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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谢选骏: 八九民运真不知民主为何物?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5-21-2009 13:48
标题: 谢选骏: 八九民运真不知民主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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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2日)


    有两句话大家耳熟能详,一句是“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一句是“谎言重复多遍
就会成为真理”。这两句话的意思相近,可以互为参照,而其逻辑结论就是我要说
的第三句话:“历史乃胜利者制造的谎言。”


    现在2009年,八九民运刚刚过去二十年,就有一个极大的谎言已经占据了人们
的头脑和媒体的头版。这个谎言就是说,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们不知道什么是民主,
也不知道如何争取民主。这个谎言的制造者、信奉者、传播者,不一定都是专制主
义者,有些甚至是民运的同情者、国际友人、美国汉学家。*


    八九民运真不知民主为何物?


    事实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1989年4月15日,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后的
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
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学生们的不满来自于中
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为胡耀邦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4月17
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的学生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
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请愿书》,其中包括著名
的“七条”,内容如下:


    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
的人平反;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见李进进《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


    以上七条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


    一是“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也就是制定
阳光法案;二是“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也就是要求立法和司法
独立。其中虽然没有提出任何普选要求、虽然没有要求政府更迭,但大家都知道,
那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就是
阳光法案和新闻自由,而这两点至今虽然已经远离1989年二十年了,也远远没有在
中国实现。这恰恰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只是由于策略考虑,八
九民运提出的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这一策略运用反
而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知道妥协的重要性;而且具备
了制定较为成熟的政治纲领的能力。


    另一个可以证明八九民运相当成熟的例子,是它谴责一切形式的骚乱和暴力行
为——因为当时形成的共识是:任何不守秩序的现象都会提供机会给镇压者,因此需
要谨防当局故意制造动乱和暴乱来寻找镇压的理由。


    当日,遵守秩序的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
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
“七条”请愿。


    后来这封请愿书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全国人民大会堂门前等处多次递出,可
以说是“代表了八九民运基本诉求的经典文献”。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应该说,学生们能够提出如此一份政治请愿,已经相当
大胆,使得许多人感到振奋,觉得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
人也担心学生的安危,担心这份“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也不会得到专制当局的丝
毫原谅,从而对之进行最大限度的镇压。


    由于担心当局的进一步镇压行动会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4月20日夜
间,北京学者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人在谢选骏家中起草了
《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试图阻止悲剧上演。


    第二天4月21日,由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位起草者和其
他一些没有参与的人士,分头征集百位学者的联署签名,并由谢选骏、远志明和其
他一些没有参与的人士一起,把这份文献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
均遭拒绝接收,不得已改为邮寄送出。此后,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
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


    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
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
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
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
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
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
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
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
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
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
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
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
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
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
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
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
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
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
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
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
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
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
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
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
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
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
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
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
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
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
辉、姬金铎、岳西宽。


    (此签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这一《公开信》,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份起来声援与呼应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它的出现使得“八九学运”迅速地转变成为“八九民运”。它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的北京
知识界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并且懂得克制与妥协,因为《公
开信》只是对《请愿书》进行“附议”、重申,并没有另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同时,
也用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某种官式语言的“规范化”修
饰。这种维护策略,目的是使得当局颇费踌躇,不便进行立即的镇压。正是这些努
力造成了学运扩大为民运,这一局势,使得当局无法立即搬用1986年镇压学潮的简
单办法立即采取压制行动,并且自己在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结果使得反对“四
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得以顺利展开。


    正因为这封《公开信》在八九学运转向八九民运中起了重大作用,该信的五位起
草者在“六四”镇压之后,全部遭到逮捕、通缉、关押、审查,无一幸免。


    可以说,4月18日的《请愿书》标志八九学运的基本诉求,4月21日的《公开信》标
志八九民运的基本态度——它们的存在,彻底否决了“八九民运不知民主为何物”的谎
言。相反,它们的存在还证明了八九民运是一场相当理性、克制、懂得妥协精神
的、追求宪政民主的运动。当时的人们曾经惊叹:是一股怎样的理性的力量,能把
如此众多的民众凝聚起来,用如此和平的方式,进行了如此长期的非暴力抗争?后
来局面失去控制,主要是由于中国没有一个合法的反对派,无法在民众和政府之间
对立中,实现4月18日的《请愿书》和4月21日的《公开信》所体现的妥协精神。而决不
是“所谓的中国民主意思具体是什么,他们自己可能不太清楚”。*


    用“八九民运不知民主为何物”,来为1989年5月19日颁布的戒严令,以及随后
发生的“六四屠杀”,进行辩解,是无稽之谈。


    2009年5月19日


    —————————————————
    *2009年4月18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报道《中国人渐渐忘记的“六四”,世界
仍在关注》说,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黎安友
(Andrew James Nathan)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八九民运参
与者们“所谓的中国民主意思具体是什么,他们自己可能不太清楚”。黎安友多年从
事中国政治和近代史研究,曾为《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序,也是《中国六四真
相》英文版编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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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ridged    时间: 5-21-2009 13:48
标题: 谢选骏: 八九民运真不知民主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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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2日)


    有两句话大家耳熟能详,一句是“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一句是“谎言重复多遍
就会成为真理”。这两句话的意思相近,可以互为参照,而其逻辑结论就是我要说
的第三句话:“历史乃胜利者制造的谎言。”


    现在2009年,八九民运刚刚过去二十年,就有一个极大的谎言已经占据了人们
的头脑和媒体的头版。这个谎言就是说,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们不知道什么是民主,
也不知道如何争取民主。这个谎言的制造者、信奉者、传播者,不一定都是专制主
义者,有些甚至是民运的同情者、国际友人、美国汉学家。*


    八九民运真不知民主为何物?


    事实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1989年4月15日,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后的
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
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学生们的不满来自于中
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为胡耀邦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4月17
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的学生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
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请愿书》,其中包括著名
的“七条”,内容如下:


    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
的人平反;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见李进进《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


    以上七条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


    一是“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也就是制定
阳光法案;二是“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也就是要求立法和司法
独立。其中虽然没有提出任何普选要求、虽然没有要求政府更迭,但大家都知道,
那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就是
阳光法案和新闻自由,而这两点至今虽然已经远离1989年二十年了,也远远没有在
中国实现。这恰恰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只是由于策略考虑,八
九民运提出的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这一策略运用反
而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知道妥协的重要性;而且具备
了制定较为成熟的政治纲领的能力。


    另一个可以证明八九民运相当成熟的例子,是它谴责一切形式的骚乱和暴力行
为——因为当时形成的共识是:任何不守秩序的现象都会提供机会给镇压者,因此需
要谨防当局故意制造动乱和暴乱来寻找镇压的理由。


    当日,遵守秩序的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
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
“七条”请愿。


    后来这封请愿书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全国人民大会堂门前等处多次递出,可
以说是“代表了八九民运基本诉求的经典文献”。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应该说,学生们能够提出如此一份政治请愿,已经相当
大胆,使得许多人感到振奋,觉得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
人也担心学生的安危,担心这份“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也不会得到专制当局的丝
毫原谅,从而对之进行最大限度的镇压。


    由于担心当局的进一步镇压行动会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4月20日夜
间,北京学者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人在谢选骏家中起草了
《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试图阻止悲剧上演。


    第二天4月21日,由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位起草者和其
他一些没有参与的人士,分头征集百位学者的联署签名,并由谢选骏、远志明和其
他一些没有参与的人士一起,把这份文献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
均遭拒绝接收,不得已改为邮寄送出。此后,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
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


    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
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
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
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
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
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
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
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
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
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
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
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
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
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
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
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
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
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
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
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
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
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
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
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
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
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
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
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
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
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
辉、姬金铎、岳西宽。


    (此签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这一《公开信》,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份起来声援与呼应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它的出现使得“八九学运”迅速地转变成为“八九民运”。它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的北京
知识界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并且懂得克制与妥协,因为《公
开信》只是对《请愿书》进行“附议”、重申,并没有另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同时,
也用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某种官式语言的“规范化”修
饰。这种维护策略,目的是使得当局颇费踌躇,不便进行立即的镇压。正是这些努
力造成了学运扩大为民运,这一局势,使得当局无法立即搬用1986年镇压学潮的简
单办法立即采取压制行动,并且自己在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结果使得反对“四
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得以顺利展开。


    正因为这封《公开信》在八九学运转向八九民运中起了重大作用,该信的五位起
草者在“六四”镇压之后,全部遭到逮捕、通缉、关押、审查,无一幸免。


    可以说,4月18日的《请愿书》标志八九学运的基本诉求,4月21日的《公开信》标
志八九民运的基本态度——它们的存在,彻底否决了“八九民运不知民主为何物”的谎
言。相反,它们的存在还证明了八九民运是一场相当理性、克制、懂得妥协精神
的、追求宪政民主的运动。当时的人们曾经惊叹:是一股怎样的理性的力量,能把
如此众多的民众凝聚起来,用如此和平的方式,进行了如此长期的非暴力抗争?后
来局面失去控制,主要是由于中国没有一个合法的反对派,无法在民众和政府之间
对立中,实现4月18日的《请愿书》和4月21日的《公开信》所体现的妥协精神。而决不
是“所谓的中国民主意思具体是什么,他们自己可能不太清楚”。*


    用“八九民运不知民主为何物”,来为1989年5月19日颁布的戒严令,以及随后
发生的“六四屠杀”,进行辩解,是无稽之谈。


    2009年5月19日


    —————————————————
    *2009年4月18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报道《中国人渐渐忘记的“六四”,世界
仍在关注》说,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黎安友
(Andrew James Nathan)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八九民运参
与者们“所谓的中国民主意思具体是什么,他们自己可能不太清楚”。黎安友多年从
事中国政治和近代史研究,曾为《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序,也是《中国六四真
相》英文版编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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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ridged    时间: 5-21-2009 13:48
标题: 谢选骏: 八九民运真不知民主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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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2日)


    有两句话大家耳熟能详,一句是“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一句是“谎言重复多遍
就会成为真理”。这两句话的意思相近,可以互为参照,而其逻辑结论就是我要说
的第三句话:“历史乃胜利者制造的谎言。”


    现在2009年,八九民运刚刚过去二十年,就有一个极大的谎言已经占据了人们
的头脑和媒体的头版。这个谎言就是说,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们不知道什么是民主,
也不知道如何争取民主。这个谎言的制造者、信奉者、传播者,不一定都是专制主
义者,有些甚至是民运的同情者、国际友人、美国汉学家。*


    八九民运真不知民主为何物?


    事实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1989年4月15日,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后的
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
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学生们的不满来自于中
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为胡耀邦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4月17
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的学生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
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请愿书》,其中包括著名
的“七条”,内容如下:


    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
的人平反;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见李进进《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


    以上七条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


    一是“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也就是制定
阳光法案;二是“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也就是要求立法和司法
独立。其中虽然没有提出任何普选要求、虽然没有要求政府更迭,但大家都知道,
那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就是
阳光法案和新闻自由,而这两点至今虽然已经远离1989年二十年了,也远远没有在
中国实现。这恰恰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只是由于策略考虑,八
九民运提出的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这一策略运用反
而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知道妥协的重要性;而且具备
了制定较为成熟的政治纲领的能力。


    另一个可以证明八九民运相当成熟的例子,是它谴责一切形式的骚乱和暴力行
为——因为当时形成的共识是:任何不守秩序的现象都会提供机会给镇压者,因此需
要谨防当局故意制造动乱和暴乱来寻找镇压的理由。


    当日,遵守秩序的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
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
“七条”请愿。


    后来这封请愿书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全国人民大会堂门前等处多次递出,可
以说是“代表了八九民运基本诉求的经典文献”。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应该说,学生们能够提出如此一份政治请愿,已经相当
大胆,使得许多人感到振奋,觉得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
人也担心学生的安危,担心这份“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也不会得到专制当局的丝
毫原谅,从而对之进行最大限度的镇压。


    由于担心当局的进一步镇压行动会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4月20日夜
间,北京学者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人在谢选骏家中起草了
《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试图阻止悲剧上演。


    第二天4月21日,由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位起草者和其
他一些没有参与的人士,分头征集百位学者的联署签名,并由谢选骏、远志明和其
他一些没有参与的人士一起,把这份文献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
均遭拒绝接收,不得已改为邮寄送出。此后,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
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


    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
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
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
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
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
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
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
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
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
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
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
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
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
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
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
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
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
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
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
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
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
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
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
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
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
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
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
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
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
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
辉、姬金铎、岳西宽。


    (此签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这一《公开信》,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份起来声援与呼应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它的出现使得“八九学运”迅速地转变成为“八九民运”。它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的北京
知识界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并且懂得克制与妥协,因为《公
开信》只是对《请愿书》进行“附议”、重申,并没有另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同时,
也用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某种官式语言的“规范化”修
饰。这种维护策略,目的是使得当局颇费踌躇,不便进行立即的镇压。正是这些努
力造成了学运扩大为民运,这一局势,使得当局无法立即搬用1986年镇压学潮的简
单办法立即采取压制行动,并且自己在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结果使得反对“四
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得以顺利展开。


    正因为这封《公开信》在八九学运转向八九民运中起了重大作用,该信的五位起
草者在“六四”镇压之后,全部遭到逮捕、通缉、关押、审查,无一幸免。


    可以说,4月18日的《请愿书》标志八九学运的基本诉求,4月21日的《公开信》标
志八九民运的基本态度——它们的存在,彻底否决了“八九民运不知民主为何物”的谎
言。相反,它们的存在还证明了八九民运是一场相当理性、克制、懂得妥协精神
的、追求宪政民主的运动。当时的人们曾经惊叹:是一股怎样的理性的力量,能把
如此众多的民众凝聚起来,用如此和平的方式,进行了如此长期的非暴力抗争?后
来局面失去控制,主要是由于中国没有一个合法的反对派,无法在民众和政府之间
对立中,实现4月18日的《请愿书》和4月21日的《公开信》所体现的妥协精神。而决不
是“所谓的中国民主意思具体是什么,他们自己可能不太清楚”。*


    用“八九民运不知民主为何物”,来为1989年5月19日颁布的戒严令,以及随后
发生的“六四屠杀”,进行辩解,是无稽之谈。


    2009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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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4月18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报道《中国人渐渐忘记的“六四”,世界
仍在关注》说,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黎安友
(Andrew James Nathan)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八九民运参
与者们“所谓的中国民主意思具体是什么,他们自己可能不太清楚”。黎安友多年从
事中国政治和近代史研究,曾为《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序,也是《中国六四真
相》英文版编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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