。现在和以前一样，不同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1976年，零售业劳工的平均工资每周只有113.96美元，全体制造业劳工的平均收入为207.60美元，承包政府工程的建筑业劳工周薪为284.93美元。

（翻开工资谈判史，甚至查阅个别工会为工资讨价还价的资料，历史告诉我们，要是其他行业的工会要求大幅调高工资，汽车工人肯定坚持维持目前的工资差距。工会会员不是慈善家和圣人，靠工资吃饭的劳工也不是。我们都渴望获得经济公平，但这种所谓的公平其实是，渴望自己拥有东西与比自己过得好的人一样多，而不希望比自己过得差的人拥有与自己一样多的东西。不过，我们现在不去关心这种人性上的劣根性，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特定经济理论是否合乎逻辑和合理。）

劳工应当获得足够买回产品的工资的说法，只是一般“购买力论调”的一种特殊形式。认为劳工的工资就是劳工的购买力，这种认识没有错。但是每个人的收入，包括杂货店老板、房东、雇主所取得的非工资性收入，是他用于购买别人所售产品的购买力，这种说法也不应该有错。对于那些为商品寻找买主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所能提供的劳动服务。

而且，上述所有这些，都有其相对应的另一面。在商品交易经济中，对于一方来说是收入，对于交易的另一方来说就是成本。小时工资每次调升，便会使产品成本上升，除非或直到能从每小时生产力的等量增长中得到补偿。如果政府管制价格，禁止产品涨价，生产成本的增高就会减低利润，迫使边际生产者破产倒闭，这将意味着表示生产萎缩，失业增加。即使价格可以调高，但更高的价格会使买方望而却步，市场会因此萎缩，同样会增加失业。如果所有劳工的小时工资普调 30%，使得物价上涨30%，那么劳工能购买到的产品不会比从前多；经济运转就像旋转木马那样，被打回原地，然后又从头开始。

有人会立即站出来质疑工资上涨30%会使物价出现等比例涨幅的说法。的确，这种假设是建立在长期的基础上，并且是在货币和信贷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如果货币和信贷缺乏弹性，也就是当工资被强行提高时（也就是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加），货币和信贷并没有增加，那么工资率上升的主要影响，将使失业率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总工资都可能低于从前，从货币金额和实质购买力来看都是如此。就业率降低（工会的政策造成的，不是科技进步转型造成的），必然意味着人均拥有的产品数量减少。即使从业人员占有的产品相对增加，也不可能弥补产量绝对值减少的损失。美国的保罗?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通过分析大量的统计数字，英国的庇古（A. C. Pigou）通过纯理论推导，各自独立地得出同一结论——劳动力的需求弹性介于3和4之间。通俗地说，这表示“实质工资率每下降1%，将使对劳动力的总体需求至少上升3%”。换种方式来说，“如果工资被推升到高于边际生产力那一点，那么就业率的减幅通常是工资率增幅的三到四倍”。所以，劳工的总收入肯定会相应的减少。

尽管这些数字只代表过去某个历史时期劳动力需求弹性，并不能用于估计未来，但还是值得我们深思。

现在让我们假设，工资率上涨的同时，货币和信贷出现了相应的涨幅，以此避免产生严重的失业。如果我们假设调资前的工资与物价之间的关系处于“正常”的长期关系，那么工资率调增30%后，物价必然上升一个与之相当的百分比。

有人认为，价格的涨幅会远小于工资的涨幅。这种看法源于两种谬误。第一种是只看特定公司或特定行业的直接人工成本，并认为它们代表了所有的人工成本。这犯是用部分取代整体的低级错误。每个“行业”不仅是不同产品线之间“横向”生产过程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同一产品线上“纵向”生产过程的一个部分。以汽车装配为例，汽车工厂生产汽车的直接人工成本，可能不到总成本的1/3；有些人根据这个数字轻率地下结论说，工资增加30%，汽车价格只会上涨10%或更少。但是他们忽略了原材料和外购零部件、运费、新工厂或新设备、经销商加成等方面的间接工资成本。

政府的估计数字显示，从1929年到1943年这15年间，美国的薪资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69%。从1956年到1960年这5间，这个比重同样是69%。从1972年到1976年的5年里，工资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66%，再加上一些额外的补贴等，员工的总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76%。这些工资薪金当然必须从国民生产（national product）去支付。现在我们要据此合理地估计“劳工”的收入，虽然需要在这些数字上进行增减，我们还是可以大概假设：人工成本应该不低于总生产成本的2/3，甚至超过3/4（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定义劳工）。我们取其中较低的估计值，并且假设利润率不变，那么工资成本全面升高30%，价格显然会上涨 20%左右。

但是这种变化，会使得投资人、职业经理人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的获利只相当于从前购买力的84%（举例来说）。这种状况的长期影响，是导致投资和创业达不到应有的水准，准备创业的人会放弃创业：与其自己当小老板，不如去当高级打工仔；这种影响会延续到工资与物价的关系恢复到以前的正常水平。以上我们只不过在用另一种表达方式，说明在假设的状况下，工资上升30%，最后也会使价格上涨30%。

这并不等于说工薪族得不到相对利益。在过渡期间，他们会相对获利，其他人则会承受相对损失。但是这种相对获利不可能使工薪族总体上绝对获利。因为我们讨论的这种成本相对于价格的关系发生变化后，会引起失业，会引起生产出现失衡、停产或减产。因此，在经济调整到新均衡状态的过渡期间，劳工虽然可能从更小的蛋糕分得更大的一块，但是和以前从更大的蛋糕分得更小的一块相比，现在的一块是不是比以前那一块大就值得怀疑了。

这就将我们带入经济均衡（equilibrium）的一般意义和影响的问题上。均衡工资和价格是指使供给和需求均衡时的工资和价格。如果通过政府或私人强行将价格提升到高于它们的均衡水平，需求将下降，从而导致生产萎缩。如果强行将价格压到低于它们的均衡水平，随之而来的利润的下降将意味着供应下降或生产缩减。所以任何迫使价格高于或低于均衡水平（自由市场经常使之趋于这个水平）的企图，都将导致就业量和生产量缩减到低于它们应有的水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劳工必须“有足够的钱买回产品”这个教条。显然，国民生产既不是由制造业劳工单独创造，也不是只由他们来购买的。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产品，包括白领职员、独立执业人士、农民、大小雇主、投资人、杂货店主、肉贩、小药房老板、加油站业主，以及每一个对产品的生产有贡献的人。

价格、工资和利润，能决定产品分配。最好的价格并非最高价格，而是能促进达到最大产量和最大销售量的价格。最好的工资率也不是最高的工资率，而是能达到充分生产、充分就业和持久稳定的最大总工资的工资率。不论从业界还是从劳工的角度来看，最好的利润不是指最低的利润，而是能够鼓励更多人投资、创业，更多人成为雇主，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利润。

如果我们想使经济运转只为某个群体或某个阶层利益服务，最后一定会伤害或摧毁所有的人的利益，包括经济政策想要照顾其利益的那些人。经济运转必须为每一个人的经济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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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利润的功能

很多人一提到利润这个词就会表示愤慨，这表明那些人对利润在经济中所起的重要功能了解得还很不够。为了对利润有更多了解，我们在这里换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一下第15章所介绍的价格体系。

实际上，利润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量并不大。一些统计数字足以说明这一点。从1929年到1943年这15年间，注册企业的净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平均低于5%。从1956年到1960年，公司的税后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年均低于6%。从1971年到1975年，这个比率年平均也低于6%（事实上，由于通货膨胀因素的会计调整不够充分，这个比率可能被高估）。然而利润却是最容易招致敌意的一种所得。我们用奸商（profiteer）一词，贬斥那些获取暴利的人，但是找不到“奸酬”（wageer）或“奸亏”（losseer）等名词。不过，理发店老板的平均利润，不仅远不如电影明星的片酬或者钢铁公司经理人的年薪，甚至可能不如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

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想当然。就算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通用汽车，其盈余算下来也只能算平常。很少有人关注过企业的倒闭率。他们不知道，“如果参照过去50年的企业经营经验，那么今天开店经营杂货店，每10家平均会有7家左右活到第二年；可能只有4家能挨到四周年店庆”（摘自美国临时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他们不知道，从1930年到1938年的所得税统计数字显示，亏损企业的数目年年超过盈利企业的数目。

那么，平均利润到底能有多少？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用上面所引用的那类数字，即公司的利润平均不足国民收入的6%，或者回答说制造业公司每创造1美元的营业额，自己留下的平均税后利润不到5美分（举例来说，从1971到1975年这五年间，这个数字只有4.6美分）。虽然这些官方数字来自企业数据，是用传统会计方法核算出来的，跟人们对利润的看法相去甚远，但我们并没有一种可靠的估计值，去考虑所有的经济行为，去考虑所有注册企业和没有注册的企业，去考虑景气好与坏的各个年头。不过，一些知名经济学家相信，长期而言，要是把所有的损失考虑进去，把已经投下去的资本的最低“无风险”利息考虑进去，把经营自家企业的人所提供劳务折算成“合理”的工资考虑进去，企业很可能毫无净利润可言，甚至是净亏损。创业家们（自行经营企业的人）并非不想赚钱，而是因为他们过于自信乐观，投入到了一些不会成功或无法成功的事业之中。*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任何人掏钱投资时，不仅要承受赚不到任何回报的风险，而且还得面对血本无归的可能性。在以前，一些特殊企业或产业的高利润，一直是人们不惜冒险创业的激励因素。但如果政府政策规定，最高利润不能超过10%，亏本统统由私人自己承担，那么创业家的牟利动机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就业和生产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二战期间开征的超额利润税已经表明，这种限制会伤害到效率，即便短期实施也不例外。

然而，如今的政府政策往往认为，无论采取任何抑制生产的举措，生产都会自动进行。当今生产所承受的最大风险之一，仍然是来自于政府的价格管制政策。这些政策打击了生产积极性，致使许多商品相继停产，其造成长期的影响则是阻碍生产与消费者实际需求达成平衡。经济自由运转时，消费者的迫切需求会使得某些产品生产出现政府官员所说的“超额利润”、“不合理利润”，甚至“暴利”。但正是追逐利润的事实在促使每家公司去实现获利产品生产最大化，促使他们追加投资，添置更多的设备、雇用更多的员工，还会吸引来新的投资人和生产者介入该行业，直至那种产品的生产足以满足需求，该产品的利润又会回落到平均水平。

在自由经济中，工资、成本、价格被允许在竞争市场上自由浮动，获利的前景决定了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如果生产某种产品毫无利润可言，就表明不应该再把人力和资本投入生产那种产品，因为用于生产该种产品的各种要素的价值势必高于产品本身的价值，也就是会得不偿失。

总之，利润的一大功能是引导生产要素的流向，依照需求来配置各种商品的相对产出。任何一位政府官员，不论他有多英明，都没办法以硬性手段解决这个问题。自由价格和自由利润会迅速促成生产最大化，迅速缓解供不应求，这是其他任何体制不可比的。硬性管制价格和硬性管制利润，只会使供不应求拖延更久，并使生产和就业下滑。

此外，利润还能对每一家参与竞争的企业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不论这些企业目前的经营绩效处于什么水平，他们都必须不断改善经济效益和效率。景气好的时候，改善经营可以提高利润，景气普通的时候，提升效率能够领先竞争对手，不景气的时候，不加强管理就无法生存。利润有可能降为零，也有可能迅速转为亏损。若平时不改进，等到无法立足的时候，再怎么加倍努力都可能悔之晚矣。

与通常给人的印象相反，利润的实现不是靠提高价格，而是靠降低生产成本，靠讲求经济效益和效率。同一行业的每一家公司都赚钱的情况很少见（长期如此是绝不可能，除非那个行业是独家经营）。对于相同的商品或服务，每一家公司的要价必定相同；那些要价过高的公司，它的产品将无人问津。因此，生产成本最低的公司，取得的利润率最高。获利公司继续扩张，使得那些效率较差、成本较高的公司逐渐萎缩出局。这种结果也正是消费者和公众所需要的。

一句话，利润来自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它不仅告诉我们生产何种产品最经济，而且告诉我们哪种生产方式最经济。这些问题，不仅资本主义体制必须回答，社会主义体制同样必须回答；任何想象得到的经济体制，都必须回答。对于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而言，用自由竞争企业的损益指标来作为这些问题的答卷是再恰当不过的。

以上侧重强调降低生产成本，因为这是利润（损益）最不被人了解的一种功能。当然，生产出更好的产品的人，以及生产效率更高的人，肯定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对于利润在回报、在激励改进与创新方面的功能，大家已经了解得比较多，这里无需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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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通货膨胀的幻景

我发现有必要时时提醒读者注意，特定的政策只有在“不存在通货膨胀”时，才会必然带来特定的结果。在公共工程和政府信贷的章节中，我说过将通货膨胀会引发的复杂状况挪到后面来讨论。其实，货币与货币政策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在每一种经济过程中都很难分开。即便是为了简化阐述，要将二者分开也是很困难的事，甚至根本分不开。例如，我们在探讨政府或工会的各种工资政策对就业、利润和生产的影响时，我们都只有把不同的货币政策产生的若干影响立即考虑进去才讲得通。

在考虑某些特定情况下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之前，我们应该先考虑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一般性影响。而在此之前，似乎更应该先问：为什么不断有人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为什么自古以来它倍受亲睐、为什么它那虚幻不实的论调，诱惑一个又一个国家走上经济灾难的不归路。

通货膨胀之所以吸引人，最明显、最古老、最顽固的错误，在于把“金钱”和“财富”混为一谈。亚当·斯密两个多世纪前写道：“财富由钱币或金银构成这一普遍存在的观念，是自然而然地因货币有两重作用而产生的，一是作为交易的媒介，二是作为价值的尺度……想要富有，必须取得金钱。按照通俗的说法，财富和金钱，无论从哪一点看来，都是同义语。”

真正的财富，当然存在于生产出来并供人们消费的东西：我们吃的食物、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铁路、公路和车辆；轮船、飞机和工厂；学校、教堂和剧场；钢琴、绘画和书籍。但是财富与金钱之间的含糊表达仍然普遍存在，让二者极其容易混淆，连那些曾意识到这种错误的人，在推理的过程中，还是把二者再度混淆。每个人都明白，如果自己更有钱，就能买到更多的东西；若手里的钱是先前的两倍，就能买到两倍的东西；有三倍的钱，就会比先前“富有”三倍。对于许多人来说，结论再清楚不过：只要政府发行更多的货币，并且分配给每一个人，我们都将变得更富有。

这种人是最天真最无知的通货膨胀支持者。还有另外一种不那么天真的人，他们知道，要是整件事有那么简单，那么政府只要印钞票，就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他们意识到这么干肯定会出问题；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某种方式限制政府发行新增货币的数量，例如将其限制在刚好足够弥补所谓的“不足”或“缺口”。

他们认为，购买力长期不足，是因为产业并没有分配足够的钱给生产者，让他们无法以消费者的身份，买回自己生产的产品。一定有某个地方出现了神秘的“ 漏洞”。有一群人用数学方程来“证明”这件事。在方程式的一边，他们对某个项只计数一次，而在方程式的另一边，他们却莫名其妙地把同样的项重复计数好几次。于是这在他们称之为“付款款项A”和他们所说的“付款款项A+B”之间，制造出令人紧张的缺口。所以他们道貌岸然，四处为他们的发现进行游说，坚持政府应该发行货币或“信用”，以弥补失落的付款款项B。

这些“社会信用”宣传家看似荒谬可笑，但是比他们好不了多少的通货膨胀支持者大有人在，他们提出一些“科学”计划，能够发行刚好足够的额外货币或信用，弥补所谓的长期或定期发生的不足或缺口；而缺口的数值，是他们用另外的方程式计算出来的。

更为聪明的通货膨胀支持者意识到，货币的过量增加将使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下降——换句话说，将导致物价上涨。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通货膨胀的支持。相反，这正是他们需要通货膨胀的理由。其中一些人认为，通货膨胀会改善贫穷债务人相对于富裕债权人的地位。另外一些人认为这可以刺激出口并抑制进口。还有一些人相信，要整治经济萧条、“让产业经济复苏”，以及达到“充分就业”，通货膨胀都是一项必要的措施。

有关增发货币（以及增发银行信贷）如何影响价格的理论不计其数。一方面，就像我们刚刚谈过的，有人认为无论增发多少货币都不会影响价格。他们仅仅把增加的货币看作是提高每个人“购买力”的一种手段，使每个人都能买到比以前更多的东西。他们似乎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不可能所有人都能买到比从前多两倍的东西，除非生产出来的东西比从前多两倍。他们也可能认为，阻碍生产长期增长的惟一因素是货币需求不足，而不是人力、工时或产能不足；他们认为，如果人们想要某些商品，只要付得起钱，那些商品就会自动生产出来。

另外一群人——其中不乏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则抱定僵化的机械论去考察货币供应量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所有货币，是相对于所有的产品而发行的。因此，货币总量的价值乘以它的“流通速度”，一定等于交易商品总量的价值。所以，只要流通速度不变，单位货币的价值恰好与投入流通的货币数量成反比。货币和银行信贷的投放量翻一番，“价格水平”就会翻一番；增为三倍的话，价格水平也刚好增为三倍。总之，货币数量增加几倍，商品的价格也将提高几倍。

由于篇幅关系，我们无法在这里一一剖析这种看似有理的说法的荒谬之处。不过，我们应该弄清楚，货币数量增加为什么会使价格提高，又是如何使价格提高的。

货币数量的增加，一定有其具体的原因。比如说，它是由于政府的支出超出了税收能够负担、或者可望负担的水平（假定也超过了政府靠发行国债获得的收入）。再比如说战争时期，政府印制钞票来支付契约承包商。这笔支出首先会抬高战时所用物资的价格，大量钞票因此流入到战时承包商和他们员工的手里。（在价格管制那一章，我们为简便起见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现在讨论通货膨胀，我们同样忽略政府试图管制价格造成的复杂状况。即使都考虑进来，也不会改变分析的结果。价格管制会导致某种“堵塞”或“受压抑”的通货膨胀，其结果是减小或掩盖对经济运行的前提影响，但这是以更加恶化的后期影响为代价的。）

这么一来，战时承包商和他们的员工便得到了更高的货币收入。他们会把这些钱拿去买自己想要的商品和服务。为他们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商家，因为需求增加了，可以大肆抬高价格。因为这些买主口袋里有很多钱，他们不在乎价格，而在乎自己想要什么就必须要得到什么。在有钱人眼里，每一块钱的主观价值已经降低了。

我们把战时承包商和他们的员工称作A群体，把直接向A群体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商家及其员工称作B群体。现在，B群体由于销量和价格大幅提高，会向C群体购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C群体同样得以提高价格，获得更多收入，进而向D群体购买产品和服务。依此类推，直到价格上涨和货币收入增加覆盖整个国家。这个过程完成之后，几乎每个人的货币收入都有所增加。但是（假设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并没有增加），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会相应上涨。整个国家并不比以前富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相对或绝对财富和收入和以前一样。相反，通货膨胀是一种不公平的过程，它会对不同群体的命运造成不同的影响。最先获得新增货币的群体获利最大。例如，A群体的货币收入会在价格上涨之前增加，因此他们能买到的商品数量，是涨价后的数倍。B群体的货币收入会在价格刚开始上涨时增加，因此B群体能买到的商品数量还是会增加。当价格普遍上涨之后，货币收入还没有增加的群体，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来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更差。

我们可以用一组假设性的数字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过程。假设我们把整个社会分成A、B、C、D四大类生产者，他们按顺序获得通货膨胀的货币收入利益。在A群体的货币收入已经增加30%的时候，他们所购买的商品价格还未上涨。到B群体的货币收入增加20%时，物价平均上涨仅为10%。但是当C群体的货币收入增加10%时，价格已经上涨了15%。当D群体还没有等到货币收入增加时，他们所购买产品的平均价格已经上涨了20%。换句话说，货币收入在通胀前期增加几类生产者，会由于通货膨胀带来的价格或工资上涨而获益，但是货币收入在通胀后期才得以增加的几类生产者，则必然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蒙受损失。

假设几年后通货膨胀暂时停止，最终结果是货币收入平均增加25%，价格平均涨幅也相同，每个群体的货币收入都增加了这么多，每个群体所生产的产品都上涨了这么多。但是，这并不能掩盖过渡期间各个群体的获利和损失。以D群体为例，尽管在最后阶段该群体的收入和产品价格也上升了25%，而他们能买到的商品和服务，也只是和通货膨胀开始前完全相同。但在通货膨胀期间，在该群体的收入和产品价格还没有上涨时，该群体不得不多花30%的钱向A、B、C等其他的生产群体购买产品和服务，这些损失将永远得不到补偿。

因此，通货膨胀只不过是我们的核心课程的又一例子。它或许能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给享受特别待遇的群体带来利益，但这一定会以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且就长期而言，它会给整个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即使相当轻微的通货膨胀，也会扭曲生产结构。它会导致一些产业过度扩张，迫使其他产业萎缩萧条，以此误导资本配置并造成浪费。当通货膨胀停止或减弱时，那些被误导的资本投入（形式可能是机器、工厂或写字楼）不可能产生足够的回报，并很有可能损失大部分的价值。

通货膨胀一旦启动便不受控制。我们不可能引导其平缓温和地结束，我们无法扭转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甚至不可能在预先设定的时点，或在价格上涨到预先设定的水平而让通货膨胀暂停。靠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都无法驾驭通货膨胀。那些能从通货膨胀中获得利益的政治集团，必然坚持继续维持通货膨胀。当有人主张让价格上涨并固定在25%最好，就有人进一步主张，价格上涨50%，带来的好处会翻番，更有人坚持价格上涨100%的好处将是四倍。

此外，我们不可能控制通货膨胀下的货币价值。前面谈过，货币价值绝不是靠机械推导能得出的。比方说，你不可能事先计算出，货币数量增加100%，则单位货币价值下跌50%。我们也说过，货币的价值是由持有者的主观价值认定的。而价值的认定，不仅取决于每个人持有的量，而且也取决于货币的质。例如，战争的胜败将决定参战国货币汇率的涨跌，这与货币数量关系不大。货币的当前价值往往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货币数量的预期。还有，每个人对货币价值的认定，不可避免地会参考其他人对货币价值的认定，就像对待投机性交易所里面的期货商品一样，彼此的判断会相互影响。

所有这些，可以解释为什么恶性通货膨胀一旦发生，单位货币价值下跌的速度将远远超过比货币数量正在增加或者能够增加的速度。到这个地步，那就是灭顶之灾，整个通货膨胀的计划就此宣告破产。

然而，人们对通货膨胀的热情从未消失过。似乎没有哪个国家能以别国的失败为前车之鉴，也没有哪代人能从前人的苦难中吸取教训。每一个国家，每一代人，都沉迷于相同的幻景。每次都伸手去摘死海的苹果，一到嘴里便化为一团灰烬。通货膨胀的特质让人们幻化出千百种错觉。

当今社会主张实施通货膨胀最顽固的论调，是认为它能“使产业之轮运转起来”，能把我们从产业停滞和资产闲置的白白损失中拯救出来，进而带来“充分就业”。这套说法的原型仍就是混淆金钱与财富。它假设通货膨胀能带来新的“购买力”，而且新购买力产生的影响会向外扩散，好比一颗石头丢到池塘里，掀起阵阵涟漪那样。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对特定产品的实质购买力是由其他许多产品组成的，它不可能只靠印刷更多我们称之为美元的纸张，就能神奇地提高。交易经济的基本运作方式，是某甲拿自己生产的东西，去交换某乙生产的东西。*

通货膨胀的真正作用是改变价格和成本之间的关系。它所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提高相对于工资率的商品价格，借此来恢复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可以持续经营的关系，进而能借恢复经营利润来盘活闲置资源，鼓励恢复生产。

整个事情已经摆明：把难以为继的工资率降低，是更直接和更诚实的做法。但是久经世故的通货膨胀支持者声称这种做法在政治上行不通。那些通过直接调降工资率来降低失业率的提案，甚至被他们指控为 “反劳工”。但是他们本身提出的计划就是在欺瞒劳工，就是通过价格上涨来降低劳工的实质工资率（即以实质购买力表示的工资率）。

他们小看了经过千锤百炼的劳工；大工会都聘有专业的劳动力经济学家，所以劳工不容易被蒙骗。鉴于此，通货膨胀政策似乎既无法达到其经济目标，也无法实现其政治目的。但是，工资率却会因为工会的强势而得不到矫正。大工会不会自己降低工资率，他们反而会坚持依照生活费用的增幅调升工资。如果各大工会都这样做，那么价格和重要工资率之间不合理的关系就会继续存在。事实上，工资率的结构甚至可能变得更不公平——众多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他们的工资率在通货膨胀之前本来就不高（甚至可能因为遭受工会排挤，而被压得过低），而在物价上涨的过渡期间，他们的处境将进一步恶化。

总之，这些老练的通货膨胀支持者一点都不坦白。他们并没有开诚布公地阐明问题，到头来甚至把自己也愚弄了。他们也开始大谈钞票，好像它本身就是一种财富，这就跟那些妄想靠印钞创造财富的无知者没有两样了。他们甚至努力去论证一种“乘数”（multiplier），来证明政府每印制和开销一块钱，整个国家的财富就会很神奇地增加好几块钱。

事实上，他们使公众的注意力从经济萧条的真正原因上移开了。大多数时候，萧条的真正原因是工资-成本-价格结构失调：工资与价格失调、原材料价格与产成品价格失调、价格之间彼此失调、工资之间彼此失调。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这些失调消除了生产的动机，甚至使得生产无法继续；并通过交易经济的有机关联，使这种不景气向外扩散。一直要到这些失调被矫正，充分生产和充分就业才会恢复。

通货膨胀有时的确可以起到矫正这些失调的作用，但这是一种轻率而危险的手段。这种矫正手段靠的是错觉，而不是开诚布公。它给每一经济过程罩上了一层迷惑人的面纱，欺骗了几乎所有人，包括那些受其害的人。我们都习惯于用金钱来衡量自己的收入和财富。这种心理惯性十分强烈，就连专业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也不容易摆脱。坚持用实体产品和实质福利来看待各种关系很不容易。当我们听到，国民收入（以货币计量）比通货膨胀之前增加一倍，谁不会觉得更富有更骄傲呢?原先周薪75美元的小职员，现在能拿120美元，他也会觉得比以前更强。他当然能感觉到生活费用涨得厉害，但是他并没有充分觉察到自己的真实处境。虽然同样是实质购买力降低，他无法接受生活费用不变而工资调减的事实，但是他会欣然接受工资调增而生活费用上涨的事实。通货膨胀有如自我暗示、催眠术、麻醉剂，可以减轻手术时的痛苦。通货膨胀也像鸦片，吸上一口，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这正是通货膨胀的政治功能。因为通货膨胀能混淆了所有事情，所以一直被当今的“计划经济”政府所利用。例如我们在第四章谈到，有人鼓吹靠推动公共工程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现在我们知道那种说法是错的。我们说过，如果投入公共建设的钱是靠税收，那么政府公共工程上多花一块钱，供纳税人自己支配的钱就会少掉一块钱；公共工程每创造一个工作机会，就会毁掉一个私营部门的工作机会。

但是如果公共工程的支出，不是靠税收来买单呢？假设它是用赤字财政来支付的，也就是说，来自政府借债或者印刷钞票。那么，上一段所说的一得一失的结果似乎就可以避免。有人可能说，这种公共工程是靠“新的”购买力创造出来的，纳税人的购买力并没有被拿走。整个国家似乎并未花费任何代价，却神奇地得到了某些东西。

不过，我们已经知道要去考察这种做法的长远影响。政府欠下债务，总有一天是要拿纳税人的钱去还的。并且政府不可能无限期累积债务，这样做，总有一天会破产，就像亚当·斯密于1776年所说的：

当公债增大到某种程度时，公公道道完全偿还了的实例，我相信几乎没有。国家收入上的负担，如果说是曾经全然解除过，那就老是由倒账解除的，有时是明言的倒账，常常是假偿还，但没有一次不是实际的倒账。

但是当政府开始偿还其因公共工程累积的债务时，征收的税收必定大于财政支出。因此，以后它毁掉的工作机会，一定比它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过重的税负不仅会削弱购买力，而且会打击或者毁掉生产积极性，从而减低国家的总财富和总收入。

避开这种后果的惟一方法，是假设大权在握的政治人物，只在经济萧条或“通货紧缩”期间才花钱，并在经济欣欣向荣或“通货膨胀”期间赶紧把钱还清。这只是极力倡导政府支出的人自欺欺人的妄想。大权在握的政治人物，从来不这么做。考虑到这种运作的政治压力，考虑到经济预测如此难以捉摸，政府不可能这么做。赤字支出一旦启动，就会产生强大的既得利益，这种利益会促使赤字支出一直实施，而不会顾及由此造成何种负面影响。

如果政府不打算偿还累积的债务，而借助通货膨胀来应对，其结果就是我们前面所叙述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只获得而不付出。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一种税收形式，而且可能是最邪恶的形式，支付能力最低的人，负担通常最沉重。假设通货膨胀对每个人和每样东西的影响均等（我们知道这绝不可能），那就相当于对所有的商品征收单一税率的销售税，对面包、牛奶、钻石、皮衣征收的税率相同。或者，它也可以被看作对每个人的收入征收单一税率的税，没有人能够例外。它不仅对每个人的支出征税，而且对他的存款和人寿保险也征税，也就是是单一税率的资本税，穷人缴纳的税率，和富人一样高，没有人能够例外。

但是情况可能更糟。我们知道，通货膨胀对每个人的影响并不是均等的。有些人的苦难比其他人更深重。通货膨胀本身是一种不公平的过程，穷人所承担的税负通常比富人重，因为穷人的财力不比富人，无法通过投机购买实质资产来保护自己。通货膨胀这种税，不是税务稽征机关所能控制的。它无孔不入。它可以任意施加税率，谁也无法事先确定。我们知道今天的税率是多少，却无法知道明天会是多少；等到明天，又不知道后天将是多少。

和所有税收的影响一样，通货膨胀这种税收也决定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服从的经济政策。它不鼓励谨慎节俭的行为，而鼓励各种挥霍、赌博及其他不计后果的浪费行为。它往往使投机比生产更有利可图。它扯裂了稳定的经济关系。它那无处说理的不公，驱使大家乱来，各自为政。它促使人们要求施行集权控制，最后的下场，必定是幻境的破灭和经济崩溃，国家和民众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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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抨击储蓄

先哲早已告诉我们，储蓄是一种美德，挥霍浪费可耻。这个古老的智慧，反映了我们共同的道德判断，以及未雨绸缪的明智抉择。但是这个世界上总有许多挥霍成性的人，也总有许多理论家，为挥霍行为寻找合理化的借口。

古典经济学家勇于驳斥他们那个时代的种种谬论，他们认为符合个人最佳利益的储蓄政策，也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他们指出，懂得长远打算的理性储蓄者，对整个社会不会有害，反而有益。但当今社会，古老的节俭美德连同古典经济学家的警醒之言受到抨击，许多人搬出反对节俭的新理由，提倡支出的论调蔚然成风。

为了把这个基本的问题尽可能讲清楚，我们再来借用经济学家巴斯夏所举的一个经典例子。假设有两兄弟各继承了一笔财富，每年有50 000美元的收益，但是其中一人挥金如土，另一人谨慎节俭。我们在这里忽略掉所得税、以及两兄弟是否应该去工作赚钱，是否该把大部分钱捐给慈善机构，因为这些问题和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主题无关。

哥哥阿尔文是个挥霍者，他不仅有挥霍的性情，而且有挥霍的信念。他是卡尔?洛贝图斯（Karl Rodbertus）的忠实信徒。在19世纪中叶，洛贝图斯宣称资本家“必须将他们赚来的钱全部用于享受和奢靡”，因为如果他们“决定节省，……商品将积压，部分工人将失业”。阿尔文常出入夜总会；小费出手十分大方；他爱讲排场，养了很多仆从；他有两名私家司机，车子买了一辆又一辆；他畜养一批赛马；他喜欢架游艇出航，去各地观光；他给太太买钻石项链和毛皮大衣；送朋友贵重却派不上用场的礼物。

为了这一切，他只好动用老本。但他义无反顾。如果节省是一种罪恶，不节省当然就是美德；再说这么做，可以补偿吝啬鬼弟弟本杰明由于节省犯下的罪行。

不用说，阿尔文对于男女服务生、餐厅老板、皮货商、珠宝商、各类奢侈品店家来说都是最受欢迎的人。他被视为众人的财神爷。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正是他四处挥洒钞票，人们才有那么多工作可做。

弟弟本杰明的人缘比起哥哥简直相形见拙。他很少光顾珠宝店、皮货店和夜总会，也不会亲昵地直呼侍者领班的名字。与阿尔文年年吃老本不同，本杰明要谨慎得多。他一年的花销在25 000美元左右。在那些目光短浅的人看来，他提供的工作机会显然不到阿尔文的一半，另外25 000美元则丝毫没有派上用场，就跟那笔钱不存在一样。

且慢！让我们来看看本杰明究竟是如何支配那另外25 000美元的。那笔钱，他并没有放在钱袋子、书桌抽屉和保险箱里面。他把钱存到银行，或者拿去投资。如果他是存到商业银行或储蓄银行，银行会借给企业用作周转金，或用于购买证券。换句话说，本杰明的钱用于直接或间接投资。这些钱被用于投资购置或建造生产资料——房屋、写字楼、工厂、轮船、卡车、机器。本杰明投入这些用途的数额与他将钱直接用于消费的数额一样多，都能使钱进入流通、创造就业机会。

总之，现代世界中的“储蓄”，只是支出的另一种形式。两者的差别，通常在于前者把钱交给别人用于扩大生产。就提供就业机会来说，本杰明既“储蓄”又 “支出”带来的效果，与阿尔文单纯支出的效果一样，他们投入流通的资金也一样多。主要区别就在于，阿尔文花钱提供的就业机会，每个人都看得到；而要认清本杰明储蓄的钱所起到的同样的作用，则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

12年后，阿尔文破产了。他不再流连于夜总会和时尚精品店；那些曾奉他为财神爷的人如今谈起他时，嘲笑他是傻蛋一个。他写信向本杰明借钱。本杰明的支出和储蓄比率还是和以前一样，由于投资收益不断增长，通过他的投资创造的就业机会不仅数量更多，并且那些工作待遇更加好、劳动生产率更高。他的资本财富和收入都比以前高。简单来说，他增加了国家的生产能力，阿尔文却没有。

近年来，关于储蓄的谬论层出不穷，不能都借用上面两兄弟的例子来加以驳斥，有必要针对那些谬论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许多谬论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搞混，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犯这种错误的人中不乏知名经济学作者。例如，储蓄一词有时被用来单指蓄藏（hoarding）金钱，有时被用去指投资，甚至用来用去不加区分。

如果仅仅是缺乏理智、莫名其妙地大量蓄藏金钱，在大多数经济状况中都是有害无益的。但是这种蓄藏金钱的情形极为罕见。有些舍不得花钱的情形看上去与之有些类似，但那是理性抉择的结果，与其有着本质区别。例如，经济衰退时期，消费和投资萎缩。消费者买东西都很俭省，部分原因是担心工作不保，想留点钱以备不时之需。也就是说，他们紧缩消费，不是因为吝啬守财，而是对前景担忧，万一真的失去工作，让家里能够###持一段时间的花销。

消费者紧缩消费还有另一个原因。物价可能正在回落，但是消费者预期还会继续降价。如果他们推后再消费，用同样多的钱就能够买到更多的东西。他们不希望拿钱去买正在缩水贬值的商品；他们不急于把手里正在（相对）升值的钱花出去。

同样的预期心理使人么紧缩投资。他们对企业的赢利能力已经失去信心。再者，他们愿意再等几个月，届时或许可以买到更便宜的股票或债券。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持有可能贬值的商品，也可以说他们想要持有可能升值的货币。

同样，把这种紧缩消费与紧缩投资的行为归入到“储蓄”名下，也是不对的。它的动机与一般的储蓄有所不同。将这种“储蓄”说成是经济萧条的起因，更是大错特错。恰恰相反，它是经济萧条的后果。

这种紧缩支出行为确实可能加深和延长经济萧条。有些时候，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反复无常，企业不知道政府政策下一步又变成什么样子，企业对未来做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于是，企业和个人不愿冒险将利润进行再投资，他们的银行存款余额因此越积越高。他们宁可保有更多的准备金，以防万一。蓄藏现金的这种行为，看起来像是经济不景气的起因；但是真正的起因，是政府政策不稳定所制造出前景不明的经营环境。企业和个人保有更多的现金，只是从那种不明确状况产生的一连串结果的一个环节而已。把经济不景气怪罪到“过度储蓄”上，就像苹果价格下跌，不去怪苹果丰收，却怪人们不肯出更高的价格买苹果一样。

一旦有人存心要贬低某种做法或机制的时候，任何帮腔的言论，不论多么不合逻辑，他么都会为之叫好。有人帮腔说，各种消费品工业，是预期有某种需求存在而建立起来的，如果人们只知道把钱存起来，这种预期就会落空，并且引发经济萧条。我们已经知道这种说法的谬误所在——它忘了人们存起来的这部分钱，被银行直接或间接投在了其他具有有效需求的生产资料上面，这种“储蓄”（节约）并不一定意味着总支出的缩减。他们惟一说对的一点是：突然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如果消费者的需求，突然之间从某种消费品转移到另一种，同样会引发经济动荡。要是以前的储蓄者，需求突然从生产资料转为生活资料，会引发更大的震荡。

反对储蓄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把钱存起来不用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他们嘲讽19世纪人们被反复灌输着储蓄的观念，说结果是，蛋糕越做越大，却没人去吃。这样的想法显得幼稚无知。戳穿这种不实之说的最好办法，是用贴近现实的假设，把实际发生的事情呈现出来。

假设有一个国家，每年的储蓄占总生产的20%左右。这个数字已远远超过美国历年来的净储蓄记录，我们取个偏大的整数，一来便于计算，二来好让那些指责“储蓄过度”的人服气。

由于每年的储蓄和投资，这个国家的总生产年年增加。（为了单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忽略影响增长不均衡的所有因素。）假设生产每年增加2.5个百分点（为了简化计算，我们用百分点，不用百分率）。我们选用11年期样本，并用指数的形式来表现经济增长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年　　　　总生产　　生活资料生产　　生产资料生产

第1年　　　100　　　　80　　　　　　　20

第2年　　　102.5　　　82　　　　　　　20.5

第3年　　　105　　　　84　　　　　　　21

第4年　　　107.5　　　86　　　　　　　21.5

第5年　　　110　　　　88　　　　　　　22

第6年　　　112.5　　　90　　　　　　　22.5

第7年　　　115　　　　92　　　　　　　23

第8年　　　117.5　　　94　　　　　　　23.5

第9年　　　120　　　　96　　　　　　　24

第10年　　 122.5　　　98　　　　　　　24.5

第11年　　 125　　　　100　　　　　　 25

首先请注意，每年总生产的增长是由于储蓄所引起的，没有储蓄就没有总生产的增长。（你也可以想象，不花什么钱，单靠改良和新发明去提高生产力的情况，但是这方面的增幅非常小；真要靠新工艺新设备，还得要有足够的投资才行。）这种储蓄年复一年被用于增加现有机器的数量和改进其品质，从而提高全国的产品产量。“蛋糕”确实会越做越大（这一点正是有人站出来反对储蓄的理由）；每一年做出来的蛋糕，的确不会全部吃掉。但是这里面并没有违背理性或者频繁的自我克制。其实，每年吃掉的蛋糕越来越大块；到了第11年底，该年单单消费者吃掉的蛋糕，就等于第一年消费者吃掉的蛋糕和生产者吃掉的蛋糕的总合。此外，用来生产产品的资本设备，也比第一年多25%。

让我们看看其他方面。每年有20%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并没有扰乱消费品工业的运行。如果它们在第一年生产的产品只卖出80个点（假设未获满足的需求并未使价格上涨），它们在拟定第二年生产计划的时候，当然不会笨到假设能够卖出100个点。换句话说，消费品工业已经习惯假设过去的储蓄率会持续下去。只有储蓄出于预料突然大增，才会扰乱它们的运行，使它们的产品卖不出去。

我们已经谈过，储蓄突然大减，就会扰乱生产资料工业的运行。要是存在银行的钱，全部被取出来购买消费品，就业不会增加，只会使消费品的价格升高，使生产资料的价格下跌。其总体影响首先会迫使就业发生移转，短期内会使生产资料工业相关行业的就业缩减。长期的影响将是使整个社会的生产低于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

对储蓄的抨击还不止这些。他们首先对“储蓄”和“投资”进行正确区分，但当他们进行分析时，却好像二者是独立的变数，进而认为它们彼此相等是纯属偶然。这些经济作者勾勒出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一方面，储蓄者会自动、无缘无故、愚蠢地闷头存钱；另一方面，有限的“投资机会”没办法吸纳这些储蓄。结果呢？是经济迟滞不前。他们宣称，惟一的解决方法，是由政府出面征用这些愚蠢和有害的储蓄，投资到公共工程上，哪怕拿去搞些作用不大的面子工程，总之要将钱花掉以扩大就业。

以上观点及其“解决方案”包含太多的错误，这里我们只能选其主要错误加以指正。储蓄大于投资的部分，只相当于被真正蓄藏的现金。但在当今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极少人会把硬币和钞票藏在袜子里面或床垫底下。就算这种可能性极小事情真的发生，它也已经反映在企业的生产计划和价格水平上。它甚至不具备累积性效果——行为古怪的隐居者生前蓄藏的现金被人找到，拿出来花光用光；总体上看，被耗用掉的旧蓄藏甚至可以多过被人蓄藏的新现金。事实上，这方面的总金额对企业活动影响可说微不足道。

我们已经知道，把钱放在储蓄银行或商业银行里，银行会急着把钱借出去或者拿去投资。因为资金闲置会让银行牺牲利息收入。惟有当人们担心产品的价格下跌、当银行担心投资风险太大时，人们才会增加持有现金，银行宁可牺牲利息而让资金闲置。但这种迹象表明经济衰退已经显现，才造成蓄藏现金的行为，而不是蓄藏现金的行为引发经济衰退。

忽略这种微不足道的现金蓄藏（即使是这种例外情形，也可以视为直接“投资”于金钱本身），储蓄和投资会趋于彼此均衡，就像任何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会趋于均衡那样。我们可以认为储蓄和投资分别构成了新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其他任何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在价格的作用下会达成均衡，资本的供应和需求也一样，在利率的作用下会达成均衡。利率只是资本借贷价格的特殊名称，它与其他价格没有两样。

利率这个主题，在近年来被复杂的诡辩、被糟烂的政府政策搞得令人困惑，让人觉得人们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常识和清醒的头脑。人们病态地害怕利率“过高 ”。人们认为如果利率太高，产业界借钱来投资新厂房和机器，会赚不到钱。这种观点极具影响力，近几十年来各国政府都以人为的力量，实施“廉价资金”政策。但是相关的论调只注意了提高资本需求，却忽视这些政策对资本供给的影响。只看政策对某个群体的影响，忘掉另一个群体所受到的影响，这样的谬论，又多了一个实例。

如果相对于风险，利率被刻意压得太低，储蓄和借贷都会减少。廉价资金政策的支持者认为，不管利率是高是低，储蓄都会自动进行，因为人们钱多了也只有存进银行。但他们并没有说清楚，何种收入水平的人才会不管利率高低，不管自己直接借钱给别人的风险高低，而总是往银行里存一个固定的最低金额。

尽管富豪的储蓄额受利率的影响要比一般富裕的人小得多，但事实上每个人的储蓄额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我们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有人声称，实质储蓄额不会因为利率大幅下降而减少。这就好比是在说，糖的总产量，不会因为价格大幅下跌而减少，理由是高效率、低成本的生产者会继续生产。这种观点忽略了边际储蓄者，甚至忽略了绝大部分的储蓄者。

将利率人为压低所造成的影响，其实与把商品价格压低到自然市场水平以下所产生的影响相同：需求会增加，供应会减少。压低利率会导致资本的需求增加，而实质资本的供给减少。它会造成经济扭曲。人为压低利率，的确会鼓励借款增加。实际上则是鼓励那些不降低利率就不能生存的高度投机性项目。从供给面来说，人为压低利率，会抑制正常的节约、储蓄和投资行为。它会减低资本的累积、减缓生产能力的提高、减缓“经济的增长”以及减息政策热切想要促进的“进步”。

要想人为压低资金利率，只有靠持续不断注入新资金、不断扩张银行信贷，以替代实质储蓄。这会制造资本供给增加的假象（或者说掩盖了实质资本供给减少的真相），就像多掺点水，会让人觉得牛奶增多一样。但这是一种追求持续通货膨胀的政策。这个过程带来的危险，显然具有累积的效果。通货膨胀一旦被遏制，或者只要通货膨胀暂停，甚至膨胀速度放慢，资金利率就会上涨，危机也会爆发。

有一点需要指出，新注入的货币或银行信贷，虽然能在开始带来短期的利率降低，但持续注水最终将使利率上升。因为注水会让货币贬值，导致货币的购买力下降。放贷者开始意识到，今天借出去的钱，等到一年后还回来时，能买到的东西会减少。为了弥补这种预期货币购买力的损失，他们会在正常贷款利率上再加上一笔溢价。这个溢价可以很高，它取决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高低。由于这个原因，1976年英国国库券的年利率上升到14%；1977年意大利政府公债的殖利率高达16%；1974年智利中央银行的重点贴现率激升到75%。总之，廉价资金政策所造成的经济动荡，远比那些补救性或防止性的政策剧烈。

如果没有通货膨胀性政府政策去干扰资金利率，那么不断增加的储蓄也会为自己找出路，通过利率的降低来提高需求。也就是说，更多的储蓄供给要寻求投资机会，就会迫使储蓄者接受较低的利率。较低的利率同时意味着更多的企业能负担贷款利息。因为，贷款购置新机器或厂房带来的的预期利润，更有可能超过必须支付的贷款利息。

我们现在来谈和储蓄有关的最后一个谬论。经常有人认为，能够被吸纳的新资本数量，有一定的上限，或甚至已经达到了资本扩张的上限。这样的观点从孤陋寡闻的人嘴里说出来还可以想象，连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也持有相同的见解，简直令人匪夷所思。现代社会几乎全部的财富，也就是17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是由它累积的资本构成的。

这种资本一部分是由许多称之为耐用消费品的东西组成，例如汽车、冰箱、家具、中学、大学、教堂、图书馆、医院，以及所有私人住宅。世界历史上，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充足过。就算住宅的数量够多，可以改善和想要改善的居住品质却是无限的，也就是兴建更好的房屋，永远没有上限。

这种资本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可以称之为资本本体（capital proper），它由生产工具组成，包括最原始的斧头、刀、犁，到最精密的机床、最大的发电机或粒子回旋加速器，或者设备最先进的工厂。在这方面，可以扩增和想要扩增的数量，尤其是品质，也同样没有上限。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过剩”的资本，除非最落后国家的技术装备赶上最先进国家；除非美国效率最差的工厂赶上设备最新、最好的工厂；除非最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已经达到人类智力的极限，再也无法改进。只要这些尚未实现，就有对资本的无限需求。

如何“吸纳”新增资本呢？如何实现其“偿付”呢？如果能将资本储蓄起来，它会自行吸纳和自行偿付。生产者会投资于新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购买更好、更精巧的新工具），因为这些工具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这些工具做得出纯靠手工根本做不出来的产品（包括我们身边的大部分用品，例如书籍、打字机、汽车、火车机车、吊桥）；或者，这些工具能够大幅提高产量；或者（换种方式来说），这些工具能够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而且，就像单位生产成本可以降低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极限（除非每样东西都是零成本生产），可以吸纳的新资本数量，也没有极限。

由于新增资本使得单位生产成本稳定下降，这样一来：它可以减低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成本，还可以提高使用新设备的劳工领得的工资，因为新设备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因此，新机器对直接使用它们的人，以及广大的消费者，都有好处。对消费者来说，同样的钱，能买到更多、更好的产品。或者说这些东西提高了他们的实质收入。对使用新机器的劳工来说，除了货币工资增加，实质工资也增加了。汽车业是个典型的例子。美国的汽车工业的工资是全世界同行中最高的，甚至在美国的各行各业中也排在工薪族之最。例如（大约1960年以前）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仍能以比世界其他各国更低的价格出售其产品，因为其单位成本更低。其秘诀在于美国生产汽车时，每位劳工和每辆汽车所使用的资本量比其他国家都大。

不过，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到达这个过程的极限，也有人认为，即使还没到达极限，但这样继续储蓄和增加资本存量也是愚蠢的。

通过我们的分析，不难辨别那种做法才是愚蠢的。

（近年来美国的确失去了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但原因出在美国政府本身的反资本主义政策，而不是因为“经济已经达到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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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课后温习

经济学这门科学，如我们一再看到的那样，不仅是一门认识次要影响的科学，同时还是一门认识普遍影响的科学。这门科学用于追踪经济政策提案或现行政策的影响时，不仅观察其对若干特殊利益集团的短期影响，也要考察其对整个社会利益的长期影响。

这个教训，正是本书所特别关注的。在本书开头，我们开宗明义，提纲挈领地点明了这一课的主旨；接下来，我们又用大量跟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例，从不同经济生活领域去阐明了这一课的实质。

就在运用实例对核心教训进行阐述论证的过程中，我们也领会到了其他更为普遍的教训。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相信有助于大家更清晰地把握这一课。

既然将经济学视为追踪各种后果的学科，经济学就必须像逻辑学、数学等学科，是认识必然结果的科学。

我们用个简单的代数方程来说明这一点。假设x=5，且x+y=12。这个方程“解”是y=7。这个结果十分精确，是因为我们通过正确的计算得出的，这个未知数等于7。计算方法虽然不是直接的答案，但它却必然蕴含最终答案。

这条简单的方程所包含的这个道理，对于最复杂、最深奥的数学方程来说是同一个道理：答案已经蕴含于问题的陈述之中。我们只需要去把它“算出来”。不过，有的结果确实出乎人们的预料，以至于人们觉得自己可能是发现了新事物——那种兴奋震撼，就像“天文观测者猛然发现一颗新星闯进他的视野”。当自己的答案得到了理论上的验证，或者从实践结果中得到了验证，人人都会有那种发现的感觉。虽然答案早已蕴含在问题的陈述里面，但并不总是一目了然。数学提醒我们：必然蕴含的答案，不见得是显而易见的答案。

这些科学道理对于经济学来说同样适用。在这方面，经济学也可以拿工程来比喻。工程师处理问题的时候，必须先确定对那个问题有影响的所有事实。如果他要设计一座桥梁来连接两个点，就必须先知道这两个点之间的确切距离、两点附近确实的地形特性、桥梁所要承受的最大载荷、建桥用的钢材或其他材料的抗张和压缩强度、它可能承受的各种应力。这些参数方面的实际研究已经由其他人完成了。他的前辈们早已用很精确的数学方程计算出他所使用的材料的各类强度和应力。直接使用这些参数资料，他就能确定索塔、斜拉索、主梁的必要直径、形状、数量和结构。

经济学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必须用同样的方法搞清这个问题所涉及的的基本事实，以及从这些事实中得到的有效推导。这些经济学推导跟事实同等重要。我们可以引用桑塔雅纳的逻辑论（用数学也一样可以说得很好）来说：推导是“探索真理的过程”，因此，“当已知逻辑体系的一段推导用于描述某项事实，整个逻辑体系就会焕发出光芒，把未发现的事实照亮”。

如今，很少有人能够认清他们不断提出的经济主张所包含的确切含义。当他们说，拯救经济的方式就是增加信贷，就等于是说，加重债务就能拯救经济。二者是同一事物，从不同侧面去看，便有了含义不同的名称。当他们说，繁荣之道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等于是说，让城市劳工购买的食物价格变贵就能迈向繁荣。当他们说，增加国家财富的方法是政府提供补贴，就等于是说，加重税负就能增进国家的财富。当他们主张以增加出口为主要目标的时候，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应该相应制定一个扩大进口的目标。当他们说，任何情况下，刺激经济复苏的方法是提高工资率，就等于拐弯抹角表示，只有提高生产成本才能促使经济复苏。

以上只是点出那些主张都有它的另一面，这好比一枚硬币都有两个面；同样的主张，换种说法就会缺少吸引力。当然，这不一定表示，那些主张在所有的情况下都站不住脚。有些时候，借来的资金可以产生很大的收益，加重债务也许算不得什么；有些时候，为达到军事目的，政府必须采用补贴的方式；有些时候，某个行业负担得起生产成本的上升。不过，不管是哪一种状况，我们都务必要同时考虑硬币的两面，去探讨经济政策提案所蕴含的的所有结果。可惜很少人会这么做。

我们在分析实例中领会到另一个教训是常识的重要性。在书中我们反复说，研究各项提案的影响时，不仅要观察短期内特殊群体所受的影响，也要考察长期内所有的群体受到的影响。但我们发现，这个结论往往只用普通常识就能推论而得到。即便一个不懂经济学的人，只要他稍微看远一点，他肯定不会觉得：橱窗被砸破、城市毁于战火是件好事；兴建不必要的公共工程，一点都不浪费；政府裁撤冗员让闲人重回劳动市场非常危险；添置机器会令人不寒而栗，即便机器增进财富创造、能让工作更省力；对自由生产和自由消费设置障碍，可以提高财富；迫使其他国家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购买我们的产品，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富裕；储蓄是既愚蠢又邪恶的行为，挥霍享用才能带来繁荣。

亚当·斯密用极其普通的常识，回应当时的诡辩家说：“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很少会是错的。”但很少有人在处理复杂的状况时意识到这句话。即使他们得出来的结论非常荒唐，他们也不会重新检查自己的推导过程。哲学家培根说：“浅薄的哲学会使人的思想倒向无神论，但是，深刻的哲学思考将人的思想带回宗教。”依读者本身的信仰而定，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这句箴言。不过，下面这句话却千真万确：浅薄的经济学会使人的思想倒向荒谬的结论，但是，深刻的经济学思考将人的思想带回常识。所谓深刻的经济学思考，是指去考察一项政策产生的所有影响，而不是只关注那些显眼的事情。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又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他就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的“被遗忘的人”（Forgotten Man）。读者也许还记得萨姆纳1883年所写的文章：

当A觉察到，那种做法是错误的，害得X因此遭受苦难，于是立即和B谈这件事，两人接着提议立法，矫正那种错误的做法，以此来帮助X。他们通过的法律，总是规定C应该为X做什么事，更好的情况则是A、B和C应该为X做什么事……我想做的事，是探访一下C……我称他为“被遗忘的人”……他是从来不被考虑的人。他是被改革者、社会投机者和慈善家所牺牲的人。我希望将他的特征和加在他身上的各种负担展示给你们，以得到你们的注意。

“被遗忘的人” 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再度被人提起时，不是指C，而是指X，真可说是历史的反讽。至于C，则是被要求支持更多的X，和以前比起来，更是彻底遭人遗忘。就是这个C，这个被遗忘的人，还得经常响应政治号召去献爱心。

本书相当关心的核心谬论，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系统性地出现的，如果我们现在就此打住，那么这堂课的研究就不算完成。事实上，这种系统性谬论是劳动分工所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社会化劳动分工出现以前，原始人的一切工作都只为自己或家人而做。他消费的东西，完全是他自己生产出来的。他的产出和他的满足之间，始终存在着直接和立即的关联。

但是当更为细致的社会化分工出现，这种直接和立即的关联就不复存在。我消费的东西，不全是我生产的，我可能只生产其中一样。我用我生产的商品、用我提供的服务所赚来的钱，去购买其他我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我希望我购买的每一样东西，价格越便宜越好，但是我生产的商品、我提供的服务，价格要越高越好。我希望其他所有的东西越丰富越好，但是我的同行和他们的产出要越稀缺越好。常言道，物以稀为贵，若能得遂所愿，我付出的努力就能得到更丰厚的回报。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会限制我自身的努力以减少自己的产出。事实上，跟我生产同样产品、提供同样服务的人是大有人在，我只是行业中普通的一员，而且我们这一行是自由竞争，如果我限制自己的努力和生产，对我自己并没有好处。相反，如果我是一个麦农，我会希望我所种植的小麦产量越高越好。当然，我也希望其他所有麦农的产量越低越好；我希望市面上小麦及其替代品供给稀缺，我的收成就能卖到最好的价钱。

上述这种自利动机对小麦的总产量一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事实上，只要存在竞争，每位生产者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尽可能多的农作物。这样，靠自利动机的力量（不管是好是坏，它比利他动机更持久且更具威力）就能使产出最大化。

但是，如果所有麦农以及小麦替代品的所有生产者，能够联合起来消除竞争，而且政府允许或鼓励这种做法，形势就会发生逆转。麦农就会去说服本国政府（最好是说服相关国际组织），强迫所有的麦农等比例缩减小麦的种植面积。这样就会让小麦供不应求，进而抬高小麦价格；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涨幅，很可能大于产量的降幅，麦农整体上就会因此受益。他们会赚到更多的钱，也就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其他人的状况都会因此变差（假使其他条件不变），因为其他人都必须拿出更多自己生产的东西，来换取更少的小麦。很清楚，小麦减产的数量，就是整个国家财富减少的数量，国家因此变得比较贫穷。但那些只将目光放在麦农身上的人，看得到麦农因此获得的利益，却没看到其他所有人因此遭受的损失。

这个道理，适用于其他每一种行业。如果因为气候反常，柑橘的收成突然大增，所有的消费者都会受益。柑橘增产多少，整个世界的富有程度就增加多少。但是，柑橘会卖不起价钱，这会使全体柑农比以前贫穷，除非大量的柑橘卖得出去，销量增加足以弥补降价的损失。当然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柑橘收成反而不如常年，我一定会因为普遍性丰收导致的低价而蒙受损失。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供给发生变化的情形，同样适用于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形。不仅新发明或新发现会给各方造成利弊不同的影响，消费者品味改变同样会给各方造成利弊不同的影响。新型棉花采摘机，虽然可以降低每个人购买棉质内衣和衬衫的成本，并且提高整体的财富，但是受雇的棉花采摘工人数量会减少。新型纺织机器可以用更快的速度织出更好的衣料，但许多老式纺织机器却会因此遭淘汰，尚未收回本钱的淘汰机器，其部分投资将就此损失，其所有者当然变得比较贫穷。进一步开发核能发电，可以造福全人类，但煤矿和油井的业主却会因此不堪设想。

没有一种技术改进不会伤害某个人，同样的道理，大众的品味变得高雅、社会风气得到净化，没有哪种好的进步不会伤害某个人。若更多人倾向于审慎节制，成千上万调酒师将因此失业。若赌风日衰，在赌场和赛马场营生的人就只好另谋职业。若男人更懂得洁身自爱，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就会陷入绝境。

但是民风突然改善，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以迎合人们低级趣味为职业的人。那些毕生致力改善社会风气的人，受到的伤害更大。牧师面前做忏悔的人会减少。社会改革家会找不到责任之所在。人们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减弱了，他们能为社会做的贡献也减弱了。如果没有人犯罪，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律师、法官、消防队员，也不需要监狱看守和锁匠，甚至可以不要警察（交通警察除外）。

简单地说，在分工体系之下，我们很难想象，当一个人的需要获得更大的满足时，不会伤害满足那份需要的人。为此投资的人、为此苦练技能的人，至少会遭受暂时性的伤害。如果各个经济领域都是非常均衡的共同增长，那就不存在特殊群体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利益对抗，就算有，也不会构成任何严重问题。如果同一年全球的小麦收成同步增加，我的小麦收成也同比例增加，与此同时，柑橘和其他所有农作物的收成同时增加，所有工业产品的产出也增加，单位生产成本相对下降，那么我这位麦农不会因为小麦产量增加而受到伤害。虽然，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可能下跌，我的产量增加也没能完全弥补总收入的减少，但是，如果其他每个人的供应量增加，我也能用更便宜的价格卖到他们的产品，算下来大家扯平，那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其他每一样东西的价格跌幅，和我的小麦价格跌幅完全相同，我的富裕程度会和我收成增加的幅度同比例上升；其他每个人的富裕程度，也会和所有产品与服务供给增加的幅度同比例上升。

这种齐头并进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未发生过，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增长只可能是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步调增长，甚至此消彼长。如果我生产的那种商品，其供应量突然大增，或者如果新发明或新发现，使得我生产的那种商品不再有人需要，这些使整个世界获益的好事情，对我和我的同行们来讲，都是一个悲剧。

人们的注意力，总爱集中在最显眼的地方，即使公正无私的观察者也不例外。大家往往不会去注意供给增加或新发现所带来那些分散各处的利益，而会去关注少数人因此遭受的损失。每个人都在享用更多价廉物美的咖啡，这个事实没有人注意；人们看到的，只是咖啡种植者们因为咖啡豆买不起价钱而生活难以维继。新机器以更低的成本，提高鞋子的产量，这个事实没有人注意；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群男女劳工的生计因此没有着落。这些群体的悲惨处境应该被承认，他们应该受到同情地对待，而且我们也应该研究一下，能否利用在这一特殊进程中得到的收益去帮助这些人另谋生计。这绝对是我们该做的事，也是全面了解问题所必须要做的事。

问题的解决方法，绝对不可以是武断地去减少供给量、去阻止进一步的发明或发现，去帮扶处境艰难的人继续从事已经失去价值的工作。然而世界各国，竞相利用开征保护性关税、捣毁机器、烧毁咖啡树、制定各种的限制措施等种种手段，去解决上述问题。这是通过制造匮乏来创造财富的疯狂教条。

不幸的是，这类教条（可以说是人为炮制的物以稀为贵），对于特定的生产者群体而言的确是金科玉律——如果他们能使控制自己生产的商品的供给，他们就会制造出相对匮乏，以保证他们必须购买的其他所有东西相对充裕。但这一教条对整个社会来讲是荒谬的，它绝对不能运用于所有的领域。因为那么做，等于经济自杀。

最后，来高度概括一下我们这一课：当我们专注于某个单一经济群体时，看起来可能是千真万确的许多事情，在转而考虑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每一个人的利益时，却有可能是一串错觉。

看问题时，是看整体，不是看片段。这就是经济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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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三十年后的这堂课

本书第一版是1946年出版的。我现在写这段文字时，一晃已经过了32年。在这三十年间，本书当年所阐述的那些教训，我们学到了多少？

若拿这话问那些政治人物，也就是那些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人，那么他们根本没学到什么。相反，本书反对过的各种经济干预政策，如今远比三十年前更深重、更盛行，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

以尤为突出的通货膨胀政策为例。实施通货膨胀政策，往往是其他经济干预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为了涨价而涨价。今天，通货膨胀已经是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标准象征。

1946年版中阐明了通货膨胀的后果，但是当时的通货膨胀相对温和得多。我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1926年的财政支出不到30亿美元，并且有财政盈余。相比之下，虽然在1946财政年度，支出上升到550亿美元，赤字为160亿美元，但是在1947财政年度，随着战争结束，支出降到350亿美元，还出现了4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但到了1978财政年度，支出飚升到4,510亿美元，财政赤字竟达490亿美元。

这一切都伴随着货币存量的激增——活期存款加上人们手头的现金，从1947年的1,130亿美元直升到1978年8月的3,570亿美元。也就是说，三十年间，流通货币的供应增加了两倍多。

货币增加直接导致物价急剧上涨。消费者物价指数从1946年的58.5飚升到1978年9月的199.3。也就是说，物价同样涨了两倍多。

我们已经知道，促使物价上涨是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的部分原因。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那本书被各种分析和经验彻底推翻也已经有20年，时至今日，一些政治人物仍在继续建议增加赤字支出，以对付和减少失业。极具讽刺的是，过去48年，联邦政府已有41年出现财政赤字，年均赤字高达500亿美元，程度如此严重，那些政治人物仍旧不断提出这种建议。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府官员根本不满足于自身采取这种灾难性的政策，竟然敦促别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实施美国那些“扩张性”的政策。就像伊索寓言里的狐狸，自己丢了尾巴之后，偏要敦促其他所有的狐狸也都把尾巴割掉。

抱持凯恩斯神话的一个最坏结果是，不仅促使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而且用系统的手段，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失业的真正成因上转移开，让人看不到工会要求的工资率过高、实施最低工资法、过度实施失业保险，以及救济金支付过分慷慨对失业的真正影响。

虽然通货膨胀有一部分是故意制造的，但今天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政府诸多经济干预的后果。政府制定各种干预政策，从张三那里征敛钱财，转而花在李四身上，最终形成“重分配型国家”（Redistributive State）。

若整个过程采用单一措施，那么这个过程会比较容易追踪，其破坏性也比较容易揭示，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在国会颇受重视的保证年收入提案。该提案建议对所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征税，用于救济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而不管那些人愿意工作与否。如此明目张胆打击生产、包养懒汉的提案简直空前绝后，这只会让每个人都变穷。

当然，政府并不会采用某种单一措施，而会采用大量局部的、有选择性的重分配措施。这些措施可能绕开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群体，转而向其他群体提供各种福利、补贴和其他优待。这些措施，常见的有：社保、医保、医疗补助、失业保险、食品券、退伍军人福利、农业补贴、住房补助、租金补贴、学校午餐、公共工程“ 制造的工作”、家庭扶养子女的补助，以及针对老人、盲人、残障人士等实施的各种直接救助。联邦政府估计，单单最后这类人，联邦财政救助对象超过400万，这还不包括接受各州、市财政救助的人数。

有位作者最近对至少44种福利计划进行了统计。1976年，政府在这些计划上的总支出高达1,870亿美元。把这些计划合起来看，1971年到 1976年，年均增长率为25%，是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2.5倍。1979年的支出金额预计超过2,500亿美元。这些福利支出急剧增长促成了“国家福利产业”的发展，现在有500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和私营部门的劳工，参与配发福利和服务给5 000万名受益人。

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实施了类似的组合福利计划——有时整合化程度比较高，追踪其危害性比较容易。无论如何，为了实施那些福利计划，各国只有征收越来越重的税。

我们只需以英国为例来进行说明。英国政府对个人从工作中得到的收入（称为“劳动”所得）征收的所得税，税率最高达83%；从投资中得到的收入（称为 “非劳动”所得）征收的所得税，税率最高达98%。不用说，如此高的税率，直接打击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最终严重抑制生产和就业。对业主杀鸡取卵，必定致使就业受到抑制。对投资釜底抽薪，令人们不愿投资效率更高的新机器设备，必定致使工资水平低下。然而越来越多这样的政策正被各国政府采用。

但是，严苛的税赋并没有带来足够的财政收入，去满足重分配型政府诸多开支、以及诸多计划中的开支。结果是世界各国的政府都陷入长期的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并越陷越深。

过去三十多年来，纽约花旗银行对10年期通货膨胀率进行了记录。其计算是基于各国政府本身发表的生活费用估计值。在其1977年10月的经济通信中，公布了对50个国家通货膨胀的调查结果。该调查显示，截止1976年的最近十年内，表现最好的西德马克，购买力损失35%；瑞士法郎损失40%，美元损失43%，法国法郎损失50%，日元损失57%，瑞典克朗损失47%，意大利里拉损失56%，英镑损失61%。至于拉美国家的购买力，巴西克鲁赛罗（cruzeiro）损失89%，乌拉圭、智利、阿根廷比索损失99%以上。

这个数字其实还算是温和的，我们来看看最近一两年世界各国货币贬值的速度。1977年，美元贬值6%，法国法郎8.6%，日元9.1%，瑞典克朗 9.5%，英镑14.5%，意大利里拉15.7%，西班牙比索17.5%。至于拉美国家，巴西货币单位1977年贬值30.8%，乌拉圭35.5%，智利 53.9%，阿根廷65.7%。

请读者们想象一下货币大幅贬值所造成的国家经济混乱局面，以及千百万居民所承受的生活困难。

前面说过，通货膨胀本身是人们生活困苦的原因，可是它又主要是政府进行经济干预政策的后果。这些干预行动无意间说明并凸显了本书的基本教训。因为这些政策的实施都是建立在可以给某些特殊群体带来即期利益的假定上。实施干预的人，未能对政策的次要影响进行考虑，也就是没有考虑到它们对所有群体产生的长期影响。

总之，那些政治人物对这本书三十多年前就给出的教训似乎什么都没学到。

如果我们来逐章审视，我们就会发现第一版所反对的各类政府干预形式，无一例外不是正在被各国顽固采用。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用公共工程来解决政策性失业问题。它们变本加厉地增加税负，推行信用扩张。大多数政府仍以“充分就业”为基本目标。它们继续实行进口配额和保护性关税。它们设法通过让货币贬值来达到出口增加。农民仍旧享有“平准价格”。 它们仍在帮扶那些无利可图的行业。政府仍然努力“稳定”特定商品的价格。

是通货膨胀政策在推高商品价格，而各国政府却继续将物价上涨的原因，怪罪到私人生产者、消费者、“奸商”头上。对于石油、天然气等最需要发展激励的行业，政府却通过设定最高限价，或者采取管制或监控其总体价格水平和工资，最终挫伤新油田、新气田开采的积极性。在凋敝的城区住宅面前，政府仍继续实施租金管制。在已经造成的长期失业面前，政府不仅保留最低工资法，而且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它们不断通过制定各种法律，给工会以各种特权和豁免权的支持；硬性要求劳工加入工会；容忍大规模的###纠察和其他形式的胁迫；强迫雇主和这些工会“服从集体谈判”，以此让雇主对工会的要求做相应的让步。所以这些措施的意图都是为了“帮助劳工”，但结果却是又一次制造和拖延了失业，同时还减少了总体工资支付，使劳工工资达不到应有的水平。

大多数政治人物仍在忽视利润的必要性。过高地估计业界的平均利润或总体净利润。谴责任何企业拥有超额利润，并对它们课以重税，有时甚至不允许出现超额利润。

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其根深蒂固更胜过从前。每当经济不景气，政治人物就认为“消费者支出不足”是主要原因。于是，它们一方面鼓励消费者增加支出，另一方面制定更多的妨碍性和惩罚性措施去限制储蓄和投资。我们说过，当今各国政府的主要做法，是制造或加速通货膨胀。结果是，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是金属本位的货币政策了，几乎每个国家都通过印制长期贬值的纸币来讹诈它们的人民。

最后，让我们看看最近的一种趋势。政府一旦推行带有“社会”二字的计划，就会完全失控，不仅在美国是如此，在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对于政府干预，我们已经看了个大概，现在让我们来细看一个当今尤为突出的例子——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最早的联邦社会保障法案是1935年通过的。这个法案背后的理论是：大部分社会救济问题，在于人们有工作收入时没把钱存下来，到上了年纪才发现自己没有积蓄安度晚年。立法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如果劳工被强制性地给自己保险，同时雇主也被强制性地为劳工负担一半的保费，这样一来，等劳工在65岁或更高年龄退休时，他们就会有足够的退休金安度晚年。社会保障基于严格的精算原则，被设计成完全自偿性保险。设立的社保基金足以应对将来的理赔申请和到期的社保支领。

但是实际的运作从来都没有依照这种设计执行过。社保基金只是账面数字。社保金收缴上来之后就被政府挪作它用，或者拿去发社保。自1975年以来，当期的社保发放金额已经超过这套制度的社保金缴入金额。

这很自然地产生了每届国会都要寻求增加社保名目的局面，例如增加社保支付、扩大社保覆盖面、增加新形式的“社会保障”。就像在1965年加进医保计划之后不久，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过去七次大选之年，社保名目每次都有增加。”

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和持续，社保支付完全不是按精算比例增加，而比预想的要多得多。典型的政治手法是现在支付，将来买单。不过将来总会到来；国会每过几年就要再次提高劳工和雇主缴纳的社保金。

除了社保金提留比率不断增加，纳入社保缴纳基数的薪金也在不断增加。最早的1935年社保法案中，规定薪金收入的前3,000美元作为社保缴纳基数，并且提留比率很低。1965年规定薪金收入的前6,600美元作为社保缴纳基数，提留比率4.4%（雇主和员工都必须缴纳），到1977年基数激增为前16,500美元，提留比率11.7%。（从1960年到1977年，年度总社保入账增加了572%，按复利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2%。来年计划中的涨幅比这更高。）

1977年起，官方估计的社保福利制度无资金准备的负债高达4.1万亿美元。

现在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社保制度真的是一套保险计划，或只是一套挖东墙补西墙的复杂救济制度。绝大多数领社保的人，都认为领到的社保金是他们自己“ 赚来的”，是自己“出了钱的”，所以领得心安理得。可是，还没有哪家私人保险公司，有能力从实际收取的“保费”，支付现有规模的社保金。1978年初，低收入劳工退休的时候，每月领取的社保相当于工作收入的60%左右。中等收入劳工领取的社保约为原来收入的45%。薪资特别高的人领取的社保约为原来收入的 5%到10%之间。如果我们把社保制度看作是一种救济制度，那它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救济制度，因为已经领取最高工资的人，到老又将领到最高的社保金。

不过，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天仍然神圣不可侵犯。如果哪位国会议员胆敢提议取消或削减现在或未来的社保支付，那无异于政治自杀。几乎任何国家级的救济计划、重分配计划、“保险计划”，一旦启动，就会完全失去控制，美国的社保制度正是令人惶惶不安的例证。

简单地说，我们今天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优秀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就怎么做达成了共识。政府为重分配财富和收入所做的种种努力，只会扼杀生产积极性，并导致普遍贫困化。政府真正该做的事，是建立和执行一套法律架构，禁止暴力和欺诈。政府一定不要去干预特定的经济活动。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鼓励并维护自由市场。亚历山大大帝去拜访哲学家第欧根尼，居高临下地问哲人有什么请求，据说第欧根尼答到：“劳驾站开点，不要挡着我晒太阳。 ”每位公民都有权对政府这么要求。

举目阴云蔽日，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总有某些地方，阳光会破云而出。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政府若不先从纳税人手里拿走些什么，就不可能带给他们任何好处。特定群体享受更多优待，只能是意味着税负加重、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加剧。通货膨胀最后一定会误导生产、扰乱经济。有些政治人物也开始认清这一点，其中有的人甚至清楚明白地把它讲出来。

此外，明显的迹象表明，知识分子的理论风向正在更迭。凯恩斯学派和新政支持者逐渐退场。保守派、自由派和自由市场的其他捍卫者，越来越敢说话，说起话来越发清楚有力。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在年轻一辈中，继承古典经济学衣钵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快速崛起。

真正的出路在于，趁目前的各种措施造成伤害还没有达到不可收拾之前，公共政策干预经济的局面必须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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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与参考书目

想要多读点经济学的人，接下来应该找几本中等篇幅和难度适中的专业著作来看。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哪本书能完全满足这种要求，但是有几本书，加起来效果不错。福斯提诺?波夫（Faustino Ballvé）的《经济学精要》（Essentials of Economics, Irvington-on-Hudson, N.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26页），这本精彩的小册子简要总结了各种经济原则和经济政策。珀西·格里夫斯（Percy L. Greaves）的《探讨美元危机》（Understanding the Dollar Crisis, Belmont, Mass.: Western Islands, 1973；327页），主题类似但篇幅较长。还有，贝蒂纳·格里夫斯（Bettina Bien Greaves）主编的两册的《自由市场经济学》（Free Market Economics,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想要深入了解经济学的读者，如果已经具备了一定理解能力，接下来应该看米塞斯的《人的行为》（Human Action, Chicago: Contemporary Books, 1949, 1966；907页）。这本书的逻辑单一性和经济学的精确度，超越了以前所有的经济学著作。《人的行为》出版13年后，米塞斯的学生罗思巴德（Murray N. Rothbard）写了两册的《人、经济与国家》（Man, Economy, and State, Mission, Kan.: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62；987页）。这本书中有不少新东西，有不少作者透彻的见解；其叙述简单明了；其结构安排在某些方面比米塞斯的巨著更适合作为教科书。

还有些深入浅出探讨特殊经济主题的小册子，包括米塞斯的《规划自由》（Planning for Freedom, South Holland, I11.: Libertarian Press, 1952），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罗思巴德的《为什么我们的钱变薄了？》（What Has Government Done to Our Money?, Santa Ana, Calif,: Rampart College, 1964, 1974；62页）。急于了解通货膨胀的读者，可以读本书作者最近出的《通货膨胀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与这本书观点类似，从当前的意识形态与发展层面进行探讨的经济学著作，有本书作者的《“新经济学”的失败：分析凯恩斯的谬论》（The Failure of the “New Economics”: An Analysis of the Keynesian Fallacies, Arlington House, 1959）；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米塞斯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6, 1969），这本书对集体主义的教条所进行的彻头彻尾的批判是空前的。

读者当然不要错过巴斯夏的《经济诡辩》（Economic Sophisms，1844），尤其是他写的《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对经济学经典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先读现代的经典，再读时间更久远的经典。按第一版的出版日期，我们倒着列一个书单：威克斯第德的《政治经济常识》（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1911）；约翰?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的《财富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1899）；尤金?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的《资本实证论》（The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1888）；卡尔?门格（Karl Menger）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71）；斯坦利?杰文斯（W. Stanley Jevons）的《政治经济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871）；穆勒的《政治经济原理》；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与财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经济学会往无数个方向发展，例如货币与银行、外贸与外汇、税收与公共财政、政府规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工资与劳动关系、利息与资本、农业经济学、租金、价格、利润、市场、竞争与垄断、价值与效用、统计经济学、经济周期、财富与贫困问题、社会保险、房地产、公共事业、数理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与经济史的研究。当然，没有人能彻底通晓所有这些专门领域，除非这个人对基本的经济原理，以及所有经济因素和经济力量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已经有深刻了解。对于大多数读者，可以在读过一般性的经济学、具备一定理解能力之后，便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特殊领域，选择合适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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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ridged    时间: 5-13-2009 06:30
标题: 黑兹利特《一课经济学》(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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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工会真的有办法提高工资吗？

当代最大的错觉之一，是相信工会有办法长期为全体劳工大幅提高实质工资。产生这种错觉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没有认清工资根本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举个例子，“劳工运动”在英国和德国盛行的数十年间，这两个国家的工资依旧远远跟不上美国。

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劳动生产率是工资的根本决定因素，但这个结论常被工会领袖、以及自诩为“自由派”的一大批经济作家所抛在脑后，甚至被拿来当作嘲笑的对象。这个结论并不是建立在那些人所嘲弄的假设上，即：雇主们全都和善慷慨，一看到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就给员工涨工资。这个结论真正所根据的假设却与之大相径庭，这个假设是：雇主总是热切地追求最大利润。如果有员工要求的工资偏低，而其为雇主创造的价值更高，雇主们怎么可能不充分利用这种好事呢？当有雇主了解到别的雇主招揽到一名劳工，每周可替他赚两美元，这位雇主怎么可能去招揽一个每周只替自己赚一美元的劳工呢？只要这种状况存在，雇主们只有竞相出价，才能招募到优秀的劳工，直到劳工工资与劳工的最大经济价值相当为止。

以上所说并不表示工会起不到任何有益的、合理的作用。工会能起到的核心作用，是改善自身领域的工作条件，并且确保工会会员所提供的劳务，能够得到实际市场价。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并不发达，劳工谋职难，雇主用人难。无论劳工方面，还是雇主方面，都无法掌握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一个劳工也许根本不清楚他对雇主提供的劳务的实际市场价是多少。同时，劳工的谈判能力往往相对较弱。一旦判断错误，劳工方面付出代价要远高于雇主方面。如果雇主不慎拒用一个能干人，雇主的损失只不过是那个人过人之处所能创造的那部分利润；毕竟，雇主不愁招聘不到员工。相反，劳工如果自信找份更好的工作并不难，而没有抓住这次的录用机会，这个错误可能令他损失惨重。他除了找份工作其实并无别的谋生手段，他会立即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很快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有可能那段日子连待遇低很多的工作也不好找。他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上拖不起，他要吃饭，他的家人也要靠他吃饭。为避免这些风险，即便雇主开出的工资低于他心目中“实际市场价”，他也可能接受。不过，要是受雇的劳工联合起来去跟雇主谈判，劳工方面的谈判能力就会增强，谈判风险就能降低，例如劳工们针对某类工作，要求订立“标准工资”。

历史经验却证明，在这方面，工会很容易就做过了头。因为劳动法律法规多向劳动者倾斜，甚至单方面强制约束雇主，这就助长工会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实行短视的、反社会的工会政策。一个典型例子是，工会强行要求将其会员的工资标准订得高于他们实际市场价。这样做一定会造成失业。事实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工会必定会采取某种胁迫和强制手段。

其中一种过分的手段，是订立歧视性的工会会员资格。也就是在考虑既有的专长或技能因素之外，设立各种限制条件。例如：对新工人收取很高的入会费；任意设立会员资格；以公开或隐秘的方式进行宗教、种族或性别歧视；对会员人数实行定员；排斥非工会劳工生产的产品，排斥外地的工会生产的产品，双方甚至为此诉诸武力。

###这种手段，是工会采取的最明显的胁迫和强制行为，工会往往为要求涨工资而###。事态有可能是和平###。只要###行动是和平的，便是劳工的合法武器。即便如此，###也应该只作为最后的手段。齐心协力的###，有可能迫使雇主妥协，答应给大家涨工资。因为雇主可能会发现，即便将###者都开掉，以原有的工资标准，再也雇不到同样优秀的劳工。但是，当###行动掺杂胁迫或暴力的手段，###者的主张就难免令人质疑。###者组织大批纠察队员阻止在职员工继续上班工作、阻止雇主招募新员工。我们看到，纠察队员的目标并非针对雇主，而是针对其他的劳工。这些其他劳工恰恰希望得到老员工空缺出来的岗位，并且愿意接受老员工如今拒绝的工资。这个事实证明，可供新员工选择的其他工作机会，都不如老员工拒绝的这份工作好。如果在老员工的强行阻止下，新员工根本无法上岗工作，这些人只有放弃选择对他们最好的工作，转而去选择那些比较差的工作。由此可见，###者们实际上是在霸占某种相对于其他劳工的特权。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不分青红皂白地仇视“###破坏者”就不讲道理。如果###破坏者只是下面所说的这样一群人，人们仇视他们是有道理的。例如，受雇来的专业打手；首先威胁要使用暴力的其他员工；还有那些根本无法胜任工作，被雇主买通的员工，这些人伙同雇主制造营运假象，目的就是要让###者妥协。但如果“###破坏者”只是普通的男女劳工，目的不过是为了求得一分稳定的工作，而且愿意接受原有的工资标准，只要自己能有碗饭吃，他们甚至希望###工人争取到更好的待遇。而现实中，老员工为了继续维持这种优越地位，没有道理好讲，没有青红皂白，只有随时威胁使用暴力。

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情绪经济学”孕育出来的理论很难自圆其说。其中之一是说，劳工普遍“工资待遇偏低”。这就好比是说，在自由市场中，价格普遍长期偏低。另一个奇怪并且顽固的观念是说，一个国家中所有劳动者的利益彼此完全相同，以某种方式调高某个工会的工资，会给所有其他工人带来好处。这种观念不但没有道理，而且颠倒黑白。事实上，如果某个工会强行为会员争取到的工资高于其劳务的实际市场价格，这样做，对当地的其他人、对其他所有的劳工都造成伤害。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种伤害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设计一个极为简化的假想社会。假设这个社会只由六群劳工组成，并且假设它们的起始工资相同，他们的产品的市场价值一开始也相同。

这六群劳工分别是：（1）农场工人；（2）零售商店店员；（3）制衣工人；（4）煤矿矿工；（5）建筑工人；（6）铁路职工。我们暂且不管他们的工资率为什么一定要相等，也不管理想的工资率是多少，我们直接给每一群劳工一个原始的指数，以100为基础。现在，让我们假设每一群劳工都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会，六大工会能够仰仗自身行业的经济生产力、政治权力和战略地位，提出各自的调资要求。假设你争我夺后的调资结果是，农场工人不调资，零售商店店员涨 10%，制衣工人涨20%，煤矿矿工涨30%，建筑工人涨40%，铁路职工涨50%。

根据上面所出的假设，我们可以计算出工资平均上涨了25%。为方便计算，我们再假设各行业的产品价格涨幅与该行业工资增幅相同。（这里假设的数字，仅用来说明基本原理。我们知道存在一些因素，使得价格涨幅不会像我们说的这样，短期内更不可能如此。例如，劳工成本并不代表全部的成本。）

现在的情况是，生活费用平均上涨25%。农场工人的货币工资看似没有下降，从能够买到的东西看，他们的处境变得相当糟糕。零售商店店员的货币工资虽然涨了10%，处境也比调资之前时更糟。制衣工人的货币工资即使涨了20%，生活也无法和以前相比。煤矿矿工的货币工资纵然涨了30%，购买力只是增加了一点点。建筑工人和铁路职工当然有所改善，但其实际获益比表面看上去小得多。

即使这样的简化计算，所依据的假设还有好几点。我们要假设强行涨工资不会带来失业。要这个假设成立，我们还必须假设工资调增的同时，货币供应和银行信用也等量增加。即使如此，扭曲的工资率也不可能不造成行业性失业，特别是在那些工资调增最多的行业中。如果没有采取相应的通货膨胀，强行涨工资会造成普遍性的失业。

若按失业率来计算，工资上涨最多的工会不见得排第一；因为失业会被转移或分散，这个过程与不同类别劳工的相对需求弹性有关，与多种劳工需求的“连动 ”特质有关。我们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失业劳工和受雇劳工平均起来处境就会比以前要糟，这种状况连工资上涨最多的行业也不例外。总体福利的损失，远远高出用数字表示出来的损失，因为失业劳工承受的心理损失，远高于受雇劳工购买力增加一点点而获得的心理补偿。

这种状况也不能靠提供失业救济来解决。若要求受雇劳工来负担救济，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他们的工资都会因此减低。此外，“充足”的救济会制造出失业，我们此前已经知道有几条途径能达成这样的结果。在过去，扶助失业会员是大工会的一项基本功能，所以，它们在要求涨工资时，总是三思而后行，会充分衡量由此可能带来的失业。而在现代失业救济制度下，政府强迫一般纳税人负担工资率过高造成的失业救济支出，工会便失去自我约束的必要，无节制地提出的调资要求。此外，我们说过，“充足”的救济会使一些人根本不想工作，另外一些人努力工作挣来的实际收入仅相当于工资和救济金两者的差额。严重的失业意味着产品产量更小、国家更穷、每个人能拥有的东西都更少。

工联主义的倡导者有时会用另一个答案来回答刚才的救济问题。他们承认，如今的大工会会员的确会欺压没有参加工会的劳工，补救办法很简单：人人都参加工会。然而，这种补救方案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组建工会不简单。尽管劳工组织工会有法律和政治上的鼓励（或软性规定），有法可依，依据瓦格纳—塔夫脱— 哈特利法（Wagner-Taft-Hartley Act）和其他的法律，但美国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受雇劳工参加了工会。这并非没有原因。组织工会的条件要比我们所认为的要特殊得多。其次，要自己的工会能说得起话不简单。即使人人参加工会，各工会的力量也可能比今天更悬殊，还会有战略地位上的悬殊。原因可能是会员人数众多、生产的产品不可或缺、其他行业对这一行依赖性强、更有政治手腕等。即便各工会势均力敌，都能把工资提高相同的百分比，又能如何呢？可以肯定，从长期来看，没有人会过得比工资不调高时要好。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问题的核心。这里常用的假设是，调高工资会是以减低雇主的利润为代价的。这种情况在特定条件下当然有可能发生，短期内更是如此。例如，某家公司的工资被迫调高，但为了跟同行竞争，产品无法涨价，那么调增那部分工资，只好从利润中扣取。整个行业同步调增工资、且增幅相同的情况比较少见。如果那个行业不担心外国货的竞争，该行业就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把调资负担转嫁给消费者。考虑到消费者大多是劳工，必须付更多的钱购买商品，也就等于所有实质工资会因此下降。由于商品提价，那个行业的销量可能减少，利润可能减少；该行业从业员工人数和总工资也有可能等量减少。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整个行业的利润减少后，雇用人数没有相应减少。换句话说，工资调增之后，总工资随之增加，不过行业利润足以承担由此造成的成本上升，并且没有公司因此倒闭。这样的结果不太可能，但它是可以想象的。

例如铁路业，它没有办法通过以提高票价的形式将调资负担转嫁给乘客，因为政府法规不允许它这么做。

至少，工会有可能在短期内以牺牲雇主和投资人为代价，而获得工资调涨的利益。投资人曾经拥有很多流动资金，但是这些资金已经投资到铁路业（举例来说）。他们的资金已经转变为了铁轨和路基、货车厢和火车机车。他们的资金曾经可以投到其他很多地方，现在却被套牢在铁路上。对于那些已经投资下去的资金，铁路工会可以迫使投资人接受较低的投资回报。只要收入高于经营成本，投资人就会继续让铁路公司运转，即使投资回报率只有0.1%。

如此一来，会产生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如果投资人已经投到铁路业的钱，现在创造的收益比不上投资其他行业，投资人就不会再多投一分钱给铁路公司。他们也许会只更换已经耗损的设施，维持起码的运转，以保护现有投资；但是长期而言，他们不会追加投资去搞更新改造。要是国内的投资回报比不上投资海外，他们会把资金投到海外，如果投资人找不到高回报低风险的投资项目，他们会暂停投资。

因此，劳动剥削资本只能是暂时现象。这一过程很快就会结束。实际上，它的结束并不会像我们假设性的说明那样结束，而是令所有的边际公司破产出局；令失业升高；迫使工资和利润重新调整，直到正常（或者非正常）的获利前景重现，就业和生产得以恢复。但是在此期间，由于劳动剥削资本，失业增加和生产减少会使每个人都更穷。尽管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相对比率会一度提高，但收入的绝对数量却不如从前；劳工相对获益，不仅是短期胜利，而且是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全体劳工的实质购买力也可能下降。

我们因此得出最终结论：工会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为会员争取到货币工资调涨（雇主为此牺牲一部分利益，非工会劳工则牺牲更多），然而工会却根本没有办法长期为全体劳工提高实质工资。

还有不少人认定工会已经办成了这件事，那是由于一系列错觉的存在。其中之一是“在此之后，因此之故”（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的巧合谬论，他们认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工资大幅升高，应该归功于工会，因为在此期间，工会不断成长壮大。其实工资上涨主要的原因是资本投资增长和科技进步。但是造成错觉的根本谬误还是在于，只考虑工会要求提高工资之后，特定受聘劳工短期内受到的影响，却没有去追踪工资上涨对所有劳工（包括迫使工资调涨的劳工）的就业、对生产和生活费用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结论出发，进一步对工会提出质疑：长期来说，工会是否阻碍了全体劳工的实质工资上升到应该达到的水平。如果工会造成的总体影响是降低了劳动生产率，那么工会肯定是阻碍工资上涨、甚至是降低劳工工资的一股力量；我们可以问工会：你们是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谈到生产力，不少工会政策还是可圈可点。在一些行业中，工会坚持订立标准，帮助劳工提升专业技能。在其早期历史中，工会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保护会员的健康。在劳动力过剩的地方，个别雇主为了短期利益，不断要求员工进行高强度、长时间工作，而不管这样做对工人健康的伤害，因为雇主可以随时换人。甚至有的雇主骄横一时，让员工操劳过度造成伤病，雇主赔钱反而因此损失了不少利润。针对所有这些情况，工会通过订立合适的标准，常常能够改善会员的健康和福利，同时使他们的实质工资得以提高。

但是近年来，随着工会权力的增长，以及民众的同情用错地方，工会的一些反社会的做法被民众容忍或支持，工会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合理的目标。每周的工作时间从70小时减少到60小时，不仅对保障劳工的健康和福利有益，长期而言对提高生产也有帮助。工作时间从60小时减为48小时，对劳工的健康和休闲生活有帮助。再从48小时减为44小时，对劳工的休闲生活有好处，却不一定对生产和收入有好处。每周的工作时数缩减为40小时，对劳工的健康和休闲生活不会增加多少好处，而产出和收入将明显减少。但是现在工会却在谈论和推动每周工作35小时和30小时的提案，有的甚至已经开始付诸实施，并且否认这会减少产出和收入。

削减每周工时并不是惟一的妨碍生产力增长的工会政策。事实上，这是伤害最小的一种工会政策，至少由此而产生的得失一目了然。我们看到，许多工会坚持实施僵化的细部分工制度，不仅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而且引发代价高昂且荒谬的“地盘”之争。它们反对按工人的产出和效率来支付工资，坚持要求所有的会员小时工资标准一视同仁，而不不管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它们坚持论资排辈，而不是论业绩来晋升。它们刻意怠工，以鞭打快牛。它们谴责那些劳动产出超过其他同事的员工，要雇主解雇他们，甚至殴打泄愤。它们反对引进和改良机器。它们要挟雇主说，如有任何会员因为安装使用机器而遭到解雇，这些被解雇的会员必须无限期领取 “保障收入”。它们坚持依照“制造工作机会”的规则行事，要求用更多的人力和时间去完成指派的工作。他们甚至强迫雇主留用根本不需要的员工。

工会之所以采取这些政策，大多是基于一个假设：世界上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这就好比有个 “工作基金”，总数只有那么点儿，必须想方设法分摊给尽可能许多人去做、分散到更长的时间内去做，避免这个“工作基金”用得太快。这个假设荒谬绝伦。世界上能做的工作，数量其实没有止境。工作会创造出工作。某甲所做的事情，会形成对某乙的工作需求。

由于有这个错误的假设，由于工会的政策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工会造成的总体影响是导致生产力下降到低于本来应有的水平。长期来说，用能买到的东西来衡量，工会的确阻碍了全体劳工的实质工资上升到应该达到的水平。他们完全忽视的是，上个世纪实质工资大幅上涨的真正原因，是资本累积和科技进步带来的。

但是资本积累和科技进步不会自动进行。在坏的工会政策和坏的政府政策影响下，在过去十年中，这种动力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请看私营部门中非农业产业工人每周的平均总收入，账面数字的确从1968年的107.73美元，上涨到1977年8月的189.36美元。如果我们考虑消费者物价的涨幅，把劳动统计局的通货膨胀因素算进去，将劳工的收入以1967年底币值换算，那么每周的实际收入是，从1968年的103.39美元下降到1977年8月的 103.36美元。

实质工资涨幅停顿，不是工会的核心功能造成的，而是那些目光短浅的工会政策和政府政策造成的。现在要改变这两类短视政策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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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有足够的钱买回商品”

业余的经济学作家总是呼吁订立出“公平”价格和“公平”工资。这些有关经济公平的含混概念是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概念则是功能价格和功能工资。功能价格是指能够鼓励最大产量和最大销售量的价格。功能工资是指能带来最大就业量和最高实质总薪资的工资。

功能工资的概念，被###主义者和盲从的信徒（也就是购买力学派）以歪曲的形式接受。他们不再停留在关心目前的工资是否“公平”这样的天真问题上。他们关心的是，真正的问题在于目前的工资能否可行。他们声称，惟一可行的工资，要能让劳工“买回他们所生产的产品”，这是惟一能够防止经济立即崩溃的工资。他们将以往的每一次经济萧条，归咎于此前没能支付这种工资。并且不论什么时候，他们都认定工资还没有高到足以买回产品的地步。

这套信条在工会领袖手里被证明特别有效。他们深知自己没有能力去激发民众的利他心理，也没有能力去说服雇主这类邪恶的人“公平”对待劳工，他们抓住功能工资这根稻草，刻意迎合民众的自利动机，危言耸听，进而迫使雇主接受工会调增工资的要求。

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准确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劳工真的“有足够的钱买回产品”？或者是否已经超过了这一标准？我们怎么才能确定这个标准？倡导那些信条的人似乎没去想过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只好试着自己来寻找答案。

一些支持者的言辞似乎在暗示，每个行业的劳工领取的工资，都应该足够买回他们所生产的特定产品。但他们的意思肯定不是指，生产廉价服装的劳工的应得工资，要够他们买回廉价服装，而生产貂皮大衣的劳工的应得工资，要够他们买回貂皮大衣；福特汽车厂劳工的应得工资，要能买回福特汽车，凯迪拉克汽车厂劳工的应得工资，要能买回凯迪拉克轿车。

不过，回顾一下20世纪40年代汽车工会的情形，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当时汽车工会大部分会员的收入已经跻身全美国工薪族的前列，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他们周薪已经比制造业平均周薪水平高出20%，几乎是零售业平均工资的两倍。他们却要求进一步调资30%。工会发言人表示，只有这样才能“拉动我们正在迅速萎缩的购买自家产品的能力”。

既然这么说，那制造业工人和零售业劳工的平均工资应该涨多少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汽车业工人需要调资30%，才能阻止不景气，其他行业的劳工仅仅调资30%就够了吗？他们的工资甚至需要调高55%~160%，平均每人的购买力才能与汽车业工人具有的购买力相当。现在和以前一样，不同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1976年，零售业劳工的平均工资每周只有113.96美元，全体制造业劳工的平均收入为207.60美元，承包政府工程的建筑业劳工周薪为284.93美元。

（翻开工资谈判史，甚至查阅个别工会为工资讨价还价的资料，历史告诉我们，要是其他行业的工会要求大幅调高工资，汽车工人肯定坚持维持目前的工资差距。工会会员不是慈善家和圣人，靠工资吃饭的劳工也不是。我们都渴望获得经济公平，但这种所谓的公平其实是，渴望自己拥有东西与比自己过得好的人一样多，而不希望比自己过得差的人拥有与自己一样多的东西。不过，我们现在不去关心这种人性上的劣根性，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特定经济理论是否合乎逻辑和合理。）

劳工应当获得足够买回产品的工资的说法，只是一般“购买力论调”的一种特殊形式。认为劳工的工资就是劳工的购买力，这种认识没有错。但是每个人的收入，包括杂货店老板、房东、雇主所取得的非工资性收入，是他用于购买别人所售产品的购买力，这种说法也不应该有错。对于那些为商品寻找买主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所能提供的劳动服务。

而且，上述所有这些，都有其相对应的另一面。在商品交易经济中，对于一方来说是收入，对于交易的另一方来说就是成本。小时工资每次调升，便会使产品成本上升，除非或直到能从每小时生产力的等量增长中得到补偿。如果政府管制价格，禁止产品涨价，生产成本的增高就会减低利润，迫使边际生产者破产倒闭，这将意味着表示生产萎缩，失业增加。即使价格可以调高，但更高的价格会使买方望而却步，市场会因此萎缩，同样会增加失业。如果所有劳工的小时工资普调 30%，使得物价上涨30%，那么劳工能购买到的产品不会比从前多；经济运转就像旋转木马那样，被打回原地，然后又从头开始。

有人会立即站出来质疑工资上涨30%会使物价出现等比例涨幅的说法。的确，这种假设是建立在长期的基础上，并且是在货币和信贷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如果货币和信贷缺乏弹性，也就是当工资被强行提高时（也就是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加），货币和信贷并没有增加，那么工资率上升的主要影响，将使失业率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总工资都可能低于从前，从货币金额和实质购买力来看都是如此。就业率降低（工会的政策造成的，不是科技进步转型造成的），必然意味着人均拥有的产品数量减少。即使从业人员占有的产品相对增加，也不可能弥补产量绝对值减少的损失。美国的保罗?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通过分析大量的统计数字，英国的庇古（A. C. Pigou）通过纯理论推导，各自独立地得出同一结论——劳动力的需求弹性介于3和4之间。通俗地说，这表示“实质工资率每下降1%，将使对劳动力的总体需求至少上升3%”。换种方式来说，“如果工资被推升到高于边际生产力那一点，那么就业率的减幅通常是工资率增幅的三到四倍”。所以，劳工的总收入肯定会相应的减少。

尽管这些数字只代表过去某个历史时期劳动力需求弹性，并不能用于估计未来，但还是值得我们深思。

现在让我们假设，工资率上涨的同时，货币和信贷出现了相应的涨幅，以此避免产生严重的失业。如果我们假设调资前的工资与物价之间的关系处于“正常”的长期关系，那么工资率调增30%后，物价必然上升一个与之相当的百分比。

有人认为，价格的涨幅会远小于工资的涨幅。这种看法源于两种谬误。第一种是只看特定公司或特定行业的直接人工成本，并认为它们代表了所有的人工成本。这犯是用部分取代整体的低级错误。每个“行业”不仅是不同产品线之间“横向”生产过程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同一产品线上“纵向”生产过程的一个部分。以汽车装配为例，汽车工厂生产汽车的直接人工成本，可能不到总成本的1/3；有些人根据这个数字轻率地下结论说，工资增加30%，汽车价格只会上涨10%或更少。但是他们忽略了原材料和外购零部件、运费、新工厂或新设备、经销商加成等方面的间接工资成本。

政府的估计数字显示，从1929年到1943年这15年间，美国的薪资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69%。从1956年到1960年这5间，这个比重同样是69%。从1972年到1976年的5年里，工资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66%，再加上一些额外的补贴等，员工的总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76%。这些工资薪金当然必须从国民生产（national product）去支付。现在我们要据此合理地估计“劳工”的收入，虽然需要在这些数字上进行增减，我们还是可以大概假设：人工成本应该不低于总生产成本的2/3，甚至超过3/4（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定义劳工）。我们取其中较低的估计值，并且假设利润率不变，那么工资成本全面升高30%，价格显然会上涨 20%左右。

但是这种变化，会使得投资人、职业经理人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的获利只相当于从前购买力的84%（举例来说）。这种状况的长期影响，是导致投资和创业达不到应有的水准，准备创业的人会放弃创业：与其自己当小老板，不如去当高级打工仔；这种影响会延续到工资与物价的关系恢复到以前的正常水平。以上我们只不过在用另一种表达方式，说明在假设的状况下，工资上升30%，最后也会使价格上涨30%。

这并不等于说工薪族得不到相对利益。在过渡期间，他们会相对获利，其他人则会承受相对损失。但是这种相对获利不可能使工薪族总体上绝对获利。因为我们讨论的这种成本相对于价格的关系发生变化后，会引起失业，会引起生产出现失衡、停产或减产。因此，在经济调整到新均衡状态的过渡期间，劳工虽然可能从更小的蛋糕分得更大的一块，但是和以前从更大的蛋糕分得更小的一块相比，现在的一块是不是比以前那一块大就值得怀疑了。

这就将我们带入经济均衡（equilibrium）的一般意义和影响的问题上。均衡工资和价格是指使供给和需求均衡时的工资和价格。如果通过政府或私人强行将价格提升到高于它们的均衡水平，需求将下降，从而导致生产萎缩。如果强行将价格压到低于它们的均衡水平，随之而来的利润的下降将意味着供应下降或生产缩减。所以任何迫使价格高于或低于均衡水平（自由市场经常使之趋于这个水平）的企图，都将导致就业量和生产量缩减到低于它们应有的水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劳工必须“有足够的钱买回产品”这个教条。显然，国民生产既不是由制造业劳工单独创造，也不是只由他们来购买的。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产品，包括白领职员、独立执业人士、农民、大小雇主、投资人、杂货店主、肉贩、小药房老板、加油站业主，以及每一个对产品的生产有贡献的人。

价格、工资和利润，能决定产品分配。最好的价格并非最高价格，而是能促进达到最大产量和最大销售量的价格。最好的工资率也不是最高的工资率，而是能达到充分生产、充分就业和持久稳定的最大总工资的工资率。不论从业界还是从劳工的角度来看，最好的利润不是指最低的利润，而是能够鼓励更多人投资、创业，更多人成为雇主，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利润。

如果我们想使经济运转只为某个群体或某个阶层利益服务，最后一定会伤害或摧毁所有的人的利益，包括经济政策想要照顾其利益的那些人。经济运转必须为每一个人的经济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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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利润的功能

很多人一提到利润这个词就会表示愤慨，这表明那些人对利润在经济中所起的重要功能了解得还很不够。为了对利润有更多了解，我们在这里换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一下第15章所介绍的价格体系。

实际上，利润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量并不大。一些统计数字足以说明这一点。从1929年到1943年这15年间，注册企业的净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平均低于5%。从1956年到1960年，公司的税后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年均低于6%。从1971年到1975年，这个比率年平均也低于6%（事实上，由于通货膨胀因素的会计调整不够充分，这个比率可能被高估）。然而利润却是最容易招致敌意的一种所得。我们用奸商（profiteer）一词，贬斥那些获取暴利的人，但是找不到“奸酬”（wageer）或“奸亏”（losseer）等名词。不过，理发店老板的平均利润，不仅远不如电影明星的片酬或者钢铁公司经理人的年薪，甚至可能不如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

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想当然。就算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通用汽车，其盈余算下来也只能算平常。很少有人关注过企业的倒闭率。他们不知道，“如果参照过去50年的企业经营经验，那么今天开店经营杂货店，每10家平均会有7家左右活到第二年；可能只有4家能挨到四周年店庆”（摘自美国临时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他们不知道，从1930年到1938年的所得税统计数字显示，亏损企业的数目年年超过盈利企业的数目。

那么，平均利润到底能有多少？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用上面所引用的那类数字，即公司的利润平均不足国民收入的6%，或者回答说制造业公司每创造1美元的营业额，自己留下的平均税后利润不到5美分（举例来说，从1971到1975年这五年间，这个数字只有4.6美分）。虽然这些官方数字来自企业数据，是用传统会计方法核算出来的，跟人们对利润的看法相去甚远，但我们并没有一种可靠的估计值，去考虑所有的经济行为，去考虑所有注册企业和没有注册的企业，去考虑景气好与坏的各个年头。不过，一些知名经济学家相信，长期而言，要是把所有的损失考虑进去，把已经投下去的资本的最低“无风险”利息考虑进去，把经营自家企业的人所提供劳务折算成“合理”的工资考虑进去，企业很可能毫无净利润可言，甚至是净亏损。创业家们（自行经营企业的人）并非不想赚钱，而是因为他们过于自信乐观，投入到了一些不会成功或无法成功的事业之中。*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任何人掏钱投资时，不仅要承受赚不到任何回报的风险，而且还得面对血本无归的可能性。在以前，一些特殊企业或产业的高利润，一直是人们不惜冒险创业的激励因素。但如果政府政策规定，最高利润不能超过10%，亏本统统由私人自己承担，那么创业家的牟利动机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就业和生产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二战期间开征的超额利润税已经表明，这种限制会伤害到效率，即便短期实施也不例外。

然而，如今的政府政策往往认为，无论采取任何抑制生产的举措，生产都会自动进行。当今生产所承受的最大风险之一，仍然是来自于政府的价格管制政策。这些政策打击了生产积极性，致使许多商品相继停产，其造成长期的影响则是阻碍生产与消费者实际需求达成平衡。经济自由运转时，消费者的迫切需求会使得某些产品生产出现政府官员所说的“超额利润”、“不合理利润”，甚至“暴利”。但正是追逐利润的事实在促使每家公司去实现获利产品生产最大化，促使他们追加投资，添置更多的设备、雇用更多的员工，还会吸引来新的投资人和生产者介入该行业，直至那种产品的生产足以满足需求，该产品的利润又会回落到平均水平。

在自由经济中，工资、成本、价格被允许在竞争市场上自由浮动，获利的前景决定了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如果生产某种产品毫无利润可言，就表明不应该再把人力和资本投入生产那种产品，因为用于生产该种产品的各种要素的价值势必高于产品本身的价值，也就是会得不偿失。

总之，利润的一大功能是引导生产要素的流向，依照需求来配置各种商品的相对产出。任何一位政府官员，不论他有多英明，都没办法以硬性手段解决这个问题。自由价格和自由利润会迅速促成生产最大化，迅速缓解供不应求，这是其他任何体制不可比的。硬性管制价格和硬性管制利润，只会使供不应求拖延更久，并使生产和就业下滑。

此外，利润还能对每一家参与竞争的企业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不论这些企业目前的经营绩效处于什么水平，他们都必须不断改善经济效益和效率。景气好的时候，改善经营可以提高利润，景气普通的时候，提升效率能够领先竞争对手，不景气的时候，不加强管理就无法生存。利润有可能降为零，也有可能迅速转为亏损。若平时不改进，等到无法立足的时候，再怎么加倍努力都可能悔之晚矣。

与通常给人的印象相反，利润的实现不是靠提高价格，而是靠降低生产成本，靠讲求经济效益和效率。同一行业的每一家公司都赚钱的情况很少见（长期如此是绝不可能，除非那个行业是独家经营）。对于相同的商品或服务，每一家公司的要价必定相同；那些要价过高的公司，它的产品将无人问津。因此，生产成本最低的公司，取得的利润率最高。获利公司继续扩张，使得那些效率较差、成本较高的公司逐渐萎缩出局。这种结果也正是消费者和公众所需要的。

一句话，利润来自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它不仅告诉我们生产何种产品最经济，而且告诉我们哪种生产方式最经济。这些问题，不仅资本主义体制必须回答，社会主义体制同样必须回答；任何想象得到的经济体制，都必须回答。对于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而言，用自由竞争企业的损益指标来作为这些问题的答卷是再恰当不过的。

以上侧重强调降低生产成本，因为这是利润（损益）最不被人了解的一种功能。当然，生产出更好的产品的人，以及生产效率更高的人，肯定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对于利润在回报、在激励改进与创新方面的功能，大家已经了解得比较多，这里无需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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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通货膨胀的幻景

我发现有必要时时提醒读者注意，特定的政策只有在“不存在通货膨胀”时，才会必然带来特定的结果。在公共工程和政府信贷的章节中，我说过将通货膨胀会引发的复杂状况挪到后面来讨论。其实，货币与货币政策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在每一种经济过程中都很难分开。即便是为了简化阐述，要将二者分开也是很困难的事，甚至根本分不开。例如，我们在探讨政府或工会的各种工资政策对就业、利润和生产的影响时，我们都只有把不同的货币政策产生的若干影响立即考虑进去才讲得通。

在考虑某些特定情况下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之前，我们应该先考虑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一般性影响。而在此之前，似乎更应该先问：为什么不断有人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为什么自古以来它倍受亲睐、为什么它那虚幻不实的论调，诱惑一个又一个国家走上经济灾难的不归路。

通货膨胀之所以吸引人，最明显、最古老、最顽固的错误，在于把“金钱”和“财富”混为一谈。亚当·斯密两个多世纪前写道：“财富由钱币或金银构成这一普遍存在的观念，是自然而然地因货币有两重作用而产生的，一是作为交易的媒介，二是作为价值的尺度……想要富有，必须取得金钱。按照通俗的说法，财富和金钱，无论从哪一点看来，都是同义语。”

真正的财富，当然存在于生产出来并供人们消费的东西：我们吃的食物、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铁路、公路和车辆；轮船、飞机和工厂；学校、教堂和剧场；钢琴、绘画和书籍。但是财富与金钱之间的含糊表达仍然普遍存在，让二者极其容易混淆，连那些曾意识到这种错误的人，在推理的过程中，还是把二者再度混淆。每个人都明白，如果自己更有钱，就能买到更多的东西；若手里的钱是先前的两倍，就能买到两倍的东西；有三倍的钱，就会比先前“富有”三倍。对于许多人来说，结论再清楚不过：只要政府发行更多的货币，并且分配给每一个人，我们都将变得更富有。

这种人是最天真最无知的通货膨胀支持者。还有另外一种不那么天真的人，他们知道，要是整件事有那么简单，那么政府只要印钞票，就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他们意识到这么干肯定会出问题；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某种方式限制政府发行新增货币的数量，例如将其限制在刚好足够弥补所谓的“不足”或“缺口”。

他们认为，购买力长期不足，是因为产业并没有分配足够的钱给生产者，让他们无法以消费者的身份，买回自己生产的产品。一定有某个地方出现了神秘的“ 漏洞”。有一群人用数学方程来“证明”这件事。在方程式的一边，他们对某个项只计数一次，而在方程式的另一边，他们却莫名其妙地把同样的项重复计数好几次。于是这在他们称之为“付款款项A”和他们所说的“付款款项A+B”之间，制造出令人紧张的缺口。所以他们道貌岸然，四处为他们的发现进行游说，坚持政府应该发行货币或“信用”，以弥补失落的付款款项B。

这些“社会信用”宣传家看似荒谬可笑，但是比他们好不了多少的通货膨胀支持者大有人在，他们提出一些“科学”计划，能够发行刚好足够的额外货币或信用，弥补所谓的长期或定期发生的不足或缺口；而缺口的数值，是他们用另外的方程式计算出来的。

更为聪明的通货膨胀支持者意识到，货币的过量增加将使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下降——换句话说，将导致物价上涨。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通货膨胀的支持。相反，这正是他们需要通货膨胀的理由。其中一些人认为，通货膨胀会改善贫穷债务人相对于富裕债权人的地位。另外一些人认为这可以刺激出口并抑制进口。还有一些人相信，要整治经济萧条、“让产业经济复苏”，以及达到“充分就业”，通货膨胀都是一项必要的措施。

有关增发货币（以及增发银行信贷）如何影响价格的理论不计其数。一方面，就像我们刚刚谈过的，有人认为无论增发多少货币都不会影响价格。他们仅仅把增加的货币看作是提高每个人“购买力”的一种手段，使每个人都能买到比以前更多的东西。他们似乎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不可能所有人都能买到比从前多两倍的东西，除非生产出来的东西比从前多两倍。他们也可能认为，阻碍生产长期增长的惟一因素是货币需求不足，而不是人力、工时或产能不足；他们认为，如果人们想要某些商品，只要付得起钱，那些商品就会自动生产出来。

另外一群人——其中不乏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则抱定僵化的机械论去考察货币供应量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所有货币，是相对于所有的产品而发行的。因此，货币总量的价值乘以它的“流通速度”，一定等于交易商品总量的价值。所以，只要流通速度不变，单位货币的价值恰好与投入流通的货币数量成反比。货币和银行信贷的投放量翻一番，“价格水平”就会翻一番；增为三倍的话，价格水平也刚好增为三倍。总之，货币数量增加几倍，商品的价格也将提高几倍。

由于篇幅关系，我们无法在这里一一剖析这种看似有理的说法的荒谬之处。不过，我们应该弄清楚，货币数量增加为什么会使价格提高，又是如何使价格提高的。

货币数量的增加，一定有其具体的原因。比如说，它是由于政府的支出超出了税收能够负担、或者可望负担的水平（假定也超过了政府靠发行国债获得的收入）。再比如说战争时期，政府印制钞票来支付契约承包商。这笔支出首先会抬高战时所用物资的价格，大量钞票因此流入到战时承包商和他们员工的手里。（在价格管制那一章，我们为简便起见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现在讨论通货膨胀，我们同样忽略政府试图管制价格造成的复杂状况。即使都考虑进来，也不会改变分析的结果。价格管制会导致某种“堵塞”或“受压抑”的通货膨胀，其结果是减小或掩盖对经济运行的前提影响，但这是以更加恶化的后期影响为代价的。）

这么一来，战时承包商和他们的员工便得到了更高的货币收入。他们会把这些钱拿去买自己想要的商品和服务。为他们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商家，因为需求增加了，可以大肆抬高价格。因为这些买主口袋里有很多钱，他们不在乎价格，而在乎自己想要什么就必须要得到什么。在有钱人眼里，每一块钱的主观价值已经降低了。

我们把战时承包商和他们的员工称作A群体，把直接向A群体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商家及其员工称作B群体。现在，B群体由于销量和价格大幅提高，会向C群体购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C群体同样得以提高价格，获得更多收入，进而向D群体购买产品和服务。依此类推，直到价格上涨和货币收入增加覆盖整个国家。这个过程完成之后，几乎每个人的货币收入都有所增加。但是（假设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并没有增加），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会相应上涨。整个国家并不比以前富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相对或绝对财富和收入和以前一样。相反，通货膨胀是一种不公平的过程，它会对不同群体的命运造成不同的影响。最先获得新增货币的群体获利最大。例如，A群体的货币收入会在价格上涨之前增加，因此他们能买到的商品数量，是涨价后的数倍。B群体的货币收入会在价格刚开始上涨时增加，因此B群体能买到的商品数量还是会增加。当价格普遍上涨之后，货币收入还没有增加的群体，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来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更差。

我们可以用一组假设性的数字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过程。假设我们把整个社会分成A、B、C、D四大类生产者，他们按顺序获得通货膨胀的货币收入利益。在A群体的货币收入已经增加30%的时候，他们所购买的商品价格还未上涨。到B群体的货币收入增加20%时，物价平均上涨仅为10%。但是当C群体的货币收入增加10%时，价格已经上涨了15%。当D群体还没有等到货币收入增加时，他们所购买产品的平均价格已经上涨了20%。换句话说，货币收入在通胀前期增加几类生产者，会由于通货膨胀带来的价格或工资上涨而获益，但是货币收入在通胀后期才得以增加的几类生产者，则必然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蒙受损失。

假设几年后通货膨胀暂时停止，最终结果是货币收入平均增加25%，价格平均涨幅也相同，每个群体的货币收入都增加了这么多，每个群体所生产的产品都上涨了这么多。但是，这并不能掩盖过渡期间各个群体的获利和损失。以D群体为例，尽管在最后阶段该群体的收入和产品价格也上升了25%，而他们能买到的商品和服务，也只是和通货膨胀开始前完全相同。但在通货膨胀期间，在该群体的收入和产品价格还没有上涨时，该群体不得不多花30%的钱向A、B、C等其他的生产群体购买产品和服务，这些损失将永远得不到补偿。

因此，通货膨胀只不过是我们的核心课程的又一例子。它或许能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给享受特别待遇的群体带来利益，但这一定会以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且就长期而言，它会给整个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即使相当轻微的通货膨胀，也会扭曲生产结构。它会导致一些产业过度扩张，迫使其他产业萎缩萧条，以此误导资本配置并造成浪费。当通货膨胀停止或减弱时，那些被误导的资本投入（形式可能是机器、工厂或写字楼）不可能产生足够的回报，并很有可能损失大部分的价值。

通货膨胀一旦启动便不受控制。我们不可能引导其平缓温和地结束，我们无法扭转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甚至不可能在预先设定的时点，或在价格上涨到预先设定的水平而让通货膨胀暂停。靠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都无法驾驭通货膨胀。那些能从通货膨胀中获得利益的政治集团，必然坚持继续维持通货膨胀。当有人主张让价格上涨并固定在25%最好，就有人进一步主张，价格上涨50%，带来的好处会翻番，更有人坚持价格上涨100%的好处将是四倍。

此外，我们不可能控制通货膨胀下的货币价值。前面谈过，货币价值绝不是靠机械推导能得出的。比方说，你不可能事先计算出，货币数量增加100%，则单位货币价值下跌50%。我们也说过，货币的价值是由持有者的主观价值认定的。而价值的认定，不仅取决于每个人持有的量，而且也取决于货币的质。例如，战争的胜败将决定参战国货币汇率的涨跌，这与货币数量关系不大。货币的当前价值往往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货币数量的预期。还有，每个人对货币价值的认定，不可避免地会参考其他人对货币价值的认定，就像对待投机性交易所里面的期货商品一样，彼此的判断会相互影响。

所有这些，可以解释为什么恶性通货膨胀一旦发生，单位货币价值下跌的速度将远远超过比货币数量正在增加或者能够增加的速度。到这个地步，那就是灭顶之灾，整个通货膨胀的计划就此宣告破产。

然而，人们对通货膨胀的热情从未消失过。似乎没有哪个国家能以别国的失败为前车之鉴，也没有哪代人能从前人的苦难中吸取教训。每一个国家，每一代人，都沉迷于相同的幻景。每次都伸手去摘死海的苹果，一到嘴里便化为一团灰烬。通货膨胀的特质让人们幻化出千百种错觉。

当今社会主张实施通货膨胀最顽固的论调，是认为它能“使产业之轮运转起来”，能把我们从产业停滞和资产闲置的白白损失中拯救出来，进而带来“充分就业”。这套说法的原型仍就是混淆金钱与财富。它假设通货膨胀能带来新的“购买力”，而且新购买力产生的影响会向外扩散，好比一颗石头丢到池塘里，掀起阵阵涟漪那样。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对特定产品的实质购买力是由其他许多产品组成的，它不可能只靠印刷更多我们称之为美元的纸张，就能神奇地提高。交易经济的基本运作方式，是某甲拿自己生产的东西，去交换某乙生产的东西。*

通货膨胀的真正作用是改变价格和成本之间的关系。它所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提高相对于工资率的商品价格，借此来恢复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可以持续经营的关系，进而能借恢复经营利润来盘活闲置资源，鼓励恢复生产。

整个事情已经摆明：把难以为继的工资率降低，是更直接和更诚实的做法。但是久经世故的通货膨胀支持者声称这种做法在政治上行不通。那些通过直接调降工资率来降低失业率的提案，甚至被他们指控为 “反劳工”。但是他们本身提出的计划就是在欺瞒劳工，就是通过价格上涨来降低劳工的实质工资率（即以实质购买力表示的工资率）。

他们小看了经过千锤百炼的劳工；大工会都聘有专业的劳动力经济学家，所以劳工不容易被蒙骗。鉴于此，通货膨胀政策似乎既无法达到其经济目标，也无法实现其政治目的。但是，工资率却会因为工会的强势而得不到矫正。大工会不会自己降低工资率，他们反而会坚持依照生活费用的增幅调升工资。如果各大工会都这样做，那么价格和重要工资率之间不合理的关系就会继续存在。事实上，工资率的结构甚至可能变得更不公平——众多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他们的工资率在通货膨胀之前本来就不高（甚至可能因为遭受工会排挤，而被压得过低），而在物价上涨的过渡期间，他们的处境将进一步恶化。

总之，这些老练的通货膨胀支持者一点都不坦白。他们并没有开诚布公地阐明问题，到头来甚至把自己也愚弄了。他们也开始大谈钞票，好像它本身就是一种财富，这就跟那些妄想靠印钞创造财富的无知者没有两样了。他们甚至努力去论证一种“乘数”（multiplier），来证明政府每印制和开销一块钱，整个国家的财富就会很神奇地增加好几块钱。

事实上，他们使公众的注意力从经济萧条的真正原因上移开了。大多数时候，萧条的真正原因是工资-成本-价格结构失调：工资与价格失调、原材料价格与产成品价格失调、价格之间彼此失调、工资之间彼此失调。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这些失调消除了生产的动机，甚至使得生产无法继续；并通过交易经济的有机关联，使这种不景气向外扩散。一直要到这些失调被矫正，充分生产和充分就业才会恢复。

通货膨胀有时的确可以起到矫正这些失调的作用，但这是一种轻率而危险的手段。这种矫正手段靠的是错觉，而不是开诚布公。它给每一经济过程罩上了一层迷惑人的面纱，欺骗了几乎所有人，包括那些受其害的人。我们都习惯于用金钱来衡量自己的收入和财富。这种心理惯性十分强烈，就连专业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也不容易摆脱。坚持用实体产品和实质福利来看待各种关系很不容易。当我们听到，国民收入（以货币计量）比通货膨胀之前增加一倍，谁不会觉得更富有更骄傲呢?原先周薪75美元的小职员，现在能拿120美元，他也会觉得比以前更强。他当然能感觉到生活费用涨得厉害，但是他并没有充分觉察到自己的真实处境。虽然同样是实质购买力降低，他无法接受生活费用不变而工资调减的事实，但是他会欣然接受工资调增而生活费用上涨的事实。通货膨胀有如自我暗示、催眠术、麻醉剂，可以减轻手术时的痛苦。通货膨胀也像鸦片，吸上一口，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这正是通货膨胀的政治功能。因为通货膨胀能混淆了所有事情，所以一直被当今的“计划经济”政府所利用。例如我们在第四章谈到，有人鼓吹靠推动公共工程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现在我们知道那种说法是错的。我们说过，如果投入公共建设的钱是靠税收，那么政府公共工程上多花一块钱，供纳税人自己支配的钱就会少掉一块钱；公共工程每创造一个工作机会，就会毁掉一个私营部门的工作机会。

但是如果公共工程的支出，不是靠税收来买单呢？假设它是用赤字财政来支付的，也就是说，来自政府借债或者印刷钞票。那么，上一段所说的一得一失的结果似乎就可以避免。有人可能说，这种公共工程是靠“新的”购买力创造出来的，纳税人的购买力并没有被拿走。整个国家似乎并未花费任何代价，却神奇地得到了某些东西。

不过，我们已经知道要去考察这种做法的长远影响。政府欠下债务，总有一天是要拿纳税人的钱去还的。并且政府不可能无限期累积债务，这样做，总有一天会破产，就像亚当·斯密于1776年所说的：

当公债增大到某种程度时，公公道道完全偿还了的实例，我相信几乎没有。国家收入上的负担，如果说是曾经全然解除过，那就老是由倒账解除的，有时是明言的倒账，常常是假偿还，但没有一次不是实际的倒账。

但是当政府开始偿还其因公共工程累积的债务时，征收的税收必定大于财政支出。因此，以后它毁掉的工作机会，一定比它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过重的税负不仅会削弱购买力，而且会打击或者毁掉生产积极性，从而减低国家的总财富和总收入。

避开这种后果的惟一方法，是假设大权在握的政治人物，只在经济萧条或“通货紧缩”期间才花钱，并在经济欣欣向荣或“通货膨胀”期间赶紧把钱还清。这只是极力倡导政府支出的人自欺欺人的妄想。大权在握的政治人物，从来不这么做。考虑到这种运作的政治压力，考虑到经济预测如此难以捉摸，政府不可能这么做。赤字支出一旦启动，就会产生强大的既得利益，这种利益会促使赤字支出一直实施，而不会顾及由此造成何种负面影响。

如果政府不打算偿还累积的债务，而借助通货膨胀来应对，其结果就是我们前面所叙述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只获得而不付出。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一种税收形式，而且可能是最邪恶的形式，支付能力最低的人，负担通常最沉重。假设通货膨胀对每个人和每样东西的影响均等（我们知道这绝不可能），那就相当于对所有的商品征收单一税率的销售税，对面包、牛奶、钻石、皮衣征收的税率相同。或者，它也可以被看作对每个人的收入征收单一税率的税，没有人能够例外。它不仅对每个人的支出征税，而且对他的存款和人寿保险也征税，也就是是单一税率的资本税，穷人缴纳的税率，和富人一样高，没有人能够例外。

但是情况可能更糟。我们知道，通货膨胀对每个人的影响并不是均等的。有些人的苦难比其他人更深重。通货膨胀本身是一种不公平的过程，穷人所承担的税负通常比富人重，因为穷人的财力不比富人，无法通过投机购买实质资产来保护自己。通货膨胀这种税，不是税务稽征机关所能控制的。它无孔不入。它可以任意施加税率，谁也无法事先确定。我们知道今天的税率是多少，却无法知道明天会是多少；等到明天，又不知道后天将是多少。

和所有税收的影响一样，通货膨胀这种税收也决定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服从的经济政策。它不鼓励谨慎节俭的行为，而鼓励各种挥霍、赌博及其他不计后果的浪费行为。它往往使投机比生产更有利可图。它扯裂了稳定的经济关系。它那无处说理的不公，驱使大家乱来，各自为政。它促使人们要求施行集权控制，最后的下场，必定是幻境的破灭和经济崩溃，国家和民众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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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抨击储蓄

先哲早已告诉我们，储蓄是一种美德，挥霍浪费可耻。这个古老的智慧，反映了我们共同的道德判断，以及未雨绸缪的明智抉择。但是这个世界上总有许多挥霍成性的人，也总有许多理论家，为挥霍行为寻找合理化的借口。

古典经济学家勇于驳斥他们那个时代的种种谬论，他们认为符合个人最佳利益的储蓄政策，也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他们指出，懂得长远打算的理性储蓄者，对整个社会不会有害，反而有益。但当今社会，古老的节俭美德连同古典经济学家的警醒之言受到抨击，许多人搬出反对节俭的新理由，提倡支出的论调蔚然成风。

为了把这个基本的问题尽可能讲清楚，我们再来借用经济学家巴斯夏所举的一个经典例子。假设有两兄弟各继承了一笔财富，每年有50 000美元的收益，但是其中一人挥金如土，另一人谨慎节俭。我们在这里忽略掉所得税、以及两兄弟是否应该去工作赚钱，是否该把大部分钱捐给慈善机构，因为这些问题和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主题无关。

哥哥阿尔文是个挥霍者，他不仅有挥霍的性情，而且有挥霍的信念。他是卡尔?洛贝图斯（Karl Rodbertus）的忠实信徒。在19世纪中叶，洛贝图斯宣称资本家“必须将他们赚来的钱全部用于享受和奢靡”，因为如果他们“决定节省，……商品将积压，部分工人将失业”。阿尔文常出入夜总会；小费出手十分大方；他爱讲排场，养了很多仆从；他有两名私家司机，车子买了一辆又一辆；他畜养一批赛马；他喜欢架游艇出航，去各地观光；他给太太买钻石项链和毛皮大衣；送朋友贵重却派不上用场的礼物。

为了这一切，他只好动用老本。但他义无反顾。如果节省是一种罪恶，不节省当然就是美德；再说这么做，可以补偿吝啬鬼弟弟本杰明由于节省犯下的罪行。

不用说，阿尔文对于男女服务生、餐厅老板、皮货商、珠宝商、各类奢侈品店家来说都是最受欢迎的人。他被视为众人的财神爷。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正是他四处挥洒钞票，人们才有那么多工作可做。

弟弟本杰明的人缘比起哥哥简直相形见拙。他很少光顾珠宝店、皮货店和夜总会，也不会亲昵地直呼侍者领班的名字。与阿尔文年年吃老本不同，本杰明要谨慎得多。他一年的花销在25 000美元左右。在那些目光短浅的人看来，他提供的工作机会显然不到阿尔文的一半，另外25 000美元则丝毫没有派上用场，就跟那笔钱不存在一样。

且慢！让我们来看看本杰明究竟是如何支配那另外25 000美元的。那笔钱，他并没有放在钱袋子、书桌抽屉和保险箱里面。他把钱存到银行，或者拿去投资。如果他是存到商业银行或储蓄银行，银行会借给企业用作周转金，或用于购买证券。换句话说，本杰明的钱用于直接或间接投资。这些钱被用于投资购置或建造生产资料——房屋、写字楼、工厂、轮船、卡车、机器。本杰明投入这些用途的数额与他将钱直接用于消费的数额一样多，都能使钱进入流通、创造就业机会。

总之，现代世界中的“储蓄”，只是支出的另一种形式。两者的差别，通常在于前者把钱交给别人用于扩大生产。就提供就业机会来说，本杰明既“储蓄”又 “支出”带来的效果，与阿尔文单纯支出的效果一样，他们投入流通的资金也一样多。主要区别就在于，阿尔文花钱提供的就业机会，每个人都看得到；而要认清本杰明储蓄的钱所起到的同样的作用，则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

12年后，阿尔文破产了。他不再流连于夜总会和时尚精品店；那些曾奉他为财神爷的人如今谈起他时，嘲笑他是傻蛋一个。他写信向本杰明借钱。本杰明的支出和储蓄比率还是和以前一样，由于投资收益不断增长，通过他的投资创造的就业机会不仅数量更多，并且那些工作待遇更加好、劳动生产率更高。他的资本财富和收入都比以前高。简单来说，他增加了国家的生产能力，阿尔文却没有。

近年来，关于储蓄的谬论层出不穷，不能都借用上面两兄弟的例子来加以驳斥，有必要针对那些谬论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许多谬论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搞混，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犯这种错误的人中不乏知名经济学作者。例如，储蓄一词有时被用来单指蓄藏（hoarding）金钱，有时被用去指投资，甚至用来用去不加区分。

如果仅仅是缺乏理智、莫名其妙地大量蓄藏金钱，在大多数经济状况中都是有害无益的。但是这种蓄藏金钱的情形极为罕见。有些舍不得花钱的情形看上去与之有些类似，但那是理性抉择的结果，与其有着本质区别。例如，经济衰退时期，消费和投资萎缩。消费者买东西都很俭省，部分原因是担心工作不保，想留点钱以备不时之需。也就是说，他们紧缩消费，不是因为吝啬守财，而是对前景担忧，万一真的失去工作，让家里能够###持一段时间的花销。

消费者紧缩消费还有另一个原因。物价可能正在回落，但是消费者预期还会继续降价。如果他们推后再消费，用同样多的钱就能够买到更多的东西。他们不希望拿钱去买正在缩水贬值的商品；他们不急于把手里正在（相对）升值的钱花出去。

同样的预期心理使人么紧缩投资。他们对企业的赢利能力已经失去信心。再者，他们愿意再等几个月，届时或许可以买到更便宜的股票或债券。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持有可能贬值的商品，也可以说他们想要持有可能升值的货币。

同样，把这种紧缩消费与紧缩投资的行为归入到“储蓄”名下，也是不对的。它的动机与一般的储蓄有所不同。将这种“储蓄”说成是经济萧条的起因，更是大错特错。恰恰相反，它是经济萧条的后果。

这种紧缩支出行为确实可能加深和延长经济萧条。有些时候，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反复无常，企业不知道政府政策下一步又变成什么样子，企业对未来做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于是，企业和个人不愿冒险将利润进行再投资，他们的银行存款余额因此越积越高。他们宁可保有更多的准备金，以防万一。蓄藏现金的这种行为，看起来像是经济不景气的起因；但是真正的起因，是政府政策不稳定所制造出前景不明的经营环境。企业和个人保有更多的现金，只是从那种不明确状况产生的一连串结果的一个环节而已。把经济不景气怪罪到“过度储蓄”上，就像苹果价格下跌，不去怪苹果丰收，却怪人们不肯出更高的价格买苹果一样。

一旦有人存心要贬低某种做法或机制的时候，任何帮腔的言论，不论多么不合逻辑，他么都会为之叫好。有人帮腔说，各种消费品工业，是预期有某种需求存在而建立起来的，如果人们只知道把钱存起来，这种预期就会落空，并且引发经济萧条。我们已经知道这种说法的谬误所在——它忘了人们存起来的这部分钱，被银行直接或间接投在了其他具有有效需求的生产资料上面，这种“储蓄”（节约）并不一定意味着总支出的缩减。他们惟一说对的一点是：突然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如果消费者的需求，突然之间从某种消费品转移到另一种，同样会引发经济动荡。要是以前的储蓄者，需求突然从生产资料转为生活资料，会引发更大的震荡。

反对储蓄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把钱存起来不用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他们嘲讽19世纪人们被反复灌输着储蓄的观念，说结果是，蛋糕越做越大，却没人去吃。这样的想法显得幼稚无知。戳穿这种不实之说的最好办法，是用贴近现实的假设，把实际发生的事情呈现出来。

假设有一个国家，每年的储蓄占总生产的20%左右。这个数字已远远超过美国历年来的净储蓄记录，我们取个偏大的整数，一来便于计算，二来好让那些指责“储蓄过度”的人服气。

由于每年的储蓄和投资，这个国家的总生产年年增加。（为了单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忽略影响增长不均衡的所有因素。）假设生产每年增加2.5个百分点（为了简化计算，我们用百分点，不用百分率）。我们选用11年期样本，并用指数的形式来表现经济增长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年　　　　总生产　　生活资料生产　　生产资料生产

第1年　　　100　　　　80　　　　　　　20

第2年　　　102.5　　　82　　　　　　　20.5

第3年　　　105　　　　84　　　　　　　21

第4年　　　107.5　　　86　　　　　　　21.5

第5年　　　110　　　　88　　　　　　　22

第6年　　　112.5　　　90　　　　　　　22.5

第7年　　　115　　　　92　　　　　　　23

第8年　　　117.5　　　94　　　　　　　23.5

第9年　　　120　　　　96　　　　　　　24

第10年　　 122.5　　　98　　　　　　　24.5

第11年　　 125　　　　100　　　　　　 25

首先请注意，每年总生产的增长是由于储蓄所引起的，没有储蓄就没有总生产的增长。（你也可以想象，不花什么钱，单靠改良和新发明去提高生产力的情况，但是这方面的增幅非常小；真要靠新工艺新设备，还得要有足够的投资才行。）这种储蓄年复一年被用于增加现有机器的数量和改进其品质，从而提高全国的产品产量。“蛋糕”确实会越做越大（这一点正是有人站出来反对储蓄的理由）；每一年做出来的蛋糕，的确不会全部吃掉。但是这里面并没有违背理性或者频繁的自我克制。其实，每年吃掉的蛋糕越来越大块；到了第11年底，该年单单消费者吃掉的蛋糕，就等于第一年消费者吃掉的蛋糕和生产者吃掉的蛋糕的总合。此外，用来生产产品的资本设备，也比第一年多25%。

让我们看看其他方面。每年有20%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并没有扰乱消费品工业的运行。如果它们在第一年生产的产品只卖出80个点（假设未获满足的需求并未使价格上涨），它们在拟定第二年生产计划的时候，当然不会笨到假设能够卖出100个点。换句话说，消费品工业已经习惯假设过去的储蓄率会持续下去。只有储蓄出于预料突然大增，才会扰乱它们的运行，使它们的产品卖不出去。

我们已经谈过，储蓄突然大减，就会扰乱生产资料工业的运行。要是存在银行的钱，全部被取出来购买消费品，就业不会增加，只会使消费品的价格升高，使生产资料的价格下跌。其总体影响首先会迫使就业发生移转，短期内会使生产资料工业相关行业的就业缩减。长期的影响将是使整个社会的生产低于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

对储蓄的抨击还不止这些。他们首先对“储蓄”和“投资”进行正确区分，但当他们进行分析时，却好像二者是独立的变数，进而认为它们彼此相等是纯属偶然。这些经济作者勾勒出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一方面，储蓄者会自动、无缘无故、愚蠢地闷头存钱；另一方面，有限的“投资机会”没办法吸纳这些储蓄。结果呢？是经济迟滞不前。他们宣称，惟一的解决方法，是由政府出面征用这些愚蠢和有害的储蓄，投资到公共工程上，哪怕拿去搞些作用不大的面子工程，总之要将钱花掉以扩大就业。

以上观点及其“解决方案”包含太多的错误，这里我们只能选其主要错误加以指正。储蓄大于投资的部分，只相当于被真正蓄藏的现金。但在当今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极少人会把硬币和钞票藏在袜子里面或床垫底下。就算这种可能性极小事情真的发生，它也已经反映在企业的生产计划和价格水平上。它甚至不具备累积性效果——行为古怪的隐居者生前蓄藏的现金被人找到，拿出来花光用光；总体上看，被耗用掉的旧蓄藏甚至可以多过被人蓄藏的新现金。事实上，这方面的总金额对企业活动影响可说微不足道。

我们已经知道，把钱放在储蓄银行或商业银行里，银行会急着把钱借出去或者拿去投资。因为资金闲置会让银行牺牲利息收入。惟有当人们担心产品的价格下跌、当银行担心投资风险太大时，人们才会增加持有现金，银行宁可牺牲利息而让资金闲置。但这种迹象表明经济衰退已经显现，才造成蓄藏现金的行为，而不是蓄藏现金的行为引发经济衰退。

忽略这种微不足道的现金蓄藏（即使是这种例外情形，也可以视为直接“投资”于金钱本身），储蓄和投资会趋于彼此均衡，就像任何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会趋于均衡那样。我们可以认为储蓄和投资分别构成了新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其他任何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在价格的作用下会达成均衡，资本的供应和需求也一样，在利率的作用下会达成均衡。利率只是资本借贷价格的特殊名称，它与其他价格没有两样。

利率这个主题，在近年来被复杂的诡辩、被糟烂的政府政策搞得令人困惑，让人觉得人们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常识和清醒的头脑。人们病态地害怕利率“过高 ”。人们认为如果利率太高，产业界借钱来投资新厂房和机器，会赚不到钱。这种观点极具影响力，近几十年来各国政府都以人为的力量，实施“廉价资金”政策。但是相关的论调只注意了提高资本需求，却忽视这些政策对资本供给的影响。只看政策对某个群体的影响，忘掉另一个群体所受到的影响，这样的谬论，又多了一个实例。

如果相对于风险，利率被刻意压得太低，储蓄和借贷都会减少。廉价资金政策的支持者认为，不管利率是高是低，储蓄都会自动进行，因为人们钱多了也只有存进银行。但他们并没有说清楚，何种收入水平的人才会不管利率高低，不管自己直接借钱给别人的风险高低，而总是往银行里存一个固定的最低金额。

尽管富豪的储蓄额受利率的影响要比一般富裕的人小得多，但事实上每个人的储蓄额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我们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有人声称，实质储蓄额不会因为利率大幅下降而减少。这就好比是在说，糖的总产量，不会因为价格大幅下跌而减少，理由是高效率、低成本的生产者会继续生产。这种观点忽略了边际储蓄者，甚至忽略了绝大部分的储蓄者。

将利率人为压低所造成的影响，其实与把商品价格压低到自然市场水平以下所产生的影响相同：需求会增加，供应会减少。压低利率会导致资本的需求增加，而实质资本的供给减少。它会造成经济扭曲。人为压低利率，的确会鼓励借款增加。实际上则是鼓励那些不降低利率就不能生存的高度投机性项目。从供给面来说，人为压低利率，会抑制正常的节约、储蓄和投资行为。它会减低资本的累积、减缓生产能力的提高、减缓“经济的增长”以及减息政策热切想要促进的“进步”。

要想人为压低资金利率，只有靠持续不断注入新资金、不断扩张银行信贷，以替代实质储蓄。这会制造资本供给增加的假象（或者说掩盖了实质资本供给减少的真相），就像多掺点水，会让人觉得牛奶增多一样。但这是一种追求持续通货膨胀的政策。这个过程带来的危险，显然具有累积的效果。通货膨胀一旦被遏制，或者只要通货膨胀暂停，甚至膨胀速度放慢，资金利率就会上涨，危机也会爆发。

有一点需要指出，新注入的货币或银行信贷，虽然能在开始带来短期的利率降低，但持续注水最终将使利率上升。因为注水会让货币贬值，导致货币的购买力下降。放贷者开始意识到，今天借出去的钱，等到一年后还回来时，能买到的东西会减少。为了弥补这种预期货币购买力的损失，他们会在正常贷款利率上再加上一笔溢价。这个溢价可以很高，它取决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高低。由于这个原因，1976年英国国库券的年利率上升到14%；1977年意大利政府公债的殖利率高达16%；1974年智利中央银行的重点贴现率激升到75%。总之，廉价资金政策所造成的经济动荡，远比那些补救性或防止性的政策剧烈。

如果没有通货膨胀性政府政策去干扰资金利率，那么不断增加的储蓄也会为自己找出路，通过利率的降低来提高需求。也就是说，更多的储蓄供给要寻求投资机会，就会迫使储蓄者接受较低的利率。较低的利率同时意味着更多的企业能负担贷款利息。因为，贷款购置新机器或厂房带来的的预期利润，更有可能超过必须支付的贷款利息。

我们现在来谈和储蓄有关的最后一个谬论。经常有人认为，能够被吸纳的新资本数量，有一定的上限，或甚至已经达到了资本扩张的上限。这样的观点从孤陋寡闻的人嘴里说出来还可以想象，连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也持有相同的见解，简直令人匪夷所思。现代社会几乎全部的财富，也就是17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是由它累积的资本构成的。

这种资本一部分是由许多称之为耐用消费品的东西组成，例如汽车、冰箱、家具、中学、大学、教堂、图书馆、医院，以及所有私人住宅。世界历史上，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充足过。就算住宅的数量够多，可以改善和想要改善的居住品质却是无限的，也就是兴建更好的房屋，永远没有上限。

这种资本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可以称之为资本本体（capital proper），它由生产工具组成，包括最原始的斧头、刀、犁，到最精密的机床、最大的发电机或粒子回旋加速器，或者设备最先进的工厂。在这方面，可以扩增和想要扩增的数量，尤其是品质，也同样没有上限。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过剩”的资本，除非最落后国家的技术装备赶上最先进国家；除非美国效率最差的工厂赶上设备最新、最好的工厂；除非最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已经达到人类智力的极限，再也无法改进。只要这些尚未实现，就有对资本的无限需求。

如何“吸纳”新增资本呢？如何实现其“偿付”呢？如果能将资本储蓄起来，它会自行吸纳和自行偿付。生产者会投资于新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购买更好、更精巧的新工具），因为这些工具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这些工具做得出纯靠手工根本做不出来的产品（包括我们身边的大部分用品，例如书籍、打字机、汽车、火车机车、吊桥）；或者，这些工具能够大幅提高产量；或者（换种方式来说），这些工具能够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而且，就像单位生产成本可以降低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极限（除非每样东西都是零成本生产），可以吸纳的新资本数量，也没有极限。

由于新增资本使得单位生产成本稳定下降，这样一来：它可以减低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成本，还可以提高使用新设备的劳工领得的工资，因为新设备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因此，新机器对直接使用它们的人，以及广大的消费者，都有好处。对消费者来说，同样的钱，能买到更多、更好的产品。或者说这些东西提高了他们的实质收入。对使用新机器的劳工来说，除了货币工资增加，实质工资也增加了。汽车业是个典型的例子。美国的汽车工业的工资是全世界同行中最高的，甚至在美国的各行各业中也排在工薪族之最。例如（大约1960年以前）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仍能以比世界其他各国更低的价格出售其产品，因为其单位成本更低。其秘诀在于美国生产汽车时，每位劳工和每辆汽车所使用的资本量比其他国家都大。

不过，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到达这个过程的极限，也有人认为，即使还没到达极限，但这样继续储蓄和增加资本存量也是愚蠢的。

通过我们的分析，不难辨别那种做法才是愚蠢的。

（近年来美国的确失去了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但原因出在美国政府本身的反资本主义政策，而不是因为“经济已经达到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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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课后温习

经济学这门科学，如我们一再看到的那样，不仅是一门认识次要影响的科学，同时还是一门认识普遍影响的科学。这门科学用于追踪经济政策提案或现行政策的影响时，不仅观察其对若干特殊利益集团的短期影响，也要考察其对整个社会利益的长期影响。

这个教训，正是本书所特别关注的。在本书开头，我们开宗明义，提纲挈领地点明了这一课的主旨；接下来，我们又用大量跟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例，从不同经济生活领域去阐明了这一课的实质。

就在运用实例对核心教训进行阐述论证的过程中，我们也领会到了其他更为普遍的教训。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相信有助于大家更清晰地把握这一课。

既然将经济学视为追踪各种后果的学科，经济学就必须像逻辑学、数学等学科，是认识必然结果的科学。

我们用个简单的代数方程来说明这一点。假设x=5，且x+y=12。这个方程“解”是y=7。这个结果十分精确，是因为我们通过正确的计算得出的，这个未知数等于7。计算方法虽然不是直接的答案，但它却必然蕴含最终答案。

这条简单的方程所包含的这个道理，对于最复杂、最深奥的数学方程来说是同一个道理：答案已经蕴含于问题的陈述之中。我们只需要去把它“算出来”。不过，有的结果确实出乎人们的预料，以至于人们觉得自己可能是发现了新事物——那种兴奋震撼，就像“天文观测者猛然发现一颗新星闯进他的视野”。当自己的答案得到了理论上的验证，或者从实践结果中得到了验证，人人都会有那种发现的感觉。虽然答案早已蕴含在问题的陈述里面，但并不总是一目了然。数学提醒我们：必然蕴含的答案，不见得是显而易见的答案。

这些科学道理对于经济学来说同样适用。在这方面，经济学也可以拿工程来比喻。工程师处理问题的时候，必须先确定对那个问题有影响的所有事实。如果他要设计一座桥梁来连接两个点，就必须先知道这两个点之间的确切距离、两点附近确实的地形特性、桥梁所要承受的最大载荷、建桥用的钢材或其他材料的抗张和压缩强度、它可能承受的各种应力。这些参数方面的实际研究已经由其他人完成了。他的前辈们早已用很精确的数学方程计算出他所使用的材料的各类强度和应力。直接使用这些参数资料，他就能确定索塔、斜拉索、主梁的必要直径、形状、数量和结构。

经济学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必须用同样的方法搞清这个问题所涉及的的基本事实，以及从这些事实中得到的有效推导。这些经济学推导跟事实同等重要。我们可以引用桑塔雅纳的逻辑论（用数学也一样可以说得很好）来说：推导是“探索真理的过程”，因此，“当已知逻辑体系的一段推导用于描述某项事实，整个逻辑体系就会焕发出光芒，把未发现的事实照亮”。

如今，很少有人能够认清他们不断提出的经济主张所包含的确切含义。当他们说，拯救经济的方式就是增加信贷，就等于是说，加重债务就能拯救经济。二者是同一事物，从不同侧面去看，便有了含义不同的名称。当他们说，繁荣之道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等于是说，让城市劳工购买的食物价格变贵就能迈向繁荣。当他们说，增加国家财富的方法是政府提供补贴，就等于是说，加重税负就能增进国家的财富。当他们主张以增加出口为主要目标的时候，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应该相应制定一个扩大进口的目标。当他们说，任何情况下，刺激经济复苏的方法是提高工资率，就等于拐弯抹角表示，只有提高生产成本才能促使经济复苏。

以上只是点出那些主张都有它的另一面，这好比一枚硬币都有两个面；同样的主张，换种说法就会缺少吸引力。当然，这不一定表示，那些主张在所有的情况下都站不住脚。有些时候，借来的资金可以产生很大的收益，加重债务也许算不得什么；有些时候，为达到军事目的，政府必须采用补贴的方式；有些时候，某个行业负担得起生产成本的上升。不过，不管是哪一种状况，我们都务必要同时考虑硬币的两面，去探讨经济政策提案所蕴含的的所有结果。可惜很少人会这么做。

我们在分析实例中领会到另一个教训是常识的重要性。在书中我们反复说，研究各项提案的影响时，不仅要观察短期内特殊群体所受的影响，也要考察长期内所有的群体受到的影响。但我们发现，这个结论往往只用普通常识就能推论而得到。即便一个不懂经济学的人，只要他稍微看远一点，他肯定不会觉得：橱窗被砸破、城市毁于战火是件好事；兴建不必要的公共工程，一点都不浪费；政府裁撤冗员让闲人重回劳动市场非常危险；添置机器会令人不寒而栗，即便机器增进财富创造、能让工作更省力；对自由生产和自由消费设置障碍，可以提高财富；迫使其他国家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购买我们的产品，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富裕；储蓄是既愚蠢又邪恶的行为，挥霍享用才能带来繁荣。

亚当·斯密用极其普通的常识，回应当时的诡辩家说：“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很少会是错的。”但很少有人在处理复杂的状况时意识到这句话。即使他们得出来的结论非常荒唐，他们也不会重新检查自己的推导过程。哲学家培根说：“浅薄的哲学会使人的思想倒向无神论，但是，深刻的哲学思考将人的思想带回宗教。”依读者本身的信仰而定，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这句箴言。不过，下面这句话却千真万确：浅薄的经济学会使人的思想倒向荒谬的结论，但是，深刻的经济学思考将人的思想带回常识。所谓深刻的经济学思考，是指去考察一项政策产生的所有影响，而不是只关注那些显眼的事情。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又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他就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的“被遗忘的人”（Forgotten Man）。读者也许还记得萨姆纳1883年所写的文章：

当A觉察到，那种做法是错误的，害得X因此遭受苦难，于是立即和B谈这件事，两人接着提议立法，矫正那种错误的做法，以此来帮助X。他们通过的法律，总是规定C应该为X做什么事，更好的情况则是A、B和C应该为X做什么事……我想做的事，是探访一下C……我称他为“被遗忘的人”……他是从来不被考虑的人。他是被改革者、社会投机者和慈善家所牺牲的人。我希望将他的特征和加在他身上的各种负担展示给你们，以得到你们的注意。

“被遗忘的人” 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再度被人提起时，不是指C，而是指X，真可说是历史的反讽。至于C，则是被要求支持更多的X，和以前比起来，更是彻底遭人遗忘。就是这个C，这个被遗忘的人，还得经常响应政治号召去献爱心。

本书相当关心的核心谬论，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系统性地出现的，如果我们现在就此打住，那么这堂课的研究就不算完成。事实上，这种系统性谬论是劳动分工所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社会化劳动分工出现以前，原始人的一切工作都只为自己或家人而做。他消费的东西，完全是他自己生产出来的。他的产出和他的满足之间，始终存在着直接和立即的关联。

但是当更为细致的社会化分工出现，这种直接和立即的关联就不复存在。我消费的东西，不全是我生产的，我可能只生产其中一样。我用我生产的商品、用我提供的服务所赚来的钱，去购买其他我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我希望我购买的每一样东西，价格越便宜越好，但是我生产的商品、我提供的服务，价格要越高越好。我希望其他所有的东西越丰富越好，但是我的同行和他们的产出要越稀缺越好。常言道，物以稀为贵，若能得遂所愿，我付出的努力就能得到更丰厚的回报。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会限制我自身的努力以减少自己的产出。事实上，跟我生产同样产品、提供同样服务的人是大有人在，我只是行业中普通的一员，而且我们这一行是自由竞争，如果我限制自己的努力和生产，对我自己并没有好处。相反，如果我是一个麦农，我会希望我所种植的小麦产量越高越好。当然，我也希望其他所有麦农的产量越低越好；我希望市面上小麦及其替代品供给稀缺，我的收成就能卖到最好的价钱。

上述这种自利动机对小麦的总产量一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事实上，只要存在竞争，每位生产者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尽可能多的农作物。这样，靠自利动机的力量（不管是好是坏，它比利他动机更持久且更具威力）就能使产出最大化。

但是，如果所有麦农以及小麦替代品的所有生产者，能够联合起来消除竞争，而且政府允许或鼓励这种做法，形势就会发生逆转。麦农就会去说服本国政府（最好是说服相关国际组织），强迫所有的麦农等比例缩减小麦的种植面积。这样就会让小麦供不应求，进而抬高小麦价格；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涨幅，很可能大于产量的降幅，麦农整体上就会因此受益。他们会赚到更多的钱，也就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其他人的状况都会因此变差（假使其他条件不变），因为其他人都必须拿出更多自己生产的东西，来换取更少的小麦。很清楚，小麦减产的数量，就是整个国家财富减少的数量，国家因此变得比较贫穷。但那些只将目光放在麦农身上的人，看得到麦农因此获得的利益，却没看到其他所有人因此遭受的损失。

这个道理，适用于其他每一种行业。如果因为气候反常，柑橘的收成突然大增，所有的消费者都会受益。柑橘增产多少，整个世界的富有程度就增加多少。但是，柑橘会卖不起价钱，这会使全体柑农比以前贫穷，除非大量的柑橘卖得出去，销量增加足以弥补降价的损失。当然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柑橘收成反而不如常年，我一定会因为普遍性丰收导致的低价而蒙受损失。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供给发生变化的情形，同样适用于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形。不仅新发明或新发现会给各方造成利弊不同的影响，消费者品味改变同样会给各方造成利弊不同的影响。新型棉花采摘机，虽然可以降低每个人购买棉质内衣和衬衫的成本，并且提高整体的财富，但是受雇的棉花采摘工人数量会减少。新型纺织机器可以用更快的速度织出更好的衣料，但许多老式纺织机器却会因此遭淘汰，尚未收回本钱的淘汰机器，其部分投资将就此损失，其所有者当然变得比较贫穷。进一步开发核能发电，可以造福全人类，但煤矿和油井的业主却会因此不堪设想。

没有一种技术改进不会伤害某个人，同样的道理，大众的品味变得高雅、社会风气得到净化，没有哪种好的进步不会伤害某个人。若更多人倾向于审慎节制，成千上万调酒师将因此失业。若赌风日衰，在赌场和赛马场营生的人就只好另谋职业。若男人更懂得洁身自爱，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就会陷入绝境。

但是民风突然改善，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以迎合人们低级趣味为职业的人。那些毕生致力改善社会风气的人，受到的伤害更大。牧师面前做忏悔的人会减少。社会改革家会找不到责任之所在。人们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减弱了，他们能为社会做的贡献也减弱了。如果没有人犯罪，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律师、法官、消防队员，也不需要监狱看守和锁匠，甚至可以不要警察（交通警察除外）。

简单地说，在分工体系之下，我们很难想象，当一个人的需要获得更大的满足时，不会伤害满足那份需要的人。为此投资的人、为此苦练技能的人，至少会遭受暂时性的伤害。如果各个经济领域都是非常均衡的共同增长，那就不存在特殊群体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利益对抗，就算有，也不会构成任何严重问题。如果同一年全球的小麦收成同步增加，我的小麦收成也同比例增加，与此同时，柑橘和其他所有农作物的收成同时增加，所有工业产品的产出也增加，单位生产成本相对下降，那么我这位麦农不会因为小麦产量增加而受到伤害。虽然，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可能下跌，我的产量增加也没能完全弥补总收入的减少，但是，如果其他每个人的供应量增加，我也能用更便宜的价格卖到他们的产品，算下来大家扯平，那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其他每一样东西的价格跌幅，和我的小麦价格跌幅完全相同，我的富裕程度会和我收成增加的幅度同比例上升；其他每个人的富裕程度，也会和所有产品与服务供给增加的幅度同比例上升。

这种齐头并进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未发生过，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增长只可能是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步调增长，甚至此消彼长。如果我生产的那种商品，其供应量突然大增，或者如果新发明或新发现，使得我生产的那种商品不再有人需要，这些使整个世界获益的好事情，对我和我的同行们来讲，都是一个悲剧。

人们的注意力，总爱集中在最显眼的地方，即使公正无私的观察者也不例外。大家往往不会去注意供给增加或新发现所带来那些分散各处的利益，而会去关注少数人因此遭受的损失。每个人都在享用更多价廉物美的咖啡，这个事实没有人注意；人们看到的，只是咖啡种植者们因为咖啡豆买不起价钱而生活难以维继。新机器以更低的成本，提高鞋子的产量，这个事实没有人注意；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群男女劳工的生计因此没有着落。这些群体的悲惨处境应该被承认，他们应该受到同情地对待，而且我们也应该研究一下，能否利用在这一特殊进程中得到的收益去帮助这些人另谋生计。这绝对是我们该做的事，也是全面了解问题所必须要做的事。

问题的解决方法，绝对不可以是武断地去减少供给量、去阻止进一步的发明或发现，去帮扶处境艰难的人继续从事已经失去价值的工作。然而世界各国，竞相利用开征保护性关税、捣毁机器、烧毁咖啡树、制定各种的限制措施等种种手段，去解决上述问题。这是通过制造匮乏来创造财富的疯狂教条。

不幸的是，这类教条（可以说是人为炮制的物以稀为贵），对于特定的生产者群体而言的确是金科玉律——如果他们能使控制自己生产的商品的供给，他们就会制造出相对匮乏，以保证他们必须购买的其他所有东西相对充裕。但这一教条对整个社会来讲是荒谬的，它绝对不能运用于所有的领域。因为那么做，等于经济自杀。

最后，来高度概括一下我们这一课：当我们专注于某个单一经济群体时，看起来可能是千真万确的许多事情，在转而考虑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每一个人的利益时，却有可能是一串错觉。

看问题时，是看整体，不是看片段。这就是经济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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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三十年后的这堂课

本书第一版是1946年出版的。我现在写这段文字时，一晃已经过了32年。在这三十年间，本书当年所阐述的那些教训，我们学到了多少？

若拿这话问那些政治人物，也就是那些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人，那么他们根本没学到什么。相反，本书反对过的各种经济干预政策，如今远比三十年前更深重、更盛行，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

以尤为突出的通货膨胀政策为例。实施通货膨胀政策，往往是其他经济干预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为了涨价而涨价。今天，通货膨胀已经是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标准象征。

1946年版中阐明了通货膨胀的后果，但是当时的通货膨胀相对温和得多。我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1926年的财政支出不到30亿美元，并且有财政盈余。相比之下，虽然在1946财政年度，支出上升到550亿美元，赤字为160亿美元，但是在1947财政年度，随着战争结束，支出降到350亿美元，还出现了4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但到了1978财政年度，支出飚升到4,510亿美元，财政赤字竟达490亿美元。

这一切都伴随着货币存量的激增——活期存款加上人们手头的现金，从1947年的1,130亿美元直升到1978年8月的3,570亿美元。也就是说，三十年间，流通货币的供应增加了两倍多。

货币增加直接导致物价急剧上涨。消费者物价指数从1946年的58.5飚升到1978年9月的199.3。也就是说，物价同样涨了两倍多。

我们已经知道，促使物价上涨是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的部分原因。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那本书被各种分析和经验彻底推翻也已经有20年，时至今日，一些政治人物仍在继续建议增加赤字支出，以对付和减少失业。极具讽刺的是，过去48年，联邦政府已有41年出现财政赤字，年均赤字高达500亿美元，程度如此严重，那些政治人物仍旧不断提出这种建议。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府官员根本不满足于自身采取这种灾难性的政策，竟然敦促别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实施美国那些“扩张性”的政策。就像伊索寓言里的狐狸，自己丢了尾巴之后，偏要敦促其他所有的狐狸也都把尾巴割掉。

抱持凯恩斯神话的一个最坏结果是，不仅促使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而且用系统的手段，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失业的真正成因上转移开，让人看不到工会要求的工资率过高、实施最低工资法、过度实施失业保险，以及救济金支付过分慷慨对失业的真正影响。

虽然通货膨胀有一部分是故意制造的，但今天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政府诸多经济干预的后果。政府制定各种干预政策，从张三那里征敛钱财，转而花在李四身上，最终形成“重分配型国家”（Redistributive State）。

若整个过程采用单一措施，那么这个过程会比较容易追踪，其破坏性也比较容易揭示，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在国会颇受重视的保证年收入提案。该提案建议对所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征税，用于救济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而不管那些人愿意工作与否。如此明目张胆打击生产、包养懒汉的提案简直空前绝后，这只会让每个人都变穷。

当然，政府并不会采用某种单一措施，而会采用大量局部的、有选择性的重分配措施。这些措施可能绕开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群体，转而向其他群体提供各种福利、补贴和其他优待。这些措施，常见的有：社保、医保、医疗补助、失业保险、食品券、退伍军人福利、农业补贴、住房补助、租金补贴、学校午餐、公共工程“ 制造的工作”、家庭扶养子女的补助，以及针对老人、盲人、残障人士等实施的各种直接救助。联邦政府估计，单单最后这类人，联邦财政救助对象超过400万，这还不包括接受各州、市财政救助的人数。

有位作者最近对至少44种福利计划进行了统计。1976年，政府在这些计划上的总支出高达1,870亿美元。把这些计划合起来看，1971年到 1976年，年均增长率为25%，是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2.5倍。1979年的支出金额预计超过2,500亿美元。这些福利支出急剧增长促成了“国家福利产业”的发展，现在有500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和私营部门的劳工，参与配发福利和服务给5 000万名受益人。

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实施了类似的组合福利计划——有时整合化程度比较高，追踪其危害性比较容易。无论如何，为了实施那些福利计划，各国只有征收越来越重的税。

我们只需以英国为例来进行说明。英国政府对个人从工作中得到的收入（称为“劳动”所得）征收的所得税，税率最高达83%；从投资中得到的收入（称为 “非劳动”所得）征收的所得税，税率最高达98%。不用说，如此高的税率，直接打击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最终严重抑制生产和就业。对业主杀鸡取卵，必定致使就业受到抑制。对投资釜底抽薪，令人们不愿投资效率更高的新机器设备，必定致使工资水平低下。然而越来越多这样的政策正被各国政府采用。

但是，严苛的税赋并没有带来足够的财政收入，去满足重分配型政府诸多开支、以及诸多计划中的开支。结果是世界各国的政府都陷入长期的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并越陷越深。

过去三十多年来，纽约花旗银行对10年期通货膨胀率进行了记录。其计算是基于各国政府本身发表的生活费用估计值。在其1977年10月的经济通信中，公布了对50个国家通货膨胀的调查结果。该调查显示，截止1976年的最近十年内，表现最好的西德马克，购买力损失35%；瑞士法郎损失40%，美元损失43%，法国法郎损失50%，日元损失57%，瑞典克朗损失47%，意大利里拉损失56%，英镑损失61%。至于拉美国家的购买力，巴西克鲁赛罗（cruzeiro）损失89%，乌拉圭、智利、阿根廷比索损失99%以上。

这个数字其实还算是温和的，我们来看看最近一两年世界各国货币贬值的速度。1977年，美元贬值6%，法国法郎8.6%，日元9.1%，瑞典克朗 9.5%，英镑14.5%，意大利里拉15.7%，西班牙比索17.5%。至于拉美国家，巴西货币单位1977年贬值30.8%，乌拉圭35.5%，智利 53.9%，阿根廷65.7%。

请读者们想象一下货币大幅贬值所造成的国家经济混乱局面，以及千百万居民所承受的生活困难。

前面说过，通货膨胀本身是人们生活困苦的原因，可是它又主要是政府进行经济干预政策的后果。这些干预行动无意间说明并凸显了本书的基本教训。因为这些政策的实施都是建立在可以给某些特殊群体带来即期利益的假定上。实施干预的人，未能对政策的次要影响进行考虑，也就是没有考虑到它们对所有群体产生的长期影响。

总之，那些政治人物对这本书三十多年前就给出的教训似乎什么都没学到。

如果我们来逐章审视，我们就会发现第一版所反对的各类政府干预形式，无一例外不是正在被各国顽固采用。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用公共工程来解决政策性失业问题。它们变本加厉地增加税负，推行信用扩张。大多数政府仍以“充分就业”为基本目标。它们继续实行进口配额和保护性关税。它们设法通过让货币贬值来达到出口增加。农民仍旧享有“平准价格”。 它们仍在帮扶那些无利可图的行业。政府仍然努力“稳定”特定商品的价格。

是通货膨胀政策在推高商品价格，而各国政府却继续将物价上涨的原因，怪罪到私人生产者、消费者、“奸商”头上。对于石油、天然气等最需要发展激励的行业，政府却通过设定最高限价，或者采取管制或监控其总体价格水平和工资，最终挫伤新油田、新气田开采的积极性。在凋敝的城区住宅面前，政府仍继续实施租金管制。在已经造成的长期失业面前，政府不仅保留最低工资法，而且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它们不断通过制定各种法律，给工会以各种特权和豁免权的支持；硬性要求劳工加入工会；容忍大规模的###纠察和其他形式的胁迫；强迫雇主和这些工会“服从集体谈判”，以此让雇主对工会的要求做相应的让步。所以这些措施的意图都是为了“帮助劳工”，但结果却是又一次制造和拖延了失业，同时还减少了总体工资支付，使劳工工资达不到应有的水平。

大多数政治人物仍在忽视利润的必要性。过高地估计业界的平均利润或总体净利润。谴责任何企业拥有超额利润，并对它们课以重税，有时甚至不允许出现超额利润。

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其根深蒂固更胜过从前。每当经济不景气，政治人物就认为“消费者支出不足”是主要原因。于是，它们一方面鼓励消费者增加支出，另一方面制定更多的妨碍性和惩罚性措施去限制储蓄和投资。我们说过，当今各国政府的主要做法，是制造或加速通货膨胀。结果是，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是金属本位的货币政策了，几乎每个国家都通过印制长期贬值的纸币来讹诈它们的人民。

最后，让我们看看最近的一种趋势。政府一旦推行带有“社会”二字的计划，就会完全失控，不仅在美国是如此，在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对于政府干预，我们已经看了个大概，现在让我们来细看一个当今尤为突出的例子——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最早的联邦社会保障法案是1935年通过的。这个法案背后的理论是：大部分社会救济问题，在于人们有工作收入时没把钱存下来，到上了年纪才发现自己没有积蓄安度晚年。立法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如果劳工被强制性地给自己保险，同时雇主也被强制性地为劳工负担一半的保费，这样一来，等劳工在65岁或更高年龄退休时，他们就会有足够的退休金安度晚年。社会保障基于严格的精算原则，被设计成完全自偿性保险。设立的社保基金足以应对将来的理赔申请和到期的社保支领。

但是实际的运作从来都没有依照这种设计执行过。社保基金只是账面数字。社保金收缴上来之后就被政府挪作它用，或者拿去发社保。自1975年以来，当期的社保发放金额已经超过这套制度的社保金缴入金额。

这很自然地产生了每届国会都要寻求增加社保名目的局面，例如增加社保支付、扩大社保覆盖面、增加新形式的“社会保障”。就像在1965年加进医保计划之后不久，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过去七次大选之年，社保名目每次都有增加。”

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和持续，社保支付完全不是按精算比例增加，而比预想的要多得多。典型的政治手法是现在支付，将来买单。不过将来总会到来；国会每过几年就要再次提高劳工和雇主缴纳的社保金。

除了社保金提留比率不断增加，纳入社保缴纳基数的薪金也在不断增加。最早的1935年社保法案中，规定薪金收入的前3,000美元作为社保缴纳基数，并且提留比率很低。1965年规定薪金收入的前6,600美元作为社保缴纳基数，提留比率4.4%（雇主和员工都必须缴纳），到1977年基数激增为前16,500美元，提留比率11.7%。（从1960年到1977年，年度总社保入账增加了572%，按复利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2%。来年计划中的涨幅比这更高。）

1977年起，官方估计的社保福利制度无资金准备的负债高达4.1万亿美元。

现在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社保制度真的是一套保险计划，或只是一套挖东墙补西墙的复杂救济制度。绝大多数领社保的人，都认为领到的社保金是他们自己“ 赚来的”，是自己“出了钱的”，所以领得心安理得。可是，还没有哪家私人保险公司，有能力从实际收取的“保费”，支付现有规模的社保金。1978年初，低收入劳工退休的时候，每月领取的社保相当于工作收入的60%左右。中等收入劳工领取的社保约为原来收入的45%。薪资特别高的人领取的社保约为原来收入的 5%到10%之间。如果我们把社保制度看作是一种救济制度，那它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救济制度，因为已经领取最高工资的人，到老又将领到最高的社保金。

不过，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天仍然神圣不可侵犯。如果哪位国会议员胆敢提议取消或削减现在或未来的社保支付，那无异于政治自杀。几乎任何国家级的救济计划、重分配计划、“保险计划”，一旦启动，就会完全失去控制，美国的社保制度正是令人惶惶不安的例证。

简单地说，我们今天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优秀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就怎么做达成了共识。政府为重分配财富和收入所做的种种努力，只会扼杀生产积极性，并导致普遍贫困化。政府真正该做的事，是建立和执行一套法律架构，禁止暴力和欺诈。政府一定不要去干预特定的经济活动。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鼓励并维护自由市场。亚历山大大帝去拜访哲学家第欧根尼，居高临下地问哲人有什么请求，据说第欧根尼答到：“劳驾站开点，不要挡着我晒太阳。 ”每位公民都有权对政府这么要求。

举目阴云蔽日，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总有某些地方，阳光会破云而出。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政府若不先从纳税人手里拿走些什么，就不可能带给他们任何好处。特定群体享受更多优待，只能是意味着税负加重、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加剧。通货膨胀最后一定会误导生产、扰乱经济。有些政治人物也开始认清这一点，其中有的人甚至清楚明白地把它讲出来。

此外，明显的迹象表明，知识分子的理论风向正在更迭。凯恩斯学派和新政支持者逐渐退场。保守派、自由派和自由市场的其他捍卫者，越来越敢说话，说起话来越发清楚有力。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在年轻一辈中，继承古典经济学衣钵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快速崛起。

真正的出路在于，趁目前的各种措施造成伤害还没有达到不可收拾之前，公共政策干预经济的局面必须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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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与参考书目

想要多读点经济学的人，接下来应该找几本中等篇幅和难度适中的专业著作来看。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哪本书能完全满足这种要求，但是有几本书，加起来效果不错。福斯提诺?波夫（Faustino Ballvé）的《经济学精要》（Essentials of Economics, Irvington-on-Hudson, N.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26页），这本精彩的小册子简要总结了各种经济原则和经济政策。珀西·格里夫斯（Percy L. Greaves）的《探讨美元危机》（Understanding the Dollar Crisis, Belmont, Mass.: Western Islands, 1973；327页），主题类似但篇幅较长。还有，贝蒂纳·格里夫斯（Bettina Bien Greaves）主编的两册的《自由市场经济学》（Free Market Economics,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想要深入了解经济学的读者，如果已经具备了一定理解能力，接下来应该看米塞斯的《人的行为》（Human Action, Chicago: Contemporary Books, 1949, 1966；907页）。这本书的逻辑单一性和经济学的精确度，超越了以前所有的经济学著作。《人的行为》出版13年后，米塞斯的学生罗思巴德（Murray N. Rothbard）写了两册的《人、经济与国家》（Man, Economy, and State, Mission, Kan.: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62；987页）。这本书中有不少新东西，有不少作者透彻的见解；其叙述简单明了；其结构安排在某些方面比米塞斯的巨著更适合作为教科书。

还有些深入浅出探讨特殊经济主题的小册子，包括米塞斯的《规划自由》（Planning for Freedom, South Holland, I11.: Libertarian Press, 1952），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罗思巴德的《为什么我们的钱变薄了？》（What Has Government Done to Our Money?, Santa Ana, Calif,: Rampart College, 1964, 1974；62页）。急于了解通货膨胀的读者，可以读本书作者最近出的《通货膨胀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与这本书观点类似，从当前的意识形态与发展层面进行探讨的经济学著作，有本书作者的《“新经济学”的失败：分析凯恩斯的谬论》（The Failure of the “New Economics”: An Analysis of the Keynesian Fallacies, Arlington House, 1959）；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米塞斯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6, 1969），这本书对集体主义的教条所进行的彻头彻尾的批判是空前的。

读者当然不要错过巴斯夏的《经济诡辩》（Economic Sophisms，1844），尤其是他写的《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对经济学经典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先读现代的经典，再读时间更久远的经典。按第一版的出版日期，我们倒着列一个书单：威克斯第德的《政治经济常识》（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1911）；约翰?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的《财富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1899）；尤金?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的《资本实证论》（The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1888）；卡尔?门格（Karl Menger）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71）；斯坦利?杰文斯（W. Stanley Jevons）的《政治经济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871）；穆勒的《政治经济原理》；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与财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经济学会往无数个方向发展，例如货币与银行、外贸与外汇、税收与公共财政、政府规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工资与劳动关系、利息与资本、农业经济学、租金、价格、利润、市场、竞争与垄断、价值与效用、统计经济学、经济周期、财富与贫困问题、社会保险、房地产、公共事业、数理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与经济史的研究。当然，没有人能彻底通晓所有这些专门领域，除非这个人对基本的经济原理，以及所有经济因素和经济力量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已经有深刻了解。对于大多数读者，可以在读过一般性的经济学、具备一定理解能力之后，便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特殊领域，选择合适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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