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 BBS

标题: 皇甫茹：中日和平条约廿五年：邦和心未平——兼论日 [打印本页]

作者: finssy 时间: 10-11-2009 11:44
标题: 皇甫茹：中日和平条约廿五年：邦和心未平——兼论日
本文通过一路BBS站telnet客户端发布

皇甫茹：中日和平条约廿五年：邦和心未平——兼论日本向中国道歉问题

　　２００３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三十周年。以目前两国政治关系之低落、中国大陆年轻人反日情绪之激烈，中日曾经订立友好条约，似乎有点难以想像。而且，条约签订以来，宣传部门只是空洞喊喊“中日友好”，从来没有详细讲解过条约具体内容，中国民间存在着大量违反条约的“爱国”言论。比如，《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规定，“根据上述各项原则〔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者注〕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这里，依据联合国宪章，不但排除了武力解决，就是武力威胁也是不允许的。但是中国民间却有着要求政府派遣舰艇为“保钓船”护航的不小声浪。笔者主张言论自由，民间人士当然可以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问题在于这是法外奇谈，看来说话者根本不知道中日间存在一个和平友好条约。符合法理的做法是：先提出废除该条约，在条约规定的一年期之后，再出兵钓鱼岛（虽然这还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但中国可以使安理会无法通过正式结论）。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是一个正式结束中日敌对状态、并不让敌对状态再度出现的终战条约。

　　大陆和台湾都被排除在１９５１年９月４日开幕的旧金山对日和平会议之外，自然也没有在《旧金山和约》（９月８日签署）上签字。和约要求日本自己选择与大陆或台湾谈判，只有在日本与一个代表中国的政权缔和之后，《旧金山和约》方算正式生效。这时，毛泽东早已宣布向苏联“一面倒”，中美两军正鏖战朝鲜。旧金山会议之前，美国就要求日本选择与国民党媾和，否则，在１９５１年的麦卡锡主义（Joseph Raymond McCarthy）颠峰时期，美国参议院不可能批准和约。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并不象五十年代后期的岸信介那么反共，更不愿因此失去中国大陆的庞大市场，但是，签订和约后从美国占领军手里收回主权，显然是日本更重要的国家目标。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８日，日本同“中华民国”签订了和约；同日，二战同盟国与日本间的战争状态正式终止。

　　三十年后，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９日，中日建交。中国的复交三条件之一是“日蒋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没有哪个国家会简单地承认自己签署的条约是“非法的”，日本也不会，何况这牵涉到《旧金山和约》本身的法律效力。中国这一条件的实际要求是制订一个新和约。由于中方坚持要写入针对苏联的“反霸”条款，和约的谈判竟拖了六年。直到卡特（Jimmy Carter）当了美国总统，在他那位极端反苏、极力主张联华抗苏的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推动下，日本才默认了和约条文的反苏影射。这时中国也换了领导人，邓小平同意把条文改得比建交声明中的“反霸”语句更含糊一些，方便日本接受。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该条约在北京签署。

　　虽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并不顺利，但是，在一个结束战争状态的和平条约里加入“友好”两字，固然有避开《旧金山和约》的意思，却也足以说明，当时两国间的气氛还是很友善的。

　　随后，同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９日，邓小平（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去日本访问了一星期，一路参观工厂、商市和风景区。翌年１月，中美建交后邓小平访问美国，当面向卡特提出了中国大陆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重视和美国的关系？老邓回答道：他发现二战后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富起来了。显然，这话背后有着访问日本的深刻印象。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３日，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了和约批准书互换仪式。老邓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出席，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批准书上签字，《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自这一天起正式生效。

　　邓小平在互换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说：中日友好源远流长，我们两国之间虽然有过一段不幸的往事，但是，在中日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这毕竟只是短暂的一瞬。当天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和皇太后良子，在皇室会见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天皇说：日中两国有着漫长的友好历史，虽然一时有过不幸的事情，但已经成为过去。邓小平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今后我们要以向前看的态度建立两国和平的关系。

　　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和日本名义上的最高领袖见了面，同意“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不管是按国际惯例还是按亚洲特色，今后两国都应该“向前看”了。后来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当时在名义上只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但他对总书记赵紫阳说：他要会见戈尔巴乔夫，他们见过面，中苏间的事情就算过去了。确实，现在中国报纸不再提“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或“珍宝岛事件”；除了台湾蒙族诗人席慕容，现在也很少有人记得“萨彦岭下是我们失落了的”唐努乌梁海：“被别人轻易取走了的唐努乌梁海啊／怎么从来没听说有哪一个子孙曾经／为她流下过一滴泪来？”（席慕容《唐努乌梁海》）但是，对于日本，国人的态度迥然不同。

　　今年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三十周年时，《人民日报》派记者重游了邓小平的访问之处，但是，笔者没有见到任何中国报刊提到邓小平会见日本天皇时的谈话。看来同志们早已忘记了老邓的既定方针。江泽民主席１９９８年访问日本时发表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６日）中说：“双方认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不知道邓小平“向前看”的访日谈话，算不算应该“正视”的过去？

　　为了尊重历史，笔者愿意在这里为党报记者给出党报资料：邓小平和天皇的对话摘要，刊登在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４日《人民日报》第５版。

　　　　　　　　　　　　　　　　（１）

　　国人对日本的心结，可以归纳为两大诉求：八年抗战的死对头日本，第一必须赔偿，第二必须赔罪。如果将目前的中日关系比作一支“呕哑嘲哳难为听”的曲子，这两大诉求是基调。平日里时起时伏的那些事件，诸如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人在中国嫖妓、商业冲突、日军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等等，比起基调来，可以算是临时变奏。临时变奏，如有必要，可以处之以临时变通。例如，《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三日，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５日，福田纠夫首次以首相身分参拜靖国神社，老邓依然如期访问日本，这在当时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是赔偿、陪罪作为基调，已在中国大陆形成主流民意，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影响中日关系的进程。

　　关于国家赔偿，中国已经在建交声明中宣布放弃了，不可能再翻悔。民间的赔偿要求，主要通过法庭诉讼而争取，政府只能间接支持。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却在九十年代成为对日政策的国家目标。本文主要就是回顾这一政策的现实有效性。

　　说到要求道歉，人们往往将日本与德国相比，特别是勃兰特（Willy Brandt）的榜样。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７日，西德总理勃兰特在访问华沙时，突然跪在犹太区的华沙起义死难者纪念碑之前，喃喃说道：“一个民族不能忘记自己的过去。”世界为之震撼。第二年，勃兰特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表面上看，下跪是道义行为。但是，勃兰特作为一个政治家，即使是出于道义，也不可能没有政治动因，或全然不顾政治环境对他的限制。让我们来具体考虑这些政治因素。

（一）　勃兰特是德国的左派。勃兰特属于社会民主党，是恩格斯协助建立的第二国际内的老牌社会主义政党，他辞去西德总理职务后，还担任过第二国际的主席。

　　１９３３年希特勒上台，勃兰特被迫亡命挪威，并于１９３８年被纳粹剥夺德国国籍，直到４８年才恢复。１９４０年德国占领挪威后，他又被迫逃到瑞典。勃兰特双手干干劲净，他没有也不可能参与在德国和东欧发生的种种纳粹迫害活动，他本人就受过纳粹长期迫害。比起没有反抗过希特勒或与旧德国有所渊源的右派政治家，勃兰特在心理上更容易作出赔罪的决定，也更容易为自己的政党所接受。

（二）　勃兰特当时正在推行他所提出的外交新政策。勃兰特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１日当选为西德总理后，立即开始落实他的“新东方”的政策，试图打破冷战和柏林墙的阻隔，与东德建立新的联系——为此他必须取得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一定信任。

　　西德与他们的“东方”之间的问题，最棘手的是二战后的新边界。斯大林割去了德国和波兰的战前领土，作为补偿，又让波兰去割德国的土地。海涅的著名诗作《西里西亚织工》，曾经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发动的工人游行的战歌（西里西亚织工暴动是国际工人运动史早期重大事件），诗中说：“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如今，西里西亚这一普鲁士的工业基地、自古以来就是老德意志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却是波兰的一部分。拿了别人东西自然心虚，虽然东德早就承认了新边界，苏联和波兰总是担心西德“军国主义复活”，借边界问题挑起事端。勃兰特以极大的勇气，准备承认德国被强加的东部边界，消除“东方”的疑心，然后和东德关系正常化，并把仍然遗留在失去领土上的德国人接回他们心中的真正祖国。

　　勃兰特先和苏联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接着承认了波兰的新边界，那一次下跪，就是去华沙签协议的：西德在事实上放弃了四分之一的战前领土；波兰则允许德裔居民移居西德（或东德——文字上波兰要照顾共产党兄弟国家的面子），如果他们希望离去。

（三）　波兰是一个历史上灾难深重的相对弱小的民族，曾被俄国和德意志国家（普鲁士、奥地利、德国）多次瓜分占领。波兰的命运在欧洲得到广泛同情。

　　勃兰特在他的两本回忆录《人和政治：１９６０－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出版）和《我的政治生涯》（１９９２年勃兰特逝世前出版）里都提到，波兰是更近的邻居也涉及更多的领土，按理应该与波兰先签条约。但是，“东方”的政治现实是钥匙握在莫斯科手里，他不得不与苏联先谈判，争取苏联开出绿灯。波兰人也充分理解，波兰领导人告诉勃兰特：任何看上去象是离间波兰和苏联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仅仅两年之前，苏联无端指责西德挑起１９６８年的“布拉格之春”，以此为借口，武力镇压了捷克的改革。现在西德和波兰必须特别小心行事。但是，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波兰人，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被西德当作苏联的小跟班。勃兰特说，在飞往华沙的飞机上，他一直在想，怎样才能表达对于波兰的复杂感情。下跪就是这一思考在行动上的延续。

（四）　从技术上讲，勃兰特所面对下跪的，是一群犹太人死难者。他不是向当时的波兰政府赔罪，勃兰特只是向死难者赔罪，而不是以民主政府首脑的身分在双边声明中向专制政权赔礼道歉。

　　而且，这些犹太死难者是１９４４年８月１日至１０月２日的华沙反纳粹起义的牺牲者。当时，波兰地下抵抗人士试图建立独立的政权组织，希望自己的祖国得以避免被苏联红军强加以斯大林式专制的命运。起义发生时，苏联红军已经突入波兰郊区，但是他们按兵不动，听任德国援军屠杀起义者和市民。苏联甚至拒绝了美英两国从红军控制区向起义者空投军火的要求。苏军直到起义被彻底镇压后，才进驻华沙空城。波兰爱国义士既死于希特勒的残暴，也死于斯大林的冷血。跪在这样的牺牲者面前，哪怕是最死硬的冷战专家，也无法指责勃兰特“软弱”。

（五）　即使面对这些死难者，勃兰特所讲的，也仅是“一个民族不能忘记自己的过去”。他当时只能讲到这一程度。事后一家西德报纸的调查，４８％的被调查者认为勃兰特做得过分了；相信是自发举动、可以理解的比率要低一些，为４１％。德国政府首脑公开讲出口的谢罪和请求宽恕，要到九十年代中期波兰的民主制度稳定和巩固之后。

　　笔者指出政治动因和政治限制，并不是以为勃兰特的下跪是老谋深算的政治策划。勃兰特在回忆录里强调，下跪没有任何预先设计，是在言词难以表达感情时的自然而然的行动。但是，他的经历，他的立场，仍然为这一自发行动在潜意识里设定了可能的范围。我们就很难设想，勃兰特会在礼节性献花圈时向苏联红军烈士墓下跪，尽管他非常明白，苏联的合作是“新东方”政策的成败关键。因为在１９６１年８月，东德和苏联开始建造“柏林墙”时，勃兰特正是柏林市长，他曾经愤而要求西方盟国采取强硬行动。

　　如果拿以上五点来对照日本的道歉问题，则第一，日本自民党的高层人士和那些首相们，并不是为军国主义唱挽歌的极右翼，但在日本的政治光谱中，相对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他们属于右派（通常的称呼为“保守派”）。很多人出身于战前就地位显赫的政治家族。他们不象左派那样毫无历史包袱，可以轻装上阵。

　　第二，中国不占有日本任何领土，更没有和美国分占日本。地的方面，日本无求于中国。中国曾经有很多日本侨民，但是建国后，毛泽东执行锁国政策，嫌外国人麻烦，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把他们统统赶回日本了。其中甚至包括那些已经加入中共、在部队里提供医疗、技术服务的日籍军人，为此还拆散了不少中日鸳鸯。中国曾经从苏联手里接收了九百六十余名日本关东军军官，但是，除了象征性地判了几个战犯，全都在１９５６年遣返日本了。人的方面，日本同样无求于中国。

　　文革时，曾有人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审判这批日本军官，毛泽东回答说：当时的司法机关能力不够。确实，按国际标准审判这批军官，工作量极大。这不是斗地主或镇压国民党军官，发动群众叫叫口号就可以拉出去枪毙。如果不能判下具体的战犯罪行，国际上就会将这批军官视作战俘，按日内瓦公约，不可在战争结束后长期羁押。不过，这批军官回国后，很多人成了日本民间推动中日友好的积极分子。

　　第三点，与波兰不同，中国是大国，争取国际同情要相对困难一些。中国现在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和平崛起”。这是方针，这是方向，要成为现实并使各国信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第四点比较微妙。１９９８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日本时，两国政府于１０月８日发布了《日韩面向二十一世纪新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日本在宣言中向韩国道歉。探知日本准备向韩国道歉的信息后，有人觉得机会来了，邓小平没强求的东西，现在可以到手了，从此红史留名。于是中国提出要日本重新认识历史问题，意图迫使日本在中日联合宣言中道歉。并把原定８月份进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二十周年纪念之旅，借故延期到１１月，让韩国人先走一步，顺便也给日本人一点脸色。

　　外交专家心中明白，却是苦在说不出口：在韩国的朴正熙和全斗焕军事独裁时期，日本并没有道歉；直到金永三之后，韩国人民选出了坐过牢的反对派人士金大中，韩国的民主制度显得相当稳定和巩固了，日本才向按西方民主观点确实是“身受选民委托”、有权代表人民的金大中表示：向韩国人民“由衷道歉”。如果向朴正熙或全斗焕道歉，民主改革后肯定要重新来过，还落个支持独裁者的坏名声，日本政府何苦来着？

　　果然，貌似软善的日本首相小渊惠三拒不让步，他只肯在联合宣言中写入“深刻反省”——这是日本向自己做的事；却无论如何不肯答应象日韩联合宣言那样，在“深刻反省”后面再加上“由衷道歉”——这是日本向对方做的事。大讲历史问题并没有带来想要的成果。最令日本官员和民众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在天皇——明仁天皇，二战结束时十二岁；不是邓小平会见的从二战中过来的裕仁天皇——的礼节性晚宴上，也要回溯并强调历史问题，这不能不让他们想起邓小平的前瞻眼光。压力成了阻力，会谈谈成僵局。中方毕竟不能空手而归，后来访问日本各地时，闭口不谈历史问题，转而强调中日友好。

　　钱其琛也是出访团成员，遗憾的是，他在《外交十记》中只字不提这次中日最高层会谈。而笔者正是为了等他的回忆资料，把本文的写作，从８月份一直推迟到年底。

　　至于第五点，日本表示的“深刻反省”，在英文版本中是 deep remorse 。Remorse 是为自己所做的坏事心中不安。深刻反省过去的坏事，国际上按英语这一国际外交语言来理解，和勃兰特的“一个民族不能忘记自己的过去”，是很接近的意思。

　　如果将勃兰特下跪作为国与国道歉的范本，对照之后的合理结论是：让日本的保守派政府就历史问题道歉，是极度困难的政治要求，除非中国以其他方面的重大利益作交换——例如，在道歉之后，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２）

　　那么，日本的左派肯不肯道歉呢？

　　至少在从前，他们是愿意的。社会党（其实英文为“社会主义党”，苏东巨变后于１９９１年改名为社会民主党）长期是日本最大的左派政党，与勃兰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属第二国际。１９６４年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率团访问北京，７月１０日，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佐佐木一开始就道歉了，他说：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老毛答道：没有什么抱歉的，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众人都笑了。

　　老毛的这段话，海外有人称之为暴露了“毛泽东的汉奸面目”。抗日战争时，除了手下将领主动，象林彪的平型关战役和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毛泽东确实游而不击，让日本人放手攻打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不妨翻翻邓榕写的《邓小平传》：解放战争打中国人，真是威武雄壮；抗日战争打日本人，实在乏善可陈。但是，老毛对佐佐木更三说的话，只是他一贯喜欢的“坏事变好事”的辩证游戏，把这视为“汉奸”言论，就跟现在那些民族主义“热头”（hot-head）怒斥马立诚和时殷弘为“汉奸”一样荒唐。（马立诚为前《人民日报》资深评论员，《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的作者；时殷弘为人大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的作者。）

　　对于道歉，日本左派似乎既无心理障碍，也没有政治体制上的憋扭，但是，他们跨不过中国的等级森严。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官衔只是副总理，他那最关键的几句话，却是见了福康首相都不肯讲，一定要对着天皇讲。毛泽东是熟读《资治通鉴》、满脑袋帝王思想的人。如果天皇向他道歉，笔者相信，他会欣然接受。但佐佐木并未当选为首相，在中国人眼里仅是民间人士。毛大太阳以千古一帝之尊，喜纳蕞尔东夷草野布衣之道歉，则上国天朝威仪何在？按大中华帝国的传统，这种时候，不妨“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盐铁论》）。佐佐木得聆天唾，果然心悦臣服，事后，他畅谈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感想：到底是大国领袖，才说得出这样宽宏大量的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先后成为轮流执政的主要政党。在有些国家，象是瑞典，基本是社会党连续组阁。虽然日本社会党人也曾出任首相，但都时间短暂。社会党和他们的盟友共产党，也有过很有希望的时候，但从未成长为可以和自民党抗衡的力量。为什么左派在日本始终不成气候？这可算当代日本的一大神秘。

　　美国占领日本后，毕竟无法穿越文化壁障直接统治日本社会，他们保留了天皇和很多旧官员。而且德国的纽伦堡审判和日本的东京审判有一点很不同。纽伦堡审判宣布纳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盖世太保（秘密警察）和党卫军为犯罪组织。犯罪组织成员不得担任公职，这就不但在中、高层，甚至在基层，把很大一部分人清除出了政府机构。但是日本不存在相应组织，东京审判仅是判决内阁和军部高层人员。对高级军官的审判是有争议的。一些日本人认为是“种族歧视”，他们问：为什么德军参谋总部的军官不进入纽伦堡审判？另外，苏联未废除日苏中立条约（德国进攻苏联前两个月，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３日签署）即突然宣战，现在却坐在法官席上审判遵守条约的日本，令很多日本人觉得这是“谁拳头大谁有理”的“胜利者司法”。五十年代初，美国对苏冷战对华热战（朝鲜战争），日本是远东的两战基地。为了收买人心，缓和对“种族歧视”和“胜利者司法”的不满，东京审判不久，美国就开始陆续假释战犯。甲级嫌犯岸信介，甚至在１９５７年当上了日本首相。（我国报刊书籍称岸信介为“甲级战犯”，从技术上讲，他仍是嫌犯，并未被定罪。）日本的旧官僚阶层基本保存下来了，保守势力一直相当强大。

　　同时，美国也在日本进行了很彻底的民主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工人获得了罢工和组织工会的权利，私有小企业有了公平竞争的天地，等等。左派的很多传统奋斗目标，短短几年之内，被美国人极有效率地送进了劳动人民的千家万户。于是左派把精力转到与民众生活关系不大的外交和安全领域。对日本５２年之后的“旧金山体制”，左派的反对主要有两条：一是自卫队必须解散，这实际上是一支军队，违反日本不得拥有军队的宪法规定；二是日美安全条约必须废除，这是把日本绑在美国侵略亚洲的战车上。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时，后者主要就是汇报日本社会党反对美日安全条约的斗争。

　　从社会党的这两个斗争目标，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影响。但社会党显然无法回答一个简单问题：既不要自卫队又不要日美安全条约，如果受到入侵，比如说苏联占领了北海某个岛屿，谁来保卫日本？待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已把苏联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为了联美抗苏，不再公开反对美国在日本驻军。日本社会党也开始转向，在这两个问题上，逐步朝日本社会主流观点靠拢。这时候，新的社会趋势出现了。社会党是传统的劳工政党，他们的铁票是工会。八十年代，服务行业在日本开始兴起；随后是九十年代的经济衰退，工人人数收缩，工会影响下降，捐款减少，社会党的处境日益困难。而且在议会里坐久了，难免受到日本“金元政治”的腐蚀。有些社会党议员，暗中收受自民党贿赂，帮助执政党通过大有争议的法案，颇闹了几次丑闻，更降低了社会党的威望。

　　１９９４年６月，自民党、社会党和新党联合组阁，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被推举为首相。在纪念二战结束五十周年时，村山首相代表日本政府发表谈话，首次承认日本对亚洲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就是后来写入日韩联合宣言的语句）。但中国并不满意，因为没有指明具体受害国。

　　日本的道歉，到底还是要由左派启动。可惜村山内阁的寿命只有一年半。

　　九十年代末，日本政坛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１９９８年，社会党和自民党的一些议员合组民主党，社会党元气大伤，从大党降为小党。今年１１月９日的日本众议院选举，左派被边缘化。４８０个席位中，社会党从原来的１８席降为６席，主席土井多贺子引咎辞职。共产党也从２０席降为９席。如果在明年７月的参议院选举中遭到类似失败，左派政党至少暂时将显得无足轻重。民主党虽然上升为第一反对党，占了１７７席，但是，来自社会党的老人马正在淡出，民主党的立场变得越来越保守。他们反对小泉内阁出兵伊拉克，但和自民党一样，支持修改和平宪法，让日本成为可以正式拥有军队的“正常国家”。即使民主党今后单独组阁，新首相也不会轻易向中国道歉。

　　　　　　　　　　　　　　　　（３）

　　上面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分析了西德勃兰特和日本左、右政党的道歉动向。其实，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本是常识。中国同样如此。从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的近十年对日友善，变到今日的要求日本重新认识历史问题、抓住“道歉”不放，就中国方面来讲，也是因为国内政治气氛的改变。

　　福田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邓小平可以依然如期访问日本。但是，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５日，中曾根康弘首相率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却在中国掀起撼动高层的骇浪。原来，就在前一个月（７月），胡耀邦看不惯有些人的极左嘴脸，在他的建议下，免去了某公的宣传部长之职。而胡耀邦１９８３年访问日本时与中曾根私人关系不错，并邀请了三千日本青年来华参加我国建国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宣传部门一些受过胡耀邦批评的人，趁机公报私仇，指桑骂槐，在报纸上密集批判中曾根，引发了年青学生的强烈反日情绪。北京大学生在九·一八发起抗议示威，并且很快波及到西安、成都等城市。翌年，借着纪念一二·九的机会，北京等城市的学生又发起反日游行。但是学生也对当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革命大批判非常反感，示威主题很快从反日过渡到民主要求，并引起党内政策争论。１２月３０日，邓小平在高层作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胡耀邦不赞成对学生采取强硬行动，８７年１月１６日，中央电视台宣布胡耀邦去职。

　　某公的所作所为，在党内激起极大反感。后来，８７年１０月，在十三大首次差额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代表们把他“差额”掉了。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８９年４月１５日，胡耀邦同志不幸去世。感恩的学生，掀起大规模纪念活动。后来的风波，读者都知道，此处不述。风波过后，为了打破西方各国中止高层接触的制裁，中国政府力促明仁天皇在中日建交二十周年（１９９２）时访问北京，官员们私下对日本又突然亲热起来。但在九十年代中期邓小平不再视事之后，反日宣传迅速成了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爱国主义教育”重头戏，如同文革中的阶级斗争。要求日本道歉也逐渐成为不明言的基本外交目标。

　　道歉，现在已经成了一种 hip-hop（美国城市贫民区黑人青少年创造的一种街头舞蹈）般的国际性政治流行文化。日本政府最终还是要向中国人民道歉的，毕竟他们已经向韩国人民道歉了。只是道歉早已没有了勃兰特下跪时的那种自发性诚挚和多义性微妙，不再有那样的 elegence 和 sophistication ；如今，道歉成了谈判的一种计较，成了政客捞取印象分的手段。

另一方面，以日本目前保守势力之强，这一“道歉”决不会轻易到来。继续将要求日本道歉当作外交目标，两国政府势必长期顶牛。不过，外交折冲常常是耐心的比赛，总要时机要了问题才会解决。我们现在考察中日关系，其实最紧迫的还不是日本政府如何认识“历史”，他们的立场移向何处；最紧迫的是当“历史问题”成了时时可以点爆民众情绪的引信时，中国政府准备如何应付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的民族主义动乱可能性。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今年，青年一代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越来越频繁。这些隔两、三个月就要来一次的小震，是释放掉社会剧变所积累的巨量形变势能呢，还是８９式大震的前兆？在领导同志令人信服地显示了自己的系铃能力之后，现在，历史要考考他们的解铃本事了。

--
※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76.180.0.0]

※ 修改:．finssy 于 Oct 11 15:45:06 修改本文．[FROM: 76.180.0.0]

※ 修改:．Fenlix 于 Oct 2 04:21:11 修改本文．[FROM: 169.231.0.0]

欢迎光临一路 BBS (http://www.yilubb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