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对“三反五反”、“反右”、“三年自然灾害”、“上山下乡”、“批林批孔”的先后顺序也是半个脑残，也搞不清大字报和红卫兵究竟是好是歹，读到《七十年代》里的一些作者嘲讽红卫兵，另一些又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当过红卫兵时，总会发懵。这群知识分子应该代表了四零后五零后那两代人中的精英了——至少是文化和记忆的精英，在写文章的时候也不免无法顾及后辈的知识疲弱，将《人民日报》社论语、广播标语、语录文、食指（他们大多直呼其原名“郭路生”，就像称一个圈里的师哥那样）的《相信未来》里的词句灵巧地挂在嘴上，那句有名的拉丁短语“quarum magna pars fui”（我曾亲历那件大事）是所有这些文章共彰的中心；而几乎所有人又都像恺撒那样潇洒地补上了“我看到，我走了”的意思，以示灾厄也好，苦涩也罢，谁都可以在我翩然远走的背影之后分享与感怀，哪怕在他们长歌当哭的七十年代，你还只是一摊无知无觉的液体。