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丹是在《国家论六书（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1576年）中完成这一历史性业绩的。在该书中，他对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公法理论作了缜密的梳理和探索，自成体系。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更开历史之先河。书中他调适了对统治实践的许多传统限制，奠定了主权理论。
不过，博丹的理论常常遭到人们的指责，其中最主要的是将博丹“绝对的”主权理论加以绝对的理解。他的思想起码有4点是被忽略了的。（1）主权并不必然属于国王；（2）区分主权与治权；（3）将法治纳入国家观念之中；（4）主权要受到自然法和神法的约束。在我看来，博丹主权理论的绝对性是在“权力场域”里的绝对，即在权力场里它具有绝对性，走出这个场域它就没有绝对性了。博丹相信国王要受到传统的根本法的束缚。针对人们对他的思想的绝对的理解，博丹愤慨地还击说：“听说有人相信我会给某人权力，甚至比使他成为一名诚实的公民还要大的权力，对此我惊讶不已。尤其是在我的《国家论》第一书，第8章中，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章节中，是我首次在危机之秋，毫不犹豫地反对扩张国库权力和王权的观点——这些观点主张要赋予国王无限的权力，甚至可以不受神法（the laws of God）和自然法的限制。我敢于写下在未经公民最大程度的许可下，国王不得征税——还有谁写的东西比我所写的更富有公益精神？我坚持君王要遵守他自己的法律，但是要更加严格地遵守神法和自然法，这种认识难道不重要吗？君王难道不应象普通公民那样严格遵守自己订立的契约吗？然而几乎所有的法学主流方家却站在了相反的立场上。” 可见博丹的主权理论虽然有绝对主义的色彩，但是他同时声称主权是法律之下的主权，是正义之下的主权。在这个意义上说，博丹是现代形式法治的早期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