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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祺:先翻案後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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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dzs
时间:
6-4-2009 16:05
标题:
嚴家祺:先翻案後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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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中共承認六四不是「暴亂」是「屠殺」
早就聽說嚴家祺夫婦在紐約的日子過得不太好,當記者來到他位於布魯克林六大道邊上一條胡同裏的家時,心裏頓時感到更加沉重。
記者依約到嚴家祺家裏採訪。在一排兩層樓高的連幢屋中間,記者找到了門號,在略顯破舊的門框兩側各有一個門鈴,一看就知道,這幢不大的房子裏住着兩戶人家。左邊是一個白色的門鈴,邊上貼着"Yan"字。
記者只見過嚴家祺的照片,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招牌式寬幅眼鏡。當一個清瘦的、戴着一副大眼鏡的老者開門站在記者面前時,一股書香味就撲鼻而來,記者頓時就有一股親切感。他伸過手來表示歡迎,記者卻一眼看到乾淨的襯衫袖口,已經被洗得磨破了邊,還露出了幾條破布絲來。大眼鏡透露出老者的睿智和滿腹經綸,磨破的袖口似乎告訴我們,這是一個經常在案頭工作的學者。
進到屋裏,是陰暗、狹窄的過道。或許是日久失修的緣故,兩個人一前一後走在過道,地板發出「伊呀伊呀」的小聲響。正對着過道,是他家的廚房,右手邊是只容得下一人的洗手間、廚房、過道和洗手間,即使是白天也得開燈才能看清周圍。屋裏面最亮堂的地方,就是位於過道左手邊的書房了。書房裏,除了電腦、電視和傳真機,就只有一張床和兩個簡易的書櫃了,櫃裏擺滿了書。進到這個家裏,記者不禁欷歔,腦中只有四個字「家徒四壁」,這是記者在紐約見過的最簡陋的人家之一。眼前的人和屋裏的陳設,讓記者無論如何也無法將這位老學者與中共(知識分子中)頭號通緝犯、著名民運人士、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前所長掛起鈎來。
當記者好心地問起需不需要外界提供經濟幫助時,他立即表示拒絕。
當記者表明採訪的話題時,嚴家祺感動地說,感謝香港《蘋果日報》專程派記者來採訪他。六四 20年了,許多人已經淡忘了這個事件,而且中國經濟強大了,許多國家基於經濟利益不敢得罪中國,也逐漸淡漠了對此事的態度。連台灣的媒體也軟化了立場。在香港,也只剩下極少數的媒體敢於繼續支持六四,香港《蘋果日報》此次還專程派記者來採訪,他非常感動,心裏也感到很大的安慰,說着說着,他的話語就有點哽咽。
話題還是從他目前的生活說起。嚴家祺說,他來美國 15年了,最初在哥倫比亞大學當了兩年訪問學者,隨後就在紐約以寫作為生,這 15年寫了千多篇文章和兩本書,《霸權論》已經出版,另一本《廣義進化論》,是跨學科的一本著作,從生物學、社會學、政治學和自然科學等多學科、多角度研究社會進化和生物進化,傾注了他一生的研究成果和心血。他遺憾地說,可惜這本書專業性太強,至今未找到出版商。其夫人高皋雖然是個醫生,但也勤於筆耕,已經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書,目前發行量達到 150萬冊,近著《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頭馬車時代》,已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他欷歔感慨地說,過去的 20年,他從中年人變成了老年人,無論是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或現在的總書記胡錦濤都不容許他回國,他一生後面的時光就這麼被毀掉了。他說,他現在就靠妻子的養老金過日子。高皋在國內是醫生,來美後到曼哈頓的 CABRINI醫院當護士,工作非常辛苦,熬壞了身子, 06年申請退休。雖然,兩人生活清貧,但兩夫妻仍然活得有尊嚴、有原則,婉拒了很多資助,也不隨意參加一些活動。在紐約,各類團體經常會舉辦一些與中國政治相關的講座或研討會,但鮮見嚴家祺的身影,「我只參加與六四相關的紀念活動」。「比如說,我與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關係很好,我也很敬重達賴,但這不等於我要參加他們的活動。我主張漢藏和解,我支持兩岸統一,我樂見中國繁榮發展。」嚴家祺如是說。他自豪地拿出《廣義進化論》的手稿,「我仍然在作我的學術研究,我沒有丟掉我的專業」。
然而, 20年來,嚴家祺最大的心願就是六四能翻案。「六四是中國最大的寃案。你們對六四的堅持代表着未來。」他說,他在網上看到最近有人主張六四和解,但他主張六四要先翻案後和解。他說,六四和解要在六四翻案的基礎上,「其實六四翻案不難,就是承認六四不是暴亂,而是屠殺這個事實。我們不要糾纏在『工自聯』、『高自聯』等個案或某個人的事,我只要中共還原一件事,那就是 1989年 6月 3日和 6月 4日那兩天沒有暴亂,只有屠殺。其他的都可以留給歷史學家去研究。」他說,六四和解後,首先要善待天安門母親、善待六四傷殘者,恢復已故總書記趙紫陽的名譽。
嚴家祺說,如今回首六四,大家不能孤立地看待這個事件。 20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變化,浸透了六四對中國當代歷史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在他看來,「六四是當代中國歷史的分界線,六四後,中國進入了資本主義全面發展的道路,外資和港台資本與大陸廉價勞動力結合,使中國出現高速經濟增長。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包含着億萬農民工的辛勞和苦難,而且浸透着天安門母親和六四受難者的血淚。」他說,沒有六四民主運動,就不會有今天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
「六四也是當代中國最大的不正義、最大的寃案,六四不翻案,中國沒有正義,
貪污腐敗仍會惡性發展,因為所有貪官都看到,連六四這樣牽涉總書記(趙紫陽)和數百上千人生命的事,都可以忽略,那貪官就大肆貪污吧。」嚴家祺說。
嚴家祺批評,「胡錦濤連曾慶紅(國家前副主席)那點靈活性都沒有,把中國的所有寃氣都盡量地壓住,壓到後來,學過物理的胡錦濤就會知道甚麼結果了。如果沒有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和 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翻案,中國就無法進行改革開放,同樣地,如果沒有對六四翻案,中國也無法取得更大的成就。」嚴家祺說,六四若不翻案,中國就無法真正實現和諧社會和法制化國家。
在嚴家祺看來,紀念六四 20周年,也是紀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位領導人。胡、趙兩人的偉大,在於他們心中考慮的不僅是中共的前途,還有中國的前途,而現任的這些中國領導人,只是在考慮他們個人的前途。他說:「鄧小平決定進行改革開放時,是基於為中共前途的考慮,但他下令六四屠殺時,考慮的是他個人的前途,到了 1992年南巡時,他考慮的則是中共和中華民族的前途。中共能否對六四進行翻案和和解,將事關中共和中華民族的前途,而今天的胡錦濤,考慮的全是他個人的前途。」嚴家祺說,他沒想到胡等人會對事關中共和中華民族的事情無動於衷。
直接經歷了兩次天安門事件( 1976年和 1989年)的嚴家祺說:「我為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翻案做了一些事。當年,胡錦濤只是一個『老百姓』,一心想着自己從甘肅調回北京。而今天,他大權在握,阻止我們回到自己的祖國。我因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流亡海外 20年,我此生就是要為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翻案,為趙紫陽、為天安門母親、為六四受難者討回正義。我不相信,我們偉大的祖國就會沒有正義。」
對於中國 80後、 90後的年輕人不了解六四,嚴家祺絲毫不擔心,他說:「歷史上重大問題是不可迴避的,只要一個人能記住,這個事實就不會被抹煞,也不會消失。」在他看來,中國年輕一代不太關心政治,這是社會的一個進步,「整天關心政治有甚麼意思?六四翻案後,我也不會關心政治了,專心做我的學術研究去」,他還說:「非政治領域自由化,是中國社會多元化的一個轉變,一個良好形態的社會,政治是不重要的。因此年輕人不關心政治,是一個好事。」
流亡海外 20年,想不想回家?對於這個問題,嚴家祺說:「我的同事和老朋友,有的都已經離開人世了。去年我的中學舉行畢業 50周年活動,活着的幾乎全去參加了……」,說着說着,嚴家祺突然轉過頭去,沉默了許久。記者知道,他在盡量壓抑着自己的情緒,不讓眼淚奪眶而出。細微的動作,讓記者發現這個外形清瘦的老人其實是個硬漢子,「只要中共做到六四翻案、善待天安門母親和撤銷通緝令,我就回去。」
對於中國民主的前景,嚴家祺樂觀其成,他表示,「中國民主化前景在今後一二十年內一定會實現,港、台影響是其中一個因素,更重要的一個因素是, 1982年憲法為中共政權有程序地民主化更迭奠定了基礎。」他相信,隨着中國私有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人在非政治領域的自由將會越來越大,再加上世界形勢對中國的影響,因此只要中共政權一代代地更迭,不要出幾次,中國民主化就會實現。六四能翻案,中共民主化進程就會加快。
談起當前金融危機,嚴家祺認為這場危機證明資本主義制度需要大大改善,要加強管制,美國目前正在採取措施,但這不等於資本主義制度就失敗了。一個制度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發生變化的,要有思想觀念的轉變才可以。他指出,人類財富掠奪的方式有三種,一是戰爭,二是獨裁,三是金融欺騙。目前,美國人民正在遭受第三種的財富掠奪,但中國人民除此之外,還遭受到貪官污吏們的掠奪,因此不能因為這場危機,就說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
當記者結束採訪走出門外時,天上下起了毛毛細雨。在雨中,記者向站立在門外的嚴家祺揮手道別時,心裏希望他能早點轉身進屋,記者不想讓他看到,自己眼淚也幾乎快要奪眶而出。愛國家、愛中華民族的道路有千萬條,他,卻選擇了最艱難的那條路。
香港《蘋果日報》記者專訪
嚴家祺小檔案
年齡: 66歲
出生:江蘇常州西郊
學歷:中國科技大學應用數學和電子計算機系畢業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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